法律方面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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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方面論文篇1

　　試析職務犯罪偵查中的非法證據(jù)

　　論文摘要 2012年3月14日通過的《刑事訴訟法》確立了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這對檢察機關自偵部門具有巨大影響。長遠來看,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將帶來程序與實體并重、辦案模式轉變等深刻變革;從現(xiàn)實意義上看,它增加了自偵部門調查取證的難度,使偵查活動面臨被整體否定的風險。

　　論文關鍵詞 職務犯罪 偵查 非法證據(jù)

　　一、職務犯罪偵查中確實存在非法證據(jù)

　　非法證據(jù)包括非法言詞證據(jù)和非法實物證據(jù)。非法言辭證據(jù)是指采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非法實物證據(jù)是指不符合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書證。

　　在自偵部門的偵查中,非法證據(jù)確實存在,并且呈現(xiàn)出非法實物證據(jù)多,非法言辭證據(jù)少的特點。常見的非法證據(jù)有搜查時沒有搜查證便強行進入涉案人員住宅內、工作場所進行搜查;與紀檢部門聯(lián)合辦案時使用“雙規(guī)”措施等。非法實物證據(jù)僅僅違反調查取證的法律程序,危害較小;非法言詞證據(jù)是“強迫他人證實自己有罪”,并常常伴隨著刑訊逼供等嚴重侵犯人權的現(xiàn)象,危害巨大。

　　非法證據(jù)違反法定程序,并可能侵犯人權,本質上不滿足證據(jù)的三要素 ,應予以排除。新《刑事訴訟法》對非法實物證據(jù)采取裁量排除態(tài)度,規(guī)定可以采取補正措施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再予以排除;對非法言詞證據(jù)采取絕對排除態(tài)度,不存在例外和補正措施。

　　二、職務犯罪偵查中產生非法證據(jù)的原因

　　職務犯罪偵查中產生非法證據(jù)主要有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腐敗問題成為全社會關注的熱點,自偵部門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壓力;一方面是腐敗就像病毒一樣,會不斷變異,而自偵部門缺少同腐敗斗爭的“新式武器”,只能通過“加大藥量”的方式反腐。如此一來就容易產生非法證據(jù),具體原因如下:

　　(一)舉報線索質量不高,成案率較低

　　以北京市豐臺區(qū)人民檢察院為例,2008—2012年間,該院反貪局共受理線索274條,立案52件,成案率為19%,而且一半以上是上級單位交辦,公安機關、公訴部門、偵查監(jiān)督部門移送的線索,群眾舉報的線索成案率不足10%.舉報線索成案率低的原因是線索質量太低,表現(xiàn)為:(1)大部分的舉報線索是匿名舉報,自偵部門無法從舉報人處進一步了解線索。(2)舉報內容過于含糊不清,基本都是“甲跟乙關系密切,聽說甲收受乙賄賂,幫乙做了某事”,舉報內容難以核實。

　　(二)職務犯罪案件具有較強的隱蔽性

　　與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職務犯罪案件具有隱蔽性強、實物證據(jù)少的特點。比如貪污和挪用公款的犯罪行為常常隱藏在合法的行政行為、正常的市場行為之下,主觀方面難以證明;在賄賂案件中,犯罪行為基本都是行賄人與受賄人一對一實施,多數(shù)行賄行為都是以現(xiàn)金形式交付,而且環(huán)境具有封閉性,常常需要通過大量的間接證據(jù)來證明,比如證人證言、口供。職務犯罪案件隱蔽性強、實物證據(jù)少,才使得偵查活動過分依賴言詞證據(jù),這也是超時訊問、羈押的直接誘因。

　　(三)職務犯罪案件的涉案人員反偵查能力強

　　腐敗犯罪分子大都具有一定甚至較高的職務,并且社會經驗豐富,受教育程度較高,知悉法律相關規(guī)定,反偵查能力較強。案發(fā)前,總是變換作案手段,想方設法利用職權隱瞞罪行;案發(fā)后,要么是一問三不知,要么將責任推給其它人,逃避法律制裁。如若知悉法律規(guī)定傳喚、拘傳的時間不得超過12個小時, 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穩(wěn)定性則較強,偵查人員利用傳喚、據(jù)傳進行訊問的力度被大大削弱,使政策攻心、促進犯罪嫌疑人心理轉化和角色轉換工作難以在傳喚、拘傳期限內完成。

　　(四)自偵部門偵查設備落后,偵查手段單一

　　與公安機關相比,檢察機關自偵部門的偵查設備十分落后。到目前為止,自偵部門尚不能通過通訊技術確定涉案人員具體位置、實時監(jiān)聽通話。至于查詢通話記錄、短信內容、房產等,或因尚未建立公共信息查詢系統(tǒng),或因申請程序繁瑣,在具體的偵查中應有也十分有限。所以,自偵部門的偵查手段仍十分單一,還是傾向于從突破口供入手,并且詢問、訊問也沒有充足的實物證據(jù)予以輔助。

　　(五)偵查人員保障人權的意識較弱

　　“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在2004年就被寫入憲法,但是偵查人員觀念的轉變還任重道遠。在一些偵查人員的潛意識里犯罪嫌疑人,甚至可能轉化為犯罪嫌疑人的證人,都是罪犯,而且罪犯是不需要平等對待的。在這種觀念的指引下,偵查活動就容易越過法律規(guī)定、侵犯人權,這也是非法證據(jù)產生的原因之一。

　　三、 職務犯罪偵查中減少非法證據(jù)的措施

　　要杜絕自偵部門偵查取證中出現(xiàn)非法證據(jù),就要拓寬自偵部門偵查取證的渠道,打消偵查人員使用非法方法收集證據(jù)的積極性。筆者認為,具體的措施有以下幾點:

　　(一)改革完善自偵部門的初查措施

　　《刑事訴訟法》對初查沒有定性,這使得初查具有較大的任意性和非強制性。初查措施需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把調查取證工作提前到初查階段完成。立法上,應該增加初查階段的強制性,規(guī)定自偵部門在初查階段可以強制調取以下資料:(1)有群眾舉報而無證據(jù)材料的;(2)辦理其他案件中掌握一定證據(jù)材料但須進一步調查核實的;(3)新聞媒體報道或人大及其會在執(zhí)法檢查中交辦的案件線索;(4)通訊、郵政、金融、電子等有關涉案材料。 筆者認為初查措施的改革應重視以下幾個方面:(1)涉嫌重大貪污賄賂犯罪可以運用技術偵查;(2)強制查、調取證據(jù)材料;(3)建立強制傳喚措施。強制傳喚措施的內容可參照新《刑事訴訟法》證人出庭的相關規(guī)定。

　　(二)加強“兩化”建設、推廣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用

　　職務犯罪的偵查模式要實現(xiàn)由“由供到證”向“由證到供”的偵查模式轉變,須有相應的偵查措施作為支撐,如果不改變傳統(tǒng)的落后的偵查方法,轉變偵查模式只能是空中樓閣。 大力加強“兩化”建設,即實現(xiàn)裝備現(xiàn)代化和偵查信息化,有利于自偵部門收集證據(jù),降低了偵查人員突破口供的難度,極大的避免了非法證據(jù)的產生。

　　在“兩化”的基礎上,要進一步推廣技術偵查措施的應用。大多數(shù)犯罪嫌疑人都是“不見證據(jù)不落淚”,現(xiàn)階段技術偵查要特別注重運用監(jiān)聽監(jiān)控、獲取手機通話記錄和短信通信內容。在技術偵查設備的配備上應平衡成本與效率,筆者認為在地市一級的檢察機關配備全套的技術偵查措施比較科學可行。如果在省級檢察院配備整套技術偵察設備,必將對承擔絕大部分工作量的基層檢察院造成極大不便;如果在基層檢察院都配備技術偵查措施,則成本太高,容易產生資源閑置、侵犯個人隱私的問題。

　　(三)訊問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錄音錄像

　　2006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就在《人民檢察院訊問職務犯罪嫌疑人實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技術工作流程(試行)》里規(guī)定:訊問犯罪嫌疑人應全程同步錄音錄像,詢問重要的證人可以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當然能夠預防非法證據(jù)的產生,但該制度的實際執(zhí)行狀況卻不盡如人意。這是因為偵查人員認為同步錄音錄像措施會使自己不規(guī)范的言行留下痕跡,投鼠忌器,影響了自己的詢問、訊問水平的發(fā)揮。

　　自偵部門要意識到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制度意義重大。新《刑事訴訟法》明確了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并規(guī)定檢察機關對證據(jù)的合法性負有證明責任。今后,非法證據(jù)的認定、排除等必將是法庭辯論的重要陣地。職務犯罪偵查實踐中,偵查人員取得犯罪嫌疑人口供后,還存在翻供的可能,理由多是訊問人員在訊問過程中刑訊逼供、誘供等,自偵部門對不存在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負有證明責任,同步錄音錄像就是合法取得口供的證據(jù) .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不僅能證明詢問、訊問的合法性,還能達到預防翻供以及保護偵查人員的目的。

　　(四)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教育培訓,提高證據(jù)意識

　　在證據(jù)制度方面,新《刑事訴訟法》不僅明確了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還提出了“不得強迫任何人證實自己有罪”。這就要求偵查人員要有更高、更全面的證據(jù)意識,即不僅要拓寬調查取證的渠道,提高證據(jù)的質量,還要具備保障人權的意識,具備固定證據(jù)的能力。為了達到新《刑事訴訟法》的要求,自偵部門應加強對偵查人員的教育培訓,教育培訓的重點是非法證據(jù)排除制度的學習和應對、技術偵查的應用、加強出庭說明取證情況的能力和提高人權意識四個方面。出庭說明取證情況的培訓,主要是增加偵查人員 “捍衛(wèi)”證據(jù)的能力,可以參考公訴部門的培訓,關鍵仍在平時調查取證時嚴格按照法定程序。偵查人員人權意識的提高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方面的培訓要長期開展,偵查人員有了較強的人權意識才會自覺地依法收集證據(jù)、保障人權,這樣才能從根本上避免非法證據(jù)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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