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中國近代史的大一論文(2)
談中國近代史的大一論文
談中國近代史的大一論文篇二
《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摘 要]民國年間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時代主題“救亡圖存”密切相關，側重于外交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的研究，以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同時中國近代史學科經歷了從開創(chuàng)到完善的過程;這證明關注現(xiàn)實生活是史學發(fā)展的源泉。
[關鍵詞]救亡圖存;中國近代史;外交史
歷史研究的目的為何?中國傳統(tǒng)史家司馬遷、班固、范曄、杜佑等均提出這一問題并給出了自己的答案，杜佑給出的答案最直接：“將施有政”，即歷史研究在于“經世”、“致治”，要為現(xiàn)實政治服務。
據(jù)學者統(tǒng)計，在1949年前，以中國近代史、近世史、近百年史命名的著作約34種，其中1940年前出版物約21種;數(shù)量不菲的專題問題研究;以帝國主義侵華史、國難史、痛史、外禍史、侵略史、國恥史、失敗史、租借地等命名的近代史的相關著作約83種;中外關系通史54種。(1)
這顯示史學界在研究方向上將研究重點從傳統(tǒng)史學轉向與現(xiàn)實密切相關的近代史研究、對現(xiàn)實具體問題的思考，這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史學發(fā)展的重要特點，是一種值得關注的史學現(xiàn)象。
一、中國近代史研究興起的現(xiàn)實背景
1840年鴉片戰(zhàn)爭以來，中國的國際地位每況愈下。中國逐漸喪失了領土、海關主權及治外法權?！恶R關條約》、《辛丑條約》簽訂后，中華民族“亡國滅種”的危機日益凸顯。清末民初的中外關系中，中國處于完全被列強宰割的地位。“救亡圖存”成為時代的主題?，F(xiàn)實政治情勢，促使部分史學家將自己的研究方向轉為與時代主題、現(xiàn)實走向密切相關1840年以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于是，中國近代歷史成為學者關注的對象，其中尤以中外關系為研究的重心。
二、中國近代史研究關注的問題
20世紀初年以來，中國上自政府下至國民，掀起了轟轟烈烈的修約、廢約運動，以改變中國國際地位、求與列強處于平等的國際地位。“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后，中華民族面臨著空前的危機。中國廢約、修約的外交歷程被打斷。此后中國外交的首要目標轉為全力解決中日沖突問題，以救中華民族于危亡。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內容和范圍，亦與時代所賦予的主題相關。
中國近代史研究以解決當下的外交與內政等問題，這充分地彰顯了中國史學家對中國現(xiàn)實政治的關懷與影響。
梁啟超的《李鴻章傳》是二十世紀較早對中國近代以來對外關系進行研究的著作。他認為鑒于李鴻章與中國近世關系，應從“中國數(shù)千年來政權變遷之大勢、民族消長之暗潮，與夫現(xiàn)時中外交涉之隱情”的角度評價李鴻章的歷史地位，劉彥的《中國近時外交史》顯示的其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態(tài)度、對中國命運的關注令人震撼，在當時的影響極大。學者稱“獨擅史林”。(2)強大國力以“救亡”是劉彥提出的拯救時弊的方案。
李鼎聲(李平心)的《中國近代化史》揭露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華侵略及其與中國各政治、軍閥勢力之間相勾結、侵剝百姓的事實，以激發(fā)民族情感、燃起對帝國主義的仇恨，團結起來共同驅逐帝國主義出中國。此書“是平心最早發(fā)表的史著，也是我國現(xiàn)代學者運用唯物史觀編寫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3)錢亦石的《中國外交史》，討論了當時政、學兩界都非常關注的中國“弱國無外交”的問題。他認為，“這個解釋是非常不正確的”，是當局推委責任的讕言，中國沒有長遠的計劃與考慮，是導致中國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范文瀾的《中國近代史》(上編第一分冊)，重點是系統(tǒng)論證了毛澤東關于中國近代歷史的發(fā)展是“兩個過程”的論斷的正確性、科學性，“代表了馬克思主義革命者對中國近代史的全新看法”，“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政權的變更，是學術推動政治發(fā)展的一個很好的例證”。(4)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資料，以探究中日問題解決之道。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以中國近代外交史為研究重點，希望人們了解當時中外交涉的背景環(huán)境及其失策、責任問題。認為：目前中國內政、外交中出現(xiàn)的問題完全是西方列強入侵造成的后果。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詳述了列強的對華政策及對中國造成的危害，以求解決的方案。
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側重于中國近代外交史。他寫此書的目的就是要“仔細研究每一個時期內的抵抗方案。我們尤其要分析每一個方案成敗的程度和原因。我們如果能找出我國近代史的教訓我們對于抗戰(zhàn)建國就更能有所貢獻了。”(5)蔣廷黻以“學術的態(tài)度討論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觀學術。他視政治與學術為一體，視歷史與現(xiàn)實為一體，視中國與世界為一體。”(6)
王蕓生編撰《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1-7卷)的目的，是要警醒國人，關注中日關系發(fā)展的趨勢，注意日本的真正動機，不要上日本人的當;激勵國人團結一致、奮起救國。雖然王蕓生謙稱是編撰史實不是“作史”。但從學術角度研究中日關系或外交史的層面看，意義非凡，“常有公允中肯的評論發(fā)表。”“對外交史的研究，促進之功甚大。”(7)
以上所列諸學者及所著書目，都屬于在中國近代史學科創(chuàng)建過程中較有代表性的?！栋耸陙硎穼W書目(1900-1980)》所列的1949年以前有關中國近代史著作數(shù)量可觀，約近200部之多。這些著作是在民族主義的支配下，多為輾轉選譯、東抄西湊的編匯之作，缺乏根據(jù)完整的外交檔案所作的細微地深入地個案研究，但在向群眾宣傳與動員群眾的政治性運動上貢獻極大。隨著20、30年代清代外交史料《三朝籌辦夷務始末》、《清季外交史料》等的逐漸刊布，及世界各列強外交檔案的公布，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水平大大提高，在學術上達到了一個新的層次。
三、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若干思考
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族針對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內政外交的束縛，開展的轟轟烈烈的廢約、修約運動。“九・一八事變”后，舉國上下又開始以全力解決中日問題為外交的首要目標。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解決當下的中國內政外交問題成為中國學術界關注的問題之一。中國近代史學科的興起成為必然。在這一過程中，出現(xiàn)了一批近代史學科的著作和研究人才。從以上所述的有關中國近代史、近代外交史著作的主要內容看，外交史與近代史是二體合一的。這與當時中國所面臨的“救亡”問題相契合。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點。
20世紀早期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中國學者，多有海外留學的經歷。他們受到海外史學家關于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理論及觀念的影響很深。他們強調學術化、歷史化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強調通過檔案材料探尋歷史演變的真相。一戰(zhàn)后各國外交檔案的公布、尤其是20世紀20、30年代中國清季外交檔案的公布，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條件。這形成了如蔣廷黻、張忠紱、王蕓生、陳恭祿等在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嚴謹?shù)摹⒔诳量痰膶W風。蔣廷黻稱籌辦“夷務始末的出版，是中國外交史的學術革命。以前研究中國外交史者雖不乏人，但是他們的著作，不分中外，幾全以外國發(fā)表的文件為根據(jù)。專憑片面的證據(jù)來撰外交史，好像專聽一面的辯詞來判訟，那是不能得其平的。不過以往中國方面的文件，不但出版者少，且極零星;就是學者要考察中國的材料亦感困難。有了《籌辦夷務始末》及《清季外交史料》二書，以前的著作均須大加修改，并且這二書已引起全世界的學者注意。此后他們將逐漸知道中國材料的重要”。(8)
從以上所述各書作者在著述過程中對史料的重視程度看，在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思路上，他們非常注意史料的來源及考辨問題。他們不僅利用中國公布的外交檔案材料，也利用國外開放的檔案材料研究近代以來中外關系演變的真相。同時他們還以不小的篇幅在文中或序言中專論使用史料的方法、如何鑒別史料的價值問題，這是他們求真的學術精神的體現(xiàn)。王蕓生的《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友豪編的《中國外交史》、蔣廷黻1931年、1934年編輯出版的《近代中國外交史資料輯要》(上、中卷)、《中國近代史》、陳恭祿的《中國近代史》、張忠紱編著的《中華民國外交史》(上卷)等均是利用檔案材料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的代表作。他們運用檔案史料的敘事結構，影響了1949年以后中國史學界對中國近代史的研究。蔣廷黻的《中國近代史》對中國近代史學科創(chuàng)立、發(fā)展的貢獻，在學界有口皆碑。
雖然他們自稱要進行純學術的研究，但是他們以自己的學術精神關注現(xiàn)實的危機。他們研究中國近代史、外交史，一方面開拓了一新的學術研究領域;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要以學術救國，為當下中國內政外交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與咨詢，這也是他們在著作中所強調的。所以他們的研究，不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也有很高的現(xiàn)實政治價值。這是這一階段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重要特征。
這一時期中國近代史研究還關注了中國的近代化問題，這與中國現(xiàn)實的“救亡”主題密切相關。近代史研究中關注的中國近代化問題，是當時學術界正在進行的中國現(xiàn)代化問題的討論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也是中國政界與國聯(lián)正在開展的技術合作以促進中國現(xiàn)代化的現(xiàn)實問題在他們著作中的反映，同時也反映了當時國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是為了戰(zhàn)勝日本入侵者而進行的物質上的準備。但更多的是通過對中外檔案史料的爬梳、考證研究，找尋1840年以后列強對中國步步進逼、中國國力日趨衰弱、中外關系嬗變的原因，以“資治”現(xiàn)實中國外交問題、現(xiàn)代化問題的解決，包含著強烈的對現(xiàn)實政治、經濟和社會變遷趨勢等問題的關懷。這是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近代史研究的顯著特征。20世紀上半葉中外外交檔案的公布、對海外學者歷史研究理論的借鑒、中國的現(xiàn)實危機共同造就了中國近代史學科的開創(chuàng)與成就的取得。陳寅恪先生1930年6月為陳垣的《敦煌劫余錄》所作序言中說過：“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9)
蔣廷黻、陳恭祿以“沖擊―反應”為研究中國近代史的范式，有利于人們深入思考近代以來中國在應對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所進行的外交部門的建制、外交人員的派遣、留學生的派遣等洋務舉措對中國未來發(fā)展的影響。
錢亦石、李平心、范文瀾等人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同樣為中國近代史學科的發(fā)展做出貢獻。“黨派知識分子所研究的問題和學科可能是其他知識分子們沒有考慮到的。”“社會科學的發(fā)展一直沒有與黨派偏見相分離――沒有黨派偏見，某些學科可能根本就不會存在――這是無可否認的。”(10)
當時，有不少學者雖不以近代史為研究方向，如傅斯年、顧頡剛，但在民族危亡的時刻，也注意對現(xiàn)實的關懷。即使被人認為從不談論政治的陳寅恪也通過嚴謹?shù)目茖W的研究在論文中曲折地表達了他對政治的關懷：“惟默察當今大勢，吾國將來必循漢唐之軌轍，傾其全力經營西北，則可以無疑。”(11)這些學者與直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一樣，自覺或不自覺地以學術為救國的工具，以筆做槍，希冀為抗日救亡貢獻自己的才智。
近代史著作中所表現(xiàn)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潮，是當時中國社會思潮在學術研究中的體現(xiàn)。“有生命力的、對中國史學發(fā)展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史學思潮，往往是和社會歷史發(fā)展中居主導地位的社會思潮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史學思潮是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史學發(fā)展不能脫離社會的現(xiàn)實發(fā)展。歷史研究若想永葆其青春和活力，不能不關注現(xiàn)實生活。”(12)
注釋：
(1)《八十年來史學書目(1900-198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
(2)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研究》，《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3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3)胡逢祥：《李平心與中國近現(xiàn)代史研究》，《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4期。
(4)張海鵬、龔云：《中國近代史研究》，第224、223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5)蔣廷黻：《中國近代史大綱・總論》，第3頁，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
(6)蔡樂蘇、金富軍：《蔣廷黻外交思想探析》，《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1期。
(7)李恩涵：《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載《六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冊)，第59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8)蔣廷黻：《<清季外交史料>序》(1933年10月)，載王彥威、王亮編《清季外交史料》，文海出版社(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三編第二輯)。
(9)陳寅恪著：《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66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
(10)[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著;馬俊亞、郭英劍譯：《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者》，第153、15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11)陳寅恪著《陳寅恪集・寒柳堂集》，第163頁，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年。
(12)于沛：《史學思潮、社會思潮和社會變革》，《史苑》2004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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