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學術管理與行政管理的關系
　　
　　我國大學傳統(tǒng)的教學管理模式是在國家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下形成的行政型教學管理模式，利用行政方法強調按照權威性的法規(guī)和既定的規(guī)范程序實行教學管理，這種管理模式具有集中統(tǒng)一、有章可循的特點，但也帶來了行政權力過大、學術權力過小，重共性管理、輕個性管理，資源配置行政化、學術問題行政化等弊端，一些行政管理者不懂學術規(guī)律，用行政手法對待學術問題，方式簡單粗暴。需要指出的是，在當下的中國大學，普遍存在著大量從事教學科研的“雙肩挑”行政管理人員這一特殊現(xiàn)象，他們具有雙重身份，利益均粘，使學術管理與行政管理交織在一起，很難截然區(qū)分。
　　大學是從事高深專門知識的傳播、創(chuàng)造、應用的學術組織。盡管大學也呈現(xiàn)出由行政事務形成的科層屬性，但若按政府組織或商業(yè)組織那樣只是依靠職權和行政手段進行管理，則會事倍功半、適得其反，因為不同學科、專業(yè)的學者在其各自領域的學術管理上最有發(fā)言權，教學中的學術問題只有用學術標準來評價。西方大學一般都有教授治校的傳統(tǒng)，即運用教授會、評議會、理事會等形式，使教授在大學組織管理中具有較大權力，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以美國為例，教師和行政人員共同承擔教學管理的任務。美國大學從下到上各個層次都建立了各種教師委員會，其中以教學管理方面的委員會居多。這些委員會為大學教師參與教學管理提供了組織保證。大學的各種教學事務，包括課程問題、教學計劃問題、教學評估問題、教學基本建設問題、學生培養(yǎng)問題，等等，無不主要由教師委員會討論、決定，提出政策或措施建議，供各層次行政機構采用。行政人員則在執(zhí)行大學教學政策、計劃，協(xié)調大學教學活動等方面發(fā)揮著主要作用。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在美國大學教學管理中，教師控制了教學政策，體現(xiàn)了教授治校的管理思想[7]。在日本同樣如此，主要由教學人員，即各系、各專業(yè)的教授集體研究決定每年的招生方向、課程設置、獎學金分配、新教員的錄用等重要工作，學校的教務科、學生科等僅僅是日常辦事機構，負責貫徹、執(zhí)行教授會議做出的各項決定，不享有任何決策權力。
　　正確處理學術管理與行政管理的關系，一方面，要加強教學的學術管理。在我國，教學管理主要是各級行政人員的責任，教師參與教學管理的組織機制不健全，已經(jīng)建立起來的學術管理機構也沒能發(fā)揮出應有的作用，有時甚至淪為教學管理部門的擺設與工具。為此，必須建立健全學術管理的各項制度與專業(yè)委員會，盡可能地吸收教授進入決策機構或參與有關決策的討論，充分發(fā)揮他們的智慧才干，同時，發(fā)揮各級群眾團體、學術團體、咨詢機構的作用。學術性活動若離開了民主、自由、自治，就會失去生命力。另一方面，行政管理也是教學管理不可或缺的手段。大學作為一個正式組織，具有明顯的現(xiàn)代社會科層化組織特征，對于大學這樣高度專業(yè)化、結構松散的組織，科層化的行政管理顯然十分必要。尤其是隨著組織規(guī)模的擴大和內部結構的復雜化，大學已成為占有龐大社會資源的事業(yè)部門，在教學管理中不得不考慮效率的問題，而效率化取向必須依賴行政管理手段。誠如菲利浦•G•阿特巴赫教授所言：“現(xiàn)代大學的規(guī)模和復雜性增加了科層結構，疏離了教師和學生，削弱了參與意識和共同管理。當前，在中世紀巴黎大學被視為神圣且?guī)讉€世紀以來受到維護的教授治校的傳統(tǒng)可能正面臨最嚴峻的挑戰(zhàn)。”脫離行政管理既不現(xiàn)實也不可能。當然，要轉變教學行政管理就是指揮、控制的觀念，樹立管理就是服務的思想，加強服務意識。
　　
　　四、 集權和分權的關系
　　
　　集權與分權主要指管理權力在各層級的配置程度，如果職權集中在高層管理者手里，則這個組織的集權化程度較高；相反，基層人員參與程度越高，組織的分權化程度就越高。
　　大學組織目標的復雜性使大學組織必須分權。大學人才薈萃，思想活躍，必須發(fā)揮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廣大教職工的參與意識，充分吸取集體的智慧與力量，才能使大學組織目標得以實現(xiàn)。同時，從權力分配與組織構架來看，大學存在著二元權力結構與矩陣組織形式，既有行政權力又有學術權力，學者既忠實于單位部門，又忠誠于學科學問。正因為如此，分權比其他任何組織顯得更加重要，高度集權無法實現(xiàn)對此類組織的控制與協(xié)調。
　　在大學教學管理中，誠然需要強調領導重視、下級服從上級等行政管理手段，但更應強調平等、民主、自治的管理理念。一般來說，大學的高層領導人掌握著對全局性、戰(zhàn)略性、長期性問題的決策權，具體操作層面的管理問題則要發(fā)揮基層教學組織的作用。大學教學管理要建立“兩級管理、以院為主”的管理體制，學校更多地進行宏觀協(xié)調，規(guī)劃制訂、制度建設，二級學院、學系在教學管理中的地位與功能要得以加強。長期以來，我國大學教學強調自上而下的集權管理，教學管理基本上是自上而下下達指令及自下而上請示匯報，二級學院或系的權力很小。對此必須加以改革，要賦予基層教學單位以權力，使它們在人、財、物的分配與使用中具有更多的發(fā)言權與決定權，以實現(xiàn)學術組織的扁平化管理。對此，英國著名教育家阿什比有過精辟論述：“在有關科學和學術的組織中，決策權普遍分散在整個組織里，而且如果要保持組織的統(tǒng)一，必須使這些決策相互協(xié)調，使每個成員只感受到最小的限制或壓抑。”阿什比道出了大學教學管理的真諦。同時，分權還意味著要讓教師和學生擁有部分決策、監(jiān)督、參與的權力，建立起管理人員、教師、學生三者之間的制衡關系，以促進教學管理更加良性和高效運行。應該說，我國目前大學的人事架構、制度建設與組織文化中，仍然擺脫不了官本位的思想，缺乏對學校教師與學生權利應有的重視，這給大學教學管理帶來了消極的負面影響。
　　除了上述四對關系之外，大學教學管理還面臨著正確處理公平與效率、規(guī)模與效益、民主與集中、靈活與規(guī)范、多樣與統(tǒng)一等關系的問題。但有的與大學教學管理沒有直接聯(lián)系，有的只是偏重于某一個具體問題，有的已與上述內容有所重復，在此不一一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