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禮儀中的“貴族精神”是什么(2)
春秋時期禮儀中的“貴族精神”是什么
獲二毛”，正是那個時代普遍的戰(zhàn)爭規(guī)范。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二
不僅那時的戰(zhàn)爭規(guī)范今人已經十分陌生，那個時代戰(zhàn)場上貴族們的風度和言辭，更是今天的讀者難于想象的?！蹲髠?middot;成公十六年》記述了晉國和楚國在鄢陵打的一場大仗，讓我們看到春秋時代的“戰(zhàn)爭”是多么彬彬有禮。史書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風。”
也就是說，在這次戰(zhàn)斗里，晉國的大將軍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見到楚共王，都脫下頭盔，趨避到一邊，以表示對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賞這位晉國將軍的風度，派工尹襄贈給了郤至一張弓，并說：“方事之殷也，有韋(紅色皮革)之跗注(綁腿)，君子也。識見不穀(國君自稱)而趨，無乃傷乎?”
意思是：“戰(zhàn)斗正激烈的時候，我看到有位打著紅色皮綁腿的有禮貌的人。他一見到我，就遵循禮節(jié)疾步而走，讓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左傳》說：“郤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現(xiàn)在穿著)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見了工尹襄，脫去了盔甲，聽他傳達楚王的話，回答說：“您的外國臣子郤至，奉了我國君主的命令作戰(zhàn)，在戰(zhàn)場上正穿戴著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問，我心里實在感到不敢當。因為在戰(zhàn)斗當中，只好對您的使者行個敬禮了。”說完，對工尹襄作了三個揖就走了。
正如這個故事所表現(xiàn)的那樣，即便是血腥的戰(zhàn)爭中，優(yōu)雅仍然是春秋時代貴族的基本追求。雖然彼此的目的都是擊敗對方，但他們言辭卻仍然處處得體。郤至對敵國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難之際，竟然也不忘去褒揚對手，并派人給他送去禮物。正如錢穆先生所評價說：“當時的國際間，雖則不斷以兵戎相見，而大體上一般趨勢，則均重和平，守信義。外交上的文雅風流，更足表現(xiàn)出當時一般貴族文化上之修養(yǎng)與了解。即在戰(zhàn)爭中，尤能不失他們重人道、講禮貌、守信讓之素養(yǎng)，而有時則成為一種當時獨有的幽默。”
了解了這些背景，我們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戰(zhàn)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來潮。作為殷朝貴族后代、從小受到嚴格貴族教育的宋襄公，講究貴族風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觀念。在戰(zhàn)爭中，他既要取勝，也要贏得“漂亮”、贏得“合理”、贏得“高貴”。甚至在一定意義上，風度大于勝敗。那些今天看起來迂腐的禮儀其實不僅僅是儀式和禮節(jié)，更是一個階級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實是那個時代貴族風度的光彩流露。
其實有很多史書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傳·僖公二十二年》對此事的評價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zhàn)，亦不過此也。”認為即使周文王遇到這種情況，也不會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馬遷在《史記》中也說：“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襄公既敗于泓，而君子或以為多，傷中國闕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就是說宋襄公雖然失敗了，但是很多君子認為他值得贊揚，他們感嘆在禮義缺失之時，宋襄公卻依然秉持禮讓精神。
直到宋代蘇軾的《宋襄公論》，才開始以成敗論英雄。蘇軾以反傳統(tǒng)的姿態(tài)指出，不論如何，兵敗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過：“至于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當然，歷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論以毛主席那句名言為登峰造極。后代中國人對宋襄公的唐突，其實證明了貴族傳統(tǒng)在中國大地的斷裂。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三
由于中國的貴族傳統(tǒng)中斷太久，今天的中國人確實已經很難理解先秦時代祖先們的內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學影視使我們對歐洲的貴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許通過援引一些歐洲中世紀的歷史，我們更容易理解我們的祖先，因為貴族社會的一些精神原則是一脈相通的。如果我們感覺宋襄公時代的“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過于古奧，那么，打這么個比方，也許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時代的戰(zhàn)爭規(guī)則，其實就是中世紀歐洲的“騎士精神”。
歐洲騎士的行為準則是：不傷害俘虜，不攻擊未披掛整齊的騎士。不攻擊非戰(zhàn)斗人員，如婦女、兒童、商人、農民、教士等。
歐洲騎士間的戰(zhàn)爭，和春秋時代的貴族戰(zhàn)爭一樣，也是要擺好戰(zhàn)場之后，堂堂正正地對攻。搞突然襲擊，對真正的騎士來說，是一種可鄙的行為。騎士精神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強者，作戰(zhàn)勇敢，不得貪生怕死，另一方面則是同情弱者，對失敗者寬宏大量。當一名騎士俘虜了另一名騎士后，必須將俘虜待如上賓。英法戰(zhàn)爭期間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國騎士，在英國人的軍營中就經常受邀與勝利者英國人一起盛飲娛樂，活得安然舒適，直到被贖回為止。
這豈不正是我們嘲笑了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當多的中國人崇拜騎士精神，卻很少有人意識到它是“宋襄公主義”的歐洲版。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四
同泓水之戰(zhàn)一樣，春秋時代還有許多故事，我們今天讀起來，都感覺是那么難以理喻，或者那么可笑。其實，這些故事在西方貴族時代，都能找到類似的翻版。
比如在當年“批孔”大潮中，人們津津樂道的一個故事是子路正冠。說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戰(zhàn)爭中陣亡，他臨死前還不忘系好被對手砍斷的帽纓，正冠而死。人們認為這個故事說明儒家學說是多么害人，死到臨頭，還念念不忘教條。
其實重視儀表、重視細節(jié)，是一種深入骨髓的教養(yǎng)。先秦社會禮儀無處不在，從穿衣戴帽到在宴會上怎么與客人交談，每一個細節(jié)都有繁縟的要求。今天的讀者如果翻閱《周禮》之類的先秦典籍，也許感覺這些記載過于煩瑣古板。這也是貴族社會的共同特點。中世紀法蘭西貴族以言談舉止的彬彬有禮聞名。法蘭西貴族從小也要經過嚴格的禮儀訓練。國王在宮廷女仆面前都要脫帽致敬，公爵們走過凡爾賽宮庭院，由于不斷地行禮，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禮教精神的一個重要原則，是貴族在任何時候都要保持尊嚴和風度。子路在敵人的刀鋒下系好帽纓，其實正體現(xiàn)了貴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從容不迫。西方的貴族社會也能找到類似的例子。法國大革命高峰的時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斷頭臺，皇后上斷頭臺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劊子手的腳，皇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是優(yōu)雅的道歉：“對不起，先生。”
正如這位皇后的下意識反應一樣，“貴族文化”的首要特質就是優(yōu)雅。子路的最后一個動作，不叫迂腐，叫教養(yǎng)，叫貴族風度。
另外一個故事，今天的讀者讀起來一定感覺更奇怪。
這個故事同樣發(fā)生在上文提到的鄢陵之戰(zhàn)中，晉國將軍韓厥打敗了鄭國的君主鄭伯。鄭伯乘車逃走。為韓厥駕車的馭手杜溷羅說：“趕快追。他的御者左顧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韓厥卻說：“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國君了。”他命令馭手掉轉車頭，放過了鄭伯一命。
這個故事反映了貴族社會的一個重要信條，就是對對方的君主保持尊重。因此晉國的將軍在戰(zhàn)爭中遇到楚國的君主，也要行禮致敬。春秋小霸鄭莊公有一次大膽地挑戰(zhàn)周王室，在戰(zhàn)場上大獲全勝，還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不過，在周王逃跑之時，鄭軍并沒有追擊。莊公說：“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茍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就是說，我與周王作戰(zhàn)，是迫不得已，怎么敢再凌辱天子!當天晚上，鄭莊公專門派了使者去探周王，并且問候他的左右近臣。
歐洲政治中也有一個類似的傳統(tǒng)，那就是做過國王的人即使被從王位上推下來，也會受到必要的禮遇。這是騎士精神的表現(xiàn)之一。因此，歐洲權力斗爭中的失敗者鮮有被處死的例子。人們無法容忍一個國王殺掉另一個國王。他們不是不知道養(yǎng)虎遺患的道理，可就是不愿破壞自己的騎士風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討英國，從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奪取了王位。之后他網(wǎng)開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設防備，讓他順利乘船逃到法國。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組織了一支精良的雇傭軍在愛爾蘭登陸。威廉三世不得不從英法戰(zhàn)爭中騰出手來對付卷土重來的岳父，雖然最后將詹姆斯趕回了法國，卻因此在英法戰(zhàn)爭中失利。不過，似乎沒有人因此而批評威廉的不智。
春秋時代的戰(zhàn)爭中，還有許多有趣的插曲。比如發(fā)生在楚國與晉國的另一次戰(zhàn)爭邲之戰(zhàn)中的一個畫面。那場戰(zhàn)爭晉國被打得大敗。在逃跑時，晉國的許多戰(zhàn)車陷入泥坑，狼狽不堪。楚國士兵不但不乘機追殺，反而還跑上前教晉軍如何抽去車前橫木，以便沖出陷坑。晉軍脫離困境后，還回頭對楚軍開玩笑說：“吾不如大國之數(shù)奔也。”就是說，還是你們逃跑有經驗啊!
在今天的中國人看來，這種戰(zhàn)爭簡直就像小孩子過家家。其實這種“可笑”的場景在中世紀歐洲貴族的王位之爭中也經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孫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認為自己有權繼承英國王位，斯蒂芬搶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從此領兵前來爭奪王位。在第一次王位爭奪戰(zhàn)中，年僅十四歲的亨利二世經驗不足，準備不充分，還沒開戰(zhàn)軍隊就沒有糧餉，陷入饑餓，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敵人斯蒂芬請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錢讓亨利二世把饑餓的雇傭軍打發(fā)回家，第一次戰(zhàn)爭就這樣可笑地不了了之。
數(shù)年之后，亨利羽翼已豐，卷土重來，雙方再次展開大戰(zhàn)，這次亨利很快取得勝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雙方談判后達成的結果卻讓人大跌眼鏡：雙方約定，斯蒂芬繼續(xù)做英國國王，不過宣布亨利二世為他的繼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場王位爭奪的結局更富于戲劇性。英國愛德華三世的兩個兒子蘭開斯特公爵和約克公爵的后代都對英國王位發(fā)生了興趣，兩個家族各拉一批貴族，發(fā)動了內戰(zhàn)。因為蘭開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紅玫瑰，約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這場戰(zhàn)爭被稱為玫瑰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結局是不打不成交，兩大家族在戰(zhàn)爭中打出了感情，蘭開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約克家族的伊麗莎白，宣布約克和蘭開斯特兩大家族合并，結束了玫瑰戰(zhàn)爭，也結束了蘭開斯特和約克王朝，開創(chuàng)了都鐸王朝。
這些故事反映出，貴族時代的戰(zhàn)爭與平民時代有明顯不同。貴族間的戰(zhàn)爭一般并不以殺戮和徹底征服為目的，只為分出勝負。所以戰(zhàn)爭一般點到為止，給對方留足面子。在戰(zhàn)場上，大家是敵人，下了戰(zhàn)場，大家仍然是朋友。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五
多年思想政治課教育的結果是，“貴族”在我們的頭腦中成了一個負面的概念，它意味著鋪張奢侈的生活和抱殘守缺的價值觀。其實，貴族們固然有保守、特權的一面，也有優(yōu)雅、超越和勇于承擔的一面。
貴族精神的第一條就是勇敢。俄羅斯貴族有為國獻身的光榮傳統(tǒng)，幾乎每個貴族都會把孩子送去當兵，沙皇也經常親征。《戰(zhàn)爭與和平》中，貴族安德烈將要走上戰(zhàn)場，抵抗拿破侖的侵略。他的父親老公爵對他的囑咐是：“記住，安德烈，你要是戰(zhàn)死了，我會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為不像是我的兒子，我會感到羞恥!”安德烈最終因在戰(zhàn)場上負傷而死。
這種情景在先秦其實隨處可見。和西方封建社會一樣，中國上古的貴族都是武士，貴族男子都以當兵為職業(yè)。“吾國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統(tǒng)馭平民之權利，亦有執(zhí)干戈以衛(wèi)社稷之義務，故謂之‘國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開《左傳》《國語》，我們發(fā)現(xiàn)那些貴族個個都能上陣打仗，就連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長于武道，精通射御之術。
春秋時代，整個貴族階級都以執(zhí)戈披甲為榮，視沖鋒陷陣為樂。秦國在選擇國君時，首要條件就是勇敢：“擇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無戰(zhàn)事，認為是自己的莫大失職。在整部的《左傳》中，我們找不到一個因膽怯而臨陣脫逃的人。歷史學家雷海宗認為，一般來說，春秋時的人們大多毫無畏死的心理，他們認為死在戰(zhàn)場上是最好的死法。
貴族精神的第二條是重視榮譽，敢于承擔。畢達哥拉斯說，貴族的生活是榮譽的，而奴隸的生活是牟利的。確實，貴族是一個視榮譽重于生命的階層。他們自認為血統(tǒng)是高貴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賤的行為來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國人往往認為貴族只意味著特權。有好處時先上，有危險時先逃。其實，權力也意味著責任。打個比方，西方航海業(yè)有一個不成文的規(guī)定，在一艘船沉沒時，船長必須最后一個逃生。貴族在上古社會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長。在享受特權的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在關鍵時候必須能挺身而出，為國家和君主獻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時候，在鄭國的虢地，各諸侯國召開盟會。這個大會叫“弭兵大會”。“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會，就是停戰(zhàn)大會，停止戰(zhàn)爭，呼吁和平，號召各國和平相處。
但是這個大會正在進行中時，魯國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討莒國。消息傳來，出席大會的楚國代表主張殺掉魯國的代表叔孫豹泄憤。晉國的大臣樂桓子趕緊去通知叔孫豹，表示要幫他做做工作，免于大難。
不料叔孫豹聽到消息后，卻拒絕了樂桓子的好意。為什么呢?叔孫豹說：“我來參加諸侯大會，就是為了保衛(wèi)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難，各國必然要派兵聯(lián)合討伐魯國。這不是給魯國帶來了災禍嗎?如果他們在這個大會上把我殺了，那也相當于懲罰了魯國，魯國就不會遭遇大兵壓境之險。所以我寧愿死在這里。”
這就叫承擔精神。這件事見于《左傳·昭公元年》和《國語·魯語下》。
一個更有名的故事發(fā)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齊國大臣崔杼設計殺害了君主齊莊公。事后崔杼找來太史伯說：“前幾天主公調戲我的夫人，被人殺了。為了照顧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寫‘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卻回答說：“按照事實寫歷史，這是太史的職責。”遂在竹簡上直書：夏五月，崔杼弒君莊公。
崔杼大怒，抽劍殺了太史伯。按慣例，太史之弟繼承乃兄之職，新太史在記載這一段時，仍然直書：“崔杼弒其君”，崔杼又把他殺了?？墒堑谌齻€太史還是照樣寫。崔杼嘆了一口氣，只好作罷。一個叫南史氏的太史聽說幾位太史都被殺了，大義凜然，“執(zhí)簡以往”，準備續(xù)寫史書，走到半路，聽說已經直載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時代的貴族們就是這么簡單，這么執(zhí)著，這么硬骨頭。
在死亡面前的盡責不茍和從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號》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將下沉的時刻，船長沒有選擇逃亡，而是走進了船長室。設計師先生對女主人公的那句話深深地印在了觀眾的腦海里：“我沒能為你造一艘足夠堅固的船。”然后他也選擇了與他的船待在一起。這就是貴族精神在資本主義早期的遺存：盡責任，敢相當，在關鍵時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過《泰坦尼克號》，相信人們對當年“泰坦尼克號”在沉沒過程中，甲板上的樂隊一直堅持演奏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風中，忘我地演奏的樂手的形象，就是貴族精神的最佳詮釋。它告訴我們，有一種死，比平凡的生更偉大、更永恒。
春秋時代的“貴族精神”六
我們得重新定義文明與財富的關系。我們曾經說越窮越革命，越窮越高尚。其實貧窮從來不是好事。貧窮遮蔽了人的眼睛，讓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東西;貧窮枷鎖了人的身體，讓他像動物一樣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貧窮剝奪了人的力量、尊嚴和權利。在人類文明發(fā)展早期，貴族階層與其他階層相比，不僅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有很大的優(yōu)越性。財富和地位讓貴族有了多余的時間和精力，來關心自己的尊嚴，完善自己的風度，發(fā)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代一代的貴族教育，在貴族這個階層培養(yǎng)起一系列比其他階層更為突出的品質。
貴族精神之所以寶貴，是因為勇敢、尊嚴、優(yōu)雅、榮譽心等品性的成長和發(fā)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貴族精神的產生和完善就像釀酒，需要一個代代承繼、陳陳相因的漫長過程。所謂培養(yǎng)貴族需要三代，一般來說，第一代貴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發(fā)味是很難隨著時間的流逝徹底洗掉的。從第二代貴族開始，由于擁有良好的教育條件，他們開始形成與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生命經驗和價值觀。從第三**始，貴族們追求物質利益和開拓家族基業(yè)的激情開始淡化，貴族精神內化到他們的骨子里，舉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養(yǎng)和風度。
因此，貴族文化想要產生和傳遞下去，首要條件是穩(wěn)定性。
貴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證了其穩(wěn)定性。貴族們分家采用長子繼承制，即由長子承襲所有家產，別的孩子沒份。這是因為貴族的爵位是沒法分的，父親是公爵，不可能十個兒子個個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給一個兒子。有了爵位，就要有與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財產，所以貴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樣，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兒子們都要爭，怎么辦?那就法定下來，只給長子。所以就形成了長子繼承制。
長子繼承制使得貴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穩(wěn)定性。英國大貴族往往能存在幾百年。1764年，約翰·道爾利普爾估計，大約50%的英格蘭地產是根據(jù)舊的財產繼承制代代相傳的。百年之后，法國學者希伯利特·泰納訪英后總結：“多數(shù)古老的地產是借助長子繼承制法則保存下來。”
這種穩(wěn)定性是貴族精神產生的容器。只有貴族階層能提供代代相傳的、不間斷的、高質量的貴族教育。春秋時代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shù)，都是貴族的課程。禮樂指禮儀和音樂歌舞。射御指軍事技能，因為春秋時代戰(zhàn)爭以車戰(zhàn)為主，駕車、射箭的技術是武士所必備。書數(shù)是指語文和數(shù)學。從“六藝”的內容看，它既重視文事，也重視武備;既訓練人的外在行為規(guī)范，也陶冶人的內在精神情操。這種貴族教育設計是相當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歐洲，貴族的孩子在十歲左右就會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級的貴族家中充當仆童，接受禮儀教育，觀摩騎士比武和訓練。
穩(wěn)定性、優(yōu)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條件，使貴族的生活“并不僅僅是一種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適、更無憂無慮或更高貴的生活，它是一種質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體’的，是因為它達到了這一程度——由于已經擁有了純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經從勞作中解脫出來，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對自身生存的內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進程不再受到制約”。(漢娜·阿倫特《人的條件》)據(jù)說歐洲貴族家庭一個貼身女仆在文藝方面的知識比后來的專業(yè)人員還要豐富。在不必為衣食甚至功名煩憂的前提下，貴族們開始追求更高境界的東西，在這種追求中體現(xiàn)出人之為人的高貴之處。詩人葉芝認為，只有貴族社會才能產生偉大的統(tǒng)治者和廉潔的政府，才能保護藝術，因為貴族階級不再貪圖財富而且深明禮儀，所以他們才能使藝術家有閑暇來從事創(chuàng)作，使公眾有文化修養(yǎng)來欣賞藝術。
看了春秋時期禮儀的人還看了：
1.戰(zhàn)國時期的禮儀 戰(zhàn)國的陳設和起居禮儀
2.古人禮儀故事
5.衣服禮儀之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