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狀優(yōu)秀論文(2)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狀優(yōu)秀論文
第一、這種現象的產生不適一朝一夕，也不是一年半載的，而是具有深刻的歷史性，正所謂“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我們先把眼光放到清朝末年，當帝國主義列強的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后，這種變化就悄然發(fā)生了。例如“師表長技以自強”、“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已經把洋人當成了老師，已經認同了外國某些方面的優(yōu)越性，在其后的文化作品中，對于這種行為也有形象的描述：“經濟法律等等都是從外國港灌輸出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生產，還需要外國招牌，方可維持地位，正好像中國官吏，商人在本國剝削來的錢都要換外匯，才能保持國幣的原來價值。”[2]但在當時仍有另一種堅定的聲音叫“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說明當時的大部分人仍對博大精深的漢文化鐘愛有加，雖然這個口號具有某些落后守舊性，但可以從側面看出昔日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力。繼續(xù)往后看20世紀初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我不想否認五四運動在動搖封建統(tǒng)治，促進民族覺醒方面的巨大作用，但矯枉過正、一偏概全的消極方式確實對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產生了負面影響。再看上世紀中后期那場“十年浩劫”，打的是““””的口號，實際上卻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造成了“文化大毀滅”的實際結局。在打倒一切，反對一切的理念影響下漢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壞，一批專家學者含冤而終，例如老舍傅雷，另一批學者的研究遭到批判，例如《紅樓夢》的研究專家俞平伯先生就遭到批判[3]，就像“農民作家“趙樹理說的那樣，那是一個“天聾地啞”[4]的時代。改革開放的30年來，經濟飛速發(fā)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上升，科學文化也在開放自由的環(huán)境中日益蓬勃發(fā)展，而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則走向了另一種脆弱。英語熱及各種商業(yè)文化的興起，使得人民大眾再也記不起厚重的民族文化了。如此說明并非是為了反對改革開放，只是對社會經濟發(fā)展中所產生的種種矛盾和問題的反思，而只有客觀公正的學術態(tài)度才會使得傳統(tǒng)文化事業(yè)找到新的發(fā)展方向。發(fā)現自身的優(yōu)勢和不足，不僅符合古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5]“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6]的標準，也有利于漢文化的繼承和傳播。
第二、教育體制的原因。別的暫且不論，單說文化院的考研分數線就足以嚇跑那些喜愛傳統(tǒng)文化卻信心不足的學生，而作為一個熱愛文化且矢志不渝的大學生我們無可奈何。就像清華大學陳丹清教授的學生那樣，無數人的“國學夢”被打破，只因為一個英語分數線，這讓我感覺很可笑。因為我們所學的傳統(tǒng)文化時我們自己的文化，但在考研時卻必須通過英語分數線，就像我們放學回家來到自家門口卻被外國人索要通行證一樣可笑。我無法否認英語教育的重要性，自從中國加入WTO與世界各國發(fā)展雙邊關系，及2008的奧運會，還有正在中國上海舉辦的世博會，都顯示出了英語作為西方語言的巨大紐帶作用，但這并不該成為我們學習本民族文化的障礙啊，反而更應該刺激國人學習漢文化，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中國的巨大魅力。我一直在想當中國人都普及了英語，就連小攤販都會用英語交流的時候，誰去學漢語和漢文化，難道要讓外國人來給我們講孔子、老子、莊子嗎?難道要像錢鐘書先生《圍城》中所說的那樣“國學”要外國標簽嗎?難道要日本的學者向我們來解釋漢語言文字的構成嗎?
第三、產生這種現象也有社會需要的原因。我們中文系的老師許多都是學貫中西、博覽古今的專家學者，也有一些是在傳統(tǒng)文化某些方面具有專長，抑或是某個領域的領頭人，而我們的學生也大都勤奮好學、滿腹經綸，可我們的就業(yè)問題卻十分突出，甚至被評為“最難就業(yè)的十大專業(yè)”之一。相比外語系畢業(yè)生火熱的招聘場面，中文系的畢業(yè)招聘卻廖若寒星，中文系畢業(yè)生的就業(yè)步履維艱。古人學習“四書”、“五經”是為了考取功名，光耀門楣，現如今我們學習中文卻發(fā)現幾千年來的傳統(tǒng)文化并不是社會最需要的，就像手里握著一張發(fā)黃過期的文憑一樣，無法獲得招聘者的通過。傳統(tǒng)文化的畢業(yè)生看似放到哪里都行得通，但事實上是放到哪里也行不通。為什么行不通呢?因為傳統(tǒng)文化專業(yè)還不夠專業(yè)，還不夠具體，例如文秘崗位支招文秘專業(yè)，新聞崗位只青睞新聞專業(yè)，教師招聘則要求師范專業(yè)且具有教師資格，昔日的香餑餑今日倒成了被拋棄的廢棄物。對于此項原因不能只抱怨就業(yè)招聘部門，因為勞動的分工日益要求具有專業(yè)知識且專業(yè)技能過硬的專業(yè)人才，不再像過去吃大鍋飯一樣不問水平只問出身了。
第四、外因固然重要，但是必須要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古代的讀書世家被稱為“書香門第”，我一直認為這只是對書生家庭及藏書士家的美稱并無實際意義，但一次偶然的機會讓我領悟到書中即有書香。那是一本老舊發(fā)黃的古籍，封皮上的字已經模糊了，當我翻開來看時滿頁都是發(fā)黃的紙張，但當我俯身時的確聞到了那種古樸淡淡的書香，就像中國傳統(tǒng)知識分子一樣，一種厚重莊嚴的香。但如今這種沁人心扉的書香卻越來越少的被人聞到，不是因為書香不在而是少了聞香之人。人們整日忙碌于燈紅酒綠的社交活動，迷戀于節(jié)奏緊湊的城市生活，醉心于功名利祿的追逐之中，沒有人再去光顧前人留下的古文紙堆，即使偶有光顧，也是學的只言片語便淺嘗輒止，就像世人只知道納蘭性德的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見”[7]一樣，一葉障目，不見泰山。大家都說時間是金錢，而浪費時間去看書則被認為是浪費金錢。“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的言論早已隨風而逝了，只會偶然的出現在中學生的作文里。而書香之氣依舊，傳統(tǒng)文化的傳統(tǒng)典籍依舊，只不過布滿了灰塵，充滿了孤獨。這種快節(jié)奏和重實利的生活理念使人們選擇了見效快、回報高的課程，這不能解釋為人們信仰的缺失，文化的流失，只能說在外界的作用下人們不得不屈服。的確，人的第一要素是衣食住行，沒有這些，一切都是枉然。然而傳統(tǒng)文化的厚重感和枯燥性也讓一些人望而卻步，因為對于那些沒有興趣的人，這讓他們感到枯燥煩惱，毫無生機。在我們同學們中間也流傳這樣一種說法：“什么是經典?經典就是大家都知道卻誰也沒看過的書。”所以眾多的經典名著成為了擺設，而據調查顯示中國只有極少數的人讀完了中國的四大名著，而這其中還包括數量眾多的高校文科學生和專家學者，所以真正讀過名著的人是少之又少?？旃?jié)奏的生活是人們大都傾向于快餐文化，使人們無暇去閱讀大部分的古今名著，更無法去領會傳統(tǒng)文化的精妙之處。
第五、大多數學術界的專家學者為自由開放的學術環(huán)境的塑造付出了努力，但某些人為了引起轟動刻意求新的學術態(tài)度也不利于傳統(tǒng)文化的健康的發(fā)展。由于各位專家學者對同一問題提出不同的觀點，使得許多學術問題具有分歧，沒有統(tǒng)一的觀點，這種情況符合某些特殊學科的特性。而這種“百家齊放，百家爭鳴”[8]的學術氣氛的確營造了輕松自由的學術氛圍，而相互的對比也促進了學術的發(fā)展，鮮明的比較使得學術問題更加客觀正確。但由此所帶來的負面影響卻也不能視而不見：一方面過多相對獨立而又旗幟鮮明的觀點會使得較為客觀的觀點被淹沒，使得學生和讀者在學習生活中叫苦不迭。以《中國文學史》為例，由于研究成果的不同造成了書的版本不同，給讀者的閱讀理解造成了困難，也為許多跨?？佳袑W生設置了障礙。另一方面集中過多的專家學者去研究淺顯的問題或是同一個問題，造成了人力物力財力資源的浪費，而真正有用的學術成果卻寥寥無幾。
第六、社會家庭對未成年人在傳統(tǒng)文化方面的指示引導不夠。這種情況的弊端就是兒童傳統(tǒng)文化學習先天不牢，直接影響孩子后天的學習。放眼當今的少年兒童教育，英語教育可謂深入人心，學校招生，家長擇校，英語都是一塊吸引與被吸引的招牌，一個學校的英語教學水平成為了衡量學校教學質量的重要標準。“教育要從娃娃抓起”指的是全面的素質教育，而非片面的應試教育。
第七、高昂的書價和琳瑯滿目無所適從的各類古典叢書也限制了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展傳播。作為一個無產的學生，根本無法支付高昂的書價，但也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盜版書，此舉不僅危害圖書市場的秩序，也使得古典文獻的正確性遭到質疑。因為盜版書印刷質量低下，可能會有錯別字，這將會給讀者在學習活動中帶來麻煩。而品種繁多的各類文化叢書也讓人無法選擇。高昂的書價限制了寒門學子的求知之道，卻給了某些人裝潢門面的機會。社會上某些“爆發(fā)戶”為了顯示自己的財力與學識，動輒幾十萬去裝潢一個書房，各種書籍應有盡有，只為了炫耀，使得傳統(tǒng)文化變質變壞。
一言以蔽之，傳統(tǒng)文化中的精華需要我們繼承和復興，單靠一些有識之士的呼吁是杯水車薪，需要每一個炎黃子孫的關注和付出，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出與現行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精神文化食糧。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狀和未來
中國的覺醒在整個人類是最早的
人類整個發(fā)展都是人自身對價值的一種認識，對理想的認識，對生命意義的認識，這種認識就是一種覺醒。
在西方，五世紀希臘文化的發(fā)展是一種文化的覺醒，追求真理、追求人的自我認知，比如蘇格拉底;中國的古典發(fā)展，從孔子開始是一種覺醒，人要做什么，能夠做什么，應該做什么，是這樣一種認知?！墩撜Z》里有一句話，“吾欲仁，斯仁至矣”，人要成為仁人，能夠關心他人，這是一種覺醒。人不能都只是為自己，人依照傳統(tǒng)過日子，就當前自己的需要、欲望過日子，但想到怎么去關心自己，怎么去擴大自己，來認識世界、認識他人，這是一種覺醒。這種覺醒是本來就有的一種認知，提升為自覺、明白的認識。所以覺醒是發(fā)自于自身，是自身的一種提升。
孔子怎么會想到“仁”，因為人性里本來就包含著仁，本來就包含著對人的愛心，是一種感覺，也是一種實際的行為。但要當做一個人的中心理念，當做一種自我價值、理想，作為自我的規(guī)范，作為大家可以認知、可以信崇的標準、理念、信仰，就是要明白地把它展現出來，這是一種覺醒。所以覺醒有這樣一個要求，在社會當中建立一種認識，建立人格的一種成就。
當然這個覺醒可能來自于學問、來自于讀書、來自于思考、來自于學習，我們必須要承認孔子好學，他十五就致以學，三十而立，他講這話可以說是五十而知天命了，他到了那個年齡，有一種發(fā)自于內的認識。這是在孔子的自我治學當中，成為社會的一種價值標準。
之前有沒有一種文明的覺醒?在我的思考中，認識到中國文明的開始就是一種覺醒，人類從野蠻、從原始的朦朧走向一種文明、走向一種文化，這也是覺醒。而中國的覺醒在整個人類來說是最早的，早到什么程度?伏羲觀天察地，能夠觀物觀人，形成陰陽互動的宇宙觀，這就是一種覺醒。
從中國伏羲氏，經過農耕時代的神農到黃帝建立中國的一個社群，到堯舜禪讓之道這種政治道德，到后來革新，夏商周，一連串的文化覺醒，里面突出就是孔子的道德覺醒，就是個人一種生命價值的覺醒。
整個中國文化經過了這樣個覺醒過程，前面一種造成中國的易學，后面造成中國的儒學。我們也可以講道家之學，道的認識也是一種覺醒，把天地和人性交融在一塊，是對整體真理和生命力的認識，這也是一種覺醒。
在易學基礎上，儒道的發(fā)生是一種深度的文化覺醒。儒家強調的是個人生命的價值，道家強調的是自然生命的價值。宇宙意識之下有人的價值，也有自然的價值，這兩個價值都很需要，我們怎么樣愛護自然的生命，我們怎樣發(fā)揚人的生命，怎么樣讓人的生命來充實自然的生命，怎么讓自然的生命充實人的生命，這是第二部分強調中國文化非常深度的一種覺醒。
深度的覺醒就是人性的發(fā)揮，是人的存在的一種價值的認識。中國文明就有這樣一種認識。
西方文化從中國受益反而凌駕于世界
與西方比較，中國文化是最豐富、最完全的、最整體的，最具有一種統(tǒng)一性。我們不能說西方沒有覺醒，以希臘來說，強調對自己的認識，強調自己認識的根源，找到上帝或一個抽象理念的世界，這是希臘人的一種覺醒。
當然這個覺醒不絕對保證是一種方向，并不保證一定要跟別人一樣，但這個覺醒決定他的文化發(fā)展方向。所以希臘人的覺醒走向科學、走向邏輯，這是他們的一個長處。但是他們沒有發(fā)揮更多的、更深刻的或天跟人的關系，沒有再發(fā)展人對天地的參與、互動，這也是事實，所以發(fā)展最大的長處是科學，為西方科學打下基礎。
另外一個宗教的意識，可能是猶太人(即現以色列人)對上帝的認識，他們從兩河流域走出來要有一個方向，精神上要有一個寄托，他們的覺醒是自我價值的認識，所以造就了西方宗教文化。在西方有這樣的傳統(tǒng)，也是一種代表覺醒。但西方的傳統(tǒng)到近代，經過重建的啟蒙才能發(fā)揮作用。
從西方的黑暗時代中世紀走向現代，當然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覺醒，但這個覺醒跟中國很有關系。西方每個民族的自我覺醒造成了西方早期的科學文明、宗教信仰、傳統(tǒng)。到近代，他們的宗教、科學又產生沖突，需要另外一個覺醒，怎么統(tǒng)和起來，這是受中國的影響。
在四百年前，明代后期，西方傳教士到中國傳教，目的是希望用西方的價值說服中國，但是他們反而把中國儒家倫理、把天人合一之道傳到了西方，造成了西方17世紀、18世紀的啟蒙時代。西方現代的覺醒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明顯關系，這種關系造成西方很大的發(fā)展，即現代化發(fā)展。這個發(fā)展19世紀、20世紀反過來沖擊了中國。
中國在過去的歷史當中太因循于傳統(tǒng)，原始的自我認識、宇宙認識的精神，自我革新的精神、發(fā)展的精神、仁愛的精神、正義的精神反而喪失掉了，所以造成中國19世紀中葉的衰落。受益于中國文化的西方文化反而凌駕世界之上，對中國產生莫大的沖擊，造成對中國文化極大的壓制或壓迫。因為他們的文化是自己強盛，但不一定能發(fā)揮人類的基本價值，這一點是人類在過去一百多年來已經經歷了的，人類走向文明的沖突，在文明沖突當中如何解決，需要進行一個新的認知、新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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