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大國關系形勢與政策論文(2)
2017大國關系形勢與政策論文
2017大國關系形勢與政策論文篇4
摘要：中美關系當前正處在崛起國面對霸權國的結構性困難時期，但無論從雙邊還是全球利益出發(fā)，這對戰(zhàn)略性關系的合作性基調都必須得到保障。未來中關之間的戰(zhàn)略互信問題仍將對兩國關系產生根本性困擾，而除此之外雙方還將遇到更多更復雜的具體問題。即便如此，兩國合作的客觀基礎和主觀意愿依然較為良好，雙方若能堅持努力管控矛盾、大力推進在可能的領域進行合作，則未來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路必能更加坦蕩明亮。
關鍵詞：戰(zhàn)略關系 戰(zhàn)略互信 中美關系 新型大國關系論文
在過去半年里，習奧“莊園會晤”和第五輪中美戰(zhàn)略與經濟對話的成功舉行為2013年的中美關系帶來了許多“正能量”。雙方領導人在這些場合表現出的規(guī)避沖突、積極尋求合作的態(tài)度，說明中美關系已經逐漸成熟穩(wěn)定了下來，一向嚴肅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甚至把雙方的這種合作努力稱之為“多年來我們在中美關系上聽到的最好的消息”。雖然諸如東南中國海問題、對臺軍售等問題總是難免在中美關系中反復凸顯，但兩國關系總基調的良好現狀基本可以確定。盡管如此，未來中美之間仍然面臨著無法回避的挑戰(zhàn)與困難，這對真正具有全球戰(zhàn)略意義的雙邊關系如何擺脫“大國政治悲劇”的怪圈，走出一條國際關系史上具有真正意義的新型大國合作道路，始終是我們需要認真思考和嚴肅對待的問題。
一、中美關系的戰(zhàn)略性意義與困境
當前中美關系處于一個很微妙的階段，它其實是一對“老大和老二”的關系，即現存國際秩序領導者和最具潛力接班人之間的關系。在歷史上，從一戰(zhàn)前的英德到冷戰(zhàn)時的美蘇，這樣的關系從來都很難處理;而今天的中美兩家為了自身和全世界的利益又必須處理好，這一過程當中自然少不了諸多的困難與艱辛。從今天全球化發(fā)展的深度上講，中美兩國所具備的經濟和政治能力本身已經具有極強的外部性，兩國間的和平共處與合作是世界經濟發(fā)展與安全穩(wěn)定的必要保障，加之全球性問題的突顯更是只有由中美這樣的能提供公共產品的大國合作才能解決。而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求與公共產品供給之間的差距更進一步加大，過去二十年全球化的擴張所產生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正在集中爆發(fā)。各國內部民眾對政府的要求與政府能力之間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包括最強的中美兩國在內，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單獨應對今天全球經濟和政治形勢的挑戰(zhàn)。中美兩國的“超大性”決定了它們必須為全球負責，而承擔好這份責任的基本要求就是兩國關系的合作性質。
從主觀上講，對于美中“老大和老二”關系的復雜性和中國當前所處國際地位的微妙性質，國內的認識普遍是不足的，這成了我們外交工作進行更具歷史適應性調整的一個障礙。自2010年中國GDP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以來，包括美國在內的外部國際社會對中國的看法和態(tài)度都在發(fā)生著程度不一的改變，這也是中國外交最近幾年頻繁遭遇挑戰(zhàn)的重要原因。而我們國內的知識界與媒體界大多沒能全面看待“GDP世界第二”這一事實所具有的戰(zhàn)略意義。多數人傾向于貶低這一數據本身的價值，這從國內治理的角度來講的確無可厚非，他們的觀點提醒著中國不可盲目自大，仍需謹小慎微地改善治理和發(fā)展經濟。但這樣一種壓倒性的輿論導向卻造成了我們時常無法看清和理解外部世界對“中國成為超級大國”這一事實的反應狀態(tài)，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造成近幾年我們對外戰(zhàn)略上的消極態(tài)勢。未來的中美關系、中國面臨的國際環(huán)境需要我們國內的外部意識有一個更加合乎實際的觀念轉變與更新。
然而，客觀上更現實的困難卻在于中美關系這樣一對戰(zhàn)略性關系缺乏基本的戰(zhàn)略互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雙方戰(zhàn)略基礎的缺失和戰(zhàn)略定位的模糊而造成的，即我們今天經常談論的“信任赤字”問題。在經歷了2l世紀前十年中國快速崛起的背景下“互信缺失”日益凸現起來，今天我們在兩國的民眾與部分精英之間都不難看到一種深刻的不信任態(tài)度。據CNN2010年11月的民調報告顯示，58%的美國民眾認為擁有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的中國是美國的巨大威脅，而這一數字在2000年僅為35%。在2011年年初，另有權威聯合民調顯示美國對中國的發(fā)展感到反感的人群達50%，而這一數字在上世紀末不到20%。更有2012年3月的拉斯姆森民調顯示，74%的美國成年民眾把中國看做至少是經濟方面的巨大威脅，其中25%的人把中國描述為“敵人”。再看中國方面，我們任何時候上網打開各種論壇、微博都總能看到對所謂“美分黨”、“帶路黨”的攻訐，甚至有部分人把贊賞美國的行為視同“賣國”?？陀^而言，雖然這些數據和網上言論并不能代表主流民意，但它們卻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兩國民眾當中部分政治積極分子的態(tài)度，并能對兩國的政治產生影響。無論美國還是中國，民粹的力量都在抬頭，只不過這次美國的民粹政治是產生于社會經濟困難的大背景下，而中國方面則是緣于某種意義上民族自信與自尊的過度膨脹。
在中美兩國的學界當中也不乏對雙邊關系十分悲觀的表達?；粮裨?ldquo;克勞學派”一詞來指代美國國內一批堅信中國崛起與美國國家利益直接沖突的思想界精英。該詞來源于一戰(zhàn)前英國外交官克勞就德國崛起所撰寫的一篇著名的分析文章，認為無論“崛起國”的言行如何表現，其本身能力的發(fā)展最終必將導致其與“現狀國家”(霸權國)的“生存”互不相容。類似的觀點在當前美國的政界、商界擁有著一定的市場。中國國內，所謂“中美必有一戰(zhàn)”的言論多年來也不絕于耳。中美兩國各自的“鷹派”雖然并不為國家最高領導層所賞識，但他們卻以意見領袖的身份贏得了國內民粹輿論的喝彩;也為民間存在的“交惡感”提供了所謂“理論依據”，獲得百姓“認可”了的這些意見領袖對自身所持的“中美關系悲觀論”也變得愈發(fā)自信起來了。如此一來，中美兩國在國內社會輿論上都呈現出對兩國關系某種不斷自我強化的悲觀意識。
事實上，中美兩國間的“互信”或說戰(zhàn)略基礎并非從來都是缺失的。總體來講，除了1989到1992年由于特殊歷史事件造成的短暫動蕩外，雙方先后經歷了兩個長期穩(wěn)定的、基于明確戰(zhàn)略基礎和定位的大范圍合作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從1972年尼克松訪華到1989年，這一時期雙方的戰(zhàn)略基礎在于共同防衛(wèi)來自蘇聯的威脅。雙方的合作在這一階段可謂獲得了超乎預料的成功，其高峰是在1979年。這一年不僅中美正式建交，而且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也成功地邁出了第一步。中美建交聯合公報中最重要的主題應該是“反對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在亞太或世界任何地方謀求霸權的努力”，主要針對的就是當時的蘇聯。而中美之間的密切關系給冷戰(zhàn)的緊張氛圍注入了巨大的積極因素，并最終促進了整體國際格局的變遷。
第二階段是從1992年到2009年，這一時期雙方的戰(zhàn)略合作定位也很清晰。中國努力謀求融入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當中，美國則接納并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中國成為全球化進程中的重要伙伴。其高峰以2001年中國加入WTO為標志。中方在這一時期的目標非常明確，就是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在國內推行市場化，在外部融入并拓展國際市場;美國國內雖然屢屢出現“中國威脅論”、“中國崩潰論”的聲音，但大體上也還是樂于見到中國加入它所建立的一系列國際規(guī)制之中。雙方在這一階段的這種戰(zhàn)略合作無疑也是雙贏的。中國自然是“搭”了美國推動的全球化“便車”，實現了讓世界驚嘆的經濟發(fā)展，實力與國際地位迅速提升。從經濟上來說，美國商界明確表示中國的市場化經濟發(fā)展為美國帶來了巨大利益;⑦同時，“中國制造”所提供的大量廉價商品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美國普通民眾的生活質量。在政治領域，得到中國合作與認同的美國霸權如日中天，并在外交和海外軍事行動(主要是反恐戰(zhàn)爭)上獲得了巨大空間。
雙方的分歧爆發(fā)點應該是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氣候變化大會。本次會議在很大程度上的確是失敗的，這場萬眾期待的“盛會”最后在一片爭吵和噓聲的混亂中結束，只留下了讓各方都不滿意的一紙空文。西方的不少主流媒體在會議期間和其結束之后都在指責中國，認為中國是攪亂大會的罪魁禍首，而中國則感覺這場大會更像是“富國集團”遏制中國發(fā)展的陰謀?，F在回過頭去看，把會議失敗的原因全歸于任何一方都是有失偏頗的。但西方媒體觀察的另一現象卻的確存在——即在此次會議上實際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以中國為主要代言人的“基礎四國”及77國集團(事實上是131國)，同美國帶領的“傘形集團”和歐盟等發(fā)達國家發(fā)生了立場鮮明的正面對峙。西方被中國對發(fā)展中國家的巨大影響力所深深震撼，并看到了中國作為一個“未來超級大國的自由行動意志”，進而能夠“把這全球性的大會演變?yōu)橹忻纼蓚€超級大國外交博弈的戰(zhàn)場。”
輔之以同年中美兩國在全球金融危機中各自的應對，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無論是在發(fā)展模式還是對未來世界的認知方面都已與美國表現出明顯不同。而對美國而言，哥本哈根大會的實例給予了兩國關系這樣一種可能：即中國完全可以不認可美國，反而在世界范圍內搞“農村包圍城市”的大戰(zhàn)略，“領導”相對不富裕的發(fā)展中國家同美國抗衡。如此一來，雙方對于之前“融入——接納”模式的戰(zhàn)略基礎和相互定位的信心自然會發(fā)生動搖，相互間的猜疑日漸增多，中美關系的困難也就再所難免。
二、中美關系現狀中的新問題
在整體戰(zhàn)略基礎欠缺的情況下，中美關系在后危機時代伊始就事實上處在一種有如傳統“權力轉移”情境下的長期“戰(zhàn)略敏感”心理期，各自的合理行為很容易被對方誤讀為具有強烈的進攻性。西方媒體正在把今天中國外交的許多言行認定為“咄咄逼人的”。而面對美國自2010年開始推行的“重返亞太”政策以及在中日爭端中所持的曖昧立場，中國輿情的反應多認為這是美國“遏制”中國，組建“包圍圈”的陰謀。也因為這種深刻的不信任，盡管雙邊關系在2013年的多數時間內連續(xù)發(fā)出“利好”訊號，但對未來中美關系持悲觀態(tài)度的人有增無減。
中美關系中“老生常談”的問題固然是傳統的“3T”問題，即臺灣(Taiwan)、西藏(Tibet)、貿易(Trade)。目前看來，臺灣問題由于近年來兩岸的緩和，并不構成中美兩國短期內提升雙邊關系的主要障礙，但從兩國每年必定上演的“對臺軍售”爭吵中我們不能低估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重要性。長期而言，美國可能仍將是我們最終完成祖國統一大業(yè)的主要外力干擾，而事實上越來越顯得“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美臺關系也在時刻考驗著美國亞太戰(zhàn)略與對華政策的審慎與決心。西藏問題本并不構成一個國際問題，但西方國家從未放棄借西藏問題炒作，批評和攻擊中國的人權狀況，甚至不乏藉此妖魔化中國現政府的企圖。美國的外交決策從來都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交替、均衡、甚或并行不悖地使用，就此角度出發(fā)，不時在西藏問題上做文章既可以達到在現實政治層面適度干擾中國穩(wěn)定與發(fā)展的目的，還可以滿足美國基于其特殊優(yōu)越性而產生的“救世情結”和“自由主義帝國的沖動”，可以說兼顧了美國外交中的理想與現實考量。因此該問題仍將在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只是時至今日，美國已基本學會不再單獨借西藏問題刺激中國，西藏問題的“溫度”將與中美關系總體的“溫度”趨于一致。在未來一段時期內，貿易問題將會成為中美關系的“日常”摩擦。無論是人民幣匯率還是債務、通脹等問題雙方都不可能給予對方滿意的回應，談判可能會繼續(xù)反復、但成果甚微地持續(xù)下去。同時，中國工業(yè)和資本力量的迅速增長將給過去雙方都習以為常的那種中美經濟關系結構以巨大沖擊，而關于如何合理應對這種沖擊兩國都不能說完全做好了準備，這一點我們下面還會談到。
除原有的“3T”問題外，未來的中美關系中還有可能加入以下幾方面的爭端：
1.中美圍繞亞太地區(qū)領導權的爭奪。中國的迅速崛起使得冷戰(zhàn)后美國獨霸亞太的格局發(fā)生了巨大變化，尤其在布什政府期間，由于美國的戰(zhàn)略重心放到中東以及中國自身力量的充分提升，在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時從地區(qū)實力而言的中美亞太領導權爭奪實際已經開始。希拉里在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時推動的“再平衡”戰(zhàn)略在過去三年內曾造成中美關系乃至東亞安全局勢的持續(xù)緊張，盡管這一戰(zhàn)略的著力點在奧政府第二任期逐漸從政治、安全轉向經濟領域，但仍然具有相當程度上的地區(qū)爭霸意味。當前的情況十分微妙，整個東亞地區(qū)都是經濟上依賴中國(中國幾乎是每個東亞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安全上倚靠美國，這種局面會持續(xù)多久，以什么形式演變將決定亞太地區(qū)格局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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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當前大國關系和國際形勢，胡錦濤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曾明確指出：“當今世界正處于大變革大調整之中。和平與發(fā)展仍然是時代的主題，求和平、謀發(fā)展、促合作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國際形勢總體穩(wěn)定。同時，世界仍然很不安寧。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依然存在，局部沖突和熱點問題此起彼伏„„世界和平與發(fā)展面臨諸多難題和挑戰(zhàn)。”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強調“任何事物的發(fā)展和運動都是絕對的，靜止是相對的”，國際形勢的發(fā)展也是絕對的，是處于不斷的變動之中的。
冷戰(zhàn)結束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國際格局最主要的特點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占據全面優(yōu)勢，特別是美國一家獨大，同時多強并列，形成“一超多強”的局面。“西”主導了“東西關系”，“北”主導了“南北關系”，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超強實力地位和突出作用。當時國際形勢大有美國一極化的趨勢，但是進入21世紀特別是伊拉克戰(zhàn)爭以后，這種美國一極化趨勢的國際格局逐漸出現轉變，具體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興起
借助全球化的歷史機遇，一些新興市場經濟國家，比如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積極推進內部改革，取得了經濟建設的巨大成就和不斷上升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沖擊美國霸權地位，導致美國領導下的西方世界主導地位的下降。其中最明顯的體現就是G8會議向“G8+5”會議的演變。很多全球政治、經貿和環(huán)境問題已經不能在G8體制中得到解決，而必須邀請這些新興經濟體參與決策，發(fā)達國家主導國際體系和國際議題、發(fā)號施令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與俄羅斯和伊斯蘭世界的矛盾出現尖銳化和長期化的趨勢
美國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對立以及在安全上的矛盾由來已久，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冷戰(zhàn)時期美蘇矛盾的延續(xù)。美國與伊斯蘭世界的矛盾更是根深蒂固，是植根于文明、信仰和價值觀的沖突?，F在出現的新趨勢就是俄羅斯與伊斯蘭極端勢力有可能結合，某種程度上形成對抗美國的合力。如果這一結合出現，必然導致美國與外部世界的矛盾進一步擴大，美國的國際環(huán)境將更加惡劣。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同盟內部關系發(fā)生微妙變化，表現出逆向演變的趨勢 美國的全球霸主地位有兩大支柱，即強大國力和聯盟體系。
美國聯盟體系中歐洲是最重要的部分，北約一體化組織是最主要的機制。冷戰(zhàn)結束后，由于外部共同對手蘇聯的解體，歐洲對美安全合作的愿望下降，在主要的威脅認知上與美國的差異越來越大。特別是伊拉克戰(zhàn)爭后，美國與被布什稱為“老歐洲”的矛盾更加尖銳。另外，隨著歐洲一體化的進展，歐盟成為歐洲政治、經濟、外交和安全的主導力量，對美獨立性增強。歐盟正面臨著東擴后的內部協調和其他復雜問題，歐洲國家將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務解決和加強歐盟內部團結上，而不愿意過多地承擔北約責任，受美國調遣。另外，美歐經貿矛盾有激化的趨勢，歐元的崛起勢必沖擊美國霸權的基石——美元霸權，影響美國利益。
總體上看來，國際格局正經歷“一超多強”向多極化轉變的趨勢，而當前，國際形勢正經歷冷戰(zhàn)結束以來最深刻的變化和調整，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引發(fā)國際力量對比出現新的消長變化，多極化趨勢更加明朗。大國互動頻繁，相互依賴性凸顯，合作面總體上升。國際安全形勢總體穩(wěn)定，局部沖突和熱點問題起伏跌宕，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因素進一步交織，氣候變化、糧食及能源資源安全、傳染性疾病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對國際關系走向的影響增大。中國發(fā)展的內外關聯度進一步增強，與世界的關系正在發(fā)生歷史劇變。在此背景下，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以及我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尤其受到廣泛關注。
從克林頓到小布什，美國的對華政策一直延續(xù)著先較量，后合作的傳統，但奧巴馬卻改變了這一慣例，自上臺之后就不斷向北京釋出善意，強調中美合作的必要，中美關系在奧巴馬時代出現了高開高走的良好態(tài)勢。
1993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上臺后，把西方的民主價值觀念確立為白宮外交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對華政策呈現出濃重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在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上，克林頓堅持與中國的人權狀況掛勾，人權問題成為當時困擾中美關系的最大障礙。
1994年，克林頓簽署美國對外關系授權法，公然聲稱要提高臺灣的國際地位。1995年，時任臺灣領導人李登輝訪問美國，觸及中方底線。中美關系因臺灣問題的沖擊出現嚴重倒退。
從1996年開始，白宮逐漸調整對華政策。時年5月，克林頓宣布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進而在知識產權問題上和北京達成協議，中美關系觸底反彈。 1998年，連任之后的克林頓延續(xù)對華接觸政策，并對中國進行了長達9天的訪問，中美關系進入穩(wěn)定發(fā)展的新時期。
2001年小布什上臺后，白宮一度把中國定位成地區(qū)安全的威脅和戰(zhàn)略競爭對手，對華政策再趨強硬。時年4月，他宣稱將竭盡所能協助臺灣自衛(wèi)，并擴大對臺軍售。而當月發(fā)生在南海的撞機事件，更使中美關系再度降至冰點。
9·11事件的發(fā)生改變了白宮的對華政策。小布什意識到，在全球范圍內打擊恐怖主義少不了中國的合作。2002年，中美兩國元首實現互訪，小布什明確宣布不支持臺獨。2005年，白宮把北京明確定位成利益相關者，期待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更積極角色，中美關系再度回暖。
相比之下，奧巴馬上臺后的對華政策有著完全不同的參考背景，金融危機的陰霾和中國的迅速崛起，令白宮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中國。
于是，上任不到一年，這位立志變革的美國總統在氣後變化，清潔能源，中美貿易，國際金融秩序，以及地區(qū)安全等一系列問題上尋求與北京對話，并不斷強調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從上海到北京，不論是與青年學生的互動，還是和中國領導人的會晤，奧巴馬的首次中國之旅盡顯平和與謹慎。除了在經貿和人權等問題上不愿多作讓步之外，美國總統的對華政策展現出別樣柔情，中美關系也呈現出更為密切的發(fā)展態(tài)勢。展望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在下述幾個重要方面將會逐漸有較好的提升和發(fā)展：
一、美中兩國戰(zhàn)略經濟對話將繼續(xù)保持下去，而且會更有績效，更有實質性的提升，而不存在美中戰(zhàn)略經濟對話可能被奧巴馬政府中止的可能性問題。
二、美中戰(zhàn)略(政治)對話，也將會在更高、更新的層面上向前發(fā)展，對話的層級將會仿效美中戰(zhàn)略經濟對話，提升到國務卿級別。
三、美中戰(zhàn)略軍事對話，也將提上日程。可以預料在加強和提高美中軍事交流程度和層級的基礎上，勢將逐漸過渡到美中國防部副部長級定期對話，并順勢最終實現美中戰(zhàn)略軍事對話的部長級層次。
四、奧巴馬政府會如奧巴馬本人所說的樂見一個強大和平的中國的崛起。雖然奧巴馬也曾說過中國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是競爭者，但是奧巴馬本人及其政府的對華認知和對華政策，勢將因上述三大關系的改善及改進，必將會演變成：中國既不是盟國，也不是敵人，而是朋友，是可靠的可信任的合作伙伴。為此，奧巴馬政府將會希望、要求、請求中國同美國一道承擔更多的世界大國責任，發(fā)揮更大的全球大國作用。
五、臺灣問題關系到中國的核心利益，是美中關系中最敏感的問題。奧巴馬政府將會在布什政府的臺灣政策基礎上，回歸克林頓政府的“三不政策”(一、不支持一中一臺和兩個中國，二、不支持臺灣獨立，三、不支持臺灣加入需要會員國身份的國際組織)。而且也自然會把對臺關系納入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框架內，逐漸減少對臺武器供應，并盡力促進兩岸和平
解決分歧，樂見兩岸和平發(fā)展。這一點既是由中國的對美政策、美國國內和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也是由中國國民黨馬英九執(zhí)政排除臺獨后，兩岸已經進入良好發(fā)展、和平發(fā)展的大勢所決定的。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國際地位不斷提高，國際影響也不斷擴大。主要表現在：第一，經濟實力地位的顯著上升。進入21世紀時，中國的經濟實力還只在世界排第七位，GDP約1萬億美元。21世紀的頭8年，中國在世界經濟的排位幾乎是一年上一個名次，2008年躍居世界第三大經濟體，2009年或2010年可能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躍居世界第一，成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第二，中國的軍事、科技、軟實力也持續(xù)上升。軍事上，20多年來中國海軍、陸軍、空軍等的實力比20世紀90年代有顯著的提升。科技上，航天活動取得突破性的進展，令全世界華人驕傲，令整個世界刮目相看。在軟實力方面，中國發(fā)展模式得到越來越多的發(fā)展中國家和發(fā)達國家的認可，成為不少國家試圖仿效的樣板。國際上出現一定程度的漢語熱，也說明中國的地位上升了。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以來，我國發(fā)展模式引起各方高度關注，世界各地“中國熱”持續(xù)升溫。正確認識我國國際地位的變化，就要全面理解和準確把握胡錦濤同志在第11次駐外使節(jié)會議上提出的要“努力使我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的深刻內涵和重要意義，既要正視我國全球性影響日益擴大的現實，同時又要堅持我國是發(fā)展中國家這一基本定位，要堅持承擔與我國實力相稱的國際責任，在國際事務中繼續(xù)發(fā)揮重要建設性作用。
新形勢下，我國外交正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國同各大國的關系總體穩(wěn)定。一批發(fā)展中大國加快崛起，推動世界力量對比進一步朝著多極化的方向發(fā)展。我國同周邊國家友好合作關系深入發(fā)展。我國在當前的國際體系改革進程中處于相對主動地位，在國際事務中發(fā)揮著舉足輕重的建設性作用。在準確把握機遇的同時，更要清醒認識挑戰(zhàn)。國際形勢復雜嚴峻的一面仍很突出，不確定、不穩(wěn)定因素增多。國際經濟金融危機尚未見底，對我國以及廣大發(fā)展中國家的沖擊不容忽視。不少國家對我國快速發(fā)展尚未做好心理準備，我國將長期面臨外部各種牽制，將不時受到“中國威脅論”、“中國責任論”等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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