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胡服騎射造句_胡服騎射如何造句(2)
用胡服騎射造句_胡服騎射如何造句
胡服騎射的成語人物
先秦時，這兩族與鬼方等族同時出現(xiàn)在商周以北。據(jù)《伊尹朝獻商書》記載：樓煩居商正北。《史記》中也記載：春秋時期晉北(今山西北邊)有林胡、樓煩?？梢娏趾菬┦莾?nèi)蒙古自治區(qū)中部最古老的原始部族。
戰(zhàn)國時期，七強爭雄，燕趙兩國為割據(jù)地盤，經(jīng)常以武力兼并四鄰。由于林胡和樓煩比較弱小，迫于燕趙的壓力，他們一遷再遷，先從晉北遷到燕北，又從西南遷到趙北。
公元前三零六年，趙武靈王打敗林胡，林胡從屬于趙。林胡的在戰(zhàn)國時期的活動地區(qū)在今大青山以南黃河以東地區(qū)，主要是今內(nèi)蒙古呼和浩特市清水河一帶。趙武靈王臣服林胡后，“禮服”樓煩，征集了他們的軍隊。這樣，把林胡、樓煩兩國上千里的土地并入自己版圖，設(shè)置中、雁門、代三郡治之。而且修筑了從今河北宣化沿陰山山脈西行，直達今河套五原以北狼山缺口止的長城，以之來達到鞏固土地、防御北胡的目的。
趙孝成王時，趙國大將李牧大破匈奴十余萬騎，同時降服林胡。從此以后，林胡的名字便消失了。但樓煩仍然存在，活動在鄂爾多斯地區(qū)。
戰(zhàn)國后期，活躍在河套地區(qū)的匈奴興起，占領(lǐng)黃河以南的河南(鄂爾多斯地區(qū))地區(qū)，樓煩從屬于匈奴。秦滅六國后，秦將蒙恬收復(fù)“河南地”，樓煩又歸在秦的統(tǒng)治下。秦被滅后，匈奴東滅東胡，西擊月氏，南下吞并樓煩白羊河南王，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里，樓煩一直隸屬于匈奴。西漢武帝年間，漢將衛(wèi)青率大軍于公元一二七年重新奪回黃河兩岸的河套地區(qū)后，樓煩并入漢朝，從此樓煩不復(fù)為國。
林胡和樓煩，是以畜牧業(yè)為主要經(jīng)濟生活的游牧民族。林胡、樓煩所盛行的“胡服騎射”，很受中原各族的歡迎。趙武靈王曾在呼和浩特市東南的大黑河?xùn)|岸，訓(xùn)練騎兵，把只宜于平原作戰(zhàn)的兵車變?yōu)檩p快的、突擊力很強的騎兵。
林胡和樓煩人散居塞內(nèi)，或并入匈奴，或融入漢族，漸漸地從歷史舞臺上消失。
胡服騎射的后世影響
趙武靈王趙雍，趙國遷都邯鄲后的第四代國君，是我國封建社會初期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軍事家和改革家，為了拓展疆土、富國強兵，他不為舊制和保守勢力所束縛，力排眾議，勇于革新，于公元前307年推行以“胡服騎射”為中心的軍事改革，獲得了巨大成功，使趙國的軍力顯著增強，成為戰(zhàn)國后期東方六國中唯一能與強秦抗衡的國家。
“胡服騎射”雖然是一場軍服改革，但影響卻是多方面的，使人們的心理和思維方式發(fā)生了明顯變化，打擊了“先王之道不可變”的保守思想，勇于革新的思想得到樹立，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促進了二者之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為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和國家大統(tǒng)一奠定了心理基礎(chǔ)?，F(xiàn)對“胡服騎射”所導(dǎo)致的服飾變化及其對后世服飾的影響略陳管見。
對趙國軍隊的影響
“胡服騎射”前的趙軍，以步兵和車兵為主，官兵的衣服都是根據(jù)步戰(zhàn)和車戰(zhàn)的要求而做，基本類似于平民的短打;用在騎兵上，則顯得不太適合作戰(zhàn)，在與胡人騎兵的交戰(zhàn)中往往處于劣勢。相反，胡人都是身穿短衣、長褲，作戰(zhàn)騎在馬上，動作靈活方便。因此，在實行“胡服騎射”前的18年中，趙屢敗于齊、秦、魏等國，損兵折將，不得不忍辱割地，甚至林胡、樓煩也乘此機會，連年向趙發(fā)動軍事掠奪，趙國幾乎沒有還擊之力。
趙武靈王認識到：趙國被動挨打，并非趙國國弱民衰，而是在于軍隊軍裝不適于騎兵和車戰(zhàn)的作戰(zhàn)形式。他認為，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被動局面，弘揚先祖趙襄子“兼戎取代，以攘諸胡”的偉業(yè)，靠中原傳統(tǒng)的步兵和戰(zhàn)車配合作戰(zhàn)的方式是不能成功的，因為笨重的戰(zhàn)車只宜在較為平坦的地方作戰(zhàn)，在復(fù)雜的地形中運轉(zhuǎn)十分不便，眾多的步卒也無力對付那奔馳迅猛，機動靈活的騎兵。只有學(xué)習(xí)諸胡的長處，以騎兵對抗騎兵，才能增強趙國軍事力量，徹底改變被動挨打的局面。同時，只有改中原地區(qū)寬袖長袍的服裝為短衣緊袖的胡服，才能適應(yīng)騎戰(zhàn)的需要。鑒于這種情況，趙武靈王于公元前307(武靈王19年)年開始實行“胡服騎射”，推行服制改革。其步驟是首先要求朝中官員改裝，此后“邯鄲命吏大夫奴遷于九原，又命將軍、大夫、適子、戍吏皆貂服”(《竹書紀年》)。
自此以后，趙軍改穿胡服。“胡服”的具體式樣史載不詳，只能從間接途徑了解。漢人所刻畫的匈奴人肖像，具有如下特征：身材矮小，粗壯，頭圓而碩大，臉寬，顴高，鼻翼撇開，眉毛濃重，眼睛凸出，如杏仁一般，目光靈動有神;上唇須稠密，除了在頷上的一簇硬毛外沒有胡子，耳上戴穿孔的長耳環(huán)。除了頭頂上留有一束頭發(fā)之外，頭一般是剃光的。他們穿著寬大的、兩旁開口、長到下腿的袍子，腰帶的兩端垂在前面。因為天冷，他們的袖口緊緊地密封在手腕上。他們肩上披著一條毛皮的短圍巾，頭上戴著皮帽子，鞋是皮制的，寬大的褲子用一條皮帶緊緊地系住。弓袋系在腰帶上，垂在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帶上橫在胸前，箭尾朝右邊。漢代距戰(zhàn)國為時不遠，趙武靈王所推行的“胡服”，與此相近，是穿窄袖短衣、長褲，腳登皮靴，腰系皮帶，戴有貂尾蟬蚊裝飾的武冠，束金鉤。趙國所推行的胡服，文獻資料稱其為“貂服”。“貂服”，據(jù)清代學(xué)者全祖望研究，當(dāng)為貉服之誤，北方豸種曰貉，用貉之皮毛制作的衣服稱為貉服。
對后世服飾的影響
大體可歸結(jié)為以下幾點：
首先，改進了軍隊的服裝裝備。胡服，在趙武靈王推行“胡服騎射”之后成為中國軍隊中最早的正規(guī)軍裝，以后逐漸演變改進為后來的盔甲裝備。胡服的推廣，它不僅直接為趙國贏得了赫赫武功，而且對軍隊歷史的發(fā)展演化進程產(chǎn)生了重大影響，開創(chuàng)了我國古代騎兵史上的新紀元，從此我國軍事史中除車兵、步兵和舟兵外，出現(xiàn)了騎兵這一嶄新的兵種。同時，它也改進了軍隊的服飾裝備，便利了作戰(zhàn)。
其次，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強化了其實用功能，使“習(xí)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服飾，具有防寒保暖、遮羞的實用功能及顯美功能，也有身份標示功能，“胡服騎射”前的華夏族服飾，既是每個人身份高低的標志，也是夷夏不同民族身份的標志。在“胡服騎射”以前，統(tǒng)治者以嚴格的等級服飾來顯示自己的尊貴和威嚴。 “胡服騎射”之“胡服”首先是為便“騎射”，也便利了人們的生產(chǎn)勞動與其他社會活動，這就強化了服飾的實用功能，同時，因其打破了服飾的民族界限，弱化了身份界限，使君臣、官民服飾的差別大大減小，自然弱化了服飾的身份標示功能。自此以后，“習(xí)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國服飾變化的總體傾向，漢族居民不斷吸取少數(shù)民族的服飾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服飾文化。趙武靈王雖并沒有強制百姓改穿胡服，只在官吏、軍隊中強制推行，但上行下效，自古皆然，加上胡服的便利性，趙國百姓紛紛效仿。貉服、胡服之冠、爪牙帽子、帶鉤等胡人風(fēng)格的服飾開始在趙國百姓中流行。漢代，穿開襠的褲子，外罩以裳或深衣。褲子顯然來源于胡服。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大量少數(shù)民族進入中原地區(qū)，胡服成為社會上司空見慣的裝束，一般平民百姓的服飾，受胡服的影響最為強烈。他們將胡服中窄袖緊身、圓領(lǐng)、開衩等因素吸收到原有的服飾中來。漢族貴族也在胡服的基礎(chǔ)上加以變化，方法是將其長度加長，加大袖口和褲口，改左衽為右衽。
再次，減弱了華夏民族鄙視胡人的心理，增強了胡人對華夏民族的歸依心理，縮短了二者之間的心理距離，奠定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服飾融合的基礎(chǔ)，進而推進了民族融合，促進了秦漢時期全國各民族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的實施促進了各地區(qū)，尤其是中原漢族與邊地各少數(shù)民族間的經(jīng)濟、文化交流。漢人因為胡服勞作方便而穿上胡人的服飾，胡人因漢人的服飾飄逸而穿上漢人的服飾。“胡服騎射”導(dǎo)致了中原華夏民族與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飾融合，也縮短了趙人、胡人心理上的胡漢差異，胡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西周末年，民族矛盾激化，華夷之辨漸興。至戰(zhàn)國之世，東方各國已經(jīng)形成一種崇尚中原文化、貶斥戎狄之俗的華夷觀，這使經(jīng)濟文化本就落后的周邊少數(shù)民族在心理上更加自卑。在此情況下，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身穿胡服進行教化，自然被胡人視為對其最友好的表示，開始從感情上親近趙人。胡服令下達后，林胡王獻馬，樓煩王致其兵，這兩個趙國的強敵歸順了趙國，起到了化敵為友的巨大功效。它轉(zhuǎn)變了民風(fēng)民俗，振奮了精神，凝聚了人心，促進了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正如華梅所言：“由軍服而民服，胡服的引進使中國漢族服飾文化增添了新氣象。這次民族服飾融合，奠定了中華民族服飾由交流而互進的良好基礎(chǔ)。”北魏孝文帝改革實行與漢族同化政策，禁胡服胡語，表面上與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相反，實際上卻發(fā)端于由其形成的胡人對漢族及其文化的親近感。正是這種親近感，促成了以后的民族大融合，匈奴、鮮卑、羯、氐、突厥、契丹、黨項等曾在我國歷史上繁盛一時，甚至統(tǒng)治過中國的民族反而融化入漢族之中。這種民族向心力、國家凝聚力的形成，直接促進了秦漢全國各民族大一統(tǒng)局面的形成，成了我國歷史大統(tǒng)一占主導(dǎo)地位的精神動力，也是今天維持民族團結(jié)和國家統(tǒng)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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