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的原因及歷史影響
一個存在了70多年的超級大國為何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的改革中瓦解和解體了呢?為什么蘇聯會解體?以下就是學習啦小編整理的蘇聯解體的原因，希望對你有用。
蘇聯解體的原因
體制僵化、經濟衰退是根本性的原因
十月革命的勝利，固然不一定像過去蘇聯教科書所說“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但無需諱言，它也絕不是一次普通的朝廷更替或政權轉手，它的世界意義在于，在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開辟了一條非資本主義現代化道路的嘗試。在蘇聯，這一偉大的社會實驗曾經取得過輝煌，但最后以失敗而告終。史稱“斯大林模式”的政治、經濟、文化體制，是一種高度集中和集權的體制。這種體制，為應對國內外緊張局勢，能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適應備戰(zhàn)和應戰(zhàn)的需要，取得工業(yè)化和增強國防實力的顯著成果，在短短十多年時間里使蘇聯成為歐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強國。然而這種體制嚴重背離現代經濟的發(fā)展規(guī)律，壓抑了地方、企業(yè)和勞動者的積極性，加上它在政治上無情地消滅各種反對派和壓制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以及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嚴密控制，使整個社會處于僵化、封閉和麻木的狀態(tài)。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隨著時代主題逐漸向著和平與發(fā)展轉移，這種體制使經濟發(fā)展緩慢，國民經濟發(fā)展比例失調更加嚴重，制度性的弊端進一步凸現。顯然，這種體制不但不能完成把俄國建成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史性任務，反而使俄國在同資本主義的世界性競爭中處于弱勢地位。如果說十月革命后出現了“一球兩制”的新格局的話，那么，半個多世紀的比較和競賽，沒有顯示蘇式社會主義的優(yōu)越性，這種體制未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因而失去越來越多的民眾的支持和擁護，這是蘇聯解體的根本性原因。
領導人因素是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他所面對的是一個動蕩的世界和困難重重的國內環(huán)境。有人比喻此時的蘇聯猶如一艘滿載軍火的航船，船體銹蝕，方向不明，運轉緩慢，在茫茫大海中瀕臨下沉。這就決定了戈爾巴喬夫受命之時，必須實行改革，以挽救這艘航船危亡的命運?？墒牵@名“船長”很不稱職，缺乏一個大國領導人應有的膽略和能力，面對種種困難和壓力，他倉促應對，在領導改革中出現種種失誤和將改革引向社會主義崩潰的方向，致使整個國家迷失方向，危機驟增，秩序失控。在此危急關頭，戈爾巴喬夫又只顧自己的得失，在復雜的政治較量中節(jié)節(jié)敗退，主動放棄陣地，提出改革要從根本上“改造整個社會主義大廈”，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會有質的更新”，就是要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進行全面改造，改革的含義已經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變更現存制度。直至八一九事件發(fā)生，蘇聯共產黨處境到了危難關頭，“船長”竟棄船而逃，自動辭去蘇共中央的職務，使蘇共迅速走向衰敗。蘇共衰敗，是蘇聯劇變的前兆; 蘇聯解體，是蘇共垮臺不可避免的結果。從戈爾巴喬夫當政7年特別是最后時期的言行看，蘇聯的解體，戈爾巴喬夫當然有著不可推諉的歷史責任。
然而，有一種觀點值得商榷，國內外有些學者把蘇聯解體的原因過多地甚至全部歸咎于戈爾巴喬夫一個人。例如，博爾金認為，“蘇聯是被人從內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響的黨和國家領導人葬送的，是被反對派搞垮的”。國內也有學者提出一個所謂“叛徒論”，認為戈爾巴喬夫是蘇東劇變的罪魁，是社會主義的叛徒。過分夸大一個人在歷史劇變中的作用，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一文中說過: 是時勢造成一定的環(huán)境和條件，“使得一個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恰如其分地評價個人在歷史中的作用，是史學工作者的重要任務。
外部原因與蘇聯演變
外因論者通常不否認內因及其他原因的作用，但他們往往凸現和平演變在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中的作用。和平演變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實行顛覆的一種戰(zhàn)略，即以武力為后盾對社會主義國家遏制的同時，強化政治、經濟、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手段，全面推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或明或暗地支持蘇聯國內的反對派和民族分立主義勢力，加速美國式的所謂“全球民主化”進程。應該說，和平演變戰(zhàn)略對蘇聯的劇變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只有當蘇聯國內出現政治、社會危機和動蕩的時候，外因才能發(fā)揮一定的作用。
不容忽視的是，自戈爾巴喬夫改革以來，東西方交流大幅度增加，使蘇聯人民得到一個了解西方、與西方國家生活水平作比較的機會，由于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長期存在短缺經濟，使國內民眾看到自己國家與西方世界的差距，增加了對本國當政者的不滿和對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從而為西方和平演變打開了方便之門。
有學者還認為，西方大國除有計劃地對外滲透、進行和平演變外，特別提到美國誘使蘇聯擴軍備戰(zhàn)，開展兩國間的軍備競賽，使國家財力過多地投入國防軍事預算，加劇了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特別是勃列日涅夫時期窮兵黷武，發(fā)動侵略阿富汗戰(zhàn)爭，使國防軍事開支猛增，國內各類矛盾積聚，成為蘇聯解體原因之一。
腐敗導致黨衰國亡
蘇聯各級干部的特權現象早就存在，二次大戰(zhàn)后逐漸形成為特權階層，享有各種既得利益。到勃列日涅夫時期，更形成一個個“官僚氏族集團”，這些集團內部兒女聯姻，官官相護，貪污瀆職，使執(zhí)政黨與民眾之間隔閡越來越大，民心盡失。有一種觀點認為，搞垮蘇聯的不是_，不是外國敵對勢力，就是這些官僚特權階層為維護和擴大其既得利益而造成的。具體地說，20世紀 80年代末，這個集團羽翼已經豐滿，他們已將大量國家財富占為己有，此時，他們急切希望共產黨的垮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劇變，以便通過國家制度的公開變更，在新制度下從法律上承認他們攫取的財富合法化，并能名正言順地將這些財富傳給子孫?；谶@樣的認識，有的學者認為，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劇變，是“一次來自上層的革命，舊統(tǒng)治集團中的主體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對自己借以統(tǒng)治的體制的忠貞，掉頭而去”。國內也有學者認為，蘇共黨內官僚特權階層“在很大程度上是蘇聯既得利益集團的‘自我政變’”。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所誘發(fā)的腐敗大暴露，以及這些官僚分子搖身一變，成為“新制度”的顯貴，表面看來，似乎就是這些人搞垮了蘇共和蘇聯，但是，如果仔細考察一下更廣闊的社會背景、更深刻的歷史根源，以及當時蘇聯國內各種政治力量的動向，就不難發(fā)現，不能說由于黨內出現了腐敗和官僚特權階層就導致黨衰國亡，世界上有不少存在這類現象的國家，未必都會造成這樣的后果。蘇聯晚期，官僚特權階層固然在黨和國家的上層占據相當重要的地位，但作為掌控權力的官僚集團，他們首先要依賴原有的體制和秩序，以維護和保障其既得利益，因而他們既不可能是積極的改革派，也不可能是激進的反對派，由于這個階層具有豐富的政治經驗和眾多的“關系網”，使其中許多人善于觀察方向，見風使舵，最終成為劇變的得益者。
蘇聯解體的影響
一.蘇聯民族問題的歷史性
蘇聯建立伊始就面臨著民族問題的挑戰(zhàn)，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是在沙俄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在14世紀以前，沙俄帝國原本是單一俄羅斯民族的莫斯科公國，到15世紀末以莫斯科為中心形成同意的俄羅斯中央集權國家。在伺候的幾個世紀里，沙俄帝國不斷向外侵落擴張，征服了周圍100多個國家，由單一的民族國家，擴張為地域橫跨歐亞大陸的一個龐大封建帝國，因此對異族的壓迫和奴役非常殘酷，極力煽動大俄羅斯沙文主義情緒，唆使俄羅斯人鄙視、仇恨、欺壓非俄羅斯民族。列寧曾憤慨的指出：“俄國是各族人民的監(jiān)獄?！薄按蚱屏嗣褡鍓浩鹊挠涗??！?917年，列寧領導十月革命，摧毀了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建立了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1917至1921年又相繼成立了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格魯吉亞等獨立的蘇維埃民族共和國。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干涉，捍衛(wèi)年輕的無產階級政權，實現個民族的聯合和團結，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提出了個蘇維埃共和國在自愿、平等、民主聯合的基礎上成立社會主義聯邦制國家。
二.中央權威的喪失
(一) 形式上聯邦制，實際上中央高度集權，
蘇聯疆域
在革命后的頭幾年里，蘇領導人是贊成民族自治的。列寧一開始就反對建立一元化國家，明確強調支持聯邦制。1922年12月30日蘇聯成立宣言和條約規(guī)定：每個民族都享有自治權，每個加盟共和國都有自由退出聯盟的權利。隨后，1924年蘇聯第一部憲法規(guī)定，蘇聯是各主權蘇維埃民族國家的聯盟，加盟共和國是主權國家，加盟共和國獨立行使自己的國家權利。蘇聯保護各加盟共和國的主權獨立地位，加盟共和國可以自由退出蘇聯。1936和1937年蘇聯憲法也作了同樣的規(guī)定。但列寧之后，聯邦制原則就成了紙上談兵，20世紀中期至30年代，蘇聯處于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之中，斯大林成為蘇聯的領導人，他違背了列寧堅持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逐步加強了個人集權地位，形成了黨內高度集權領導制，并把黨內高度集中的組織領導原則運用到國家體制上。其結果，聯邦制原則遭破壞，加盟共和國的獨立主權地位喪失，形成了中央高度集權的體制。實際上是建立起一個絕對集中統(tǒng)一的國家。在這種體制下，中央往往過分強調全蘇統(tǒng)一的國家利益，輕視各民族地區(qū)特殊利益。
在1998至1999年曾擔任過俄，后來又被葉利欽解除職務的葉·普里馬科夫在分析蘇聯解體時曾指出：各加盟共和國的一切事情或一切重大事情都聽命于莫斯科。中央領導一切。甚至連各共和國一些企業(yè)的建設問題常常不是在經濟合理性的基礎上，而是依據各種政治理由加以解決。中央下達的干部政策猶如命令一般無條件執(zhí)行。……甚至想出這樣的主意：由莫斯科排除一些“全權代理人”擔任各共和國黨中央第二書記。時而也向各共和國黨中央派遣第一書記。
(二) 人權危機——形式上實行平等，事實上不公平對待，
蘇聯把實行個民族平等以憲法的方式確定下來，卻在實踐中積極推行俄羅斯化，對境內不同民族未平等對待，這犯了合理解決民族問題的大忌諱，激化了各民族之間的矛盾，也進一步削弱了中央權威，在統(tǒng)治上失去民心。Astrid S.tuminez在其論文中也論述了同樣的觀點：“國家宣稱中的平等與實踐中的對各民族的不公平對待和殘酷鎮(zhèn)壓之間的相互抵觸是長期削弱中央權威的另一個因素?！?/p>
1. 語言政策——推行俄羅斯化
語言政策是蘇聯政府在民族問題上最早采取行動的方面，以用平等地發(fā)展語言的方法來實現民族平等。蘇聯憲法中就規(guī)定：“蘇聯公民可以使用本民族語言和蘇聯其他民族的語言?！绷袑幵J為非俄羅斯民族總有一天會自愿地使用俄語，因為他覺得俄語用起來方便，同時也因為開始的政策允許這些民族自由地發(fā)展過各自的文化。蘇聯政府在初期的政策確實是允許和幫助大小民族，甚至最弱小的民族繁榮昌盛自己的語言文化。
2. 蘇聯境內民族歧視嚴重
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在蘇聯建立伊始享有了紀念和其他民族一樣的地位，但是二戰(zhàn)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平等不見了，迎接他們的是殘酷的不平等的現實。從1957年7月到1961年10月，他們向黨和國家各級機構遞交了六份請愿書，每份簽名的人數達6000到25000人不等。這些請愿書都只有一個要求，即要求得到與其他被流放民族平等對待，恢復該民族的政治權利和民族權利。蘇聯政府卻對這些集體聯合的要求不置一詞，還職責最活躍分子煽動“種族仇恨”并對他們進行了鎮(zhèn)壓。[x]明顯受到不公平對待的還有猶太人。1949年1月，蘇發(fā)動了批判“無愛國心的世界主義者”運動，運動的矛頭直指猶太人。一批科學家、教師、文藝工作者在這場運動中慘遭滅頂之災。1948年12月，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被解散，其積極分子遭到逮捕;1949年蘇聯人民演員米霍埃爾斯被鎮(zhèn)壓。之后，猶太人的文化機構----劇團、學校、報紙等被查封。這一運動在斯大林晚期達到高潮。在克里姆林宮醫(yī)院里為高干治病的一批猶太人醫(yī)生被指控謀害高干而被投入監(jiān)獄。
3. 另附
在后來的建設過程中，蘇聯領導人放棄了列寧提出的按照民族特征劃分民族自治單位和地域自治單位，確立自治區(qū)、自治州以及地方自治的管理范圍;在劃分行政區(qū)域時要對當地居民的經濟情況和民族成分進行認真的考察，而且要充分照顧到民族歷史傳統(tǒng)的邊界，而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強行解決民族邊界問題，這在族際關系中埋下了隱患，引起了不少民族的不滿。三十年代蘇聯在全蘇進行了一次大清洗運動，二戰(zhàn)后這中大清洗依然未被舍棄，加之后來的蘇聯，尤其是斯大林晚期及以后的領導人都極力宣傳大俄羅斯沙文主義，各民族的平等事實上成了虛設。以上這一切都為民族主義，民族分裂主義提供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也為西方勢力干涉其內務提供了機會。在內外因素的綜和作用下，這種分離傾向越來越嚴重，各民族都更傾向于建立起本民族的完全獨立國家。
三.戈爾巴喬夫的改革
戈爾巴喬夫上臺之時，蘇聯俄民族與非俄民族，蘇中央政府與各加盟共和國地方之間的矛盾已經悼念了相當激化的狀態(tài)。探究其之所以在此之前未爆發(fā)出來，是因為當時各共和國仍是由共產黨為領導核心的，在各民族之間列寧樹立起來的一個社會主義的共同理想還普遍地占據著人們的意識形態(tài)。戈上臺后以“新思維”實行改革，倡導“民主化”和“公開化”。不能否認其改革的大方向是對的，符合了當時歷史發(fā)展的趨勢，但遺憾地是他沒有把握好讓渡權利的度，公開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引起了人們意識形態(tài)上嚴重的混亂，人們一直堅持信奉的社會主義理想信念被動搖。他在政治上倡導多元化，這動搖了共產黨的核心地位。尤為重要的是1990年2月蘇聯中央全會上通過實行多黨制，同意修改憲法第6條。實行多黨制，取消了憲法賦予蘇共的領導地位。
四.總述
蘇聯解體是內外各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分析任何因素都不能單純地考慮而完全地將其他因素撇開。蘇聯的民族問題始終是和各民族共和國的分離運動、蘇聯中央權威的喪失交織在一起的。一個民族的形成、發(fā)展和滅亡有其自身的規(guī)律，要經理漫長的歷史階段，只要有不同的民族存在，酒會不斷地出現心得民族矛盾和問題。所以，解決民族問題，必須尊重各民族的文化，真正將平等落實到實踐中，而不能只流于形式。蘇聯作為一個多民族國家最終走向“失敗”有其歷史上和政策上的必然性。蘇聯領導人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思想和理論，違背民族發(fā)展的規(guī)律，人為地加快民族接近和融合的進程，以圖最快地實現俄羅斯化，導致在處理民族問題上出現許多失誤，在民族關系中潛伏下深刻危機。到最后，蘇聯中央對地方的權威幾乎喪失殆盡，在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誘發(fā)下爆發(fā)了一場規(guī)模巨大的民族分裂運動，一個曾經的大國就這樣走向了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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