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想社會主義的名詞解釋_時代背景_城市設想
空想社會主義的名詞解釋
空想社會主義(英文：utopian socialism)是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來源之一，準確的譯法為烏托邦社會主義[1] ，流行于19世紀初期的西歐，著名代表人物為歐文、圣西門和傅立葉，主張建立一個沒有資本主義弊端的理想社會。不過，“空想”這種中文譯法，在清末民初報刊上即出現過，是從日本轉譯來的。[2] 。
它是科學社會主義以前的共產主義學說。常與“空想共產主義”通用。廣義的空想社會主義包括空想共產主義。但在某些場合，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將二者加以區(qū)別，其原則是：把主張實行公有制的早期社會主義學說稱為空想共產主義;如康帕內拉、摩萊里、馬布利、巴貝夫、歐文、卡貝、魏特林等人的學說。把主張仍然保留私有制的早期社會主義者的學說稱為空想社會主義。如圣西門、傅立葉等人的學說?？障牍伯a主義都主張廢除私有制，消滅階級差別，共同勞動，平均分配產品，建立社會平等。他們中有些代表人物還主張暴力革命，并提出和論證了過渡時期等問題。但他們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還未能擺脫空想社會主義的根本缺陷，因而他們的理想社會不能實現。
空想社會主義的時代背景
現代社會主義，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對現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有財產者和無財產者之間、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階級對立，以及生產中普遍存在的無政府狀態(tài)，這兩個方面進行考察的結果。但是，就其理論形式來說，它起初表現為18世紀法國偉大的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各種原則的進一步的、似乎更徹底的發(fā)展。同任何新的學說一樣，它必須首先從已有的思想材料出發(fā)，雖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經濟的事實中。
為法國大革命啟發(fā)過人們頭腦的那些啟蒙學者，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們不承認任何外界的權威，宗教、自然觀、社會、國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無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須在理性的法庭面前為自己的存在作辯護或者放棄存在的權利。思維著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時，如黑格爾所說的，是世界用頭立地的時代。最初，這句話的意思是：人的頭腦以及通過頭腦的思維發(fā)現的原理，要求成為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社會結合的基礎;后來這句話又有了更廣泛的含義：同這些原理相矛盾的現實，實際上從上到下都被顛倒了。以往的一切社會形式和國家形式、一切傳統(tǒng)觀念，都被當作不合理性的東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現在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憐憫和鄙視。只是現在陽光才照射出來。從今以后，迷信、非正義、特權和壓迫，必將為永恒的真理，為永恒的正義，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剝奪的人權所取代。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的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的理想化的王國;永恒的正義在資產階級的司法中得到實現;平等歸結為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被宣布為最主要的人權之一的是資產階級的所有權;而理性的國家、盧梭的社會契約在實踐中表現為，而且也只能表現為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18世紀偉大的思想家們，也同他們的一切先驅者一樣，沒有能夠超出他們自己的時代使他們受到的限制。
為革命作了準備的18世紀的法國哲學家們，求助于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鏟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東西。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永恒的理性實際上不過是恰好那時正在發(fā)展成為資產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知性而已。因此，當法國革命把這個理性的社會和這個理性的國家實現了的時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論它較之舊制度如何合理，卻決不是絕對合乎理性的。
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于腐敗的督政府，最后則托庇于拿破侖的專制統(tǒng)治。早先許諾的永久和平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掠奪戰(zhàn)爭。理性的社會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貧窮的對立并沒有化為普遍的幸福，反而由于溝通這種對立的行會特權和其他特權的廢除，由于緩和這種對立的教會慈善設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銳化了;工業(yè)在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迅速發(fā)展，使勞動群眾的貧窮和困苦成了社會的生存條件。犯罪的次數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說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無忌憚地干出來的封建罪惡雖然沒有消滅，但終究已經暫時被迫收斂了，那么，以前只是暗中偷著干的資產階級罪惡卻更加猖獗了。商業(yè)日益變成欺詐。革命的箴言“博愛”化為競爭中的蓄意刁難和忌妒。賄賂代替了暴力壓迫，金錢代替刀劍成了社會權力的第一杠桿。初夜權從封建領主手中轉到了資產階級工廠主的手中。賣淫增加到了前所未聞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樣仍然是法律承認的賣淫的形式，是賣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還以大量的通奸作為補充。
除了封建貴族和資產階級之間的對立，還存在著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游手好閑的富人和從事勞動的窮人之間的普遍的對立。正是由于這種情形，資產階級的代表才能標榜自己不是某一特殊的階級的代表，而是整個受苦人類的代表。不僅如此，資產階級從它產生的時候起就有自己的對立物同它纏在一起：資本家沒有雇傭工人就不能存在，而且，隨著中世紀的行會師傅發(fā)展成為現代的資產者，行會幫工和行會外的短工便相應地發(fā)展成為無產者。
雖然總的說來，資產階級在同貴族斗爭時有理由認為自己同時代表當時的各個勞動階級的利益，但是在每一個大的資產階級運動中，都爆發(fā)過作為現代無產階級的發(fā)展程度不同的先驅者的那個階級的獨立運動。例如，德國宗教改革和農民戰(zhàn)爭時期的托馬斯·閔采爾派，英國大革命時期的平等派，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巴貝夫。伴隨著一個還沒有成熟的階級的這些革命發(fā)動，產生了相應的理論表現;在16世紀和17世紀有理想社會制度的空想的描寫，而在18世紀已經有了直接共產主義的理論(摩萊里和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經不再限于政治權利方面，它也應當擴大到個人的社會地位方面;必須加以消滅的不僅是階級特權，而且是階級差別本身。禁欲主義的、斯巴達式的共產主義，是這種新學說的第一個表現形式。
總之，同啟蒙學者的華美諾言比起來，由“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那時只是還缺少指明這種失望的人，而這種人隨著新世紀的到來就出現了。后來出現了三個偉大的空想主義者：圣西門、傅立葉和歐文。在圣西門那里，除無產階級的傾向外，資產階級的傾向還有一定的影響。歐文在資本主義生產最發(fā)達的國家里，在這種生產所造成的種種對立的影響下，直接從法國唯物主義出發(fā)，系統(tǒng)地闡述了他的消除階級差別的方案。1802年出版了圣西門的《日內瓦書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葉的第一部著作，雖然他的理論基礎在1799年就已經奠定了;1800年1月1日，羅伯特·歐文擔負了新拉納克的管理工作。
空想社會主義的城市設想
空想社會主義城市設想把城市建設和經濟制度聯(lián)系在了一起，這樣就從更為廣闊的社會改造角度，給整個歐洲的現代運動產生了直接的推動力。并且這種理論主張城市規(guī)模不能夠過大了，要接近農村，這樣才能更好的促進城鄉(xiāng)的結合。 并且有可能能夠的城市中各種矛盾。空想社會主義城市設想重視城市居民的公共生活和集體生活，建立了各種公共設施。
現代城市規(guī)劃理論始于人們從社會改革角度對解決城市問題所作的種種探索。19世紀上半葉，一些空想社會主義者繼空想社會主義創(chuàng)始人莫爾等人之后提出種種設想，把改良住房、改進城市規(guī)劃作為醫(yī)治城市社會病癥的措施之一。他們的理論和實踐對后來的城市規(guī)劃理論頗有影響。
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霍華德倡導“田園城市”，1915年格迪斯提出區(qū)域原則，倡導城市規(guī)劃與區(qū)域規(guī)劃相結合的學說。他們的學術思想對城市規(guī)劃思想的發(fā)展影響深遠。同時代的恩文所著《城市規(guī)劃實踐——城市和郊區(qū)設計藝術概念》一書，總結城市發(fā)展的史例和他本人的規(guī)劃實踐經驗，可視為建筑師對城市規(guī)劃領域的開拓。隨后，越來越多的建筑師以及社會學家、地理學家、經濟學家等投入城市規(guī)劃理論的研究。
在19世紀，影響最廣的城市規(guī)劃實踐是法國官吏奧斯曼1853年開始主持制定的巴黎規(guī)劃。盡管巴黎的改建，有鎮(zhèn)壓城市人民起義和炫耀當權者威嚴權勢的政治目的，但巴黎改建規(guī)劃將道路、住房、市政建設、土地經營等作了全面的安排，為城市改建做出有益的探索。影響所及，科隆和維也納等城市也紛紛效法。
這一時期還出現了另一種建設實踐：英國一些先進工業(yè)家在建設工廠的同時，建設新的工人鎮(zhèn)。例如1851年工業(yè)家薩爾特建設了薩泰爾工人鎮(zhèn)，1887年利威爾建設了日光港工人鎮(zhèn)，形成所謂“企業(yè)城鎮(zhèn)”。這些實踐無疑促進了霍華德的“田園城市”等城市規(guī)劃理論的形成。至今，城市規(guī)劃仍是采取上面所說的舊城改建和新城建設兩種基本形式。19世紀90年代，西歐各國已逐漸形成以公共投資改進市政建設同控制私人用地相結合的城市發(fā)展戰(zhàn)略概念。在德國有城鎮(zhèn)發(fā)展規(guī)劃工作的傳統(tǒng)，也有雛形的分區(qū)制規(guī)劃方法。這些都為城市規(guī)劃工作提供了有用經驗。
制定城市建設法規(guī)最初的目的是維持整齊、清潔、安定的城市環(huán)境，以保障居民健康。英國1848年制定《公共衛(wèi)生法》，其中規(guī)定了住宅的衛(wèi)生標準，1906年頒布《住宅與城市規(guī)劃法》。瑞典1907年制定了有關城市規(guī)劃和土地使用的法律。美國紐約1916年頒布了控制土地利用和建筑高度的分區(qū)區(qū)劃法規(guī)，后來在1961年為適應新情況，修改成為區(qū)劃決議。實踐證明，城市建設和管理要有相應的法律體系，嚴格的城市建設法規(guī)可以提高城市規(guī)劃和建設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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