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儒林外史》介紹
吳敬梓《儒林外史》介紹
吳敬梓生活在清政權(quán)已趨穩(wěn)固的時代，隨著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統(tǒng)制的毒害也愈來愈深。文士們醉心舉業(yè)，八股文之外，百不經(jīng)意。吳敬梓十分憎惡當(dāng)時土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fēng)氣，把希望寄于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懷著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絕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下面是學(xué)習(xí)啦的小編為你們整理的文章，希望你們能夠喜歡
吳敬梓的生平
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縣人，他出身的那個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際有過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注：見《文木山房集·移家賦》。)。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耙粫r名公巨卿多出其門”(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輩也多顯達。但到了他父親吳霖起，家道開始衰微。吳霖起是康熙年間拔貢，做過江蘇贛榆縣教諭。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對吳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響。吳敬梓年幼聰穎，才識過人，少時曾隨父宦游大江南北。二十三歲時，父親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揮霍無度，被族人看作敗家子。三十三歲遷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難，但仍愛好賓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這種“失計辭鄉(xiāng)土，論文樂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從程廷祚、樊圣謨等朋友中，接觸到清初進步的哲學(xué)思想(注：程廷祚是清代進步的思想家，顏李學(xué)派的首領(lǐng)之一李塨的傳人。)。吳敬梓早年也熟中科舉，曾考取秀才，但后來由于科舉的不得意，同時在和那批官僚、紳士、名流、清客的長期周旋中，也逐漸看透了他們卑污的靈魂，特別是由富到貧的生活變化，使他飽嘗了世態(tài)炎涼，對現(xiàn)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從而厭棄功名富貴，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春興》)自慰，并提出“如何父師訓(xùn)，專儲制舉才”的疑問(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后》注，見《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薦舉他應(yīng)博學(xué)鴻詞考試，他以病辭，從此也不再應(yīng)科舉考試。
此后，吳敬梓的生計更為艱難，靠賣書和朋友的接濟過活。在冬夜無火御寒時，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shù)十里而歸，謂之“暖足”。在經(jīng)歷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后，他一面更加鄙視那形形色色名場中的人物，一面向往儒家的禮治，在他四十歲時，為了倡捐修復(fù)泰伯祠，甚至賣掉最后一點財產(chǎn)——全椒老屋。吳敬梓懷著憤世嫉俗心情創(chuàng)作的《儒林外史》大約完成于五十歲以前(注：程晉芳《懷人詩》(作于1748-1750年)中說：“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據(jù)此可知書大概成于1750年前。)
吳敬梓晚年愛好治經(jīng)，著有《詩說》七卷(已佚)。五十一歲時，乾隆南巡，別人夾道拜迎，他卻“企腳高臥向栩床”，表示了一種鄙薄的態(tài)度。五十四歲時，在揚州結(jié)束了他窮愁潦倒的一生。作品還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儒林外史的思想內(nèi)容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現(xiàn)存最早的臥閑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后人偽作(見金和《儒林外史跋》)。書中人物，大都有當(dāng)時真人真事做影子，為避免清代統(tǒng)治階級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說成明代。閑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
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說明了小說的主題。作品正是以反對科舉和功名富貴為中心并旁及當(dāng)時官僚制度、人倫關(guān)系以至整個社會風(fēng)尚的。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并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jīng)史上的大學(xué)問無不精通;而又安于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quán)貴相與。作者通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于“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dāng)時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作品一開始就通過周進、范進中舉前后的悲喜劇，揭示了科舉制度是怎樣腐蝕著文士的心靈，以及士子們熱中科舉的原因。六十多歲的周進，因未曾進學(xué)，不得不卑躬屈節(jié)，忍受著新進學(xué)的梅三相公的嘲笑;還替前科新中的王舉人掃了一早晨“雞骨頭、鴨翅膀、魚刺、瓜子殼”。后來連教館之職也失去了，只得給商人記帳。當(dāng)他一見貢院號板，就禁不住萬感俱發(fā)，一頭撞去，哭得死去活來。而當(dāng)商人們答應(yīng)替他捐個監(jiān)生時，他竟爬到地上磕頭說：“若得如此，便是重生父母，我周進變驢變馬，也要報效!”范進也是個連考二十馀次不取的老童生，發(fā)榜那天，家里沒有早飯米，只得抱了正在下蛋的母雞到集上去賣。聽到中舉的消息后，他起初不敢相信，既而“拍著手大笑道：‘噫!好!我中了!’”歡喜得發(fā)了瘋。直到挨了丈人胡屠戶的耳光之后才清醒過來。從此他就“平步登天”，有許多人來奉承他，不到兩三個月，田產(chǎn)房屋，奴仆丫鬟都有了。由此可見，士子們的熱中科舉，不過是為了爬上統(tǒng)治階級地位，升官發(fā)財，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臧蓼齋說他為什么要拚命花錢補個稟生時道：“稟生，一來中的多，中了就做官。就是不中，十幾年貢了，朝廷試過，就是去做知縣推官，穿螺螄結(jié)底的靴，坐堂、灑簽、打人”。也清楚表明了這一點。科舉既然成了讀書人獵取功名富貴的唯一手段，八股文自然就成了文章的正宗。作品中的馬二先生甚至迷信八股到這樣的程度，他說：“舉業(yè)二字是從古至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舉業(yè)，斷不講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話。何也?就日日講究‘言寡尤，行寡悔’，那個給你官做?”另一個人物魯編修認為：“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么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么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在他的影響下，女兒魯小姐也在曉妝臺畔，刺繡床前，擺滿了一部一部的八股文。甚至因丈夫八股“不甚在行”而愁眉淚眼，怨他誤了自己終身。匡超人出身貧困，原也還純潔樸實，用自己的勞動養(yǎng)活父母。自從聽了馬二先生的“勸導(dǎo)”后，逐漸熱中舉業(yè)，后來得到李知縣的賞識，追求功名富貴之心更熱切了。為了府考，竟丟下重病的父親。當(dāng)他考取秀才后，就在杭州與那批斗方名士鬼混，選文章、騙飯吃。還跟潘三一起，假刻圖章，短截公文，設(shè)計代考。。以后又到京城攀高結(jié)貴，拋棄原妻，并恬不知恥地說：“戲文上說的蔡狀元招贅牛相府，傳為佳話，這又何妨!”就這樣，作者通過一連串人物活動，揭示了八股文、科舉制度怎樣使一些樸實的年輕人，逐漸墮落為追求名利的庸人，甚至變成了忘恩負義的無賴!
作品還寫了一群考取科名的讀書人，他們出仕則為貪官污吏，居鄉(xiāng)則為土豪劣紳，從而進一步暴露了科舉制度的罪惡，同時也反映了當(dāng)時政治的窳敗。王惠當(dāng)了南昌太守，一到任就問：“地方人情，可有什么出產(chǎn)?詞訟里可也略有些什么通融?”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衙門里就滿是“戥子聲、算盤聲、板子聲”，“合城的人，無一個不知道太守的利害，睡夢里也是怕的”。高要的湯知縣為了表示“清廉”，竟枷死向他行賄五十斤牛肉的回教老師父，引起回民鳴鑼罷市。彭澤縣大姑塘附近兩只鹽船被搶，告到縣里，反而挨了知縣的二十大板。這些官吏就憑藉科舉得意，升官發(fā)財，作威作福;而貪狠、蠻橫則成了他們的共同特性。即使不作官，他們也能以貢生、舉人的特權(quán)，通過同年或師生關(guān)系，勾結(jié)官府，魚肉人民。退仕的張靜齋就是本鄉(xiāng)的惡棍。嚴貢生橫行鄉(xiāng)里，他強圈別人的豬，沒有借給別人錢卻向人要利息，訛詐船家，霸占二房產(chǎn)業(yè)，是個典型的劣紳。
在諷刺舉業(yè)中人物的同時，作品還用了大量篇幅刻劃那些“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的人物。他們大都是科名蹭蹬的讀書人，以風(fēng)流名士自居，過著無卿的寄生生活。婁三、婁四公子因功名失意，滿腹牢騷，回到家鄉(xiāng)，自命為少年名士，把那些假名士、假高人、假俠客尊為上賓，結(jié)果落了一場沒趣。無數(shù)斗方名士靠胡謅幾句詩，沽名釣譽。連醫(yī)生趙雪齋，開頭巾店的景蘭江，鹽務(wù)巡商支劍峰也假托名士，趨炎附勢。作品通過他們的所謂詩酒風(fēng)流的生活和招搖撞騙的行徑，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封建文士們的生活真實，指責(zé)了科舉給社會帶來的不良后果。
除了儒林群丑外，小說還揭示了一些承平表象下的黑暗現(xiàn)實。官府衙門從上到下令污成風(fēng)?！板X到公事辦，火到豬頭爛”，“有了錢就是官”，萬青山由假中書變成了真中書。像潘三這類的差役，也處處為非作歹，把持官府，包攬訴訟。而真正做些好事，較為清廉的官吏，卻往往沒有好結(jié)果。肖云仙罰款，湯鎮(zhèn)臺被貶。至于廣大淳樸善良的人民生活更是痛苦。小說中出現(xiàn)了投水自殺的農(nóng)民，無法安葬母親的楊裁縫，賣了兒子的倪老爹山中剪徑的木耐人婦，作者都以深切的同情，描繪了他們活不下去的慘境。
《儒林外史》不僅有揭露、諷刺，而且有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杜少卿是個貴公子，在他身上表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叛逆性格。他慷慨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捧出大量的銀子來幫助他，錢花完了，就變賣產(chǎn)業(yè)。他輕視功名富貴的科舉制度，在辭卻征聘以后，“鄉(xiāng)試也就應(yīng)，科歲也不考，逍遙自在，做些自己的事”。他罵那些學(xué)里的秀才作奴才，罵那熱中功名的臧蓼齋作匪類。他反對多妻。崇敬具有反抗性格的沈瓊枝，稱贊她說：“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了就銷魂奪魄;你一個弱女子，視如士芥，這就可做的極了?！彼f：“《溱洧》之詩，也只是夫婦同游，并非淫亂?！辈⒉活櫵说挠樞Γc妻子攜手同游清涼山，體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個性解放的要求。作品中的沈瓊枝，敢于反抗封建社會的壓迫，以刺繡賣文為生，自食其力，是個新的女性形象。
此外如講究文行出處而輕視舉業(yè)的虞育德、莊紹光和遲衡山等也是作者所肯定的人物，他們企圖以祭泰伯祠的迂闊舉動，來挽回世道人心，實際表現(xiàn)了吳敬梓思想中的落后一面。
作品中置身功名富貴圈外的小商人和手工勞動者也是儒林群丑的明顯對照。牛老爹、卜老爹和鮑文卿等都是忠厚誠篤的下層人物。作者借向鼎的口贊鮑文卿說：“而今的人，可謂江河日下。這些中進士、做翰林的，和他說到傳道窮經(jīng)，他便說迂而無當(dāng);和他說到通今博古，他便說雜而不精;究竟事君交友的所在，全然看不得，不如我這鮑朋友，他雖生意是賤業(yè)，倒頗多君子之行”。鮑文卿愛惜人才，憑自己本領(lǐng)吃飯，認為“須是骨頭里掙出來的錢才做得肉”，而拒絕納賄，鮮明地反襯出那些讀書人的喪盡廉恥。小說結(jié)尾，儒林寂寞，市井中出現(xiàn)奇人。貧苦的季遐年，字寫得最好，卻不貪錢，不慕勢。賣火紙筒的王太以下棋為快事。開茶館的蓋寬，無事就在柜臺里看書、畫畫。裁縫荊元則敢于把他的“賤行”提到和讀書、識字平等的地位。在理想的真儒、名士消磨盡了后，面對這些自食其力，不圖富貴、不伺候人顏色，自由自在的人物，作者流露出無限傾慕的心情。
儒林外史的藝術(shù)成就
我國諷刺文學(xué)來源悠久，先秦諸子寓言中，已有諷刺作品。從小說來說，在《西游記》里顯露了幽默的諷刺鋒芒，后來的《西游補》、《鐘馗斬鬼傳》等也是諷刺意味較多的長篇小說，但后者詞意淺露，藝術(shù)上比較粗疏。明代擬話本和清初《聊齋志異》中都有諷刺科舉的短篇小說，特別是《聊齋志異》中有不少成功的諷刺作品。在這些成就的基礎(chǔ)上，吳敬梓以敏銳的觀察力、豐富的生活體驗和鮮明的愛憎，寫出了《儒林外史》，“于是說部中乃始有足稱諷刺之書”(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說“諷刺的生命是真實”，“非寫實決不能成為所謂諷刺”?！度辶滞馐贰返闹S刺藝術(shù)正是體現(xiàn)了這個精神。小說中許多人物都有原型，如馬純上取材于馮粹中，遲衡山取材于樊南促，莊征君取材于程綿莊等。許多人情世態(tài)也都是當(dāng)時社會上司空見慣的。作者抓住了這些材料，加以典型的概括，而不作主觀的說明，使讀者從客觀事物本身得到啟發(fā)。正如魯迅在《什么是“諷刺”》中所說的，“它所寫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見的，平時是誰都不以為奇的，而且自然是誰都毫不注意的。不過事情在那時卻已經(jīng)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惡。但這么行下來了，習(xí)慣了，雖在大庭廣眾之間，誰也不覺得奇怪;現(xiàn)在給它特別一提，就動人”。例如小說十七回寫“斗方名士”的一段對話：
浦墨卿道：“三位先生，小弟有個疑難在此，諸公大家參一參。比如黃公同趙爺一般的年月日時生的，一個中了進士，卻是孤身一人;一個卻是子孫滿堂，不中進士。這兩個人，還是那一個好?我們還是愿做那一個?”……匡超人道：“‘二者不可得兼’。依小弟愚見，還是做趙先生的好。”……浦墨卿道：“讀書畢竟中進士是個了局。趙爺各樣好了，倒底差一個進士。不但我們說，就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快活的是差著一個進士。……如今依我的主意，只中進士，不要全福;只做黃公，不做趙爺?？墒敲?”支劍峰道：“不是這樣說。趙爺雖差著一個進士，而今他大公郎已經(jīng)高進了，將來名登兩榜，少不得封誥乃尊。難道兒子的進士，當(dāng)不得自己進士不成?”浦墨卿笑道：“這又不然，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兒子已做了大位，他還要科舉。后來點名，臨監(jiān)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摜在地下，恨道：‘為這個小畜生，累我戴個假紗帽!’這樣看來，兒子的倒底當(dāng)不得自己的?！?hellip;…景蘭江道：“眾位先生所講中進士，是為名?是為利?”眾人道：“是為名?！本疤m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
這里作者寫的是當(dāng)時儒林中很普遍的事情，顯然只是如實地反映出來，卻把那時文士們內(nèi)心的空虛，生活的無聊揭露得非常深刻。又如馬二先生游西湖時，西湖的秀麗景色沒有引起他的興趣，而酒店里掛著的透味的羊肉，盤子里盛著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等卻使他羨慕得喉嚨里咽唾沫。仁宗皇帝的御書又使他馬上磕頭一拜。他見了游西湖的女客就低頭不敢仰視。在書店里看到自己的八股選本就打聽它的銷路。在這些看來似乎漫不經(jīng)心的描寫里，馬二先生思想的迂腐和精神的空虛，已相當(dāng)生動地表現(xiàn)出來了。
當(dāng)然藝術(shù)的真實并不排斥夸張，在真實基礎(chǔ)上的夸張，是諷刺所必要的。周進撞號板;范進中舉發(fā)瘋;范母一喜而死;嚴監(jiān)生臨死因點了兩根燈草而遲遲不肯斷氣;嚴貢生發(fā)病鬧船家等精彩描寫，都因合理的夸張，而取得強烈的諷刺藝術(shù)效果，從而更真實地暴露了問題的本質(zhì)，起著深刻的批判作用。
由于作者態(tài)度的嚴肅和愛憎的分明，他還能針對不同人物作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諷刺。他對王惠、湯知縣、嚴氏兄弟這批貪官劣紳，是無情地揭露和嚴厲地鞭撻;他對具有誠篤善良性格，能急人之難，而又庸俗、迂腐，迷信科舉的馬二先生，是既同情，又諷刺。王玉輝是受封建禮教毒害很深的人，為了“青史留名”，他鼓勵女兒殉節(jié)，在女兒死后，還“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但到了大家送他女兒入烈女祠公祭的時候，他卻“轉(zhuǎn)為心傷，辭了不肯來”。后來在蘇州見到船上一個少年穿白的婦人，他卻又想起了他的女兒，“心里哽咽，那熱淚直滾出來”。作者通過他矛盾心情的揭露，一面掌握了人物復(fù)雜的性格，同時又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吃人的封建禮教。作者的諷刺有時還隨著人物的社會地位和思想品質(zhì)的變化而分別采取不同的態(tài)度。如范進未中舉以前，境遇相當(dāng)可憐，作者雖對他有一定諷刺，但主要是同情他;后來他中了舉，做了官，變得很惡劣，作者的態(tài)度也隨這改變，就對他采取了辛辣的嘲風(fēng)?？傊?，吳敬梓的諷刺藝術(shù)不僅分寸掌握恰當(dāng)，而且能將矛頭直接指向罪惡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人身攻擊。它體現(xiàn)了現(xiàn)實主義諷刺藝術(shù)的高度成就。
把相互矛盾的事物放在一起，突出它的不合理，這是《儒林外史》經(jīng)常運用的諷刺手法。小說第四回寫“遵制丁憂”的范進去湯知縣處打秋風(fēng)時的情況：
席上燕窩、雞鴨，此外就是廣東出的柔魚、苦瓜，也就兩碗。知縣安了席坐下，用的都是銀鑲杯箸。范進退前縮后的不舉杯箸，知縣不解其故。靜齋笑道：“世先生因遵制，想是不用這個杯箸?！敝h忙叫換去，換了一個碗杯，一雙象牙箸來。范進又不肯舉動。靜齋道：“這個箸也不用。”隨即換了一雙白顏色竹子的來，方才罷了。知縣疑惑他居喪如此盡禮，倘或不用葷酒，卻是不曾備辦。落后看見他在燕窩碗里揀了一個大蝦元子送在嘴里，方才放心……。
這里通過范進行動的前后矛盾，把他居喪“盡禮”的虛偽性揭露無馀。又如嚴貢生正在吹噓自己“為了率真，在鄉(xiāng)里之間，從來不曉得占人寸絲米粟的便宜”時，小廝就來說：“早上關(guān)的那口豬，那人來討了。在家里吵哩?！痹偃绾缿粼诜哆M中舉前，說他“尖嘴猴腮”，罵得狗血噴頭;中舉后就說他是“天上的星宿”，開口“賢婿”、閉口“老爺”，就活畫出這個市儈小人的丑惡嘴臉。
明清明代其他長篇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紅樓夢》對黑暗現(xiàn)實的揭露雖然也很深刻，但體現(xiàn)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卻寫得更光輝、更動人?！度辶滞馐贰穼懙米疃?、也最吸引人的無疑是儒林中的各種丑惡現(xiàn)象，表現(xiàn)作者理想部分和塑造的正面人物在小說中畢竟是次要的，而且不是那么動人。從這些地方看，《儒林外史》可以說是我國小說史上比較典型的批判現(xiàn)實主義作品。
《儒林外史》語言的特點是準確、洗煉而富于形象性。作者經(jīng)常能三言兩語，使人物“窮形盡相”。如第二回中寫夏總甲“兩只紅眼邊，一副鍋鐵臉，幾根黃胡子，歪戴著瓦楞帽，身上青布衣服就如油簍一般，手里拿著一根趕驢的鞭子，走進門來;和眾人拱一拱手，一屁股就坐在上席”。這里一個自高自大的小土豪形象就活現(xiàn)在我們面前。有時由于一個字用得很恰當(dāng)，使人物“情偽畢露”。如嚴監(jiān)生妾趙氏在正室王氏生病期間侍奉湯藥，極其殷勤，在王氏病重時，甚至祈求菩薩寧愿替她死。但當(dāng)王氏死前到趙氏說了“何不向你老爺說明白，我若死了，就把你扶正做了填房”之后，作者緊接著就寫“趙氏忙叫請爺進來，把奶奶的話說了”。這一個“忙”字，就把趙氏的虛偽面目暴露無遺。吳敬梓學(xué)習(xí)運用人民群眾的口語相當(dāng)成功，對話中有時引用諺語、歇后語，也能恰切自然。
小說的藝術(shù)水平是不平衡的，特別是三十八回以后遠不如前面描寫得深刻有力。郭孝子尋親、青楓城大戰(zhàn)、野羊塘大戰(zhàn)等片段，不但思想內(nèi)容差，藝術(shù)上也是敗筆。
《儒林外史》的結(jié)構(gòu)“雖云長篇，頗同短制”。沒有連貫全書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有時這一回的主要人物到下一回就退居次要?！笆屡c其來俱起，事與其去俱迄”。這種獨特形式雖然是受到了《水滸傳》等書的影響，但主要還是出于作者的藝術(shù)構(gòu)思。全書以反對科舉制度為主干，通過這一點，運用自如地安排各類人物和故事，從而達到較廣泛地反映社會生活的目的。因此，盡管這種結(jié)構(gòu)形式不免有些松懈，但對它所反映的特定內(nèi)容來說是和諧的。
《儒林外史》所達到的高度的思想藝術(shù)成就，使它在當(dāng)時就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惺園退士序說：“慎勿談《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yīng)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可見作品反映現(xiàn)實的巨大批判力量。在小說史的發(fā)展中，《儒林外史》奠定了我國古典諷刺小說的基礎(chǔ)，為以后諷刺小說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道路。晚清譴責(zé)小說《官場現(xiàn)形記》等顯然是受了《儒林外史》諷刺藝術(shù)的影響，并在結(jié)構(gòu)上也有所模仿。我國新文學(xué)的偉大作家魯迅，極其推崇《儒林外史》，他的戰(zhàn)斗的文學(xué)傳統(tǒng)特別在諷刺手法的運用上，和《儒林外史》也有一定的關(guān)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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