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看到自己鼓吹的民主、自由和法治等理念，早在九十年前就被有更深學養(yǎng)的前輩知識分子說得淋漓盡致的時候，我們能不滿臉羞愧?所以，一位學富五斗的知識分子在北京說，你們寫那些東西有什么用?九十年前人家都把道理說透了，你們只不過拾人牙慧啊!

　　也許正是在這種思維模式下，當今大多中國知識分子保持了沉默，或者說悶聲發(fā)小財去了?？刹还芩麄兏墒裁矗涍^九十年的風風雨雨，知識分子們是被啟蒙了，是 清醒了，他們只不過是難得糊涂而已。其實，為數(shù)不少的知識分子基本上能夠達到九十年前那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當時的思想境界。這也是一個最顯著的“不變 ”。問題在于，知識分子也許沒有變，但另外一個群體卻逐漸有了大“變”――來自民眾的變化。如果從思想認識來說，中國的知識分子也許還是那樣的一批，但民眾卻絕對不再是九十年前那樣的一群。

　　在閱讀九十年前轟轟烈烈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五四愛國運動的文獻時，我們感覺到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激情和思想，卻很少能夠窺探當時普通民眾的所思所為。他們在干什么? 他們在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下，變成“新民”了嗎?

　　越是帶著這樣的問題去查閱和閱讀文獻，越是感覺到材料有限，學生在上街，知識分子在忙著充當幕后黑手，那么，當時普通的老百姓在干什么?他們在按部就班的生活，他們在冷眼旁觀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們對他們啟蒙，可他們并沒有參入那樣一場旨在改變他們生活和命運的新文化運動。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戰(zhàn)士們慷慨激昂，原因之一就是當時中國廣大民眾的奴隸主義思想還相當嚴重。沒有受到啟蒙的“舊民”，有了“器物”(洋務運動)，也是要吃敗仗的;沒有“新民”，就算有了制度，共和了，到頭來也發(fā)現(xiàn)是“假共和”。五四新文化運動正是知識分子們看到在現(xiàn)代化和制度突然引進的時候還需要覺悟的擁有現(xiàn)代思想的“新民”而發(fā)起的。但很顯然，知識分子們企盼的，新中國需要的“新民”并沒有出現(xiàn)。

　　可是，九十年后，情況發(fā)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如果說有些知識分子在向后看，在朝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靠攏，那么，由于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由于科技的進步和信息傳播方式的變革，中國的民間已經和九十年前的隔了一個世紀那么遠。公民權利意識的普及程度，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在廣大民眾中的傳播范圍，與九十年前已有天壤之別了。

　　這一點，我們還是可以從塵封的九十年前的文獻和互聯(lián)網上新鮮出爐的文章入手。九十年前，知識分子們以啟蒙先驅的態(tài)勢翹首高歌，期待一呼百應。無論在他們的 學術著作還是時評文章里，你看到的都是他們侃侃而談、指點江山、引領民眾，但你卻很少能夠在他們的文章里看到被他們啟蒙和引領的民眾的身影。

　　然而，當你打開互聯(lián)網，你卻會從當今知識分子的理論和時評文章里發(fā)現(xiàn)，是民眾在引領知識分子――無論是維權、爭自由、擴大民主權利等等，全國各地的普通民眾顯然已經走到知識分子的前面。有時，你會從知識分子的文章里，看到他們只是保持了一段安全距離、置身事外，在那里躲躲閃閃地品頭論足。

　　和九十年前的知識分子相比，當今的知識分子對德先生和賽先生的認識除了理論知識外，顯然還多了九十年世界各國的實踐經驗和教訓，但他們如今卻因為種種原因 很少像九十年前的前輩那樣論述德先生和賽先生。他們即便在評論老百姓的事件時不得不提到民主、法治和自由，也顯得閃爍其詞。如果說九十年前的啟蒙知識分子忙于指引民眾，那么當今的啟蒙知識分子則是手忙腳亂、窮于應付地解釋民眾一波又一波的行動。

　　有的文人美其名曰：我們終于回歸到了胡適先生的“少談主義，多談問題” ――可問題是，九十年前不針對問題的“主義”顯得蒼白無力，而九十年后，老百姓那里積累的所有問題，如果真要得到徹底解決，又如何可以不談“主義”?

　　這，也是九十年來最重要的變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