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開學典禮老師演講詞(2)
大學開學典禮老師演講詞
大學開學典禮老師演講詞 篇【3】
我很榮幸有機會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的教師在開學典禮上發(fā)言。
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新生，特別是本科的大一新生致以最親切的慰問，因為我相信在你們興致勃勃地收拾好行囊，滿懷希望地趕赴北京的途中，一定遭遇過不少尷尬的時刻。
比如在火車上，來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開始試探著閑聊，當問到你的身份時，原本熱鬧的場景瞬間變得冷靜，空氣開始凝固：“哦學哲學的。”識趣的人會說：那可是很深刻的學問。
不識趣的會說：學這個有什么用呢?又不能當飯吃。當然，或許也有求知欲旺盛的會問：哲學是什么?
所有這些問題都會讓你感到些許的尷尬。我想要寬慰你們的是，類似的場景，在座的老師們已經經歷過無數(shù)次，我們都已經身經百戰(zhàn)百煉成精了。
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在類似的場景中，有兩個女人給我留下了至為深刻的印象。
一個是在 1992 年，我和我的同學們去北京的王府井參加公益活動，一位官員前來慰問，當她得知我們是北大哲學系的同學時，她非常興奮地說：哲學，我知道，就是把白的說成黑的，把黑的說成白的。現(xiàn)在，我們都知道了，這是政治，不是哲學。
另一個是在 2006 年，我去小區(qū)邊上的理發(fā)店理發(fā)，洗頭小妹問我選擇濕洗還是干洗，我當時正好有時間，就說干洗吧。在 20 分鐘的按摩過程中，我和她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始聊天，話題很自然地就轉到了我的職業(yè)，您是做什么的?
我是大學的老師。具體教什么呢?我猶豫了一下，決定不把白的說成黑的，所以我說我是教哲學的。我以為對話到此就結束了，結果她停頓了三秒鐘，突然問道：哲學是不是研究因果性的……
我當時的反應就和在座的同學一樣。驚為天人!從此我一直去那家理發(fā)店去理發(fā)，直到半年后那位來自云南的洗頭小妹不辭而別。我從此就只選擇濕洗。
這兩個事例告訴我們兩個道理： 1，人皆有理性，每個人都是潛在的哲學家;2，一個好的制度造就好的公民，一個好的教育造就好的哲學觀。接受了錯誤教育的人比沒有接受過教育的人的三觀更可怕。
回到哲學是什么這個問題?我要非常抱歉的告訴你們，沒有標準答案。如果我們現(xiàn)在把三個馬哲的老師、三個中哲的老師以及三個西哲的老師送到釣魚島，一邊彰顯我們的主權，一邊開設哲學研討班，讓他們爭論哲學是什么?三年以后，你會發(fā)現(xiàn)，他們仍然不會達成一致的意見。
不過在這里我可以給你們一個非常抽象的回答，所謂哲學就是愛智慧。要注意的是，這里的愛，指的并不是宗教意義上的無私的愛，更不是出于本能的感性沖動及浪漫情懷的情愛，而是溫和而理性的“友愛”。
所以說，在對待智慧的時候，哲學家不像男歡女愛的狂熱，也不像宗教情感的博大無私，它是一種彼此尊重和欣賞、溫和且理性的熱愛。這種愛不以占有為目的，而是以相互激勵共同進步為目的。
這也意味著哲學作為愛智慧之學，從來不會妄自尊大地認為占有了智慧，哲學家只是一個以溫和而理性的方式熱愛智慧的人，一旦有人宣稱自己占有了智慧，這樣的人要么就是先知，要么就是騙子。
哲學的思考從來都無法換來擲地有聲的物質回饋，你甚至都無法在這里找到 “ 2 + 2 = 4 ” 那樣板上釘釘、篤定無疑的知識。有人也許為此感到困惑：那我們從哲學這里指望什么呢?
如果要用一個詞來概括，我會說：“打開!”——打開你的視野，打開你既定的思維模式，打開各種思考的可能性，讓你從一種教條的、沉悶的、僵化的意識形態(tài)中解放出來，重新用一種充滿懷疑的、審視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這個世界。
哲學的問題有很多，從我是誰?我有自由意志嗎?對和錯的標準是什么?生活的意義，死亡問題，公正問題，一直可以追問到，我現(xiàn)在究竟是夢見自己坐在 3101 的教室參加開學典禮，還是真實地坐在這里，以及愛國主義為什么是天然正當?shù)?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為什么對于一個人的完整人生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價值?等等等等。
沒錯兒，以上問題都沒有標準答案，但是我認為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才是最有意味和最讓人著迷的問題。作為一門職業(yè)，哲學并不是性價比最高的職業(yè)，但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學是值得我們用一輩子去實踐的。
當然，我從來都不否認，在一個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盛囂塵上的時代，每一門傳統(tǒng)的學科和古老的技藝都免不了面對這樣的質疑：“學這個有什么用?”對此，哲學家總是自嘲自己的工作是“無用之大用”。其實，在寬泛的意義上，所有的人文學科都屬于無用之大用的范疇。
何謂無用之大用?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在巴士底獄中曾經感慨說：是這兩個人消滅了法國!這兩個人一個叫伏爾泰，一個叫盧梭，都是哲學家。路易十六這句話的隱含之義是：改變觀念就是改變世界!
第二個例子是這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之后，美國人想知道該怎么正確地處理日本問題，于是設立了國家項目資助一位人類學家魯斯·本尼迪克特去做研究，結果她并沒有寫出一本對策性研究這樣的實用性文獻，而是寫了一本叫做《菊與刀》的文化人類學著作，從非常抽象的角度研究日本的國民性。
這當然屬于基礎研究的范疇。有趣的是美國政府也沒什么不滿，找人對這本書進行了再研究，得出一個很有用的結論：天皇制度暫時不能廢除。由此可見，人文學科的研究看似不能得出立竿見影的效果，但其影響和效果卻可能是至為深遠的。
9 月 10 日是開學的第一天，從這一天起，在座的各位同學就正式的進入到了大學的生活。昨天出版的《南方周末》頭版的標題是“錢理群‘告別教育’”。
錢理群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老師，他是北大中文系的教授，10 年前他從北大退休后，投身中學教育，試圖改變人心，結果卻屢戰(zhàn)屢敗。這篇報道寫的非常之沉痛。
我對它有兩個總結：第一，就今天的高中教育來說，一切不能為應試教育服務的教育根本無立足之處，第二，就今天的大學教育來說，一切不能為就業(yè)服務的教育也似乎也沒有立足之處。
過去的六年教學生涯，讓我非常深刻地體會到當代大學生的種種迷惘和困惑，很多學生從一進校門開始就焦慮自己的職腸未來，非常功利地規(guī)劃自己的每一步，狗茍蠅營、亦步亦趨。
我收到過許多學生的來信，都在焦慮于為什么周圍的同學如此目標明確，為什么自己依舊懵懵懂懂。出于某種補償心理，他們會一方面忙不迭地參加各種社團活動、社會實踐，另一方面又強求自己在考試時門門得優(yōu)。
在這種全方位惡性競爭的氛圍下，只可能造就徹底的贏家和徹底的輸家。都說大學教育正在墮落成為一種“失去靈魂的卓越”，但是在我看來，更可憂慮的是那些贏家并不因此成就“卓越”，反倒可能因為熟諳了各種潛規(guī)則而變成蠅營狗茍的現(xiàn)實主義者，與此相對，輸家則因為遭遇挫折或不公而成為憤世嫉俗者和犬儒主義者。無論是哪一種結果，都以喪失靈魂為代價。
我始終認為，大學教育畢竟不是職業(yè)教育，大學生活也不應該等同于純粹的見習職場生活。每個人的人生都只有一次，所以我們要珍惜這趟來之不易的旅程。
人生的體驗有好壞之分，我們應該盡可能體驗人類精神更高階的形態(tài)。我常和同學們說：學校，school 的古希臘本意是“度過閑暇的地方”，但是這里的閑暇絕不意味著空洞、空虛、無所事事，恰恰相反，對古希臘人來說,那能夠“占用閑暇”的是一類特定的事情,這就是言談,尤其是指學術性的討論、辯論和演講。school 的本質就是自由——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
對于大一的新生，我想說的是，盡情享受大學的時光，盡可能地去過一種豐沛高遠的生活，你們要學會與人類思想史上最偉大、最聰明的頭腦進行直接的對話，在四年的學習生活中至少精讀 5-10 本原著，當然除了讀書思考，你們還應該經常去聽音樂會，看話劇，去郊外享受自然生活，當然也可以去談一場甚至幾場轟轟烈烈的愛情。
對于碩士生同學和博士生同學，我推薦你們去讀臺灣中研院王汎森教授的一篇文章《如果讓我重新讀次研究生》，希望你們能夠好好地體會與琢磨。
我想說的是，如果你真心想做學問，也不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個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書蠹，而是應該試圖把自己鍛煉成一個多面手，就象蘇格拉底，你可以同時是個哲學家，技藝高超的工匠，戰(zhàn)場上的勇士，家人眼中慈愛的父親，或者是個體育家。
有可能的話多涉獵其他的領域，體驗和實踐很重要。現(xiàn)在有些同學讀哲學、做研究生，常常是出于逃避的心理。做哲學特別怕的是，是在什么都做不好的情況下，沒有出路、被逼無奈來做哲學。
這是特別糟糕的狀況。做哲學對于智力和意志力要求非常高，它不僅需要你有深刻的理論感，同時也要求你具備健全的現(xiàn)實感。完全不是說我什么都干不了，沒有出路時無奈的選擇。
哲學誠然是這個世界上少數(shù)幾項值得我們?yōu)橹畩^斗終身的事業(yè)，但是對于從事哲學的人來說，應該要有這樣的自信和底氣：我之所以不去做那些具體的實務，并非不能而是不為!
2005 年 11 月 24 日是我加盟中國人民大學的日子，在此之前，我與社會上的許多朋友一樣對于人大有著這樣那樣的誤解，比如說認為它是第二黨校，但是過去六年的教學經驗告訴我，人大是一個頗具現(xiàn)代精神氣質的大學，某種意義上，人大的整體學術氛圍相比北京的一些兄弟院校 比如清華北大要更加的自由和開放。
在我看來，大學之所以稱之為大學，不僅在于有“大樓”或者“大師”，更在于大學的精神。大學真正的精神應該體現(xiàn)在身處校園的教師和學生每一個人身上。
我非常欣賞王汎森教授的這個說法：如果校園的許多活動，直接或間接都與學問有關，同學在咖啡廳里面談論的，直接或間接也都會是學術相關的議題。教授們在餐廳里面吃飯，談的是“有沒有新的發(fā)現(xiàn)”?或是哪個人那天演講到底講了什么重要的想法?
只有是沉浸在這種氛圍中的大學，才有可能成為卓越大學。反之，如果教授們念茲在茲的只是項目和住房，學生們談論的只是各種八卦新聞，網絡游戲或者說純粹的男歡女愛，這樣的大學一定不可能是卓越的，甚至于背離了大學的本義。
最近有一本書非常的流行，上自黨政高層下至販夫走卒，都在捧讀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讀完這本書，你會覺得 18 世紀下半葉的法國人活脫脫就是 21 世紀的中國人：腐化墮落同時又不負責任的特權階層，滿腹怨氣同時又精神萎靡的普通民眾，每個人都焦慮不安但不知該何去何從。
我對其中的一句話印象特別深刻：“人們原先就傾向于自顧自：專制制度現(xiàn)在使他們彼此孤立;人們原先就彼此凜若秋霜：專制制度現(xiàn)在將他們凍結成冰。”
我相信，當前中國的問題，除了要進行制度的改造，還要進行國民性以及人心的改造。如果說大學教育是此類改造的試驗田，那么哲學研究和哲學教育就是此類改造的源發(fā)地。
大約一百年前，英國的大教育家紐曼說：“大學不培養(yǎng)政治家，不培養(yǎng)作家，也不培養(yǎng)工程師，大學首先培養(yǎng)的是靈魂健全的，到達博雅高度的，即具有完整人格的人。”
大約 200 年前，德國哲人康德曾經說過：“我們的責任不是制作書本，而是制作人格;我們要贏得的不是戰(zhàn)役與疆土，而是我們行為間的秩序與安寧。真正的大師杰作是一個合宜的生活方式。”
打造完整人格的人，打造合宜的生活方式，這是真正的大師杰作，是每一個偉大文明的終極目的。
終有一天你會告別大學，也許終有一天你也會告別哲學，但是我希望也相信，在人大哲學系的這一段經歷將會是你人生旅程最為珍貴的記憶之一，因為在這里，你嘗試著學習成為一個具有完整人格的人，因為在這里，你試圖要贏得的不是金錢不是戰(zhàn)役也不是疆土，而是一個合宜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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