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1976年1月1日-)，生于山西臨汾，畢業(yè)于中國傳媒大學學習電視編輯專業(yè)。是非常著名的主持人。也是非常受歡迎的文學作家。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關于柴靜的文章精選，希望對你有用!

　　關于柴靜的文章精選1：生命不是用來比較的

　　不要去聽那些聲音，你唯一需要關心的就是讓自己強大起來。把希望放在別人身上是虛擬的，所以無用。

　　白巖松有天安慰我：“人們聲稱的最美好的歲月其實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憶起來的時候才那么幸福。”

　　只有同樣經(jīng)歷過無邊黑暗的人，才有資格說，我理解你。

　　獨立不是不聽話，獨立是只聽真理的話。

　　很多語言都是假的，只有一起經(jīng)歷過的才是真的。

　　非典期間在醫(yī)院采訪到一個女病人，舉著吊瓶，看著攝像拿鏡頭對著她，轉身跟醫(yī)生說：再拍，再拍我就把口罩摘下來親丫的。我們都哈哈大笑。911后不久，美國人就開始做娛樂脫口秀，忍著眼淚說笑，我當時不明白，現(xiàn)在理解了，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最不容易被打敗的。

　　有些笑容背后是緊咬牙關的靈魂。

　　強大的人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

　　我問路盧安克：我怎么老沒辦法改變我的弱點? 他說：如果那么容易的話，還要這么漫長的人生干什么?

　　生命不是用來比較，而是用來完成。所以其實我們更需要的，只是在這個過程里，不斷的傳播收割自己。雖然有時候這個過程會有些長，可是不要慌，生命沒有那么分秒必爭。覺得亂的時候，就停下來把字整理清楚。然后再出發(fā)。沉住氣，忠于內心，生命才飽滿。

　　關于柴靜的文章精選2

　　十年前，陳虻找我的時候，原話是說，我們要給白巖松找一個女搭檔。

　　我當時還沒想換工作，陳虻說你來我們年會玩玩吧，也見見大家。

　　那年年會是白巖松主持的，象他書里寫的，“以惡搞和折磨領導”為主題，我跟臺長分一組，白巖松問“1919年五四運動發(fā)生在什么季節(jié)?”臺長按鈕搶答“冬季”------大概他腦子閃現(xiàn)的都是系圍巾的男女群雕。于是被大笑著羞辱一番，最后好象錢包也被搶掉了，一撒，天空中都是現(xiàn)金。

　　我當時覺得，這個地方有點意思。

　　晚上有同事打電話來，聲音低沉：“巖松要跟你談談。”我一去，一屋子男同志，搞得跟面試一樣。后來我才知道，其實是因為巖松這個人什么都彪悍，就是不習慣跟女生單獨講話。

　　一晚上他就問了我兩個問題，問：“你喜歡誰的音樂?”我好象說的是平克弗洛依德。他問：“華人的呢?”“羅大佑。”

　　就這兩個，他沒再問什么問題，只說了一句“這是條很長的路，你要作好長跑的準備”。

　　我剛到連線，沒有任何新聞經(jīng)驗，日子不好過。

　　現(xiàn)在想起來，他當時是制片人，壓力比誰都大，也不能對我拔苗助長，別人笑我的時候，他心里估計比誰都難受。

　　有次我穿裙子到辦公室，他叫我過去，說“回去把衣服換了。”當時我不理解他，后來明白他是怕我柔弱，怕我不能在這個腥烈的戰(zhàn)場上生存。

　　有一陣子我連結尾評論都不會寫了，怎么寫都通不過，領導等著審，我瞪著眼坐在桌前，他進來遞給我一張紙，是他替我寫的串場詞。我慚愧又感動，一直留著那張紙。

　　他一直不安慰我，只有一次深夜，看我還坐在辦公室剪片子，進來對我說了一句，“人們號稱最幸福的歲月其實往往是最痛苦的，只不過回憶起來非常美好。”

　　后來我去了調查，跟他見面很少，幾年中評論部分分合合，不過很多離開的人鑰匙串上，都是掛著新聞評論部的小方銅牌，磨得精光锃亮。 2008年會是我主持的，那個年會只剩下一個簡單流程了，輪到巖松上臺發(fā)言，他就說了幾句話，其中一句是“我們忠誠的是新聞，不是任何領導”。

　　底下坐的都是領導，悄然無聲。

　　這幾年，他做時評，天天在新聞的風口浪尖上。

　　有人說，說這些干嘛，就算沒有風險，有什么意義。

　　他在書里寫到他的節(jié)目《新聞1十1》，“多簡單的名字，1十1=2，誰都知道，但環(huán)境稍有改變，僅僅是有利可圖，就會在一瞬間，讓相當多的人臉不紅心不跳地脫口而出1十1=3。”所以他說的捍衛(wèi)常識，其實是要用千斤之力來扭住的。

　　他在書里說到喜歡曾國藩，沒細說，我大概理解一點，因為想要有所建設的人，多半是象蔡元培說的鍋里的小魚，兩邊煎，哪方都不討好，保守派覺得你冒進，激進派覺得你迂腐。唯有苦苦支撐。

　　我沒聽他沮喪抱怨過，我遇到事的時候，他也不安慰，就在南院的傳達室里放一個袋子，讓人留給我，里面裝著書，還有十幾本雜志，都是藝術方面的。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希望什么都不要影響到生命的豐美。

　　巖松媽媽七十多歲了，我有次見她，老人家看我一會兒，說，老看你節(jié)目，別讓你媽擔心。然后說，“我天天看電視，也替巖松揪著心。”

　　這話我聽了心里挺難受，所以有時候也想勸勸他。他就一句話，“有人在前頭，你們也好走些”。

　　他這本新書出版，托人轉我一本，上面寫“柴靜：這一站，幸福”。

　　我翻開扉頁，上面印著倉央嘉措的詩：“一個人需要隱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過一生，這佛光閃閃的高原，三步兩步便是天堂，卻仍有那么多人，因心事過重，而走不動。”

　　身為同事，看這書時最觸動我的，是他滿腔沒有說出的話。

　　他曾經(jīng)以年青人的狂狷，寫過《渴望年老》，今天他四十二歲，鬢角灰白，人生的重負真實地壓在肩上。我們不多交談，只每年秋天，新鮮的內蒙羊肉來了，他就叫上八九個老男人，在他家聚一次。有次喝了點兒酒，看臺灣民歌三十年的演唱會。他喜歡胡德夫，一架鋼琴，唱《匆匆》。

　　“初看春花紅，轉眼已成冬，匆匆，匆匆，一年容易又到頭，韶光逝去無影蹤……匆匆，匆匆，莫等到了盡頭，枉嘆此行成空……” 他喃喃自語“我恨不能給他跪下”。我回頭看到他淚光閃閃。

　　這是一條最遙遠的路,以他的資歷聲望，本可以選擇更容易的方向，但他沒有后退，也沒有拐彎，只是往前走去。

　　關于柴靜的文章精選3：紀念葉企孫先生

　　回來的飛機上看書，看到這張照片的時候，我愣了一會兒，我不認識這個人，只是覺得很少見到這樣恬靜沉毅的臉，真好看。

　　看完才知道，我們這些知道李政道，錢學森，錢三強，王淦昌……的人，原本都應該知道他——他是他們的老師。

　　李政道大二的時候，是他破格選送去美國，當時李政道才19歲，穿著短褲去辦護照，辦公的人員都不相信“怎么會是個兒童?”李政道后來說“他決定了我的命運”。

　　華羅庚是初中生，是他讓在清華算學系任職，又送去英國深造，華羅庚說“我一生得他愛護無盡”。

　　那是戰(zhàn)亂烽火時代，但后來的重要科學發(fā)展所依仗的這些人，是他在那時滿地焦土上栽下的桃李。

　　可是我為什么不知道他?

　　深夜里我一點點找他的資料。

　　他生在上海，父親是舊式文人，讓他從小讀經(jīng)史子集。

　　他幼年已經(jīng)以君子“慎獨”之道要求自己，修身自省，對跟朋友之間“因小故而致割席”之事也寫在筆下：“一時之忿，至今思之，猶有隱痛。”

　　他訥于言，但一生都保持溫潤如玉的君子之風。

　　1915年，他在清華上學的時候，成立清華校史上的第一個學生團體——科學會。

　　每兩周一次科學報告會，輪流作。“范圍極廣，如天演演說、蘋果選種、煤，無線電報之設備、測繪法、力、廢物利用，等等”。

　　他當時不過十七歲，擬訂的會員守則是：(一)不談宗教，(二)不談政治，(三)宗旨忌遠，(四)議論忌高，(五)切實求學，(六)切實做事。

　　那種青翠的朝氣里，滿滿的是中國大學的剛剛起步的生機。

　　1918，他留學美國，后來在哈佛讀博士，導師是諾貝爾物理獎獲得者布里奇曼。

　　他的第一個研究課題，是用X射線短波極限法精確測定基本作用量子h值。實驗結果，在美國《科學院院報》和《光學學會學報上》發(fā)表，很快被國際科學界公認為當時最精確的h值。

　　這一數(shù)值被國際物理學界沿用達16年之久。

　　這一年他23歲。

　　他27歲回國清華執(zhí)教，很清楚自己要面對的是什么。

　　他的學生回憶“第一屆學物理的有4個人，第二屆只有兩個人，第三屆只有一個人。從一年級到二年級，到三年級，都是他一個人教的，所有的課都是他一個人開，不是他想一個人單槍匹馬，是他想請人家來，人家不來，也請不到。”

　　他已不求收獲，只問耕耘。

　　他執(zhí)教之嚴也是出名的，他的課給李政道的分數(shù)只是83。他允許這學生不聽自己的課“因為你看的參考書比我的更高明”，但是“你的實驗做的不認真，要扣去25分”。

　　他去世后多年，親人發(fā)現(xiàn)他一直留著當年的那三張答卷，寫在泛黃的昆明土紙上。

　　看史料的時候，會有一種感慨——在動蕩不安的中國大地上，只要給他們一點點空間，中國知識分子能在石縫里栽種下什么?

　　他是清華物理系主任，這對他自己來說其實是一種犧牲，相當于要放棄了自己的專業(yè)研究來作行政的工作。因為他把聘任第一流學者到清華任教列為頭等大事。

　　從1926年到1937年，他先后為物理系和理學院聘來了熊慶來、吳有訓、薩本棟、張子高、黃子卿、周培源、趙忠堯、任之恭等一批學者。

　　吳有訓還只不過是剛到校的普通教師，資歷年紀都不如他，他把吳有訓的工資定得比自己還高，1934年，他引薦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物理系主任一職。四年后，他力主吳有訓接替自己的理學院院長一職，那時他正當盛年。

　　馮秉銓畢業(yè)的時候，他對他們說：“我教書不好，對不住你們?？墒怯幸稽c對得住你們的就是，我請來教你們的先生個個都比我強。”

　　他不光要栽種，他還要育土。

　　他在1929年又組建了清華理學院，其中包括算學、物理、化學、生物、心理、地學6系。

　　他說凡是出人才的地方，必然是科學文化最盛行、科學土壤最肥沃、科學氣氛最濃厚之地。比如歐洲的哥廷根、慕尼黑和美國的芝加哥等。

　　中國科學研究停滯數(shù)千年，第一次有了這滾熱得燙手的雄心：”除造就科學致用人才外，尚謀樹立一研究科學之中心，以求中國之學術獨立。”

　　那點嫩芽，是硬生生從石頭底下頂上來的。

　　清華的校史有紀錄“早年的清華隸屬北洋政府，實行的是校長個人專權，校長多為官員政客，既無多少學問，更不懂管理，且校長更替十分頻繁，嚴重影響了教育教學工作的正常進行。”

　　1927年，清華成立教授會和評議會。教授會由各科系教授組成，教授會成員投票選舉各科系主任。評議會由評議員組成，評議員由各科系推舉的教授擔任。

　　第二年，他當選評議員，當時他不滿30歲。這個改革，就來自“少壯派”的推動。

　　日后清華校史的研究者說“教授治校，說白了就是拒絕外行人進入學校管理層，把不懂科學、不聞學術、不諳教育的人掃地出門，它防止了舊制度下官僚體系對大學教育的侵蝕和破壞，同時把學校的行政權作分散化處理，形成相互制衡的機制，在保障高等院校的民主辦學、民主管理，保證學校的獨立、學者和學生的思想自由，以及激發(fā)創(chuàng)造力方面，發(fā)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

　　從1929年至1931年的兩年間，清華沒有官方委任的校長，純粹由教授會代表全體教授治校。

　　當時教授會的宣言是：“清華并非行政機關，學校完全可以超出政潮，獨立進行。”

　　錢學森是他的學生，了解了這段歷史，就會知道，錢學森去世前的遺問，不光指向未來，也是一次拼力的回頭一望。

　　他終身未娶，唯與學生親厚，當中有一人叫熊大縝，是他人生里最深的一段感情。

　　網(wǎng)上可以找到熊當時的照片，生氣勃勃，可以躍紙而出。他們在那幾年里幾乎相依為命。

　　1938年，熊突然對他說要去冀中抗日。

　　他明知這學生在河北沒有依靠相熟的人，又沒有政治經(jīng)驗，但是國難當頭，他只能送他去，熊走后，他曾“約有十余天，神思郁郁，心緒茫然，每日只能靜坐室中，讀些英文小說，自求鎮(zhèn)定下來。”

　　他唯一能安慰的一點，是他能夠幫著自己的學生在后方搜購一些雷管，炸藥等軍用物資，看這書時，我才知道，曾經(jīng)炸碎日軍機車車頭的TNT藥性地雷，是來自熊所在的“技術研究社”的制造，而不是我們小時看的電影《地雷戰(zhàn)》中由農民土法制成。

　　1939年，國共關系惡化，熊大縝被疑心是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在沒有調查核實，沒有經(jīng)過法定程序的情況下，在押送途中被用石塊砸死。

　　從平津來冀中參加抗日的知識分子將近百人受到株連，在這之后，因為沒有科技力量自制彈藥，冀中的戰(zhàn)士在一段時期內只能拿著空槍，把秸稈塞在子彈袋里作戰(zhàn)。

　　1947年6月23日，他的日記里寫“今日是舊歷端午節(jié)。每逢端午，吾想到大縝。九年前的端午，他從內地回到天津，那是一個surprise。誰知道以后的事多么可悲。近幾天在讀《白石道人歌曲》，看到他的‘五日凄涼心事’句，更增悲痛”。

　　建國后他仍然當過一段清華的一把手，一直到1951年。

　　1968，他已經(jīng)七十歲，因為熊大縝的事，涉嫌“國民黨C.C特務團”被捕。

　　他在獄中一年半。

　　看過提審紀錄的黃延復說，他所有的話，其實只有一句”我是科學家，我是老實的，我不說假話”。

　　之后他由紅衛(wèi)兵組織隔離審查。

　　他出現(xiàn)幻聽，認為有電臺在監(jiān)視他，“一舉一動都有反映，他喝一口茶，電臺就說他喝茶不對，他走出門，電臺就叫他馬上回去”。

　　他的侄子看著他，“甚覺悲哀”，說“你是學物理的，你知道電波透不過墻，根本沒有這種事，是幻覺”。

　　他說“有，是你耳朵聾，聽不見”。

　　之后他再次入獄，出來的時候，已身患重病，小便失禁，雙腿腫脹難以站立，整個身子弓成九十度。

　　當時的中關村一帶，有不少人都看過他，他穿著一雙幫裂頭缺的破棉鞋，有時到一家小攤上，向攤主伸手索要一兩個小蘋果，邊走邊嚼。

　　如果遇到學生模樣的人，他伸手說“你有錢給我?guī)讉€”。

　　所求不過三五元而已。

　　后來他已經(jīng)漸漸恢復一些神智，有一次錢三強在中關村的馬路上碰到他，“一看到老師呢，就馬上跑上去跟先生打招呼，表示關懷，先生一看到他來了，馬上就說，你趕快離開我，趕快躲開，以后你見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遠遠的。”

　　錢三強當時是二機部的副部長，負責原子彈工程。

　　他的學生深知他的用意“他知道這么重要的工作，最忌諱同那些政治上有問題的人來往的，他生怕錢三強因此遭到一些不幸”。

　　兩年后，在北大作教師的張之翔騎著自行車，在校外的一所公寓中找到了他。

　　張之翔說“他已經(jīng)不認識我了，我說我是張之翔啊，他說哦哦，坐坐。他坐在藤椅上，就給我看，這個腿，兩個腿腫得很厲害，走不了路。他也沒有牢騷，很平靜的。可是人已經(jīng)不像個人形了。我也沒有多少好說的，我說先生多多保重，我就，我就……”

　　他淚流滿面。

　　“……我就離開了，以后再也沒有看到他”。

　　他的侄子說他從沒對任何人講過自己的悲慘，“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歷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沒有必要感嘆自己的人生”。

　　他只是經(jīng)常坐在一張舊藤椅上，讀點古典詩詞或歷史書打發(fā)時光。

　　1977年1月13日，他去世。在生命的盡頭，錢臨照去看他時，他取出《宋書》來，翻到范曄寫的((獄中與甥侄書》中的一段：“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我反復念他這幾句話“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

　　一直到八十年代，已經(jīng)平反之后，清華想要為他塑像之時，仍有人說“你們要為這個人造像，我就尿它”。

　　“然平生行已在懷，猶應可尋……”

　　1929年，他在一篇叫《中國科學界之過去、現(xiàn)在和將來》的文章里說“有人懷疑中國民族不適宜研究科學，我覺得這些論調都沒有根據(jù)。中國在最近期內方明白研究科學的重要，我們還沒有經(jīng)過長時期的試驗，還不能說我們缺少研究科學的能力。惟有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去做學研究，五十年后再下斷語。諸君要知道，沒有自然科學的民族，決不能在現(xiàn)代立腳得住。”

　　八十年過去了，他在空白處栽種的一切，讓我這樣的后代得以生活在一個濃蔭蔽頭的世界上，而我卻今天才知道葉企孫先生的存在。

　　“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這張照片上，他是如此坦白溫和地看著我，不求理解，不加責問，但這樣的疑問，卻從此重重放在了人的心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