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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成功勸說的事例3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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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成功勸說的事例3個

  勸說意指用言語打動,出自《漢書·疏廣傳》。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歷史上成功勸說的事例,給大家作為參考,歡迎閱讀!

  歷史上成功勸說的事例1:

  楚莊王,楚穆王之子,公元前614年繼位。據(jù)載生年不祥,卒于公元前591年,又稱荊莊王,熊氏,名旅(一作呂,侶),年齡時楚國最有作為的國君,中原五霸之一。郢都即今江陵紀南城,登位三年,不發(fā)號令,終日遠足圍獵,沉湎聲色,并下命::“有敢諫者,死無赦!”

  大夫伍舉冒死進諫,逢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

  伍舉請猜謎語“有鳥止于阜,三年不飛不叫,是何鳥也?”

  莊王答:“三年不飛,飛將沖天;三年不叫,叫將驚人!”但數(shù)月之后,莊王依然依舊,享樂愈甚。

  大夫蘇從又進諫。莊王抽出寶劍,要殺蘇從。蘇從無所畏懼,堅持勸諫。

  于是,莊王罷淫樂,親理朝政,并舉伍舉、蘇從擔任要職。

  這就是“一叫驚人”的來歷,后任用孫叔敖為令尹,講求得失,穩(wěn)定了政局,發(fā)展了生產,從而為楚國的爭霸奠定了基礎。

  歷史上成功勸說的事例2:

  一次,孫權在武昌臨釣臺飲酒,喝得酩酊大醉。醉后,他叫人用水灑席上的大臣,并對大家說:“今天飲酒,一定要醉倒在這里不可。”當時,任綏遠將軍的張昭,板起臉孔,一言不發(fā)地離開酒席,走到外面,坐在自己的車內。孫權派人叫他回去,說:“今天只不過是共同飲酒、取樂罷了,你為什么要發(fā)怒?”張昭回答說:“過去紂王造了糟丘酒池,作長夜之飲,也是為了快樂,不認為是壞事。”孫權聽了,一句話也不說,臉上露出慚愧的神色,于是立即撤掉了酒宴。

  歷史上成功勸說的事例3:

  “為君之道”最重要的還是如何治國,魏徵也深深明白這一點。他總是適時地利用太宗的一些發(fā)問,來闡述自己的治國理念,不僅解決了太宗的疑難,也達到了規(guī)勸的目的。這也是魏徵的聰明之處。

  貞觀元年(627),太宗剛剛即位,對于為君還充滿了疑惑。有一天他問魏徵:“愛卿,你說何為明君,何為暗君?”

  魏徵聽到此問,心中一動,這不正是自己想提醒皇上的話嗎。他從容答道:“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人主如果能廣泛地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可稱得上是一位明君,但要是只相信一個人的說法,那就不可避免是昏聵的君王了。昔日堯經常咨詢下民的意見,所以有苗的惡行他才能了解;而舜善于聽取四面八方的聲音,故共、鯀、歡兜這些奸臣都不能蒙蔽他的視聽。反之,秦二世只相信趙高,最終導致亡國;梁武帝任用朱異一人,才引發(fā)侯景之亂;隋煬帝偏聽虞世基之言,天下大亂而不自知。這都是反面的例子。所以人君應該兼聽廣納,這樣才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況,而不會受到一兩個大臣的蒙蔽啊。”

  太宗點頭稱善,說:“若不是因為有了愛卿,朕聽不到這樣的話啊!”

  君主應該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也同樣是儒家治國理念中非常重要的內容。魏徵繼承了這種思想,并通過太宗運用到了貞觀政治中去。魏徵提出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這個原則在貞觀前期的決策中得到了比較好的堅持,太宗遇事經常會與朝臣們廣泛地討論。而這也是貞觀政治風氣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貞觀十二年(638),有一次大宴群臣,太宗又問道:“諸位愛卿,你們說說,是創(chuàng)業(yè)難啊還是守成難呢?”

  尚書左仆射房玄齡回答說:“隋末天下大亂,群雄競起。陛下身經百戰(zhàn),歷經重重危險,才打下今日江山,這么說來自然是創(chuàng)業(yè)更難。”

  魏徵回答說:“帝王剛開始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都是天下大亂。亂世方顯英雄本色,也才能獲得百姓的擁戴。而得天下之后,漸漸有了驕逸之心,為滿足自己的欲望不斷濫用民力,最終導致國家衰亡。以此而言,守成更難啊。”

  太宗總結說:“玄齡當初跟朕打天下,出生入死,備嘗艱苦,所以覺得創(chuàng)業(yè)難。魏徵與朕一起治理天下,擔心朕生出驕逸之心,把國家引向危亡之地,所以覺得守成更難。現(xiàn)在創(chuàng)業(yè)時期的困難已經成為往事了,守業(yè)的艱辛,朕跟大家一起謹慎面對吧。”

  群臣都賀:“陛下能這樣想,真是國家之幸、百姓之福啊!”

  而貞觀十五年(641),太宗再次提出守天下難易的問題,魏徵說:“守業(yè)很難啊。”太宗反問:“只要任用賢能之人,虛心接受進諫,不就可以了。為何說很難呢?”魏徵進一步作了發(fā)揮,說:“看看自古而來的帝王,在憂患危險的時候,往往能夠任賢受諫。但到了天下安樂之時,必定會懈怠,這樣日積月累,問題漸漸出現(xiàn),最終導致國家危亡。這也就是居安思危的道理所在。天下安寧還能心懷憂懼,豈不是很難嗎?”

  其實,創(chuàng)業(yè)與守成,打天下與治天下,是歷史上經常被討論的有關君道政體的一個重要話題。辯證地看,創(chuàng)業(yè)與守成同樣是艱難的。創(chuàng)業(yè)時期的出生入死,需要頑強的意志和堅韌不拔的精神。等到戰(zhàn)勝了所有的敵手建立了新政權之后,從艱苦的戰(zhàn)爭年代走過來的人,似乎還有想想都后怕的感慨。正如太宗所說,房玄齡經歷過戰(zhàn)爭的艱苦,九死而后生,所以知道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但是,在新政權建立起來之后,如果還躺在過去的功勞簿上睡大覺,變得驕傲自滿,放縱自己的欲望,不再關心人民疾苦,就會引起新的社會矛盾,導致政權的衰亡。魏徵認為,打天下還存在著“天授人與”的機遇,只要順應時勢人心,就一定能夠取得勝利;而治天下就必須始終保持謹慎的頭腦,不能對個人的欲望有絲毫的放縱,這才是最難的。

  其實魏徵也是經歷過隋末動亂的,只不過在太宗掌權以前,沒有跟隨他奪取皇位而已。說他不懂得創(chuàng)業(yè)的艱難,這是不可能的。但魏徵的政治修養(yǎng)令他比房玄齡更明白這個時候應該關注的是守成、是治國。當然也是因為魏徵沒有創(chuàng)業(yè)的功勞可居,沒有那方面的發(fā)言權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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