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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王羲之字體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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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王羲之字體特點

  王羲之的書法在我國書法界有著重要的地位,他的書法字體有非常大的歷史參考價值。那么,關于王羲之的書法字體,你知道多少呢?以下是由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王羲之的書法介紹,希望能幫到你。

  王羲之的書法特點

  被尊為“書圣”的王羲之吸取前人書法精華,獨創(chuàng)一家,擅長楷書、行書和草書,他的字端秀清新,“飄若浮云,矯若驚龍”。綜合歷代書評,王羲之的書體得之神功、千變?nèi)f化、自成一家、登峰造極的,就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今草)。

  楷、行、草三體,自漢魏以來,在逐步演變。演變的方向,是刪繁就簡,趨于快速實用。演變的途徑是民間匠人、官方書佐以及達官顯要、清流雅士的各自努力,相互影響,經(jīng)由高門大族杰出書家的錘煉升華,匯成主流。王羲之便是這些杰出書家的典型代表。

  楷書

  楷書體或稱正書體、真書體,是在隸書體嬗變過程中形成的一種書體。在漢簡中,已見雛形。在隸書盛行的東漢,楷書只在民間流行。到了東漢末、三國、西晉,由于文人士大夫的加工和提煉,形成了不同于隸書的體勢,才登上了大雅之堂,成為一種趨時的書體。王羲之的楷書“俱變古形”,對今體楷書的定型做出了積極貢獻。

  東晉時期,王羲之異軍突起,其書寫的小楷書,已受時人珍視。代表作有《樂毅論》、《黃庭經(jīng)》、《東方朔畫贊》、《太師箴》、《洛神賦》、《勸進表》等。唐初,唐太宗在收羅王書時,將《樂毅》、《黃庭》、《畫贊》、《蘭亭》等帖收入內(nèi)府。

  王羲之的楷書,直接由衛(wèi)夫人和叔父王廙傳授,屬于三國時魏國鐘繇系統(tǒng)。他在楷書方面的“俱變古形”,應該是相對于鐘繇的楷書風貌而言的。鐘繇的楷書真跡,當時王羲之能見到的很多,確有記載的有《尚書宣示表》。那是他的從伯父王導從瑯邪帶到建鄴(今南京)后,又送給他的。后來,王羲之又將這本真跡借給了小他三十歲的王修。王修死時,其母將《宣示表》陪葬。所以,傳世的《宣示表》,實際上是王羲之的臨本。而這個臨寫的《宣示表》,與傳世的鐘繇的《薦季直表》,都是按官樣書式所寫的奏表,可以代表鐘繇的楷書風采。鐘繇的楷書還具有濃厚的隸書筆意,特別是漢末、三國時期的隸書中那種著意翻挑、飛揚的筆勢,在他的楷書里十分明顯。但是,這種翻挑與飛揚的筆勢,在王羲之的楷書里不見了,代之以回鋒收筆、規(guī)整勻稱的楷勢。

  作為初具規(guī)模的楷書,鐘繇楷書的筆畫形態(tài),有的長而逾制,有的臨時從宜,一字之內(nèi),筆畫之間的結(jié)構關系尚不明確,因此,規(guī)范不全,結(jié)合松散,豎短橫長,狀似扁隸,有橫張之勢。這類態(tài)勢,在王羲之楷書中已大為改觀。王書將縱向筆畫向下伸引,使其挺直,用筆內(nèi)擫,其他點畫對稱呼應,所以有縱展之勢。王羲之的用筆,一改鐘書的隸筆起止,在起筆處有挫衄的按筆動作,多以方筆入紙;而收筆處不著意折筆重按,而是輕提回帶;在運筆速度上是緩前急后;在筆畫形態(tài)上求其勻整遒勁,勢如列陣。經(jīng)過這樣的改造,楷書字體在王羲之手里,筆畫之間的配置關系基本確立,結(jié)體變橫張為縱展,規(guī)整勁健,雍容爾雅,儀態(tài)大方。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經(jīng)過這一鼎改,王羲之將楷書引入了端莊而生動的“今體”階段。而這個變化的最終完成,則是在法度森嚴的唐朝。

  行書

  行書與楷書一樣,兩漢時期,已在民間流行。從漢簡中,可以看到早期的行書。這種早期的行書也是由隸書的實用書寫逐漸發(fā)育而成的一種新興的書體。它簡潔,開張,結(jié)體松動,隸味很濃。到了東漢,行書走入上流社會,得到不斷的整理和規(guī)范。張懷瓘《書斷》載:行書集大成者是東漢的劉德升,他被稱為“行書之祖”。劉德升,“字君嗣,潁川人,桓、靈之時(公元一四六年——一八八年),以造行書擅名,雖以草創(chuàng),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同上書)。行書體當然不是劉德升一人所“造”,但劉德升有無人可代的整理之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鐘繇、胡昭二人學書于劉德升,然風范各異,時稱“胡肥鐘瘦”。胡昭,字孔明,潁川(今河南許昌,公元161——250年)人。志行高尚,不愿為官,躬耕樂道,以經(jīng)籍自娛,尤善隸行,與鐘繇、邯鄲淳等齊名。特別是函牘書,為時人楷模。但作品無一留世。鐘繇,字元常,潁川人。后漢獻帝時,為尚書仆射,封武亭侯。曹魏時任宰相,封定陵侯。善銘石書(隸書)、章程書(楷書)、行押書(行書)三體。因其官高位顯,書法風靡一時。他的行押書體至王羲之時,尚在流行。

  晉武帝司馬炎建國之初,曾策訂文字,將鐘繇、胡昭二人的書法定為標準體。王羲之早年習字,自然不能逾越鐘、胡兩家范例。王羲之比較了胡、鐘二家的書法,遵照衛(wèi)氏家族和王氏家族的傳統(tǒng),選擇了鐘繇書風。鐘繇行書的特點,約與西晉時《李柏文書》相仿佛,或者更為古樸。撇、捺發(fā)育不全,隸書味重,縱畫短促,橫畫粗長,稍逞左傾的橫張態(tài)勢。

  王羲之早期行書《姨母帖》,尚殘留隸書那種橫平豎直的書寫習慣,用筆起伏、頓按的幅度不大,很少映帶。書寫速度較為平緩,近于勻速,風格古拙質(zhì)樸,不脫鐘繇法度。王羲之后期的行書作品,風格大變,面貌一新。代表作品有:《蘭亭序》、《喪亂帖》、《孔侍中帖》、《游目帖》、《快雪時晴帖》、《寒切帖》、《遠宦帖》、《上虞帖》等。這些作品,筆畫體態(tài)都有生動的欹側(cè)之勢,“縱復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種風氣”( 梁袁昂《古今書評》)。這種欹側(cè)之勢,在結(jié)構上遒媚緊斂,勢巧形密,蘊藏著一種行而突止、蓄而待發(fā)的“勢”和“態(tài)”,即所謂“龍?zhí)扉T,虎臥鳳闕”。字與字之間有起承轉(zhuǎn)合的映帶,似斷若連,如“煙霏露結(jié)”。這類風格的行書,在王羲之作品中占有很大比例,是他行書風格的主調(diào)。

  王羲之的新體行書一出,鐘繇的行書就顯得既古又舊了。東晉人士崇尚華美,時風趨新厭舊,王羲之的行書成了達官貴族、士大夫文人模仿的范本,從而結(jié)束了鐘繇行書統(tǒng)領書壇的時代。

  王羲之的新體行書中鋒、側(cè)鋒互用,每字即見,運筆速度較為迅疾,有振迅遒勁的風神。由于筆勢連貫,筆畫之間的呼應關系更加緊密,點畫的態(tài)勢也隨之發(fā)生相應的變化,例如捺腳,不再是重按后平出,而多作長點狀的反捺。王羲之將草書筆法引入行書,從而使行書體勢具備了欹側(cè)遒媚的風格。他的《蘭亭帖》,筆法變化豐富,筆力勁健,速度勻暢,形態(tài)豐纖適度、自然含蓄,結(jié)體沖和安祥,不激不厲。《喪亂帖》則筆速較快,跳躍捭闔,行中帶草,單字相接,感情激蕩,筆畫勁落。此二帖是王羲之新體行書的代表作,成為行書的“法典”,為后人所遵循。

  草書

  秦末漢初,已萌草書。二十世紀以來,中國西北地區(qū)出土了大量此時期的草書墨跡。草書一出現(xiàn),就引起了漢代人的狂喜。學習草書,可以廢寢忘食,可以不分晝夜,可以畫地劌壁,直寫得臂穿皮破,直寫得指頭折斷,直寫得口吐鮮血,十天寫壞一支筆,一月用了數(shù)丸墨。草書成為最能體現(xiàn)書家藝術個性的書體,受到文人、書家的頂禮膜拜,心慕手追。漢魏草書,大多是較多地保留著隸書筆意的章草,少部分是比章草書寫更為簡便的今草的雛型。二者的區(qū)別在于:前者字字獨立,大小相等,筆勢不連貫,波挑多;后者字可與字相連,大小參差,隨意自由,使轉(zhuǎn)多。

  漢末出現(xiàn)了一些草書大家,如崔瑗、杜度、羅暉、趙襲等,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張芝。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長草書,從杜度、崔瑗得法,而更加精巧,獨步無雙,故有“草圣”之稱。三國兩晉時期的書家,若習草書,多以張芝為楷模。

  張芝的草書,因時代所限,尚未脫離隸書法度,實為章草。張懷瓘《書斷》說:“后世謂之章草,惟張伯英造其極焉”。王羲之學習草書的藍本,最可靠的是索靖的《七月廿六日帖》。此帖由王羲之的叔父王廙所贈。王羲之章草傳世作品甚少,較為可靠的是《豹奴帖》。他的章草,寫得非常精美,令人嘆服。

  王羲之在草書方面的建樹,并不是舊體的章草,而是新興的今草。后人肯定的、崇拜的,就是他增損古法、裁成一體、變古制今的今草。王羲之的今草書,是在揚棄張芝章草書的過程中生成的。與張芝的章草相比,王羲之的今草使轉(zhuǎn)靈動,點畫放縱,筆勢流暢遒逸。

  雖然王羲之筆勢的連屬飛移多體現(xiàn)在一字之內(nèi),但其所呈現(xiàn)的,是神采上的貫通,而非形式上的連屬,即是唐太宗所謂的“狀若斷而還連“。這樣,章草書體字字獨立的形態(tài)與今草書體流暢縱逸的筆勢,這看似不協(xié)調(diào)的兩端,在王羲之的今草書中得到了融匯貫通,別出新貌。

  王羲之的今草書,在用筆和結(jié)構的變化上,都達到了極致。用筆以方折為主,斬釘截鐵,干凈簡捷,從容不迫。“一畫之間,變起伏于峰杪;一點之內(nèi),殊衄挫于毫芒”(唐孫過庭《書譜》)。點畫的“形”與“勢”,有偃有仰,有正有斜,或長或短,或方或圓,近乎絕技,自然天成。

  《十七帖》是王羲之今草書的代表作品。《十七帖》是稱情疾書的尺牘。尺牘既是一種文體,又是一種形式,是魏晉以來文人書法的主要載體。北齊顏之推說:“真草書跡,微須留意”。江南諺云:“尺牘書疏,千里面目也”(《顏氏家訓·雜藝篇》)。北宋文學家歐陽修說:“余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 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吊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于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shù)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余興,淋漓揮灑,或妍或丑,百態(tài)橫生,披卷發(fā)函,燦然在目,使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tài)如無窮盡,使后世得之,以為奇觀,而想見其為人也”(《集古錄跋尾》)!《十七帖》正是這樣一種堪稱法帖的尺牘。通篇不假修飾,結(jié)構在疾書的情狀下隨勢生發(fā),隨機變化。技法與才情,理性與感性,自然地融為一體。

  王羲之的書法成就是多方面的,可說是“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南朝梁王僧虔《論書》說:“亡曾祖領軍洽和右軍俱變古形。不爾,至今猶法鐘、張”。(注:'洽’指王洽)。唐張懷瓘《書斷》說:“右軍開鑿通津、神模天巧,故能增損古法,裁成今體,進退憲章,耀文含質(zhì),推方履度,動必中庸,英氣絕倫,妙節(jié)孤峙”。王羲之脫盡魏晉以來用筆滯重的老套,一變魏晉的質(zhì)樸淳厚風格,創(chuàng)造了雄逸矯健、媚麗流美、中和典雅的書風,將中國書法推進到一個前無古人的境界。

  王羲之建樹的不只是一種風格,一種境界,而是一個書法藝術的體系。在這個博大的體系內(nèi),有嚴肅,也有飄逸;有對立,也有和諧;有情感,也有理智;有法則,也有自由。于是,各種各樣的書家——古典的、現(xiàn)代的、唯美的、倫理的、現(xiàn)實的、浪漫的、陽剛的、陰柔的……都能把它當作偉大的典范,從中汲取他們各自需要的營養(yǎng)。

  王羲之的這個體系,又像一把審美的無形尺子,衡量著中國歷代書法的優(yōu)劣。明代評論家項穆說:“逸少一出,會通古今,書法集成,??蠖?。自是而下,優(yōu)劣互差。……智永、世南,得其寬和之量,而少俊邁之奇。歐陽詢得其秀勁之骨,而乏溫潤之容。褚遂良得其郁壯之筋,而鮮安閑之度。李邕得其豪挺之氣,而失之竦窘。顏、柳得其莊毅之操,而失之魯獷。旭、素得其超逸之興,而失之驚怪。陸、徐得其恭儉之體,而失之頹拘。過庭得其逍遙之趣,而失之儉散。蔡襄得其密厚之貌,庭堅得其提衄之法,趙孟頫得其溫雅之態(tài)。然蔡過乎撫重,趙專乎妍媚,魯直雖知執(zhí)筆,而伸腳掛手,體格掃地矣。蘇軾獨宗顏、復兼張。蘇似肥艷美婢,抬作夫人,舉止邪陋而大足,當令掩口。米若風流公子,染患癰疣,馳馬試劍而叫笑,旁若無人。數(shù)君之外,無暇詳論也”(《書法雅言·取舍》)。項穆的評判有失于絕對,但可以說明王羲之書法體系對后世的巨大影響。

  天下第一行書介紹

  晉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時任會稽內(nèi)史的王羲之與友人謝安、孫綽等四十一人會聚蘭亭,賦詩飲酒。王羲之將諸人名爵及所賦詩作編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記述流觴曲水一事,并抒寫由此而引發(fā)的內(nèi)心感慨。這篇序文就是《蘭亭集序》(全篇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此序受石崇《金谷詩序》影響很大,其成就又遠在《金谷詩序》之上。其文書法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與顏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蘇軾《寒食帖》并稱三大行書書法帖。后人評道“右軍字體,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法”。因此,歷代書家都推《蘭亭》為“天下第一行書”。

  存世唐摹墨跡以“神龍本”為最著,唐太宗時馮承素號金印,故稱為《蘭亭神龍本》,此本摹寫精細,筆法、墨氣、行款、神韻,都得以體現(xiàn),公認為是最好的摹本;石刻首推“定武本”。經(jīng)郭沫若考證,以為相傳的《蘭亭序》后半文字,興感無端,與王羲之思想無相同之處,書體亦和近年出土的東晉王氏墓志不類,疑為隋唐人所偽托。但也有不同意其說者?!短m亭序》表現(xiàn)了王羲之書法藝術的最高境界。作者的氣度、鳳神、襟懷、情愫,在這件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現(xiàn)。古人稱王羲之的行草如“清風出袖,明月入懷”,堪稱絕妙的比喻。

  王羲之筆法特征分析

  貢獻就是具有篆隸遺韻的絞轉(zhuǎn)筆法。近代著名研習二王的學者型書家高二適言:今觀王右軍之筆跡,無論《蘭亭序》、《十七帖》、《澄清堂帖》、《淳化閣帖》諸刻,其筆法均一近于隸,而王羲之存篆籀古隸之于其草書者,尤未可悉數(shù)。對于王羲之筆法的認識亦有多種概括和理解,但作為一生致力于學習研究書法的高二適先生,他的觀點還是應該重視的。至于王羲之書法藝術所體現(xiàn)出的風流簫散、不激不厲而風規(guī)自遠的藝術風格和境界,屬于審美意識、審美感受等精神層面的事情,不同的人會有不同的感受,很難統(tǒng)一和達成共識。另外,從學術的觀點而言,從某一個角度講,也很難切入書法藝術本體、就具體作品進行風格、氣韻等精神層面的分析。

  因此,我們無論對王羲之在書法史上的貢獻進行褒揚或是批評,都需要有學術事實作依據(jù)。而王羲之的作品、作品中的每一個字、每一個點畫、每一個點畫中的筆法是可以進行理性分析,甚至是可以物理分析的,有具體的字和點畫墨跡作為依據(jù),也可以和更多的人在某一個層面上達成相對共識,這就為我們研究王羲之筆法世界提供了物質(zhì)和學術依據(jù)。

  漢代是隸書發(fā)展的鼎盛、成熟時期,唐代是楷書發(fā)展的鼎盛和成熟時期,而夾在兩個朝代之間的魏晉則極大的發(fā)展了行草書。有的時候,事物的發(fā)展其實很簡單,聽起來也似乎不可思議,其實推動書體發(fā)展演變的最主要內(nèi)動力是如何使書寫更加簡潔和快速。篆書的簡潔快速書寫發(fā)展成隸書,隸書的簡潔快速書寫發(fā)展成章草,章草的進一步簡潔快速書寫發(fā)展成今草。王羲之、王獻之所處的魏晉時代,就字體而言,處于漢隸向楷書、行書、草書演變階段;就書體而言,正處于漢隸書體向行草書體轉(zhuǎn)變的萌發(fā)階段,如果進一步細究的話,王羲之實際上是處于章草向今草演變的關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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