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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牘不僅是歷史文獻,更是珍貴的書法墨跡。20世紀簡牘的出土可謂空前,出土的數萬枚漢簡中,主要有張家山漢簡、馬王堆漢簡、銀雀山漢簡、居延漢簡、敦煌漢簡和甘谷漢簡等。下面小編帶給大家的是最有名的漢簡牘書法，希望你們喜歡。
最有名的漢簡牘書法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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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簡牘書法藝術述略
二十世紀是考古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許多前人未見的古代遺跡浮出地面、重見天日，極大地影響了今天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二十世紀初，被稱爲世紀三大考古發(fā)現(xiàn)的殷墟甲骨、敦煌寫經、西北漢簡陸續(xù)面世，人們開始對我國古代歷史、地理、政治制度和文字源流等各個方面有了新的更深入的認識。就我國古代文字與書寫而言，人們真切認識到，在魏晉以降紙張普及使用之前，曾是一段長達數千年的簡牘帛的書寫時代，簡牘上的墨跡，讓我們看到秦漢及以前真實的文字樣式及書寫狀態(tài)，這些實物也讓今人對我國早期的主要書寫載體——竹木簡牘的形制、規(guī)格、樣式以及文字內容和書寫方式都有了直觀的了解。
二十世紀是簡牘驚人大發(fā)現(xiàn)的時代，包括北京、內蒙古、河北、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四川、廣西、廣東、山東、江蘇、江西、陜西、甘肅、青海、新疆在內的多個省份都曾發(fā)現(xiàn)了不同時代的簡牘。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安徽大學等文博部門和大專院校有數量不等的簡牘入藏。截止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簡牘總數超過32萬餘枚。簡牘內容除了涉及眾多典籍文獻外，還涵蓋戰(zhàn)國、秦、漢、三國魏晉時期的政治、經濟、農業(yè)、軍事、文化、地理和法律等諸多領域，爲中國古代歷史和藝術史等各領域研究提供了豐富而全新的一手資料。兩千多年來，我國的歷史文化得以保存，古代典籍得以傳世，民族傳統(tǒng)和文化得以繼承弘揚，竹木簡牘作爲承載體功不可沒。
其實，簡牘的使用早在上古書籍裏就有記載，《尚書·多士》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甲骨文中的“冊”就是簡牘用兩道編繩聯(lián)起來的形式，而“典”則是雙手奉冊之形。也就是說，至晚在商代竹木簡牘已作爲主要書寫載體在日常書寫中使用，另外也說明，甲骨文只是在當時王室貴族占卜等活動中使用，而日常實用書寫則主要用簡牘等物。先秦到秦漢是簡牘帛使用的重要時期，文字在簡牘上得以傳承並不斷演進的同時，書法藝術的濫觴也主要在簡牘帛之上，簡牘上的墨跡可說是我國書法的早期遺跡。
下文將著重探討2016年9月末在鄭州美術館展出的450枚以嶽麓秦簡、里耶秦簡和西北漢簡爲代表的秦漢簡牘的書法藝術價值。
秦簡
自二十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在湖北、湖南、四川、甘肅等地相繼發(fā)現(xiàn)秦簡11種、近5萬餘枚、計30多萬字。其中，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1235枚、龍崗秦簡150餘枚，四川青川木牘2枚，甘肅天水放馬灘秦簡460枚，湖北沙市周家臺秦簡390枚，湖北江陵楊家山秦簡75枚，湖北江陵王家臺秦簡800餘枚，湖北江陵嶽山秦木牘2枚，數量最多的爲里耶秦簡，共計37000餘枚，是迄今發(fā)現(xiàn)的秦代墨書文字資料中最爲豐富的一宗，新近兩批秦簡是2007年入藏的岳麓書院秦簡1300餘枚，2010年入藏北京大學的北大秦簡約800枚。
里耶秦簡
里耶秦簡於2002年發(fā)現(xiàn)於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里耶鎮(zhèn)里耶古城1號井，主要記載秦洞庭郡遷陵縣的檔案，內容涉及秦朝政治、軍事、農業(yè)、賦稅、徭役、法律、財政、交通、地理、文化、曆法等諸多方面。出土秦簡的長度基本爲廿三釐米，少數爲四十六釐米，這是繼秦始皇兵馬俑、巷家相、六村堡秦封泥之後秦代考古的又一重大發(fā)現(xiàn)。這樣大量的簡牘文字對於研究篆書到隸書的演變過程具有重要意義，爲古文字界和書法界提供了豐富的學習和研究資料。
里耶秦簡以木牘居多，極少數爲竹質的，形式多樣，長寬規(guī)格各異，所書文字約20餘萬字，全部爲毛筆墨書。以秦篆爲母體，形體中保存有大量的母體痕跡，篆隸混雜，字形欹斜相依，筆畫肥瘦相間，書寫筆勢奇正互見，筆劃飽滿生動，行筆連貫，盡管仍留有大量篆書圓筆中鋒的筆法，但比另一例秦簡——青川戰(zhàn)國木牘隸化的特征更爲明顯。
從中可以看出，隸書筆法中的掠筆、波挑、不同形態(tài)點的筆法等在里耶秦簡中都已出現(xiàn)，部分簡上還有明顯的連筆、並筆及省筆的現(xiàn)象，這點與秦系青銅兵器上銘文的諸多特徵一致。簡中常將小篆中的長弧線作短弧線或斜線處理，許多筆畫爲了便宜省工，時常出現(xiàn)連筆、並筆現(xiàn)象。與同時期的石刻文字與鑄造銘文相比，里耶秦簡更直接地體現(xiàn)了毛筆運行下線條的豐富性和書寫性特征，是研究隸書起源和發(fā)展的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秦隸處於我國文字之重要發(fā)展階段，里耶秦簡字體遵從的是秦統(tǒng)一後的小篆，是當時國家標準的書寫體系。由此可見，秦代的“書同文”並非僅限於使用標準小篆，里耶秦簡直接透露了“書同文”推行力度之大，其多樣的書寫法也反映了當時湘湖地區(qū)簡牘書寫的差異以及書手間的技術差異。秦代所謂“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旨在消除六國異體，它對秦文書體式樣的選擇並無特別要求。秦官方推行的小篆字體，僅僅是一種標準範本，其作用是保證標準小篆在全國各地的通行無阻和結構規(guī)範。作爲秦小篆的“手寫體”，秦隸實際上早已在士大夫階層和民間廣泛流行並取得了官方的認可。
里耶秦簡的出土，使得秦簡牘史料得到極大豐富。它與青川木牘、雲夢睡虎地秦簡、天水放馬灘秦簡構成了一部完整的早期古隸發(fā)展史，從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秦篆至古隸的演變過程，學術界稱之爲“隸變”。
岳麓秦簡
岳麓秦簡是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所藏秦簡的統(tǒng)稱，是湖南大學岳麓書院於2007年12月從香港古董市場購藏的秦代竹簡，計2098枚，加上隨後香港一收藏家捐贈76枚，共計2174枚。岳麓秦簡是繼雲夢睡虎地秦簡、龍崗秦簡、天水放馬灘秦簡、里耶秦簡發(fā)現(xiàn)以來的又一次重大發(fā)現(xiàn)，已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高度關註。
岳麓秦簡大部分是竹簡，另有少量木簡。比較完整的簡長度大致有三種：一種30釐米左右，一種27釐米左右，另外一種25釐米左右。簡寬5～8毫米。經過整理，岳麓秦簡的主要內容分爲七大類：一是《質日》，二是《爲吏治官及黔首》，三是《占夢書》，四是《數》書，五是《奏讞書》，六是《秦律雜抄》，七是《秦令雜抄》。其中《質日》《爲吏治官及黔首》《數》三種是簡背上原有的標題，其他四種是整理小組暫擬的篇題。
由於岳麓秦簡內容豐富，書手眾多，所以書寫風格也不盡相同，或率意灑脫，或端莊優(yōu)雅，或厚重樸茂。從書法欣賞的角度來看，最具藝術趣味的當屬率意揮灑型，結構不拘一格，筆鋒藏露兼用，筆勢靈動而富有節(jié)奏，筆劃遒勁，跌宕起伏;端莊優(yōu)雅型與此形成強烈反差，多筆劃平實，筆意含蓄，結構莊重，書寫認真;最引人註目的厚重樸茂型，它是筆劃厚重，古拙質樸，極具藝術魅力。
同里耶秦簡一樣，岳麓秦簡的字形主體仍與秦篆一脈相承，在繼承和保留秦篆寫法的基礎上，一些字的寫法又不失秦系銅器銘文遺風，但用筆上有大量的改曲爲直、方折化的特點，展現(xiàn)了當時文字處於隸變過程中的情形。
岳麓簡按書法風格大致可分爲兩類。一類是隸書意味濃重，行筆較快捷，字形結構雖然是篆書，但隸書的一些特征較爲明顯，這一類在岳麓簡中占了大多數。而另一類則除用筆較輕松外，體勢豎長，筆畫方折，與秦詔版風格較近。
通過觀察對比，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岳麓秦簡文字隸變之特征：筆畫的轉折處方圓兼具，其中，隸化成方折筆劃的占到了一半以上;此外，岳麓秦簡中有大量的並筆、連筆等筆劃約省現(xiàn)象，這也間接反映出漢字演變的規(guī)律，即爲了書寫的便捷與流暢，任何時期的實用書寫都會尋求約省、快捷的方式。
岳麓秦簡與其他秦簡比較
與青川木牘相比，岳麓秦簡的用筆更加豐富，書寫更加快捷。畢竟青川戰(zhàn)國木牘處於隸變早期，形態(tài)比較原始，篆意多於隸意，青川木牘是目前發(fā)現(xiàn)的年代最早的秦隸墨跡。
與雲夢睡虎地秦簡相比，岳麓秦簡筆劃相對誇張，用筆輕松隨意，書風豐富多變，這讓我們目睹了古人無拘率性的一面。而雲夢睡虎地秦簡字形相對較小，書寫比較工整，結字與用筆平直居多，很少有誇張的用筆，橫畫具有明顯的波挑態(tài)勢，折筆多有出現(xiàn)，章法疏密不均，錯落有致。
與天水放馬灘秦簡相比，岳麓秦簡用筆老練率性，線條遒勁渾樸，橫畫趨於平直，書風靈動舒逸。而天水放馬灘秦簡用筆沈穩(wěn)，如《日書》乙種，筆劃相對勻稱，結字舒朗;而《日書》甲種則多含東方書寫筆意，如三晉寫法。
與龍崗秦簡相比，岳麓秦簡不管在形式上還是內容上，都顯得更加豐富，文字清晰，字數眾多，書風多姿多彩;龍崗秦簡內容爲同一書手所書，書風單一，但特點明顯，橫畫多斜向取勢，字態(tài)傾斜明顯，左高右低，筆速較快，用筆率意……
總之，秦簡讓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漢字由篆而隸的演變過程，特別是古文字系統(tǒng)向今文字系統(tǒng)的演變細節(jié)。這種依靠快寫、省略、假借、合並部首等篆書快寫手段，破壞的同時也優(yōu)化了原有的漢字結構和用筆方式，並在變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規(guī)律。當這種變化的規(guī)律逐漸成熟和普遍運用的時候，早期的隸書便漸漸形成了。
漢字經過隸變之後，書寫上更加實用便捷了;同時，在隸變過程中，古人在書寫上並沒有停止對漢字美的追求。岳麓秦簡以及其他秦簡牘文字對字形的改造表明，古人不但追求簡約、便捷的實用目的，同時也時刻不忘對書法形態(tài)之美的追求。
漢簡
自二十世紀初以來，甘肅、山東、湖南、湖北、河北、安徽、青海、江蘇、內蒙古、廣西等地相繼出土漢代簡牘計20餘萬枚。主要有：敦煌漢簡939枚，居延舊簡10000餘枚，武威漢簡640餘枚，甘谷漢簡23枚，銀雀山漢簡7532枚，武威漢代醫(yī)簡92枚，馬王堆漢墓竹簡960餘枚，定縣八角廊漢簡1000餘枚，鳳凰山漢簡530餘枚，居延新簡20000枚，阜陽雙古堆漢簡6000餘枚，大通上孫家寨漢簡400餘枚，敦煌馬圈灣漢簡1217枚，江陵張家山漢簡2787枚，敦煌懸泉置漢簡35000餘枚，尹灣漢墓簡牘157枚，虎溪山漢簡1000餘枚，孔家坡漢簡500餘枚，額濟納漢簡500餘枚，甘肅永昌水泉子漢簡700多枚，湖北荊州松柏西漢牘63枚、長沙走馬樓吳簡14000枚，東牌樓東漢簡216枚，五一廣場簡10000餘枚，北大西漢簡3300枚，南昌海昏侯漢簡10000餘枚，香港中文大學歷年購藏漢代簡牘259枚，等等。由於漢簡種類繁多，這裏重點考察居延漢簡中代表性的肩水金關漢簡、居延新簡，以及敦煌漢簡中的馬圈灣、懸泉置漢簡。
居延漢簡
居延漢簡有新舊之分，人們習慣上將上世紀上半葉出土的漢簡稱爲居延舊簡，將1970年代出土的稱爲居延新簡。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成員、考古學家瑞典人貝格曼曾在額濟納河流域進行考古調查，在29處遺址發(fā)掘出土了10000餘枚漢簡，其中肩水金關出土漢簡850餘枚。人們在整理這批漢簡時，不管是出自南部肩水都尉所屬地段還是北部居延都尉所屬地段，統(tǒng)稱爲居延漢簡。
居延新簡
1972～1976年，由甘肅省文物部門主持的甲渠候官(破城子)、第四燧以及肩水金關遺址發(fā)掘再次取得重大收獲，共發(fā)掘出土漢簡20000餘枚，更爲可貴的是其中包括完整的和比較完整的簿冊七十多個。
居延漢簡按其本身書寫名稱，可分爲槧、牘、牒、檢、檄、劄、冊、符、及觚等。居延漢簡紀年簡中最早爲漢武帝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最晚爲漢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書寫時間跨度長達270多年，內容極其豐富，不僅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也是光彩奪目的書法資源。因是日常實用文書，書寫時隨意自如，其書法呈現(xiàn)出輕松直率之意，展示了漢代基層書寫的真情實態(tài)。
在書體上，居延漢簡多爲隸書、章草，從這些草書簡中不難發(fā)現(xiàn)，居延漢簡在書寫過程中出現(xiàn)了大量的連接、省略和替代現(xiàn)象。連接即筆劃與筆劃相連，部分結構與部分結構相連，本應停頓的地方省去停頓，很明顯是爲了寫得更快;省略，即在書寫過程中直接省去某些筆劃或部件;替代，即用簡單的筆劃替代部分結構，或者用相對簡單的結構替代復雜的結構。三種書寫規(guī)則目的一樣，還是爲了使書寫更加快捷。
居延漢簡用筆自然簡潔，運轉流暢，銜接自然，粗獷樸實，大部分文字形態(tài)變化很大，不拘一格，自由奔放。有的若篆若草，渾然一體，有的波磔奇古，形意俱足，有的敦厚樸茂，風韻飄逸，形成了風格獨特而鮮明的漢代簡牘書法藝術。
居延新簡墨跡中的一個亮點，不是我們司空見慣的隸書，而是爲數不少的草書，我們可以稱之爲“漢草”。“漢草”不僅僅出現(xiàn)在居延新簡中，敦煌馬圈灣、肩水金關、懸泉置等等很多漢簡也出現(xiàn)了草書現(xiàn)象。這個現(xiàn)象表明，草書的出現(xiàn)早於楷書，楷書實際上是在漢代草書、快寫隸書、新隸體等寫法演化和整理規(guī)範之後出現(xiàn)的產物。
馬圈灣漢簡
1979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敦煌附近的漢代烽燧時，在小方盤西11公里處的馬圈灣發(fā)現(xiàn)了一座當年斯坦因考察時未登過的烽燧，經發(fā)掘獲得1217枚漢代簡牘。
馬圈彎漢簡可謂是漢代隸書中最爲恣縱的變體，除隸書、行書外，敦煌的馬圈灣漢簡發(fā)現(xiàn)了數量不少的草書簡牘，隸書的草寫使其出現(xiàn)了大量的章草。這些章草點劃狼藉、結體自由誇張、章法自然錯落。行筆婉轉自如，流暢奔放，已開後世狂草體勢，無疑是西漢中後期與新莽之間敦煌境內日常應用的常用字體。
由此推斷，章草的成熟期應在西漢中期無疑。漢代的草書，尤其是章草，是中國古代書法上的一朵奇葩，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它標誌著書法由實用漸漸發(fā)展成爲一種能夠自由抒發(fā)情感、表現(xiàn)書手(書法家)個性情懷的藝術。
懸泉置漢簡
1991年，甘肅河西走廊懸泉置遺址出土了大量漢代簡牘，總數達35000餘枚，其中有字簡牘23000餘枚，是繼兩批居延漢簡發(fā)現(xiàn)之後的又一重大發(fā)現(xiàn)，其數量之巨大，書體之多姿，令人嘆爲觀止。懸泉置漢簡中規(guī)範的隸書起筆方圓兼?zhèn)?、變換自然，收筆或含蓄回筆、或迅捷出鋒，行筆流暢穩(wěn)健，其用筆軌跡及節(jié)奏清晰可見。
總之，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了後世的行、草、楷諸書體，中國書法史上最重要的書體和文字發(fā)展中的部分重要階段，在這裏都能找到。簡牘的發(fā)現(xiàn)，極大地豐富了秦漢書法藝術寶庫，不僅改寫了中國古代書法史，更深刻地影響了二十世紀以來的書法創(chuàng)作，打開了書法家們創(chuàng)作的新天地。尤其對篆隸書及早期草書的研究與創(chuàng)作而言，極大地開拓了書法藝術審美的視野空間，突破了創(chuàng)作技法上的窠臼桎棝。兩漢簡牘的大量出土面世，使得隸書的學習與創(chuàng)作由原來的以漢碑爲唯一，變爲碑石、簡牘兩大借鑒取向。當代許多書家或借鑒漢簡筆法研習漢碑，或直接以漢簡爲範本進行隸書創(chuàng)作，他們爭相從簡牘中汲取營養(yǎng)，融入到各自的書法創(chuàng)作實踐，由此成就了數位書法大家，他們自成流派、獨樹一幟。簡牘書風持續(xù)升溫發(fā)展，群體不斷增大，成爲當今書法創(chuàng)作領域的一個可喜現(xiàn)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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