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讀書報告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讀書報告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那么關于《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您了解過這本書嗎?讓小編來告訴你吧。
《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讀書報告
簡介：《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洪業(yè)著，曾祥波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洪業(yè)(1893—1980)，號煨蓮，福建侯官人，現(xiàn)代著名史學家、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系研究員。
洪業(yè)先生在書前“自敘”中寫過這樣一個經(jīng)歷：“壬午歲(1942)，予螺維于日寇之圖固，欲閱《圣經(jīng)》而不可得遂索杜詩一部——囊昔文文山(1236-1282)于元人獄中慨然引領而待死，集杜句成詩二百章。予臆可以效法焉一—亦不獲允。其時于晨昏禱思之中，已默定他日脫身后必所當為之事若干，潛研杜詩即其一也。”可見，此書不僅是先生潛研之作，更帶有個人真切的生命體驗于其中。在這本400余頁的皇皇著作中，洪業(yè)先生以唐帝國由盛及衰的歷史為背景，通過引證、翻譯和闡釋杜甫的374首詩篇，詳盡地論述了這位詩圣不朽的一生，讀完之后發(fā)現(xiàn)，此書于學術有較多創(chuàng)見，于情懷亦深沉而濃烈，確為一本佳作。
先談談這本書的組織形式和體例。此書按照杜甫生平經(jīng)歷的時間順序組織起來，選用杜詩中的詩句作為小標題概括每一階段，這本著作寫的十分細致，以杜詩為材料，為讀者詳細地描繪出杜甫的一生。與之前其他著作不同地是，這本書對杜詩編年有自己的理解，對前人的成果多是有懷疑態(tài)度，有不少新意。對某些詩的寫作時間，作者甚至精確到某年某季節(jié)某月，這種細膩的考證和“想象”，使著作像一本“嚴謹”的“故事書”。
在體例上，原書分為“本文”和“子注”兩冊，“本文”冊中的所引的杜詩，譯者以洪業(yè)先生所編《杜詩引得》為依據(jù)，“子注”部分譯者摘選了部分作為當頁注附于正文之下。書中腳注有大量引證或說明，文中引用了大量杜詩原文配合論述，大大方便了讀者的查閱。正文內(nèi)容是由“引論”、“結(jié)語”和十二個章節(jié)組成的，除了正文內(nèi)容外，著作還包括了自序、四篇附錄、索引、代譯后記及補記，內(nèi)容十分豐富，特別是附錄二，先生以文言文花了近百頁為我們梳理了與杜詩有關的著作的源流，嚴謹又仔細。
隨著洪業(yè)先生的梳理，加上之前莫礪鋒先生的“評傳”和吉川先生在“札記”中對杜甫早期生活細節(jié)的補充，杜甫整個生活經(jīng)歷和他所生活的時代背景已經(jīng)豐富起來，詩人的形象越來越細膩、豐滿和真實，之前困擾自己的一些小問題逐漸明朗，即便還沒有結(jié)論，但至少會有新的方法和材料讓自己更加自信。對于這本著作，我主要談以下幾個關鍵詞：“編年”、“細節(jié)”、“創(chuàng)新”和“工具”。
其實，這本著作的整體就是杜甫的生命歷程、杜詩的編年、以及各階段發(fā)生的事情，選用杜詩中具有代表性的詩句作為小標題概括每一階段，其實每每看到這些詩句的確會把人帶到當時的歷史環(huán)境。類似于詩人年譜的寫法，讓讀者從這十二句詩可以看出詩人一生的縮影，展示出作者強烈的編年意識和歷史意識。因為這是著作的主題，同時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筆者將這十二部分概括如下：
第一章“記一不識十”(712—735)選自《送率府程錄事還鄉(xiāng)》，是在為杜甫早年詩歌(712—735，從杜甫出生、漫游吳越到第一次科舉不第)沒有流傳下來而遺憾，導致我們只能通過杜甫晚期詩文中的回憶和偶爾提及去重新建構其早年生活，顯得零星碎片化。詩人早期的詩歌所存寥寥無幾，讓我們對詩人這一時期生活的了解也近乎空白，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第二章“快意八九年”(736—745)選自《壯游》，講述詩人在736至745十年間的生活。杜甫以京兆舉子的身份參加735年的科舉考試本身就是一種很大的榮譽，但是不第，于是東游齊趙，定居洛陽，過著幾年“快意八九年”的生活，但隨著父親的去世，杜甫的生活逐漸困窘。
第三章“騎驢三四載”(745—749)引自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原文作“騎驢三十載”，一作“十三載”，洪業(yè)先生改為“三四載”)，這段時間玄宗皇帝個人開始轉(zhuǎn)變，隨著奸相的任用，輝煌的大唐帝國急劇衰落，杜甫敏感地感受到時代的變化，此時他在長安生活。
第四章“陵厲不飛翻”(749—752)引自《奉留贈集賢院崔于二學士》，在此期間杜甫獻三大禮賦，引起玄宗重視，讓杜甫待制集賢院，卻仍無官職，理想仍然無法實現(xiàn)。朱鶴齡云：“公以詞賦為人主所知，再降恩澤，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有青冥契闊之嘆。”
第五章“故山歸興盡”(752—755)引自《官定后戲做》，在這一章，作者假設了杜甫在752年的婚姻，在長安日益貧困的詩人還焦急地等待著朝廷的任命，在拒絕河西尉的職務之后，詩人被任命為右衛(wèi)率府兵曹，在探親途中寫下《自京至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第六章“東胡反未已”(756—757)引自《北征》，在這兩年的時間中，詩人輾轉(zhuǎn)于奉先、長安、鳳翔和鄜州，可謂一生中最為辛苦的階段，國家不幸，人民不幸，詩人嘗盡戰(zhàn)亂和飄零之苦。
第七章“萬國兵前草木風”(757—758)引自《洗兵馬》，這首詩可以說代表了杜甫在生命最快樂的這段時期歡樂情緒的頂點，他夢想和平永在，武器棄置一邊，這段時間官軍收復都城長安，杜甫隨朝廷回到長安做官。由于詩人的屢次直諫和房琯的牽連，不久就左遷為華州司功參軍。
第八章“一歲四行役”(759)引自《發(fā)同谷縣》，這年春，杜甫由洛陽回華州，秋又由華州來秦州，冬十月復由秦州至同谷，而今十二月又去同谷赴成都，故云“一歲四行役”。行役與一般旅行不同，多出于無可奈何。
第九章“此生那老蜀”(760—762)引自《奉送嚴公入朝十韻》，這兩年間是詩人第一次來成都，他用心地經(jīng)營著自己的草堂，這也成了他結(jié)婚成家以來最為閑適最為快樂的日子，寫下了大量精致的小詩。
第十章“何地置老夫”(762—766)引自《草堂》，這四年間詩人避難到梓州、閬州，重回成都，又離開成都到云安。作者在這里重點講述了詩人與好友嚴武復雜而微妙的關系。
第十一章“夔子之國杜陵翁”(766—768)引自《復陰》，這兩年時間杜甫在夔州度過，這段時間是杜甫一生中最為重要的時期之一，兩年時間寫下400多首詩歌，是他現(xiàn)存作品的四分之一還多。
第十二章“孤舟增郁郁”(768—770)引自杜甫《聶耒陽以仆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于方田》。詩人離開夔州順流而下至湖北湖南，這也是詩人生命最后的旅程。
結(jié)語：“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后事”引自《夢李白》，元稹在813年所寫的《唐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是研究杜甫身后的重要材料，杜甫的后人基本都以默默無聞的生活度過一生，我們也沒有更多信息。最后，洪業(yè)先生這樣評價杜甫：“我不敢輕言自己完全懂得了作為詩人的杜甫。我相信我對于作為個人的杜甫已經(jīng)有了相當準確的了解。他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長，是忠誠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職的官員，是心系家邦的國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對文學和歷史有著深入的研習，得以理解人類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領會政治的正大光明與骯臟醒齪。他所觀察到的八世紀大唐帝國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現(xiàn)代中國;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國度。”
書中對于很多細節(jié)的關注也是值得我們學習的?，F(xiàn)舉幾例。比如說十分尋常的杜甫出生年份問題，我們往往會脫口而出是“唐玄宗先天元年”，但洪業(yè)先生注意到了細節(jié)，他說：“因為不清楚杜甫的生日，所以我們無法確定杜甫出生時是哪位皇帝在位?712年3月1日之前，屬于唐睿宗景云二年或三年。從3月1日起，到4月20日止，屬于睿宗太極元年。從4月21日起，到9月11日止，屬于睿宗延和元年。從9月8日開始，睿宗傳位于其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但直到第二年(713年)7月31日，他才放棄了某些最重要的政府權力。712年9月12日至此年結(jié)束，都屬于另一時期，即玄宗先天元年。到底是在哪個皇帝在位期間?史學家可以在容宗和明皇中隨便挑選。” 再如，《端午日賜衣》一詩我們常常認為表現(xiàn)了一種“驚喜”之情，長期以來的注者偏重強調(diào)“喜”，而洪業(yè)先生更多地強調(diào)“驚”，“也許杜甫已經(jīng)感覺到，皇帝對他作為拾遺、不斷諫議的行為的忍耐已經(jīng)到了極限。因此，在寫于758年6月15日的《端年且賜衣》一詩中，他流露出了驚訝。”我覺得這種分析恰到好處地表現(xiàn)了杜甫與皇帝此刻微妙的關系變化，當然也是洪業(yè)先生意識到了此刻杜甫情緒的細節(jié)。再如對于“騎驢三四載”的解釋：“(《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其中有一句是這樣說的，‘騎驢三十載’。一個十七世紀的注釋者注意到，即使是杜甫三十歲時，他也不可能有三十年騎驢的經(jīng)歷，他認為應該改為“十三載”。盡管這個修訂被普遍接受，但我發(fā)現(xiàn)還是很難將十三年乞食生涯與八九年的快意日子調(diào)和起來，要知道這八九年可占了十三年中的大部分時間。因此我建議將“三十”讀為“三四”，這是杜甫說“三年多”的慣用方式。”雖然這只是一個字的細節(jié)改動，但是我覺得亦是有道理的。作為一個研究者，可以去從宏觀上研究，但是注重細節(jié)則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學術品質(zhì)，此點于我啟發(fā)很大。
書中最大的亮點就是洪業(yè)先生眾多創(chuàng)新的見解，先生學貫中西，好古亦疑古，書中多有新意，正如他自己總結(jié)的學術優(yōu)勢：“他們不曾而我曾參閱日法英美德意學者的翻譯討論。語言的隔閡，雖然常讓東西洋學者犯了使人驚愕的錯誤，卻因他們不受漢宋傳統(tǒng)思想所拘束，而有時竟與我以意料之外的啟發(fā)。”現(xiàn)舉例如下。一是對于杜甫是否有政治才能的看法，莫礪鋒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吉川幸次郎先生是肯定的，我是否可以這樣看待這個問題：杜甫有政治才能但缺乏政治技巧，他政治才能主要表現(xiàn)在他堅定耿直的政治態(tài)度和準確的政治遠見，他政治技巧的缺乏主要表現(xiàn)在屢次得罪皇帝上。其實，這也是很多詩人相似的政治表現(xiàn)。洪業(yè)先生則有細致地分析：“但他(杜甫)總認為自己的能力只在于對政策和原則問題提供諫議，對日常辦公事務并不感興趣……”他還得出結(jié)論：“杜甫論事常有先見之明;他設策以適用為要;他參謀有收效之功。”這些可以在《杜詩鏡銓》末杜甫賦表及政論文中看見。二是關于杜甫現(xiàn)存最早的詩，諸家往往以為是漫游齊趙時的《登兗州城樓》，如蕭滌非先生《杜甫詩選注》認為：“這和前詩《望岳》同是第一次游齊趙時所作，是他現(xiàn)存最早的一首五律。”楊倫在《杜詩鏡銓》中將此詩放在《望岳》之后，全集第三首，并且認為“(《登兗州城樓》是)此集中第一首律詩。”而洪業(yè)先生別有創(chuàng)見，他認為是《夜宴左氏莊》，他說：“二十年前，我遵循前人注釋，認為杜甫在712年至735年的詩歌都沒有保存下來。現(xiàn)在我改變了這個觀點，將此詩系年于735年。因為詩中提到了吳地方言(吳詠)，這使我相信此詩作于東南游歷時期。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寫的。杜甫‘檢書’、‘看劍’也許跟他即將返回、準備科舉考試有關。” 先生對《夜宴左氏莊》的這一讀解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學者就指出，洪業(yè)《杜甫》一書“創(chuàng)獲之多，近古莫比。如以《宴左氏莊》詩定為游吳時作，心得之說，稿不可易”。三是關于初次參加科舉考試的時間，諸家一般認為是735年，而洪業(yè)先生則將其定在考功員外郎李昂知貢舉的736年，因為這一年舉子與考官發(fā)生了沖突，導致朝廷科舉制度改變，杜甫在詩中透露他在這次人事變動之前就參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中的“忤”與736年的科舉風潮有關，并用以解釋杜甫落第的部分原因，的確讓人嘆服洪業(yè)先生的別具只眼。四是關于杜甫在745年西歸長安的原因，歷來諸家也沒有嘗試給出合理的解釋，歷來無達詁。洪業(yè)先生認為“除了張叔卿，這里提到的其他人將在后面的章節(jié)出現(xiàn)。薛據(jù)左731年通過了科舉考試，岑參則是在744年。他們在當時已經(jīng)是文學名家，并且毫無疑問擔任了官職。是否我們的詩人已經(jīng)深切意識到除非一個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則很難依靠地方權貴的關服來維持生計?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這個見解頗具說服力，這需要熟知杜甫同時代人的具體情況，才能敏銳地意識到薛據(jù)、岑參等人的中舉年份與745年之間的聯(lián)系。五是關于杜甫青年時代漫游的經(jīng)濟來源問題，我記得莫礪鋒先生認為盛唐時期國家繁榮，社會安定，物價低廉，杜甫的旅費本不需要很多，而洪業(yè)先生利用《新唐書》等史學資料從經(jīng)濟層面去計算、推斷、論證，認為杜閑完全可以負擔得起大兒子杜甫的旅行費用。我覺得洪業(yè)先生的說法似乎更加有說服力。
先生對杜甫及杜詩的編年等細節(jié)問題都有很多新的看法，如對杜甫兒子宗文、宗武誰叫“驥子”的考證，對《秋興八首》中“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jīng)心事違”的解釋等等，從莫礪鋒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以及楊倫那里積累來的杜詩知識，在此又做了不少革新。洪業(yè)先生此書體大思深，多有創(chuàng)見，但亦有個別考慮未穩(wěn)的地方，如譯者在代譯后記中提到的幾點：洪業(yè)先生對楊貴妃三個從兄的介紹恐有錯誤;對杜甫晚婚的年份(752年)的推算恐有疏漏。等等。在此不一一列舉。
其實我覺得此書有最重要的兩大特色：一是創(chuàng)新，書中眾多創(chuàng)新的見解在上面我已經(jīng)介紹;二是對工具的使用，正如譯者在代譯后序中所說：“很明顯，《杜詩引得》的編纂，只是為了覆核、?？碑愇牡谋憷?，最終全面整理杜詩、編就集大成性質(zhì)的《杜詩校注)作工具性的準備。盡管洪業(yè)構想中的《杜詩校注》最終未能形成，但是在撰寫《杜甫》一書過程中，《杜詩引得》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洪業(yè)以回答學生提問的方式，展示了如何通過《引得》的檢索功能來判斷漢學家杜詩譯本中的偽贗之作。而《杜甫》一書中應用《杜詩引得》進行排對、校核、辨?zhèn)蔚睦与S處可見。”洪業(yè)先生對《杜詩引得》這一工具的建構和運用對我們進行研究亦有很大的啟發(fā)。古人做學問有古人的優(yōu)勢，而如今我們擁有的科學技術是古人不曾有的，我們不僅可以運用各種電子數(shù)據(jù)庫進行檢索，而且還可以運用各種電子地圖進行學習，“君子性非異也，善假于物也。”我結(jié)合自己的經(jīng)歷推薦一個網(wǎng)站 ——“搜韻網(wǎng)”，我之前只是運用此網(wǎng)站對詩作進行格律檢查，后來中南民族大學王兆鵬教授主持的“唐宋文學編年地圖”上線，我們可以利用此地圖方便而直觀地獲得某詩人的一生軌跡。不得不說，對于工具的使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洪業(yè)先生學識淵博，又有創(chuàng)新精神，往往思考的深刻，比如先生認為杜甫科舉不第的可能原因：他的賦文學習漢代顯得苦澀不暢;詩歌深沉嚴謹，不合通俗的潮流;較少宣傳自己，舉薦自我;應試沒有迎合主考官。讀了此書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意識到某些問題：杜詩版本有文字不同的問題;杜集編次有詩篇前后的問題;杜句注解有典故偽造的問題;杜甫事實有史傳現(xiàn)失的問題。先生語出驚人，常常也妙語連珠，例如洪業(yè)先生認為(引其父言)：先生受西學影響很大，有時觀點帶有很濃烈的異域色彩，但又十分經(jīng)典：“據(jù)說詩人的生活通常由三個“W”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詩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個“W”是：憂慮(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盡管他對美有著深切的欣賞，也包括美麗的女子，但從來沒有證據(jù)表明他和女性的超過了社會所規(guī)定的界限。盡管杜甫多次在詩中感情深摯地提到他的妻子，但他從未為她寫過一首情詩。他為人一貫實誠可敬，無論在個人生活還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對于西洋學者對杜甫的研究，先生認為有不少穿鑿附會，先生舉了兩個例子，如乾隆年間一位傳教士錢德明用法文寫的《杜甫傳》，他把杜甫寫成一個很有趣而甚無用，忠君愛國而遁世逃名的詩人，而這直接影響到了英國的漢學泰斗翟理斯;還有代替杜甫撰寫洋詩的，如用法文翻譯的中國詩選《白玉詩書》。
最后，用洪業(yè)先生的一段話結(jié)束讀書報告，我認為這段話對杜甫的理解是恰到好處的：“我很佩服四十年前梁啟超任公先生的一篇演講：《情圣杜甫》。在我心中這篇啟發(fā)了一套思想：所謂詩圣應指一個至人有至文以發(fā)表其至情。真有至情的才算是圣人。真能表露至情的才算是至文?？梢娭攸c是在至情。至情是什么?一往情深而不衍于義才算是至情。情義洽合無間就是至情，也是至義。情中的要素是‘為他’。義中的要素是‘克已’。”
關于杜甫的故事
公元744年初夏，杜甫與剛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在洛陽相識，遂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省開封市、商丘市一帶)。次年，二人又同游齊趙，他們一同馳馬射獵，賦詩論文，親如弟兄。這年秋天，杜甫與李白在魯郡(今山東兗州)相別，杜甫寫了這首贈詩，可見二人友誼之誠摯。這是現(xiàn)存杜詩中最早的一首絕句，也是杜甫用心靈之筆為李白刻劃的一幅肖像。它僅僅用了二十八個字，就將李白的風采、氣度、品格躍然紙上。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意思是：秋天來臨，我們在離別時兩相顧盼，像飛蓬一樣到處飄蕩。沒有去求仙，真愧對西晉那位煉丹的葛洪啊。“飄蓬”是草本植物，秋枯根拔，隨風飄蕩。故常用來比喻漂泊無定之人。當時李白杜甫二人在仕途上都失意，無所歸宿，故以飄蓬為喻。“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皆是此意。李白在贈別杜甫的詩中也寫道：“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流露出依依惜別的深情。葛洪，東晉著名道士，自號抱樸子，入羅浮山煉丹。李白好神仙，曾自煉丹藥，并在齊州從道士高如貴受“道箓”(一種入教儀式)。杜甫也渡黃河登王屋山訪道士華蓋君，因華蓋君已死，惆悵而歸。兩人在學道方面都無所成就，所以說“愧葛洪”。但，僅僅是在學道上無所成就嗎?真的是“愧葛洪”嗎?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意思是：您每天痛快地飲酒狂歌白白消磨日子。像您這樣意氣豪邁的人，如此逞雄究竟是為了誰?此處“飛揚跋扈”作褒義詞用，指李白不拘常規(guī)，狂放不羈。“痛飲” 與“狂歌”，“飛揚”與“跋扈”并列;且“痛飲狂歌”與“飛揚跋扈”，“空度日”與“為誰雄”又兩兩相對，充分突現(xiàn)了李白的傲岸與狂放。末句用反問口吻，更把全詩推向了最高潮。“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的李白，“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李白，“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李白啊!怎能不傲、不狂!他傲骨錚錚，狂放不羈，而這狂傲之中，又有多少的落寞和不甘!杜甫，是李白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