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草堂寫的詩
杜甫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影響非常深遠，被后人稱為“詩圣”，他的詩被稱為"詩史"。后世稱其杜拾遺、杜工部，也稱他杜少陵、杜草堂。那么關(guān)于杜甫在草堂寫的詩呢?讓小編來告訴你吧。
杜甫在草堂寫的詩
杜甫是世人公認的詩歌“集大成”者，因此獲得了“詩圣”的桂冠。后來無數(shù)評論者認為杜甫詩歌代表風格為“沉郁頓挫”，這跟詩人傷時感事、敏感多愁的性格分不開，更與詩人一生顛沛流離、落魄潦倒，而又要時時大聲疾呼，發(fā)出仁者生命的強音有密不可分的淵源。因此，詩人每一個階段的詩歌創(chuàng)作，都呈現(xiàn)出風格迥異的特征，如前期的“三吏”、“三別”、后期詩情錘煉更為老道的代表篇《秋興八首》等，每個階段都有明顯的感情特征。而在成都草堂棲居的將近四年的時間，詩人一共創(chuàng)作了二百四十多首詩歌，詩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水流心不竟”的返璞歸真的道家思想，恬淡蕭散之情讓人倍感親切。“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活脫脫仿佛讓人看到一個不問人間事的世外高人，過著遺世獨立的隱居生活。草堂詩是詩人屹立于任情不羈、追求生命自由的境界上之心聲，由于詩人率性、逍遙、曠達心境，使得草堂詩充滿了恬淡的藝術(shù)美，顯示了獨特的藝術(shù)魅力。
一、草堂詩中隱逸思想的集中表述
1、閑適自居的恬退之志
杜甫是帶著避亂的考慮來到成都的。成都草堂落成之際，安史之亂并未平息。不僅如此，蜀中軍閥也乘機作亂，國家戰(zhàn)伐迭起，內(nèi)外交困，并無寧日。詩人面對風雨飄搖的時局，清醒地認識到社會政治的黑暗，想要一番作為而終不可能，于是詩人選擇了：“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論語.泰伯》)。他在為自己的選擇走一條不同于尋常的道路時，詩人于《堂成》所表現(xiàn)心境是欣喜而明麗的：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煙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shù)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詩中寫到了草堂的規(guī)模、樣式，草堂前后的景色充滿了活潑的生機，詩末，作者還借楊雄自況。
由隴右至成都的途中，杜甫也一再申訴自己厭倦了禮儀縟節(jié)和功名羈絆，意欲回歸自適本性的生活：“疏懶為名誤，驅(qū)馳喪我真。”(《寄張十二山人彪三十韻》)、“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發(fā)同谷縣》)也表明了詩人放棄了濟世的理想，服從自己內(nèi)心的召喚，過一種心靈自由的生活。
草堂的建成，不僅結(jié)束了詩人漂泊不定的生活，其清幽靜謐的環(huán)境更為杜甫的恬退歸隱提供了實踐的理想場所。杜甫之所以卜居在此，原因就是“已知出郭少塵事” (《卜居》)、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遣意二首》其一)，在這里，詩人“幽偏得自怡”(《獨酌》)，再也不用為政局的迷霧而彷徨，所以能擁有淡泊的心態(tài)和輕松閑適的心情，享受眼前的田居生活：“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絕句漫興九首》)
因為杜甫居住的草堂，遠離世俗煙塵，詩人終于可以靜下心來聽來自大自然的美妙音符，加之詩人的心態(tài)是喜悅而恬淡的，他的筆下出現(xiàn)了即使是四月梅雨季節(jié)陰冷潮濕的天氣：“茅茨疏易濕，云霧密難開。”(《梅雨》)。詩人卻能一掃凄清陰冷的氣氛，情懷高邁地表達了自己的想象，“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回”(《梅雨》)。展現(xiàn)了“檐影微微落，津流脈脈斜。”的傍晚清幽的詩景。詩中白云、茅茨、檐影、流水等美好景物一一在作者筆下呈現(xiàn)。一派恬靜、優(yōu)美而適意的景象，讓詩人在大自然的懷抱感到滿足而自在，詩人那顆在世俗中掙扎痛苦的心終于獲得了寧靜。 “新添水欄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另渠述作與同游。” 表達了詩人向往陶淵明那樣歸依田廬的生活，詩人在精神上親近躬耕的陶淵明，使得草堂詩明顯的流露出陶詩的旨趣。
2、淡然物外的“天人觀”
杜甫在成都草堂的詩歌創(chuàng)作，完全是在心境淡泊的情況下完成的。杜甫本是積極入世的儒家詩人，無論是在旅食京華的十年悲辛中，還是在戰(zhàn)亂的生死未卜中，他都始終許身社稷，未曾丟掉浮名羈絆。但草堂棲幽后，杜甫像變了個人似的，慷慨濟世的心忽然變得淡泊、閑散起來。他在詩中一再陳述自己的疏懶，“無人覺來往，疏懶意何長” (《西郊》);連衣裳也懶得講究：“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 (《田舍》)。在《屏跡三首》重詩人甚至自繪了一副幽棲懶意圖：“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zhuǎn)幽。竹光團野色，合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杜詩言志》評曰：“夫充無事無營之極致，則雖兒之失學，婦之愁貧，一皆置之不道。而百年之間，惟知戴雨露生成之恩，以自全其天年。渾如醉鄉(xiāng)之無榮辱，尚何修飾之文為耶?雖蓬垢終日可也。使隱居者真能若此，斯可謂真隱。而豈絕物鳴高者之所可擬耶?”
杜甫決定退隱了，就要淡泊明志，真要過隱逸的生活了。在《獨酌》一詩中，詩人更言明自己已經(jīng)完全放棄了做官的欲望：“薄劣慚真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草堂成了他效仿陶淵明追求桃花源生活的一種理想生活追求，只是陶淵明的桃園是在現(xiàn)實之外的，而杜甫的草堂是在現(xiàn)實之中的，這里有的是是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guān)系，人與自然的渾然一體。在草堂生活的這段時間，耳聞目睹的再也不是兵荒馬亂的戰(zhàn)爭慘狀、顛簸奔勞的勞碌生活，而是浣花溪邊的鳥語花香、萬里橋旁的青松翠柏、朋友相聚的詩酒酬唱、老妻孩子的天倫之樂。草堂成了詩人閑適疏放心情的載體，他淡然物外的天人觀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展現(xiàn)，他沉醉在山水田園的幽隱恬退的生活之中。寫于幽隱后不久的一首《為農(nóng)》一詩，即體現(xiàn)了隱士的自食其力，自耕自養(yǎng)的生活圖景：
錦里煙塵外，江村八九家。
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
卜宅從茲老，為農(nóng)去國賒。
遠慚勾漏令，不得問丹砂。
這是詩人決定棄儒歸道的心境的轉(zhuǎn)變的標志。從戰(zhàn)亂和流徙煎熬中掙扎出來的詩人松弛了長久疲憊的身心，決意要過樸居為農(nóng)、偏居一隅的隱逸生活了。雖然志在隱逸是詩人身逢亂世作出的退讓之舉，但畢竟淡泊人生已成為詩人執(zhí)著追求的理想生活。此后，表達恬退之念的詩歌成為詩人筆下常見的生活情態(tài)，貫穿在他與朋友的交往，與大自然的怡情之中。
在杜甫淡泊心境的獨特觀照下，草堂內(nèi)外可謂處處“幽”，景幽、晶幽、物幽、事幽、意幽。真如詩人所言：“長夏江村事事幽。”(《江村》)。草堂詩作中大量的幽境完全是詩人熱衷覓“幽”的結(jié)果。詩人不僅寫“戲筆手札”覓榿，還覓桃、錦竹、松等。訪北鄰、拜南鄰，欽慕的是二人幽居素心之樂：游修覺寺，登丈人山，為的是“山扉花竹幽”(《游修覺寺》)、“丹梯近幽意”(《丈人山》)。杜甫尋“幽”的詩情表現(xiàn)了杜甫在決意隱退后自娛自樂的生活情趣，他愿意在大自然靜穆的懷抱中找尋清凈的自我，以求達到與自然的親密無間的的融合。這種努力使得此時的杜甫比任何一個時期都要親近自然、關(guān)注生命。
錦江溪流、柴門月色、幽樹花香，鶯歌燕語，大自然的一切包括最細微的生命都能闖入詩人的審美視線里。像“芹泥隨燕嘴，蕊粉上蜂須”(《徐步》)、“細動迎風燕，輕搖逐狼鷗”(《江漲》)、“鸕鶿西日照，曬翅滿漁梁。”(《田舍》)。詩人靈動地展現(xiàn)了詩人的閑適之情、悠閑之態(tài)。如若沒有對生命的深切關(guān)注和精心發(fā)掘，是不會寫出來的。怡情自然，親近生命，使杜甫在草堂其間寫了大量以山水、田園為題材的詩，此時的詩人明顯不同于過去那個“白頭搔更短”的憂國憂民的詩人形象。此時所表現(xiàn)的幽隱心態(tài)，說明詩人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溶入草堂的自然風情中，草堂令詩人鐘情、神怡、眷念。
草堂不僅有明麗的自然風光吸引著詩人，使詩人的心靈得到休憩。更為可人的是，還有以草堂為中心的和諧的人際關(guān)系。詩人在后半生的漂泊流徙生涯中嘗盡了人情淡薄，唯有在草堂的心是舒展的，也是快樂和諧的。他與摯友嚴武、高適詩酒唱和、坦露心聲，邀清風明月作伴。他的詩名吸引了當時成都的文人，草堂時不時會有慕名而來的客人，有人還主動資助尚未擺脫貧困的杜甫，這讓年邁而體衰的詩人感受到了人間情愛的溫暖。更加讓杜甫愜意的是附近淳樸而熱情的鄉(xiāng)民，這也是杜甫平時交往的主要人群。杜甫初到成都時，除了有做官的老朋友在經(jīng)濟上支援外，就是鄰居們無私地慷慨解囊相助了：“故人分祿米，鄰人與園疏”(《酬高使君相贈》)。他們的熱情好客，與城市官場的虛偽迥然不同。對于落魄的詩人，他們沒有疏遠，也沒有排斥，而是盡其所能幫助他。他們的親密、熟絡(luò)成都已經(jīng)發(fā)展到：“田父要皆去，鄰家不問違”(《寒食》)、“鄰家送魚鱉，問我數(shù)能來。”的地步，可見他們的親密關(guān)系可見一斑。偶爾有來訪之客，詩人也會收起“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的疏懶之態(tài)，熱情地招待起客人來了，嘮叨著“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客至》)。也算是詩人對鄉(xiāng)民質(zhì)樸情感的一種熱烈回應(yīng)吧。
詩人其他大部分時間就是與妻兒團聚，享受難得的天倫之樂：“老妻畫紙為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江村》)。不僅如此，詩人還會把歡樂的足跡撒向大自然的更遠處，閑暇時他會帶妻兒泛江游玩，如“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進艇》)。沒有酒時，他也能派小兒子從鄰人家賒來：“鄰人有美酒，稚子也能賒”(《遣意二首》其二)。草堂絕塵的環(huán)境氛圍和淳樸的人際關(guān)系使得杜甫的隱逸得到了現(xiàn)實的依傍，這相對于爾虞我詐的官場生活，詩人深感陶醉，身心完全得到自由放松。
3、蕭散的桃園隱士形象
杜甫居住在草堂的日子，一如掙脫樊籠束縛的小鳥擺脫了死板而拘束的官場生活，情懷十分欣暢，正如他在《長吟》中所言：“已拔形骸累，真為爛漫深。”眼下，詩人珍惜的是任情隨行的田園生活，并產(chǎn)生了終老于此的想法，想徹底做個隱士了。如：“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春日江村五首》)，草堂已經(jīng)不是亂世中暫時的棲居地，而是可以永久居住的世外桃源了。年老多病的杜甫厭倦了亂世中的漂泊，做好了“卜宅從茲老”(《為農(nóng)》)的思想準備。詩人已經(jīng)從“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儒家終極追求，轉(zhuǎn)向“宅入先賢傳，才高處士名”(《春日江村五首》其五)的道家高士追求。
杜甫的鄰居中就不乏退隱的高雅之士。在杜甫草堂的北面居住著一位退休的縣令，此人落拓風雅，喜歡詩酒歌賦，常與杜甫煮酒論詩、瀟灑暢談。南面的鄰居是一位生活幽雅、充滿仙氣的人物，他的住所也因此充滿了道家的神仙氣味：“幽花攲滿樹，細水曲通池”(《過南鄰朱山人水亭》)。杜甫一見之下，便有與之結(jié)交的愿望：“看君多道氣，從此數(shù)追尋”(同上)。與隱者交朋結(jié)友，不僅表現(xiàn)出杜甫對隱逸生活的認同，而且也表現(xiàn)出詩人希望超脫煩惱多多的俗世生活，能夠六根清凈地生活在終南山之巔，身心皆能云游四海。
杜甫還在詩中把自己比作古代的有名隱士，這一點最能看出詩人是真的在探尋隱逸之路，而不僅僅停留在愿望上。如“黃綺終辭漢，巢由不見堯”(《朝雨》)中，自比于商山的“四晧”之夏黃公和綺里季、辭位歸隱的巢父和許由;在“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還應(yīng)似管寧”(《嚴中丞枉駕見過》中，自比棄官歸隱的張翰、避世山間的管寧。草堂創(chuàng)作中也出現(xiàn)了“道機自露”的詩句，如《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云在意俱遲。”這樣的得到之語，說明詩人已經(jīng)完全淡然物外，在如此良辰美景中皈依山林。從杜甫描述自己的隱士生活形象時，我們不能發(fā)現(xiàn)他思想上的滿足于感官上的愉悅。那些愜意的生活片段，都向世人展示了一個幽人獨往來的瀟灑自得的隱士形象。
關(guān)于杜甫的故事
公元744年初夏，杜甫與剛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在洛陽相識，遂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省開封市、商丘市一帶)。次年，二人又同游齊趙，他們一同馳馬射獵，賦詩論文，親如弟兄。這年秋天，杜甫與李白在魯郡(今山東兗州)相別，杜甫寫了這首贈詩，可見二人友誼之誠摯。這是現(xiàn)存杜詩中最早的一首絕句，也是杜甫用心靈之筆為李白刻劃的一幅肖像。它僅僅用了二十八個字，就將李白的風采、氣度、品格躍然紙上。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意思是：秋天來臨，我們在離別時兩相顧盼，像飛蓬一樣到處飄蕩。沒有去求仙，真愧對西晉那位煉丹的葛洪啊。“飄蓬”是草本植物，秋枯根拔，隨風飄蕩。故常用來比喻漂泊無定之人。當時李白杜甫二人在仕途上都失意，無所歸宿，故以飄蓬為喻。“此地一為別，孤蓬萬里征”“征蓬出漢塞，歸雁入胡天”皆是此意。李白在贈別杜甫的詩中也寫道：“飛蓬各自遠，且盡手中杯。”流露出依依惜別的深情。葛洪，東晉著名道士，自號抱樸子，入羅浮山煉丹。李白好神仙，曾自煉丹藥，并在齊州從道士高如貴受“道箓”(一種入教儀式)。杜甫也渡黃河登王屋山訪道士華蓋君，因華蓋君已死，惆悵而歸。兩人在學道方面都無所成就，所以說“愧葛洪”。但，僅僅是在學道上無所成就嗎?真的是“愧葛洪”嗎?
“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意思是：您每天痛快地飲酒狂歌白白消磨日子。像您這樣意氣豪邁的人，如此逞雄究竟是為了誰?此處“飛揚跋扈”作褒義詞用，指李白不拘常規(guī)，狂放不羈。“痛飲” 與“狂歌”，“飛揚”與“跋扈”并列;且“痛飲狂歌”與“飛揚跋扈”，“空度日”與“為誰雄”又兩兩相對，充分突現(xiàn)了李白的傲岸與狂放。末句用反問口吻，更把全詩推向了最高潮。“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的李白，“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權(quán)貴，使我不得開心顏”的李白，“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李白啊!怎能不傲、不狂!他傲骨錚錚，狂放不羈，而這狂傲之中，又有多少的落寞和不甘!杜甫，是李白的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