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棋是怎樣成為高雅游戲的
圍棋是怎樣成為高雅游戲的
圍棋所蘊涵的豐富的戰(zhàn)略思想、辯證思想和技戰(zhàn)術(shù)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組成部分;下面是有圍棋是怎樣成為高雅游戲的簡介，歡迎參閱。
圍棋聲名不佳的早期生涯
圍棋早在先秦就已出現(xiàn)，然而在關(guān)于其起源的傳說中，這種游戲的形象遠沒有后世流傳的那樣高貴。
戰(zhàn)國末年的史書《世本》中記載：“堯造圍棋，丹朱善之”，晉朝的張華在《博物志》中進一步申說：“堯造圍棋，以教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教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這兩則記載中最早學習圍棋的人物“丹朱”和“商均”，是中國傳說中著名的“不肖子”，他們本來可以繼承父親堯和舜的領(lǐng)袖之位，卻因人品和才能不足統(tǒng)領(lǐng)天下，分別被舜和禹搶走了王位。這種與反派人物的瓜葛，讓圍棋從誕生開始就陷入了相當不利的輿論環(huán)境。
后人在反對圍棋時，常常會引用這個起源傳說，比如東晉大將陶侃曾沒收部下的圍棋和博具，全部扔到長江里，并且聲言：“圍棋，堯舜以教愚子……諸君并國器，何以此為!”南朝宋明帝熱衷于圍棋，大臣虞愿也曾以“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為理由，勸皇帝放棄這一愛好。
在農(nóng)業(yè)社會里，大多數(shù)人都要進行生產(chǎn)勞動，才能維持社會的正常運轉(zhuǎn)，有“一夫不耕，天下必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之說。從維持社會穩(wěn)定的角度來看，大好的勞動力不事生產(chǎn)，反而游手好閑地下棋玩游戲，是絕對不應(yīng)被提倡的行為。因此，在秦漢以前的歷史記載中，圍棋很少獲得正面評價。人們常常將圍棋和當時流行的另一種游戲“六博”并提，合稱“博弈”?！墩撜Z·陽貨》中記載孔子的話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在這句話里，“博弈”僅僅比什么都不做稍勝一籌，而且只有“飽食終日”的人才有資格進行?？鬃拥睦^承者孟子則更進一步，將“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yǎng)”作為浪費糧食的“不孝”行為，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賭博和下棋都是兩人或多人互為對手的游戲，有對手就有勝負，有勝負就有彩頭，絕大多數(shù)人在進行游戲時都是想贏怕輸，沉迷其中時，甚至會將當下的勝負看成世間最重要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日常道德中的長幼尊卑都會被拋到腦后。這在講究禮法的中國社會里，是很惡劣的行為。西晉的權(quán)臣賈謐，在與皇太子對弈時爭勝心太強，忘記了君臣之分，因而受到王室的忌憚，最后失勢被殺。《世說新語》中記載東晉名相王導(dǎo)和愛子王悅下圍棋，王悅眼看自己要輸，竟然死死抓住王導(dǎo)的手，不讓父親落子，王導(dǎo)只能苦笑道：“我和你好像是父子吧，你怎么能這樣!(詎得爾，相與似有瓜葛)”將勝負看得過于沉重者，還會做出悔棋、掀棋盤等行為。漢朝時史游所作識字課本《急就篇》中，有所謂“棋局博戲相易輕”的說法，這又為圍棋加上了一份“破壞社會和諧”的罪狀。
在這些罪狀的夾擊下，圍棋的發(fā)展之路從一開始就泥濘重重。
對圍棋的辯護與反駁
西漢以后，隨著生產(chǎn)力的提高，有資格“飽食終日”的人越來越多，更多人意識到了圍棋的魅力，并沉迷其中。為了讓自己的愛好合法化，許多人開始通過文學作品為圍棋進行辯護。其中辯詞最為雄壯的要屬漢賦大家班固了，班固在其《弈旨》中說圍棋“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陳，行之在人，蓋王政也。……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quán)，下有戰(zhàn)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儼然將這種游戲說成了包羅萬象的百科全書。
此外，圍棋本來就是模擬戰(zhàn)爭的游戲，因此強調(diào)圍棋和兵法的關(guān)系成了當時比較流行的辯護方案。西漢末劉向曾作《圍棋賦》，全文雖已經(jīng)失傳，但在《文選注》里還保留了一句：“略觀圍棋，法于用兵”，可說是現(xiàn)存可靠文獻中最早將圍棋和打仗聯(lián)系起來的段落。東漢大儒馬融在其《圍棋賦》里進一步說“三尺之局，為戰(zhàn)斗場。陳聚士卒，兩敵相當。怯者無功，貪者先亡”，在圍棋之道和兵法之理間建立了具體聯(lián)系。
然而這種以圍棋作為兵法教材的說法很快就受到了挑戰(zhàn)。三國時，吳帝孫權(quán)的太子孫和看到自己手下的大臣們不但不努力學習、認真工作，反而一個個沉迷上了賭博和下棋，覺得非常擔心，便組織了一個宴會，命令與會者分別撰寫論文，矯正這種風氣。其中史學家韋昭的論文寫得最好，在后世廣為流傳，還被收入了《文選》之中，這就是著名的《博弈論》。
當今經(jīng)濟學上的“博弈論”是分析博弈中的各種策略選擇，而韋昭的這篇《博弈論》則對博弈進行了嚴厲批評。韋昭認為，圍棋和六博等游戲會讓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沉迷其中則可能導(dǎo)致“賭及衣服，徙棋易行，廉恥之意馳，而忿戾之色發(fā)”等等問題。此后，韋昭特地針對劉向、馬融等人將圍棋與兵法相比附的說法，駁斥道：“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能務(wù)不過方罫之間，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求之于戰(zhàn)陣，則非孫、吳之倫也……夫一木一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棋三百孰與萬人之將?”在這里，韋昭認為圍棋的格局完全沒有辦法和瞬息萬變的戰(zhàn)場相比，將兵法應(yīng)用在圍棋上，還不如將之應(yīng)用到真正的戰(zhàn)爭中，既可以展示自己的軍事能力，又可以建功立業(yè)，獲得封賞，何樂而不為呢?
韋昭的駁斥可謂正中要害。說到底，圍棋只是一種游戲，不論背后蘊含著多么深奧玄妙的道理，它始終與現(xiàn)實的事功隔了一層。在崇尚實務(wù)的風氣面前，這些辯護終究是無力的。韋昭代表的是吳國太子孫和，屬于國家的統(tǒng)治者;對統(tǒng)治者來說，手下的辦事人員應(yīng)該將全部精力放到國家的運作上來，而圍棋和六博這類與事功關(guān)系不大的游戲，正是辦公效率的最大殺手，必須予以最嚴厲的反對。從這個意義上講，只要統(tǒng)治者和士大夫保持著這種上司—辦事員的關(guān)系，圍棋就很難獲得上層的提倡。
圍棋社會變動中的新希望
真正讓圍棋突破困局的，是魏晉以來權(quán)力格局的變化。漢朝四百年來，一直是劉邦的后裔做皇帝，皇帝的權(quán)力雖不能說是無遠弗屆，其權(quán)威卻是相當牢固的。劉氏的子孫，只要在成年后當上皇帝，與手下的大臣就形成了上司—辦事員的關(guān)系，可以要求他們將全部的精力奉獻給自己。但自從曹丕代替漢獻帝做了皇帝以后，皇帝的寶座便不再是一家的禁臠，只要是掌握實權(quán)的人物，都可以對這個位子有所希冀。在這種情況下，皇帝的權(quán)威大大降低，皇帝需要得到地方上掌握實權(quán)的世家大族的支持，才能穩(wěn)固自己的統(tǒng)治。東晉以后這種情況愈發(fā)嚴重。
皇帝要籠絡(luò)有權(quán)勢的士族，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讓這些世家子弟在自己身邊做官。魏晉之間史書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的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之類官職，就是專門為皇族和士族所設(shè)立的。從表面上來說，這些官職還是皇帝屬下，需要為皇帝服務(wù);但從實際權(quán)力關(guān)系來說，在這些官職上的士族，與皇帝不再是統(tǒng)屬關(guān)系，而在一定程度上變成了互相合作的關(guān)系，士族子弟再也沒有理由奉獻出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時間為皇帝賣命。因此，此時的士族們往往樂于擔任品階高、工作少的職務(wù)，即所謂“清官”，反之為“濁官”。在日常生活中，士族們通常崇尚不涉及實務(wù)的清談、希企優(yōu)游自適的隱逸，將以前分秒必爭、銳意建功立業(yè)的行為視為“貪競”而加以鄙視，整個上層社會的風氣出現(xiàn)了根本的轉(zhuǎn)變。
在這種以超脫高蹈為榮的風氣下，士族們在清官任上“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之余，自然樂于尋找一些遠離事功的游戲來打發(fā)時間，曾遭鄙視的“博弈”等智力游戲，在此時反而成了被推崇的對象。
當時流行的智力游戲，有樗蒲、六博、格五等眾多名目，但它們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在游戲過程中要經(jīng)歷扔骰子之類訴諸概率的步驟，游戲的輸贏有很大一部分依靠運氣，并不能完全反映游戲者本人的思想和能力;在擲骰子時許多人還會吆五喝六地大聲叫喊，有辱斯文。只有圍棋，每一步都是由棋手本人的意志決定，棋路和棋勢能夠完全反映棋手個人的品格，又不需太多聲勢助威，比較符合士族的高貴身份。此外，圍棋規(guī)則簡單，變化卻極盡復(fù)雜，邊角的攻守、中央的拼殺、局部的死活、整體的把控，每一顆棋子的擺放，都會衍生出種種可能性，每一步的對弈，都能讓弈者品味到無窮的道理。
魏晉時期，正是玄談之風流行的時候，當時玄談的精髓，正是從有無、離合、同異這一組組對立的概念中，衍生出精深復(fù)雜的討論。圍棋這種既簡單，又深刻的玩法，恰與玄談的風格相符合，因此能從眾多智力游戲項目中脫穎而出，成為士族間的流行風尚。當時的名士將圍棋稱作“手談”，正是這個道理。
東晉最有名的兩位士族領(lǐng)袖王導(dǎo)和謝安，均是圍棋的忠實愛好者，在他們的倡導(dǎo)下，圍棋漸漸變成上流人士的一項必備技能。東晉學者范汪曾著《棋品》、《圍棋九品序錄》，原書已經(jīng)不存，但從標題來看，大約是模仿當時將人才分為九品分配官職的“九品官人法”，將棋手也劃分為九個品級，類似于今天的職業(yè)分段。由此可見當時棋手之間已經(jīng)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共同體，并且產(chǎn)生了一批公認的高手。
此前反對圍棋的人，通常會將“博”“弈”合論，強調(diào)兩者虛耗時間、挑動爭斗的弊端;而此時的人們，則越來越多將“博”和“弈”分開，強調(diào)圍棋與眾不同的特質(zhì)。上文說過，東晉大將陶侃在做荊州刺史時，曾將部下的圍棋和樗蒲狠心投入江中，當時在陶侃手下做僚佐的庾翼目睹了這一場面。多年以后，庾翼自己做上荊州刺史，有部下向他反映軍中流行樗蒲之類的博戲，經(jīng)常爭吵斗毆，希望禁止這些游戲。庾翼在回信中贊同了這一提議，但是特別提出“惟許其圍棋”。由此可見，在當時士族的眼中，圍棋已經(jīng)開始與其他賭博游戲劃清界限，從籠統(tǒng)的“博弈”中脫離了出來，成為一項有益而高雅的運動。
圍棋從崛起到極盛
兩晉時期，圍棋雖然成了士族社會中的流行游戲，但日理萬機的皇帝們卻只是偶爾為之，并未沉迷其中。到了之后的劉宋時代，嗜好圍棋之風已經(jīng)蔓延到宮廷。劉宋王室本出身低級士族，開國皇帝劉裕因為文化水平不高，常常被身邊的士族鄙視，因此他非常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努力讓自己的子孫學習高門士族的高雅生活方式，圍棋也是學習的重要內(nèi)容之一。
劉裕的兒子宋文帝劉義隆，就是一位著名的棋迷，他曾與當時“棋品第三”的大臣羊玄保以郡太守的官爵為賭注對弈，輸棋后真的讓羊玄保當上了宣城太守。宋文帝的兒子宋明帝劉彧雖然棋力不高，卻對圍棋有著異常的愛好。他為了確定自己和身邊大臣的棋力，模仿當時的九品官人法，設(shè)置了“圍棋州邑”，為棋手定品。在九品官人法的制度設(shè)定中，國內(nèi)重要的州和縣分別設(shè)立選舉官，州的選舉官叫大中正，郡的選舉官叫小中正，他們以門第和能力為標準，為自己管轄區(qū)內(nèi)的人士依一品到九品的順序從高到低劃分品第、分配官職。在宋明帝的“圍棋州邑”中，當時的第一權(quán)臣劉休仁擔任大中正，幾位公認的圍棋高手擔任小中正，為全國的棋士判定品級。按照宋明帝本人的棋力，本來是進不了高品的，但是幾位中正為了討好他，硬是將之定為較高的第三品;在得知自己水平甚高之后，明帝對圍棋更加熱愛，常常拉著棋品第一的王抗對弈。作為“小中正”之一的王抗，為了不讓皇帝懷疑這次定品的公正性，只能不斷故意輸棋，還順便奉承說：“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
雖然宋明帝本人被后世視為昏君，但他開創(chuàng)的“圍棋州邑”制度，將圍棋從普通的游戲提高到和國家選舉系統(tǒng)相同的高度，對圍棋的發(fā)展功不可沒。劉宋滅亡后，這種在全國范圍內(nèi)為棋手定品的活動傳承了下去，在齊、梁兩朝又開展過多次。據(jù)《南史》記載，梁武帝天監(jiān)年間的定品活動中，有278位棋手獲得“登格”身份，他們的名字被記錄在一本叫《棋品》的書籍中，這本書的序言一直保留至今。 與宋明帝相比，齊梁兩代的皇帝對圍棋的熱愛猶有過之。齊朝的開國之君蕭道成在劉宋時就是圍棋高手，曾位列第二品，還撰寫了圍棋專著《棋圖》兩卷;梁朝的開國之君蕭衍習慣白天工作，夜晚通宵與大臣對弈，在位期間主持了多次品棋活動，并撰寫了《圍棋賦》《棋評》等著作。在《圍棋賦》中，梁武帝說這種游戲“君子以之游神，先達以之安思;盡有戲之要道，窮情理之奧祕”，斬斷了其與丹朱、商均等不肖之人的聯(lián)系，轉(zhuǎn)而將之和“君子”和“先達”撮合在一起。在梁武帝的倡導(dǎo)下，梁朝從皇帝到大臣掀起了一股創(chuàng)作《圍棋賦》的風氣，人們竭盡思慮，用各種優(yōu)美的辭藻褒揚這項皇帝喜愛的游戲。在這些華美辭章的沖刷下，圍棋逐漸洗脫了早先的惡名，鍍上了一層高貴的金身。
士族間的流行加上皇帝的倡導(dǎo)，使圍棋在南朝的地位急速提升。梁朝大文士沈約在一次面試少年英才時曾指出，當時天下人品評人物的標準“唯有文、義、棋、書”。沈約的這一句斷語，意味著圍棋已和文才、義理、書法并列，躍身為上層社會最為重視的技能之一。到了唐宋兩代，宮廷中出現(xiàn)獨立的棋院和專業(yè)的棋士，圍棋開始走向業(yè)余愛好和專業(yè)研究齊頭并進的康莊大道。經(jīng)過了數(shù)百年的沉浮，圍棋這種“秉二儀之極要，握眾巧之至權(quán)”的游戲終于獲得了自己獨立的地位，可以不再陪著賭博一起被人唾罵，并在其后的一千多年間，成為東亞文人雅士們最為鐘愛的智力游戲。
看過圍棋是怎樣成為高雅游戲的人還看了：
4.學習圍棋的益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