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新高考改革方案最根本的變化是將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納入大學招生環(huán)節(jié)。然而，為什么要實行綜合素質評價？大學招生時怎樣參考綜合素質評價？不但考生和家感到茫然，就連大學招生機構甚至是政府決策部門也沒有給出明確具體的說明。
　　大學招生實行綜合素質評價自有其理論依據(jù)。正因為此，美國大學特別是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普遍實行了招生的綜合評價模式。
　　這些理念和理論都沒錯，但它們會引起錯覺。最嚴重的錯覺是，美國大學招生不看重學習成績，只看重非智力因素。一些人因此鼓吹，中國大學也應當招收一些學習成績不高但其他方面素質很優(yōu)秀的學生。恰恰相反的事實是，美國頂尖大學招生時的首要標準就是學業(yè)成績。最近的20年，高中課程和成績、AP課程以及SAT(ACT)成績在美國大學招生中的重要性始終位居前三位。
　　既然如此，美國大學招生為什么還要實行綜合素質評價呢？
　　綜合素質評價是和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美國大學的發(fā)展，特別是美國大學招生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的。脫離了這些歷史文化背景，我們就不可能完整準確地理解綜合素質評價在美國大學招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國大學招生并非從一開始就實行綜合素質評價。20世紀以前的美國大學招生毫無章法和規(guī)矩可言，入學標準只有一個：錢。那時的大學，只面向權貴和有錢人的子弟開放，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能力接受大學教育的。這一點源于當時美國大學的定位和高等教育的目標。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殖民地時期建立的大學在建校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培養(yǎng)牧師。因此，大學錄取學生的學業(yè)標準是學生能夠閱讀古典拉丁語，畢業(yè)要求是學生能用拉丁語闡釋《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在此后的大約200年里，也就是從17世紀中期到19世紀中期，美國大學的任務主要集中在教學上，授課內容則包括修辭學、語法、數(shù)學和古典語言，等等。
　　然而，伴隨著美國大學的辦學任務逐步由教學科研向社會服務的演化，特別是新工業(yè)革命的飛速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無數(shù)就業(yè)崗位，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擔，而權貴和有錢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遠遠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必須要吸收新的社會階層進入大學。有錢沒錢容易區(qū)別，對于那些沒錢的學生，又該如何區(qū)分呢？考試制度由此而生——大學通過入學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
　　然而，新的問題出現(xiàn)了。那些家庭經(jīng)濟條件優(yōu)越的學生，可以憑借著從一出生就享有的優(yōu)質教育資源從而在考試中遙遙領先。單純依賴考試成績入學會形成新的等級制和世襲階層，從而引發(fā)社會動蕩。特別是二戰(zhàn)之后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使大學招生的公平公正成為一個全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
　　為了應對和緩解日益嚴重的社會壓力，美國大學才設計出一套全新的招生錄取辦法，不完全依賴考試成績，還要參考除成績之外的其他素質，特別是關注申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接受基礎教育的環(huán)境和條件，尋找社會弱勢群體的潛在優(yōu)勢。這就是綜合素質評價的由來。
　　真正迫使美國頂尖大學建立招生綜合評價體系的重要社會因素是美國歷史上的“反移民運動”和解決所謂“猶太人入侵”問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大批東歐的猶太人如潮水般涌入美國境內。由于猶太人歷來重視教育，他們在考試中往往遙遙領先。如果單純依賴考試成績作為大學錄取的唯一依據(jù)，就會導致校園內的猶太人數(shù)量過多。事實上，在192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人比例曾經(jīng)高達40%，以至于有人悲嘆：“猶太人已經(jīng)毀了哥倫比亞。”在優(yōu)質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猶太人多了，其他族裔的人就少了，特別是擠占了傳統(tǒng)的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學資格。
　　在這種情況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頂尖大學開始放棄以客觀考試成績?yōu)檎猩浫藴实膫鹘y(tǒng)，而代之以實行一種以主觀評價“個性和品行”——這些“個性和品行”被認為是猶太人所缺乏但幾乎所有高層次的新教徒都具有的品質——為標準的錄取辦法，同時保留了在錄取未通過考試的學生時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權，從而有效地抵御了“希伯來人入侵”。
　　事實上，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美國大學的入學決定到底是如何作出的，這是一個核心機密，也非常敏感。除了招生委員會的成員外，外人無從得知，大學也無須對社會作出解釋。并非所有的頂尖大學都同時采用這一體系。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開始實施目前的綜合評價錄取制度。這一時點只不過比中國大學開始自主選拔錄取改革的時間早了兩年而已。
　　時至今日，這套盛行于美國各頂尖大學的招生綜合評價系統(tǒng)依然殘存著當初應對“猶太人入侵”的歷史印記，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它憑借著當初設計者所植入其中的自由裁量權和模糊性，賦予了美國頂尖大學充分的自由，讓它們能夠通過決定錄取或是拒絕學生的行動來更有效地回應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往往交織在一起，不會截然分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沒有哪一所大學的哪一個人會有意識地區(qū)分到底是哪一個因素對最終錄取產生決定性作用。
　　美國頂尖大學招生實行綜合素質評價的歷史、文化和背景與中國完全不同。我們不能拿美國已經(jīng)發(fā)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的情況作為參照系。中國大學實行招生綜合素質評價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必須要立足于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和所面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設計新的綜合評價體系。如果不能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只是簡單地移植美國大學的招生綜合素質評價體系，非但不能解決原有的問題，還可能引發(fā)更多的復雜問題，反而會陷入“越改越亂”的境地。那樣的話，還不如不改。
　　秦春華(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 《 中國青年報 》( 2015年01月05日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