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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殺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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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殺人了?

  在2009年的一個殺人案件中,意大利法庭第一次接受基因測序證據(jù)而給予了減刑。2011年8月,意大利法庭再次接受了大腦掃描和基因測序的證據(jù),減低了對殺人犯的刑罰。

  是誰殺了人?是我練了鋼琴的手,我的大腦,我的基因,還是我這個人?我有了 “殺人犯”基因,或者 “殺人犯”大腦結構,就可以不對我的行為負責了嗎?

  上述判決中所采用的法庭證據(jù)的細節(jié)無法查到,但提供證據(jù)的科學家們在2010年的《行為神經(jīng)科學前沿》(Frontiers in Behavioral Neuroscience)上詳細報道了另外一個殺人犯的案例。研究者們用形態(tài)學的分析方法分析了殺人犯的大腦灰質密度,發(fā)現(xiàn)了殺人犯前額葉灰質密度比常人低。另外,研究者們對殺人犯進行了基因測序,結果發(fā)現(xiàn)他所攜帶的一個叫MAOA的基因屬于表達量低的類型。研究發(fā)現(xiàn)帶有這種類型MAOA基因的人,更有可能具有沖動和攻擊性的傾向。

  大腦

  大量的研究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了與攻擊性及犯罪有關的大腦區(qū)域,主要包括前額葉皮層和杏仁核,其中前額葉皮層與控制沖動有關,杏仁核與感知情緒有關。前額葉皮層的損傷會導致一個人無法抑制沖動,從而更容易激情殺人(沒有預謀,一時沖動的殺人行為)。而對于攻擊性高的人,他/她的杏仁核對情緒線索的反應很弱。杏仁核的損傷讓人無法感知他人的情緒,使人變得“冷酷無情”。

  那么前額葉皮層或者杏仁核的損傷,是否就可以讓犯人擺脫責任?從法律的角度講,判斷責任依據(jù)的是人當時的心理狀態(tài),比如欲望、意圖和計劃等。而我們顯然不能通過大腦某個區(qū)域灰質變小,就判斷這個人不應該對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大腦缺陷可能會影響心理狀態(tài),比如降低抑制沖動的能力,但并不是完全決定心理狀態(tài)。現(xiàn)有的大量研究只是表明了大腦結構、功能與攻擊性和犯罪的聯(lián)系。但大腦如何決定心理狀態(tài),心理狀態(tài)如何決定行為,這一系列聯(lián)系需要更明確的證據(jù),才可能依據(jù)大腦狀態(tài)來判斷責任。

  基因

  意大利法庭接受的另一個證據(jù)是罪犯帶有與攻擊性有關的MAOA-L基因型。1993年,荷蘭科學家布倫納(Brunner)等人最早發(fā)現(xiàn)MAOA基因的低表達型(MAOA-L)與攻擊性的聯(lián)系。帶有MAOA-L基因型的人,更容易受到實驗者的挑逗而產(chǎn)生攻擊性行為。腦成像的研究表明,MAOA-L基因型通過影響控制情感喚醒、情緒調節(jié)和沖動控制的神經(jīng)回路來影響人們的攻擊性行為。

  但事實并不這么簡單,2002年倫敦國王學院精神病學家苔莉•莫菲特(Terrie Moffitt)領導的研究小組發(fā)現(xiàn),MAOA-L型個體只有在成長過程中受到過虐待才會表現(xiàn)出反社會性問題。能否產(chǎn)生攻擊性行為甚至犯罪,是由基因和環(huán)境共同決定的。在考慮責任時,不能只看基因的證據(jù)。

  MAOA基因與攻擊性的研究在新西蘭引發(fā)了另一場爭議。2006年的一項研究報告表明新西蘭的毛利人攜帶MAOA-L型基因的比例高達56%。而對于高加索人種 (起源于歐洲的白種人),MAOA-L型的比例約為34%。因為傳說毛利人有食人的歷史,這一結果似乎會加深人們對毛利人野蠻的刻板印象,因此新西蘭媒體進行了廣泛的討論。有研究者認為,MAOA-L與不僅與攻擊性行為相關,還與冒險行為有關。因為毛利人當年可能是乘坐獨木舟跨海到達的新西蘭,這個歷史也許可以解釋毛利人中MAOA-L基因比例較高的原因:只有那些當年富于冒險精神的人才最終到達了這個海外孤島。

  而更為怪異的研究結果是,臺灣的一個小樣本的研究發(fā)現(xiàn),漢族人中MAOA-L型基因的比例高達77%,為全世界最高。那是否大部分漢族人犯罪后都要被減刑呢?實際上,現(xiàn)有的MAOA-L基因型與攻擊性的聯(lián)系都只是針對高加索人群的研究,在中國人和毛利人身上都沒有直接證據(jù)。目前一般認為,MAOA基因與“對社會拒絕的敏感性”(sensitivity to social rejection)有關。而攻擊性可能只是高敏感性的一種表達形式。并不是說有了MAOA-L型基因就一定性格沖動、富于攻擊性。

  而社會心理學家認為,人群中攜帶“對社會拒絕的敏感性”基因的比例可能會影響一個社會的文化取向。有證據(jù)表明,MAOA-L基因型人比例越高的國家,就越可能傾向集體主義;而MAOA-L基因型比例越低的國家,就越可能傾向個人主義。集體主義價值觀可能起到緩解因社會拒絕而引起的焦慮的作用,從而減少由此引發(fā)的反社會攻擊性行為。但這也僅僅是一種初步的理論,MAOA與社會文化的關系并未最終定論。

  因此,依據(jù)基因判斷犯罪責任需要考慮個人成長背景以及種族和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因素。我們很難從單一的基因測序結果推測罪犯是否應該減輕承擔責任。

  總之,神經(jīng)科學和遺傳學的研究幫我們更加深入的理解了犯罪行為產(chǎn)生的原因。但解釋原因并不代表開脫責任。也許科學的發(fā)展可以幫助更好地我們理解和預防犯罪,比如對兒童的成長過程給予更多的關愛,避免虐待兒童的事件發(fā)生,這些都比在犯罪發(fā)生后思考如何給予懲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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