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我國民主政治論文范文(2)
民主政治論文范文篇二：《民主化的陷井——關于民主化的幾點思考》
摘要：去年大陸出版了一本由何清漣女士撰寫的著作《 現代 化的陷井》，該書探討了 中國 改革和制度轉型過程中的諸多 問題 。受其題目的啟發(fā)，筆者在這里想就“民主化的陷井”一題談幾點看法，請學者專家和各方有識之士指正，也希望能對從事中國民主化事業(yè)的朋友有所啟發(fā)。二十世紀即將結束，“八九”也已過去十年了，我們曾經有過一些 歷史 的機緣，但都因種種內外的因素而喪失了在中國推動民主 政治 的可能。除了那些外在的因素外，能否從歷史的行動者的角度，從歷史的 經驗中，尋找出一些我們應該汲取的教益和面向明天的啟迪，這也許是我們在這世紀末紀念那些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驅者最好的方式;否則，所有的紀念都將失去其最終的意義。
一、權力的饑渴和權利的熱望
顧名思義，民主化過程就是將先前存在的不民主的政治權力重新分配，確立民主的游戲規(guī)則，以此來規(guī)范權力的產生、更迭及監(jiān)督的過程。[1] 這里，筆者不擬加上“權力的運作”這一項。在民主的權力運作這一問題上，存在著一種混亂的看法，以為權力的運作也要以“民主的方式”來進行。不僅中國人對民主化抱有這種極成問題的看法，在其他國家、包括那些傳統的民主國家中，同樣也可能存在這種模糊的看法，這種看法是民粹主義式的民主觀的一個歷史悠久的觀念。
在從集權專斷的政治體制向民主政治體制過渡時，普遍存在著一種“權力的饑渴”現象。由于以往在集權體制下的歷史和政治生活經驗，人們對權力的能量以及它所具有的利益含量，形成了強烈的印象，一旦這種集權體制開始崩潰或進入轉型期時， 社會 中的那種對權力占有的“饑渴”，就會以超常的規(guī)模爆發(fā)出來，于是，爭奪政治權利的競爭者會急劇增多。
這里，需要區(qū)分“權力的饑渴”和“權利的熱望”[2]。后者是指那種從一種權利缺失到一種可能的權利占有，人們長久被壓抑的正當的權利要求，因民主化提供了可能而被極大地刺激起來，導致對權利要求的急增。雖然這種對權利的要求具有其道義上的正當性，但在歷史轉折期，“權利的熱望”的過度 發(fā)展 也可能導致事與愿違的結果、增加轉型期的緊張和民主政體平穩(wěn)確立的難度。
事實上，大部分人的“權利的熱望”，所關心的基本上是個人在轉型中能得到的權利;但對那些對政治權力感興趣的人來說，利用民眾的這種對權利的渴望，來實現其對權力的希求，則常常是一種便捷的政治策略選擇。由于集權政體長期地壓制并故意地模糊人們的權利意識，也使得一些人往往在如何正當地行使權利這一點上缺乏合理的態(tài)度，對權力的崇拜和以往的經驗使他們認為，擁有了“權力”才能具有“權利”。因此，隨著集權政體權威的衰落，便常?？捎^察到，在現實政治社會生活中，那種對權利的渴求和占有權力的欲望交織混雜、相互作用，往往帶來一系列對民主化轉型具有負面效果的現象。一般來說，“權力的饑渴”主要表現在政治精英層當中，但卻可通過大眾對“權利的熱望”而產生直接的政治壓力;反過來，大眾對“權利的熱望”也可能直接表現為某種形式的大眾政治參與，從而刺激某些政治精英的激進政治行為，形成一種民粹主義的政治氛圍。這對亟需建立一種新的制度規(guī)范的民主化轉型可能造成困擾。且不談今日發(fā)生在許多民主化轉型國家中的到處可見的類似現象，如果回想一下辛亥革命后中國紛亂的政壇及魯迅筆下的阿Q對民主的理解及其行為，便不難想象和理解，民主轉型中的這類現象可能給民主化進程帶來什么樣的問題。
所有的民主化過程都難以避免一個悖論:一方面，必須消解前專制政權的權威，否則就無法實現民主化;但另一方面，沒有必要的政治權威，就不僅無法有效地確立民主政治，而且難以保障正常的社會生活。如何在消解舊政治權威的同時，盡快地形成一種新的民主政治的權威，這是決定民主化過程能否順利的一個關鍵問題。只有一個有效的政治權威，才能在既滿足那些急劇增長的參政要求和權利要求的同時，又適當地遏制和平衡這種要求，使其不至于超出民主化過程中各具體階段所能承受的范圍。但是，麻煩卻在于，正是“權利的熱望”和“權力的饑渴”的劇增，使得新的政治權威很難在各種勢力的沖擊下有效地建立起來。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政治權威，政治、社會、 經濟 等方面問題的積累，會使民眾對民主政體本來就不夠堅實的信心下降，最終導致民主化進程中的波折甚至逆轉。
民主政體沒有其他超先驗的合法性資源保障，它完全建構于公民們對此政體的、習慣成 自然 式的信賴之上，這種信賴也就是孟德斯鳩所謂的已成為自然的對民主政體的愛。柏拉圖曾正確地指出過，公民的輿論是可以隨時以一種民主的方式丟棄民主政體而選擇其他政體的。與其他政體相比較，只有民主政治中的政治權威，是以其成員的權利為其唯一的合法性來源和服務的最終目的;但同時，民主政治也必然地會規(guī)定、限制這些權利的實現。在民主政治中，這種權威和權利之間的內在緊張之紓解和動態(tài)的平衡，有賴于一種健康、理性的公民意識的養(yǎng)成和一套完整的制度設計。一個民主政體所 實踐的歷史越久，它回應其公民的權利要求的能力就越強，應對危機的能力也越強，因而也越容易延續(xù)下去。但對一個轉型中的國家來說，這一切不會立刻從天而降;相反，卻可能是相當缺乏的。不過，如果在轉型期中舊制度里有較多可利用的資源，則可能較少遇到這類問題的困擾。[3]
除了這種一般意義上的權威和權利之間的緊張之外，造成這種轉型期悖論現象的直接根源當然是專制政體。以往的專制政體剝奪了民眾正當的權利、壟斷了政治參與渠道、不允許公平的政治競爭，其后果就是這種劇增的“權利渴望”和“權力饑渴”。但對民主化進程和那些志在建設一個民主政體的人們來說，這種轉型期悖論現象是非?，F實的問題，需要認真嚴肅地對待。從最壞的角度講，每個專制者都可能象路易十五那樣無恥地說上一句，“我死后那管它洪水滔天(Apres moi, Deluge)!”也許，專制正是被那不滿的“洪水”沖垮的;而在沖垮專制的過程中，無論是“洪水”或是鼓動“洪水”者都有其道義上的合理性。然而，一旦“洪水”出堤，所有具有責任感的政治家，面對著專制的廢墟，若再去鼓動“洪水”或為“洪水”的壯闊和恣肆而高聲贊美，便絕不再是一種道德和責任的表現;而缺乏疏導這種“洪水”的能力，或對其可能帶來的問題缺少應有的警惕，也絕不是具有政治智慧和遠見的表現。
當然，民主化最理想的方式是，逐步改造現行政治體制，避免政治的急劇動蕩和政治權威的真空。換言之，若主政者能傾向于、并采取措施導向民主化，或(在反對派的壓力下)能不斷地釋放政治資源和政治空間、改造舊政治制度，以適應和滿足民間精英及民眾參與權力和維護權利的要求，反對派精英亦能積極回應，雙方形成一種理性的互動，則這樣的民主化過程便可能避免上述的種種問題，在一種權力參與和權利要求所創(chuàng)造的、政治和社會動力與秩序權威之間，找到富有活力和效率的平衡。然而，這種方式的可能性主要取決于主政者，對此無法抱太大的奢求;但無論從那個角度講，都不該對此絕望，哪怕僅僅是出于道德的角度。知不可為而為之，仍應是反對派精英對歷史和社會負責的一種選擇。
如果主政者并不愿主動地沿著民主化的方向作政治回應，相反地，還采取壓制性政策，那么，由于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 心理條件的作用以及民主派的努力，民主化的進程就很可能是由急轉直下的一連串突發(fā)性事件所啟動。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民主化進程的順利與否，便可能取決于各種政治人物、特別是反對派的政治人物，在何種程度上能就政治進程達成理性化的共識。這樣的共識之核心在于，建設和尊從抑制“權力饑渴”現象的機制，以便將對權力的“饑渴”所造成的權力爭奪限制在一定范圍內、并將其轉化為政治運作的動力。而這一切又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民主化的前期準備過程，取決于人們和政治精英們在某些突發(fā)事件面前的認知和行為。政治精英能否自我約束或被約束，既取決于他們的政治意識，也取決于民眾的政治意識。一旦理性的精神成為主流，政治精英間便較容易建立這種共識，而民眾對權利的合理要求也不會在一定的條件下成為反民主化的動力。從中國人 目前 的思想觀念狀況來看，這種前期準備似乎尤其顯得必要和急迫。歷史上許多革命者所面臨的悖論就是，他們只會啟動歷史的閘門，卻從來不去預想將來可能的事態(tài)，結果不僅葬送了革命、也葬送了自己。[4]?
如果我們不愿落入一種理念主義的陷井中去，就必須考量減弱這種“權力的饑渴”的客觀條件。說到底，那只能是公民社會的發(fā)展──這里講的公民社會，既是在其政治意義、也是在其經濟意義上的。只有一個蓬勃發(fā)展的公民社會才能造成一種權力的分解、權力的多元現象。只有當對權力的“饑渴”所造成的壓力被疏導到其他非政治權力的權力系統中去時，“權力的饑渴”現象對民主化的威脅才會被削弱。
二、真實的民主與表象的民主
在二十世紀的今天，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號稱是“民主”的。但正如眾所周知的，真正具有民主 政治 的實質以及穩(wěn)定的民主政治架構的國家并不多。筆者在這里不討論當今世界政治中真實或表象的民主之一般情況，只簡單地討論以下 問題 ，民主化過程中如何落實民主政治，避免陷入一種表象的民主政治陷井、而最終因其政治效能的低下而導致民主化逆轉。[5]
在西方民主國家中，英國之被人稱道，不僅因其是最早的 現代 民主國家，也因其是一個不具成文憲法的憲政國家。這種不成文的憲法的力量來自漫長的 歷史 過程及此過程中各方政治勢力的互動平衡，也來自政治家對政治游戲規(guī)則和對手的尊重;而英國的皇室則成了憲法的具體象征，于是傳統和現代完成了精巧的結合。在其他絕大多數國家，一部成文憲法往往仍然是建立民主政體最重要的條件，這部憲法標志著與傳統政治的某種斷裂、并成為權力合法性的新的判斷標準和依據;有了這樣的憲法，并依照憲法所確定的程序，經選民選舉產生代議和行政領導人，這便是現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然而，在各國的現代政治史中也時?？梢园l(fā)現，有些國家雖然具備了上述的全部條件，但一些政治寡頭或某一政治勢力壟斷了全部的政治資源，所有的民主程序只具其表而不具其實，無論如何，這樣的國家也很難被視為是民主國家。問題出在哪里呢?
判斷真實的或表象的民主的關鍵在于，在政治生活中憲法是否具備真正的權威，選舉的過程是否是自由的、其結果是否會得到尊重，經民主程序產生的政府是否能正常運作。然而，這一切的實現，都需要各種現實政治力量去加以保證。今天，許多人已不再簡單地強調目的論的民主觀，開始重視程序性的民主制度;但是，許多人在強調程序民主時，卻忽視了一個重要問題，即實現這種程序性民主不能只靠民主程序本身，其條件之一是要有相對平衡的政治力量;而且，只有當各種政治力量都尊重、也必須尊重民主程序時，民主程序才會具有實效。對那些即將走向民主化或處在民主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就更是如此。從各國民主化的 經驗來看，當各種政治力量均處于脆弱、離散的狀態(tài)、或存在著一種絕對獨大的政治力量時，要建立憲法的權威和一個合理的選舉過程，往往是十分困難的。
在真實民主和表象民主的討論中，還有一個關鍵問題，即上節(jié)談到的國家權威和能力的問題。如果國家不能有效地實行 管理，那么，即使設定了一系列美妙合理的民主程序，也無法最終使民眾接受這些制度程序及其蘊含的價值。只有當民主政治能保持一個國家必須履行的正常功能、同時又向民眾開放政治參與和監(jiān)督時，才會對大多數人具有吸引力。在這里，需要認清一點，即政治是現實的，是處理大多數人的現實問題的;民眾的激情是不能長久、也絕對不能代替制度建設的。一旦民主化進程被啟動了，就必須在改造原有體制的同時加快新的國家體制的建設;要設法從舊制度中剝離出那些與原來的專制體制本質上沒有必然 聯系的制度成份，盡量利用舊制度中可利用的制度資源。例如，許多程序性的東西有比沒有好、不必盡求完美，在轉型期中給出一些開放的、留待改進的空間并不是壞事。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需要給急劇變動的事態(tài)本身留一些回轉的余地，也因為對歷史的消化需要一些制度上的彈性空間。當政治和 社會 精英們討論建設社會和國家的整體架構時，應盡可能地關注操作上的現實問題。
六、七年前，筆者與一些俄國知識分子、西方俄國問題專家就俄國的轉型問題進行過討論。那時，俄國的許多精英圍繞著一些大的所謂國家方向的問題爭論不休。而筆者當時認為，雖然這些爭論都是有意義的，但如果俄國的政治和知識精英不用更多的精力關注現實的操作問題，不盡快地遏止因舊體制解體所帶來的種種 經濟 、政治和社會的衰退，盡量地解決新出現的難題，則俄國已取得的某些民主化進展會因各種危機而逆轉，而民主化亟待完成和需要鞏固的目標便難以實現;即使舊體制不全面復歸，民主政治的建設也會發(fā)生極大的崎變。俄國近年來的 發(fā)展 似乎證實，筆者不幸而言中了。[6] 正如一些專家所指出的那樣，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俄國，“直接參與政治的行動者和大部分的民眾都堅信，最主要的是消除共產主義政權和替換掉共產黨人......一旦蘇維埃政體解體，人們將自動地、自接地進入民主，沒有必要去思考過渡期和它的建設問題。從這個角度講，消解舊制度是必要的，同時它也足以保證一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建設。1993年的事件讓人們發(fā)現了一個赤裸裸的總統權力、它代表的暴力與死亡、它的專制性格，盡管人們也并不認同同樣使用了暴力的議會一方。但社會與權力的斷裂再次出現，就象在蘇維埃體制 時代 那樣”。[7]?
每一次革命幾乎都會出現復辟，但這種復辟的程度、形式與結果，則因人、因事、因時代而不一，如何才能未雨綢繆呢?
三、清算的歷史和歷史的清算
極權主義政治是一種清算的政治，也就是說，它不斷地要為維持一種整體的純潔性而發(fā)動各種運動、特別是運動;一旦離開了類似的運動，這種政治便失去其基本的合法性和動力。清算既是極權政治的表現，也是極權政治的生存手段;清算的形式常常是消滅所謂的制度或運動的敵人，因此極權政治本身需要有可以被消滅的敵人;一旦無法在內部或外部找到可消滅的敵人，因而無法以消滅這些敵人為藉口而進行社會動員，這種政治便將逐漸消解。
1925年，蘇聯紅軍早年的將領、曾長期主持蘇軍事 科學 院的查波切尼科沃在其《軍隊的頭腦》一書中，模仿克勞斯維茨那句名言“戰(zhàn)爭只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繼續(xù)”，寫了這樣的話，“如果說戰(zhàn)爭只是以其他方式繼續(xù)的和平，那么對我們來講，和平只是戰(zhàn)爭以另外的方式的延續(xù)”。[8] 這句話簡明地概括了極權政治的特點：一種不斷的戰(zhàn)爭。對 中國 人來說，這是再熟悉不過的了。不必去重列那些從延安“搶救運動”到“”的一個接一個的驚心動魄的運動，僅僅 分析 一下從五十年代以來便滲透到全社會的“戰(zhàn)斗 語言”，諸如“打響了批判某某的戰(zhàn)役”、“將某某徹底消滅光”、“ 理論 戰(zhàn)線”、“意識形態(tài)陣地”、等，便可清楚地看出，中國人同樣是在這種不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戰(zhàn)斗”中生活的。
這種清算的政治形成了清算的歷史，而清算的歷史又造就了清算的 文化，上述“戰(zhàn)斗語言”的流行即為其表現。極權政治常將政治上的對手與道德上的惡兩者合一，用道德化的意識形態(tài)語言去定義、批判對手，然后加以消滅。雖然在古今中外的權力之爭中，不乏用道德的名義批判政治對手、強化自己的合法性之案例，但只有在極權政治中，這種道德化的政治打擊才成為統治者必不可少的手段。集權政治的意識形態(tài)特質決定了，只有在道德和意識形態(tài)上打倒了對方，自己才能在政治上真正取勝，這構成了清算政治的特色。清算政治極大地敗壞著國家的政治和道德水準，所有具清算政治特點的國家之政治和道德狀態(tài)都能證明這點。
正因為這種清算政治是集權政治的本質特征之一，與民主政治的取向是根本相背的，所以民主化的任務之一就是必須要對清算政治進行清算。沒有這樣一個清算歷史的過程，民主政治就無法與以往的清算的歷史劃清界限，也難以確定一種新的正義原則、并消解這種清算文化。事實上，極權國家的反抗運動常常以反對這種清算政治為其政治和道德上的出發(fā)點和標志。
????然而，對清算的歷史所進行的歷史的清算，不可能不受以往清算的歷史的 影響 。即使身為集權政治下的反對派，他們自己的政治文化往往也深受集權政治的影響，而帶有清算政治文化的深刻痕跡。所有從極權體制邁向民主化的國家，都面臨著一個政治和社會難題，那就是如何進行歷史的清算。[9] 這實在是檢驗一個國家的政治家和民眾的政治智慧和遠見的一個最好的指標。
正義的原則必須是抽象的、也只能是抽象的，但正義的實現則應該是、也必須是具體的。一旦需要在現實中落實正義的原則，則此原則能否落實，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現實政治力量的組合、歷史的情境、政治家們的意識和政治技巧以及民眾的 心理狀態(tài)。此時能做的可能彼時不能，彼時能做的可能此時不行。態(tài)度的激進也許會帶來更激進的態(tài)度，不適當的寬容可能也會葬送民主政治的基礎?？傊?，需要極其謹慎地處理這件極其復雜的事。
不過，有一點必須清楚，正象古羅馬思想界西塞羅(M. Tullius Cicero, 公元前106-43年)說過的那樣，“Dum civitas erit, judicia fient(只要城邦(國家)還存在，正義終會實現)”;也就是說，在現實情況下，正義的實現是要同政體的存在相聯系的。一種政體可能造成了許多不正義的現象，因此引發(fā)人們的反抗乃至推翻了這種政體;但反過來，如果沒有政體或國家的存在，是根本不用指望會有什么正義的實現的。正義的實現，必須以國家的存在、以一系列相關的制度的存在為前提。[10]?
在這方面，還有不少具體問題需要進一步探討。比如，對以往歷史上一些事件的責任，是采取個人追究還是集體追究原則?怎樣合理地確定某人的歷史角色和地位?[11] 如何對待舊體制的技術官僚精英?在極權體制時代，幾乎所有的精英人才都依附于極權統治，也因此都對極權統治的后果負有一定的責任，也因此他們往往與舊體制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和割不斷的既得利益。如果不能在轉型中妥善地處理與這些精英的關系，許多本來對民主化抱支持贊同態(tài)度的精英人士，就會轉而對民主化持反對態(tài)度，結果增加民主化的成本;而且，離開了富有經驗的技術官僚階層的合作，要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也會面臨很大的困難。
四、未完的結語?
對民主化的探討，不始于今日也不會簡單地終止于明天，伴隨著人類 社會 的 政治 發(fā)展 ，在這方面的討論中會不斷出現新的話題。而對 中國 人來說，這樣的討論已持續(xù)了一個多世紀，但所得的成果實在是無法令我們自滿;在一個多世紀的爭論中，樂觀的態(tài)度和悲觀的言論一代又一代地重復下去，直到當下的中國，似乎仍然可以各自找到充實的證據;當然，也有人在作更深層次的思考，而不愿在這兩種態(tài)度中作隨意的選擇。
筆者以為，這種樂觀、悲觀并存的矛盾現象恰恰意味著，中國又處在一個民主化的轉折路口;從更一般的意義來講，處在一個巨大的 歷史 變動之中。在絕大多數歷史轉折發(fā)生前，很少有人能樂觀地確定此后歷史進程的絕對結果;持悲觀態(tài)度的人，或許倒反而可能因為抱有一種謹慎和理性的態(tài)度，因而會在歷史的前移中小心地摸索、并為有限的成功而鼓舞;當然，那種樂觀的態(tài)度其實也是不可或缺的，有了它才會有創(chuàng)造、推動歷史的豪情，離了它歷史將沉寂乃至死亡;但是，也許正因為它的浪漫樂觀，歷史也可能被導向一種連最悲觀的人也未預測到的悲劇結果。
也許，對人性的悲劇面有更清醒冷靜的看法，多考慮民主化可能面臨的困難，反而會有助于民主化的順利推進。本文正是從這個角度出發(fā)的，除了探討以上 問題 外，也是想借此機會破除一下中國人中常有的道德民主觀。在 現代 中國民主化的嘗試中，過強的道德期望曾是造成失敗的一個主觀上十分重要的原因。正如林毓生先生談到譚嗣同對民主的認識時所說的，(他的)“根據普遍性宗教與道德述求所進行的對西方民主的接納，洋溢著對西方民主的熱情贊仰與道德想象，卻不易接受‘歷史感’的節(jié)制──不傾向于仔細了解民主在西方歷史脈絡中的發(fā)展以及由此而知其實質與限制，也不傾向于考慮在中國的歷史 環(huán)境中，如果要采納西方的民主制度與 文化，將會有那些困難?以及如何克服那些困難?”[12] 許多關于辛亥革命及五四運動的 研究 成果，也揭示出類似的問題。[13]
民主化過程中有一個悖論:鼓吹民主政治的人經常是以一種道德的名義去推動民主;但民主本身絕不是道德問題，從政治的意義上看，它說到底是政治，因此不能過多地用道義標準去衡量和預測。從道德出發(fā)、反抗不民主的政治、再到一種非道德化的政治的建立，這是民主化的內在之意，也是從事反對運動者要完成的一種認識和行為上的超越。多一些對政治現象應有的警惕和理解，少一些浪漫的幻想，這是我們從歷史和現實中應汲取的教益之一。沒有道德的政治和泛道德化的政治都是可怕的。也正是在這一角度上，現代民主政治為尋找這種道德和政治的平衡創(chuàng)造了一種制度性規(guī)范。民主化的過程需要一種道德意識，一種為國家民眾整體利益考量的道德意識;同時，也需要妥協、遠見、謹慎和理性，對政治精英來講尤其如此。沒有這種道德意識，社會將不得不為民主化進程付出額外的成本;然而，不管是在社會大眾里還是在精英層中，過多地指望這種道德意識，對民主化的進程都是極其危險的，甚至是反民主的。
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古訓如此，對民主化來講或許也是如此。
【注釋】
[1] Samuel P. Huntington,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st Twentieth Century，中文譯本(劉軍寧譯， 臺灣 :五南圖書出版社)。亨氏強調，“如果用普選的方式選出最高決策者是民主政治的精髓，那么民主化過程的關鍵就是，用自由、公開和公平的選舉中產生的政府，來取代那些不是以這種方式產生的政府。”(p.7) 這是對的，但本人更愿意強調，以一種新的民主規(guī)范的產生及鞏固、而不是以一、兩次民選政府的形成，作為觀察和評價民主化過程的最重要的指標。
[2] 在中文中，“權力”和“權利”兩詞不僅其發(fā)音相同，而且它們詞義上的差別也容易渾淆不辯。最初自西文翻譯這兩個詞時，譯者在中文里選擇的對應詞，似乎就依稀地透露出對源自西方的現代權利概念的困惑。從“權”這個字的“度量、權衡和權勢”之古代含義和“權利”一詞的“權勢與貨財”之原意來看， 目前 現代中文里的“權利”這個詞的含義，與法文中的droit和 英文 中的right的原意都有相當大的差別，在法文和英文中，這個詞的含義是一種符合正義(Justice)、道德(moral)、公平(equity)和 自然 、社會 規(guī)律 法則的人際間的行為原則。
[3] 也正因為如此，威權政體下民主化成功的機會比集權國家要高，因為，威權政體的舊體制為民主化提供的可利用制度資源遠較后者豐富。權威和自由的關系是自由主義的一個經典命題，也是近一、二十年西方政治 哲學 中最主要的論題之一，這里不詳加討論。民主政治中的權威和權利──自由的另一種定義，是民主政治和民主化的一個關鍵問題，與之有關的在民主化過程中的許多特殊的命題，是值得進一步討論的。關于民主政治的脆弱，參見Patrice Rolland, "La democratie et ses ennemis" in Situations de la Democratie──Democratie: L'ancien et le neuf, l'historicisme et ses ennemis, Passe present, dir. par Marchel Gauchet, Pierre Manent et Pierre Rosanvallon, Paris, Gallimard et Le seuil, 1993, pp.121-135.
[4] 法國大革命就是個很好的例子，用已故法國當代最重要的法國大革命研究專家Francois Furet的話講，“法國大革命是經由許多人而演變的，這些人被此事件搖晃左右、但卻沒有人能控制它，盡管有許多偉大的人物具有超人的智慧”。Francois Furet,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et la Revolution dans l'Histoire: entretien avec Francois Furet," Savoir et Memoire, No.5., 1994, p.38.
[5] 請注意，筆者在這里討論的不是那種在民主政治 理論 中被廣泛討論的有關“形式民主“(la democratie formelle)或是“實質民主“(la democratie substantive) 的問題。
[6] 九十年代初的幾年中(包括1993年10月去俄國實地考查期間)，筆者與許多俄國學者、知識分子就此問題交談過，也參加過一些有關的討論會。記得1991年底在巴黎郊區(qū)第八大學召開的一次俄 法學者關于俄羅斯現狀和未來的討論會上，當法國學者們不斷提出關于俄國現實政治、 經濟 轉型對人們生活的可能 影響 等問題時，一位俄羅斯的年長的著名女學者以一種俄羅斯式的驕傲和不耐煩回答說，“你們不用操心，反正我們餓不死”。接著，她就把話題轉回到俄羅斯文明等抽象問題上去了。這令我既欽佩這位俄羅斯學者的自信，又不由自主地為俄國的未來擔心。近年來，筆者一直因這種擔心為俄國的實際演變所證實而深深地感到遺憾。俄國政治學家亞力山大.魯金在一篇題為“俄國政治1985―1993:俄羅斯民主派的形成和演變”的文章中，也曾談到俄國轉型過程中俄國民眾與激進民主派之間認知上的差距。文見《當代中國研究》(美國)，No.62, 1998。
[7] Alexis Berelowitch & Michel Wieviorka, Les Russes d'en bas: enquete sur la Russie post-communiste, Paris, Seuil, 1996, p.393.
[8] 引自Ockrent & Marenches, Dans le secret des princes, Stock, Paris, 1986, p.196.
[9] 拉美一些國家經歷了軍人專制政權后，都留下了一系列這樣的難題。例如，如何對待阿根廷那些失去了兒孫的祖母們的吶喊，是否引渡智利的原獨裁者皮諾切特將軍等。在東歐也有同樣的問題。例如，捷克結束共產黨政權的統治后，就開展過前共產黨人是否有參政權利的討論;在羅馬尼亞，如何對待那些至今仍掌握某些權力的齊奧塞斯庫 時代 的政客官員，一直是個在社會上爭論不休的問題。而在南韓，也有過對前總統的“世紀審判”以及最近的大赦等。所有這類現象，都表明了這一問題的現實性、重要性以及處理上的難度。
[10] 在修改此文時，筆者又有幸讀到筆者十分敬仰的法國當代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oeur)的一篇有關“正義與報復”的文章手稿，這位年邁的智者在文中再三強調了制度、國家在正義實現上的重要性。Paul Ricoeur, "Justice et Vengance"手稿，1999。
[11] 這些年來困擾波蘭政府和人民的庫克林斯基上校案即為一例。因熱愛自己的祖國、反對蘇聯對波蘭的控制，這位前波蘭軍官擔任了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間諜。18年前，他向CIA遞送了34,000多頁的有關華沙條約部隊的文件后，逃亡到了美國。據稱，庫克林斯基上校遞送文件后再過六個星期，波蘭的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即將宣布戒嚴，由于美國人獲得了這些文件、了解了內情，得以趕在雅魯澤爾斯基將軍宣布戒嚴之前對蘇聯施加壓力，使波蘭得以避免了蘇聯的出兵鎮(zhèn)壓。庫克林斯基上校及其家庭卻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他本人流亡異國，兩個兒子神秘意外地死亡，據稱是蘇聯克格勃報復的結果。然而，這位原波蘭軍官卻長期被波蘭人視為民族的叛徒;即使是瓦文薩這樣的民主派總統，出于拉攏軍隊的考量，也未為其平反。而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近，前共產黨人、波蘭的現任總統科瓦聶斯基卻為他平了反，迎接他歸國并頒發(fā)了勛章。但是，仍然有許多波蘭人視他為叛徒，雖然持這種觀點的人較前幾年少了一些。參見法國《解放報》(Liberation)1998年5月5日的 專題報道。
[12] 林毓生，“二十世紀中國的反傳統思潮與中式烏托邦主義”，載《公共論叢：市場社會與公共秩序》，北京，三聯出版社，1996年。pp.236-237.
[13] 比如，以研究辛亥革命聞名的臺灣中央研究院的朱宏源先生，在 分析 同盟會時期《民報》上的革命理論時指出:“《民報》所肯定的人性，是一種無私性。以無私的理想要求自己，原已極其理想化，而以無私來要求別人，則明顯是一種一廂情愿的想法。......整個來講，我們發(fā)現，《民報》的革命理論總令人有一種感覺，即極少注意到革命破壞之后的重建 工作要如何落實的問題。《民報》撰稿人對未來的設計，大致上是一種構想性的，相當然爾的藍圖。這個藍圖，明顯地出現兩個特點：1、對現狀的情況了解不慎關切。2、對理論的引用極具興趣。” 見《同盟會的革命理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出版，臺北，1985、1995年，第334至336頁。另外，五四期間的所謂“好人政府”說，其實與真正的民主觀也相距甚遠，倒是為開明專制提供了某種伏筆。參見周陽山的“五四時代的民主觀對中國政治發(fā)展的影響”，載其《自由與權威》，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第95至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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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關于民主政治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