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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學術論文范文篇一

　　談外語翻譯的“忠實對等”

　　摘要：后殖民主義翻譯通過對翻譯實踐進行文化考古式的實地考察來研究翻譯與帝國、翻譯與文化身份、翻譯與殖民主義霸權的歷史共謀關系等問題。探討翻譯在不平等的對話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解決方式。這不僅最終證明翻譯與帝國主義、殖民關系、文化霸權等關系密切，而且使更多的人明白翻譯研究中關于“文化平等”和“語言平等”的理論預設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傳統(tǒng)的“忠實對等”翻譯現(xiàn)更是一相情愿的天真設想而已。

　　關鍵詞：外語翻譯　忠誠對等　指導思想

　　一、傳統(tǒng)翻譯的指導思想

　　眾所周之，西方翻譯起源于《圣經(jīng)》的翻譯。由于人們預設上帝的存在，上帝的意旨神圣不可侵犯，因此要求《圣經(jīng)》譯者翻譯時必須亦步亦趨，絕對忠實于原文。此后源于《圣經(jīng)》翻譯的忠實性情節(jié)便如同幽靈一般長期游蕩于西方譯界，始終揮之不去。中國譯界亦有類似情況。遠在千年以前即有人提出翻譯佛經(jīng)時要“因循本旨，不加文飾”(支謙)、“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道安)。到近代嚴復提出“信達雅”三字，被國人奉為金科玉律，影響一直延續(xù)至今。中外這些原則、標準，雖表述不同，其核心思想?yún)s是基本相通的，即譯者必須以原文為中心。同時又要無條件地扮演“傳聲筒”的角色。

　　正是在上述傳統(tǒng)翻譯思想指導下，譯者在翻譯時往往把正確理解和表達原文“意思”作為自己的追求目標。為此，他們“旬月踟躕”。“委曲推究”，目的就是“確知其(即原文，筆者夾注)意旨之所在”，然后把它們準確無誤地以另一種語言表達出來。同時，受這種翻譯觀的影響，傳統(tǒng)翻譯研究一直苦苦求索如何在翻譯中做到字當句對，如何保證譯文忠實于原交，如何百分之百地傳達作者的意圖。正因如此，傳統(tǒng)翻譯批評常常只停留在原文與譯文之間文字層面的對比。倘若譯者越“雷池”一步，就會受到嚴厲批評與指責，他(她)們的譯作也成了“不忠實”的代表。

　　二、翻譯傳統(tǒng)身份之解構和建構

　　(一)解構主義的觀點

　　該派代表人物?？轮饕獜臍v史角度對翻譯進行了有益地探索。他認為文本的解讀往往受讀者所處歷史時期的影響。而在歷史語境的制約下，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理解，原文便總是在不斷地被改寫和重建。從這層意義上看，純粹的原文并不存在，譯文的地位也不低于原文。再則，作者也是時代的產物，他(她)屬于歷史，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個體。這就意味著作者的存在和作用實際上也不重要，所以譯者太可不必讓位于作者。另外，?？碌恼Z言觀對于修正原文概念、消解原文權威、提升譯文地位來說也是很有借鑒意義的。因為在福柯看來，語言并非統(tǒng)一完整、明白無誤，而是存在著矛盾、差別和不明顯的東西(即“另一面”)。原文、譯文均是如此。從這個角度來審視，原文便不再是傳統(tǒng)觀念中的那種固定、簡單的模式了。

　　德里達是解構主義大師，他所構建的解構理論在徹底打破形而上學理論的同時，也豐富了當下的翻譯研究。德里達認為符號不存在同一性，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差距難以彌合，意義在差異中擴張，文本在差異中發(fā)展?；谶@種觀點，德里達指出，在翻譯中，原文本身并不完整和統(tǒng)一，而是存在著多重意義。所以，任何對原文的理解和翻譯，哪怕被視作權威、完美的代表，也不能窮盡原文可能之意義。它只能是“無限回歸的意義鏈”中的一環(huán)。德里達不僅重新評估了純粹對等的翻譯方法，更是顛覆了傳統(tǒng)的翻譯觀念。

　　(二)女性主義觀點

　　女性主義思潮發(fā)源于18世紀，20世紀80年代后翻譯研究逐漸與其結合并最終形成女性主義翻譯觀。女性主義翻譯觀不僅拓展了翻譯研究的領域，還引導人們在更加宏觀的文化翻譯的概念下實施對傳統(tǒng)翻譯概念的顛覆。

　　這實際就是傳統(tǒng)翻譯觀和傳統(tǒng)道德倫理觀合力作用產生的結果。正是源于翻譯與性別頗有相通之處，中外譯界學者和專家常常將翻譯的討論與性別聯(lián)系起來。事實上，上文譬喻式論說就是將性別歧視擴大到翻譯研究領域，并暗示翻譯中存在著許多二元對立。如原作與譯作，作者與譯者等。其中前者代表著陽性、生產、父權、權威、統(tǒng)治者，而后者則為陰性、附屬、柔弱、有缺陷。女性主義翻譯研究就是要揭示和批判這種既將翻譯又將女性逐人社會底層和他(她)者處境的狀況，以動搖維持這種狀況的男性權威和父權話語。而父權地位之顛覆，既有利于破除原文和作者權威的神話，又有助于打破“作者，原文一譯者/譯文”的二元對立模式，最終建立一種原文與譯文共生共榮之關系。

　　(三)后殖民主義理論

　　后殖民主義理論主要是由出生在原殖民地而后在宗主國中成長的一批知識分子提出的，

　　妮南賈娜是后殖民主義翻譯的代表人物，妮南賈娜明確指出自己研究翻譯“不是要另立理論，以便找到可靠的方法‘縮小’文化間的隔閡，而是希望對這道隔閡本身進行深入徹底地思考，以給翻譯定位”，即把翻譯作為一個抵抗殖民的場所。妮南賈娜認為“翻譯，作為一種實踐，是在殖民主義操縱下的不對稱權力關系中得以成形的”，所以脫離不了政治與權力干系。翻譯其實就是展現(xiàn)各種語言、文化以及種族之間不平等權力關系的場所，自始自終是個政治行為，是一種傳輸霸權機器(hegemonic apparatuses)的話語方式。此外，翻譯在殖民者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中還起到了“不光彩”的作用。在翻譯的作用下，即使是在殖民地獲得解放后，后殖民地的國家仍然沒有徹底擺脫被殖民的命運，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把自己重新殖民化。

　　在《為翻譯定位：歷史、后結構主義與殖民語境》一書中，尼南賈納還嚴厲地批評了翻譯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義”，認為這是由三種不利情況產生的：第一，直到現(xiàn)在翻譯沒有考慮到不同語言之間存在的不對稱權力問題;第二，構成西方譯論之基石的很多概念被遮蔽，如翻譯中的被壓抑、被強暴以及從屬于他者的女性物質：第三，人們一直未深入思考翻譯的“人文主義性質”問題，未洞察到翻譯有時可能與帝國主義達成一種共謀關系。

　　參考文獻：

　　[1]孫娜：語言習得與中國的外語對等關系教學《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學報》2003.01。

　　[2]楊燕：第二語言習得與外語教學，唐都學刊，2001，(S1)。

　　[3]朱巖：外語教學費時低效現(xiàn)象的分析，《安徽工業(yè)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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