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學在實現(xiàn)“中國夢”中的定位

　　1.四大職能下的中國大學分類定位

　　關于大學的職能分析和中國大學分類的研究成果已經(jīng)不少，筆者在這里要思考的是為了在實現(xiàn)“中國夢”中發(fā)揮好大學的作用，有必要在高等教育四大職能下，對中國大學體系予以“功能分類”定位。

　　人才培養(yǎng)、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傳承與創(chuàng)新作為大學的四大職能，目前已成為國內的基本共識。然而在中國對于大學的定義是比較模糊泛濫的。在官方的界定中，凡是大專以上的學校都稱之為大學，這樣來界定學校的職能顯然給舉辦者、管理者、研究者帶來了不少矛盾與問題：是不是所有所謂的大學都承擔著四大職能，是否有偏重?

　　實際上對于什么是大學是有專門定義的，因此在英語中，大學稱之為“university”;一般具有高等教育職能的高校稱之為“college”。克拉克在他的著作《高等教育系統(tǒng)》中就把高等教育分為：社區(qū)學院、文理學院、傳統(tǒng)大學與創(chuàng)業(yè)型大學。[12]我國學者王建華先生也就“高等教育”與大學的關系做了專門的研究，他在《什么是高等教育》一文中比較全面地梳理和回答了“什么是高等教育”、“什么是大學”，認為“高等教育”作為一個概念是充滿爭議和歧義的;“大學”要早于“高等教育”，并認為“有些自稱為大學的機構實際上可能與高等教育完全無關”[13]。事實確實如此，我們知道“最早的大學是研究事物本質或事物一般規(guī)律的機構，是由學生與教師組成的社團”[14]，其功能是隨著社會與大學的發(fā)展，逐漸“豐滿”起來的。我們今天常常把大學與高等教育混淆起來稱呼。實際上一些以大學稱謂的高等教育辦學機構是缺乏大學的全部功能的。比如成人高校，它的主要功能是為了社會人員的再學習，頒發(fā)他們所需要的文憑;一些培養(yǎng)技術工人的職業(yè)院校，原本其功能是比較單一的――培養(yǎng)社會一線的技術工人。因此，如果給所有高等教育機構都戴上“四大職能”的帽子，是“強人所難”，也是不利于真正發(fā)揮大學在實現(xiàn)“中國夢”中的作用的。為此，筆者比較傾向于鄒曉平先生在《再論高等院校分類框架》一文中對高等學校類別和層次劃分的建議(見表1)[15]。表1高等院校分類表

　　精英高等教育大眾高等教育學校學術性學位學校專業(yè)性學位學校職業(yè)性學位研究型大學博士博士學士綜合性大學博士碩士學士應用科技大學博士碩士學士文理學院學士專業(yè)學院碩士學士職業(yè)技術學院學士副學士這樣的分類，有利于其功能的定位，有利于在實現(xiàn)“中國夢”中充分發(fā)揮各自的作用。

　　2.培養(yǎng)有國家意識的當代公民要成為所有高等學校的辦學定位

　　合理的高等教育體系應該是分層分類的，各級各類高校所肩負的責任應有所區(qū)別、有所側重。但任何高等學校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那就是培養(yǎng)人才。這里要特別指出的是在人才培養(yǎng)過程中要著重培養(yǎng)有國家意識的，能夠以實現(xiàn)“中國夢”作為人生追求的當代知識分子。

　　教育無國界，但教育是有意識形態(tài)的，特別是作為一個國家的知識與知識分子聚集的大學來說，如果缺乏鮮明的意識形態(tài)特色，那對這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是十分危險的。

　　首先，從大學所走過的歷史軌跡來看，是充滿著哲學意蘊的。紐曼將大學的使命定位于“傳播和推廣知識”。他在《大學的理想》一書中說：“我對大學的看法如下：它是一個傳播普遍知識的地方，這意味著，一方面，大學的目的是理智的，并非道德的;另一方面，它以傳播和推廣知識而非擴增知識為目的。”[16]他只論述了大學的一個功能――傳播和推廣知識的功能。實際上對教育哲學、高等教育哲學作出開創(chuàng)性工作的恰恰是有著“發(fā)達哲學”國度的德國學者。作為哲學家的雅斯貝爾斯所撰寫的《大學之理念》、《什么是教育》討論的雖然是教育，實際上是哲學著作――我們可以專稱為教育哲學著作[17]。而布魯貝克的著作就直接命名為《高等教育哲學》了。

　　其次，從中國的歷史來看，傳統(tǒng)的知識分子都是有強烈的意識形態(tài)意識的。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過程中，為什么“封建文明”一直能延續(xù)2000多年，并不是由于皇帝和王權有多么的厲害，而是他們依賴了由孔子開創(chuàng)、董仲舒“規(guī)范”、朱熹發(fā)展了的中國儒家文化這一“文明的根脈”。中國知識分子作為統(tǒng)治集團的主要組成者，表面上是尊重皇權，實際是遵守儒家文化滲透其血液中的“禮制”。新中國建立前后，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領導者，通過長期的革命洗禮并將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化，領導黨和人民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起了一個全新的人民共和國，使人民在骨子里信服中國共產(chǎn)黨。而新中國成立以后，毛澤東“趁熱打鐵”，加大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核心的政黨意識形態(tài)的宣傳、灌輸、內化，并將黨的意識形態(tài)同步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tài)。

　　再次，從當今的國內國際勢態(tài)來看，急需樹立知識分子的國家意識。從世界范圍來看，意識形態(tài)的較量從來也沒有停止過，大的是東西方的較量，小的是國與國之間的較量。在當今的中國，“由于經(jīng)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18]。意識形態(tài)這一政黨和國家的“命脈”變得前所未有的淡化、分散化和多元化。雖然，在我們的大學里從來也沒有放棄過意識形態(tài)的教育――恐怕只有中國才會將大學有關課程的開設上升到最高執(zhí)政層面來討論和決策，但由于意識不強――講馬列主義的不敢理直氣壯講“馬列”，方法不當――往往是說教式教育和淺層的活動，內容不新――有的教師所講的內容落后于時勢3―5年時間，功利主義――大學大多數(shù)已成為“職業(yè)培訓基地”，讀大學就是為了弄一個好職業(yè)等等原因，大學培養(yǎng)出的知識分子較少有國家意識了。這個局面如果看不清楚和趕緊予以應對和改變，要實現(xiàn)“中國夢”真的不可想象。

　　3.要有一批研究型大學快速崛起，更多地擔當起實現(xiàn)“中國夢”的時代責任

　　不管我們如何看待和評價當今的美國，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它的經(jīng)濟、科技、軍事以及人才仍然是其他國家無法“望其項背”的。就高等教育系統(tǒng)來說，“它的非凡之處在于：它能夠不斷產(chǎn)生新的成功機構，其中大多數(shù)能夠強盛不衰;處于這個系統(tǒng)頂端的是一批形成路徑、特色各異的高水平大學”[19]。而在我國，雖然近20多年來國家在“頂層設計”、資金投入上也逐步形成了遞度發(fā)展的高等教育體系，一批“958”高校和“211”學校的辦學實力不斷提升，但要達到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群體性崛起的“意境”，還必須下決心攻堅克難。

　　一是要“氣守丹田”，修煉發(fā)展。在實現(xiàn)“中國夢”的過程中，國家對大學是寄予厚望的，在頂層設計中也是有意識地要培育一批一流大學的。但實事求是地說，今天的中國大學不是缺乏資金投入，主要是缺乏一種“寧靜致遠”的辦學精神。許多國家重點大學，并不堅守“精英大學辦精英教育”，而是要與一般院校爭“擴招”，爭辦成人教育，爭搞培訓班。一些教授不能沉下心來教書育人，而是忙于“走穴”，忙于做“明星”，結果與國家的希望、社會的寄托南轅北轍――當然社會的制度環(huán)境也還有不足，但與當年戰(zhàn)火紛飛中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的辦學環(huán)境相比已有天壤之別，為什么還辦不好大學呢?在筆者看來，現(xiàn)在的關鍵是一批“985”高校、“211”大學要有一種“氣守丹田”，靜心修煉的氣質，切實辦出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學。

　　二是要有一流的師資，以大師養(yǎng)大氣?，F(xiàn)實中我們的一流大學最缺的不是別的，而是辦大學的“核心元素”――一流的師資。李政道先生曾仔細梳理錢學森先生的成長之路后說：“培養(yǎng)創(chuàng)造科學和技術發(fā)明技術的人才需要和錢學森和他在加州理工學院的導師馮・卡門教授那樣的一對一的精英教育。”[20]當然這個“一對一”，并不是一定要一個老師只教一位學生。但決不能與我國的一些知名大學那樣，一名導師帶幾十個甚至上百個研究生。以加州理工學院為例，他們的生師比是31?？梢哉f我們現(xiàn)在的許多大學，辦學硬件――校園、大樓、儀器設備一點都不比國外一流大學的差，但我們的大師真的是少之又少。要辦一流的大學沒有足夠的一流師資，其他條件再好也是枉然的，唯有大師才能養(yǎng)大氣。

　　三是要深化改革，從制度環(huán)境上保證高水平大學的群體性崛起。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少，筆者在《杰出人才的培養(yǎng)與中國大學的改革創(chuàng)新》一書中也有較多的闡述，這里刪繁就簡地說幾句：一個國家的大學能否崛起，走在世界的前列，往往取決于這個國家與社會對學術教育的包容程度，取決于這個國家的制度環(huán)境。一個開放的、包容的社會有利于高水平大學的群體性生長和發(fā)展，一個良性競爭的制度環(huán)境，提供給大學不斷創(chuàng)新的動態(tài)誘因機制，比為大學提供豐富資源、政策保護等優(yōu)越的靜態(tài)條件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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