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蘇淵雷史學研究的影響論文

　　蘇淵雷解放前曾任上海世界書局編輯所編輯、中央政治學校教員、立信會計?？茖W校國文講席、中國紅十字總會秘書兼第一處長等職。1995年去世前為上海華東師范大學教授、中國佛教協(xié)會常務理事。以下是學習啦小編今天要與大家分享的是：淺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蘇淵雷史學研究的影響相關論文，內容僅供參考，歡迎閱讀!

　　淺析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蘇淵雷史學研究的影響全文如下：

　　摘 要：蘇淵雷是近現(xiàn)代溫州著名的文史學者，因其出身貧苦、受到鄉(xiāng)賢宋恕思想影響，胸懷救國救民的大抱負。遂一接觸馬克思主義便深以為信，投身近代中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新中國成立以后，積極運用馬克思主義去指導學術研究，其史學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將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進行全面再研究，具有鮮明的馬克思主義史學特色。

　　關鍵詞：蘇淵雷;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研究

　　蘇淵雷(1908-1995)，字仲翔，號缽翁，溫州平陽人。他生于時局動蕩的清末民初，成長于舊學與新知激烈碰撞融合的民國時代，活動幾乎貫穿于20世紀始終，其學問貫通古今中西，被稱為“詩書畫三絕兼擅，文史哲一以貫之”“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通人’”，是20世紀不可多得的著名文史學者、詩人。其著作文、史、哲及佛學諸方面均有杰出建樹。其著作面廣博深刻，為我們研究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變遷提供豐富的素材。

　　馬克思主義對蘇淵雷的成長、革命以及學術研究產生巨大影響，最終成為他思想的靈魂。

　　一、蘇淵雷與馬克思主義的結緣

　　蘇淵雷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結緣于清末至民國這一歷史時期。隨著西方列強對中國侵略的加深，廣大中國知識分子積極探尋強國富國之思想，復古、托古改制、中體西用、歐洲文明、美國文明以及日本政治改革思想被不同文化群體發(fā)掘、引進并運用于國家改制。多種思想的碰撞導致的直接結果便是社會思想的混亂，再加上諸多思想基本集中于對社會上層體制的改制，忽略了對廣大基層民眾的生活關懷，因此民眾對于這些思想以及相關改制、革命并無太大興趣，其舉措施行難度高、效果差。蘇淵雷青少年階段正值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這種全新的思維模式非常注重廣大勞動人民的利益、肯定勞動人民的地位、功勞及其價值，很快被部分關懷下層人民利益的知識分子以及廣大勞動人民的接受并迅速掀起了風起云涌的革命運動。但是蘇淵雷能夠迅速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因于其早年生活經(jīng)歷、更受到同鄉(xiāng)先賢宋恕思想的影響，在長期的革命歲月里不斷堅定他的信仰。蘇淵雷出身貧寒，早年經(jīng)歷坎坷，目睹階級壓迫下窮苦百姓生存之艱難，內心飽含憐憫。其自傳中敘道：

　　母親徐氏，年二十來歸先君，五年后，先君見背。孤兒寡母，時見欺凌……兒時，每見地主催租逼債，闖入佃戶家翻箱倒籠，仗勢欺人，總不勝憤懣，對被侮辱者和被損害者每寄同情;推而至于聞書掉淚，替古人擔憂而不能自已[1]。

　　自身之遭受、榜樣的鼓舞使在近代時局下的蘇淵雷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思想并積極投身于救國救民革命大潮中。作為新時代一個平凡的真正的中國人，多年來，從關心世局起，投入愛國民主運動的行列，憧憬共產主義社會的偉大理想。

　　二、蘇淵雷史學研究中的馬克思主義思想特色

　　(一)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研究、評價歷史人物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人物不僅是歷史事件的當事人，而且往往也是重大歷史事件的直接參與者、策劃者和指揮者，所以他們總要在歷史事件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而在階級社會中，歷史人物都具有階級的制約性。因此，“評價歷史人物要堅持兩條基本原則：即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和階級分析的方法。”所以，蘇淵雷更是強調，我們“不能以今日政治標準，衡量古人，苛求先哲;也不能漫無原則，原諒古人。要把特定的歷史事件和人物，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范圍，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

　　鑒于此，蘇淵雷對于曹操做了客觀評價，認為“就其統(tǒng)一北中國，結束軍閥混戰(zhàn)，解除烏桓威脅，鞏固北邊安全，因而促進社會發(fā)展，使人民生活趨于安定各方面來看，他的功績是應該肯定的。不論怎么說，曹操都是我國封建社會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對中國社會的發(fā)展起過巨大的作用。而他的個人成就，正是當時社會政治經(jīng)濟種種矛盾錯綜復雜激烈斗爭下的產物。”[2]

　　對于司馬遷的評價，蘇淵雷認為他“不僅僅是一個現(xiàn)實主義者，而且還是一個積極的浪漫主義者。由于他生長在封建社會上升的時代，生活于廣大人民群眾中間，從而他筆下挾有強烈的人民感情和正義感;又因為他是太史，所以得以有條件的搜羅古代文獻、民間傳說以及他所見所聞的可歌可泣的故事，通過一定的藝術形式，集中概括地記錄下三千年來我國人民種種斗爭和活動事跡而給以鮮明、生動、深刻和完整的表現(xiàn);同時又因為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民對生活理想的不斷追求和展望，因此使他的作品更具有“多愛好奇”的浪漫特征。”[2]

　　關于孔子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及其作用，蘇淵雷做了不同的分析，他認為一方面孔子和儒家都講“仁義”，這在客觀上是有利于封建制的建立的;儒家之所以要保存“禮”，是代表一批由貴族轉化為封建地主的階層，還不愿放棄世襲的土地制度，所以由此看出孔子的思想應是基本上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利益。另一方面他又認為孔子反對晉國的鑄刑鼎，這一點說明孔子是維護舊禮教的;而且孔子提出“仁”來，是不是看到奴隸制有了危機才來設法補救的呢?由此他也覺得孔子的思想是代表奴隸主貴族的利益，因為孔子很注重“禮”和“正名”。也正是春秋戰(zhàn)國正處在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的時代，所以對孔子的評價更要全面地看待[2]。

　　(二)用唯物辯證法觀點研究中國歷史

　　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文化，在傳承古代文化的過程中要求我們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诖?，蘇淵雷指出“不必以‘博聞強記’為目的，要在了解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總結階級斗爭經(jīng)驗，能夠通過史籍的閱讀，提供必要的具體事實來證實通史所做出的結論，使歷史科學真能盡到‘藏往知來’、‘疏通知遠’的能事。”

　　《史記》和《漢書》同為我國歷史上最優(yōu)秀的古典著作，是研究古代文史學的基本讀物。作為兩本古籍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是生活在兩千多年之前的，所以受著當時社會條件和個人條件的限制，不可能不維護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為那個封建社會制度服務。但是由于他們有的世任史官，有的家學淵源，熟悉歷史掌故，并親歷當時政治活動，從不同的生活環(huán)境和經(jīng)歷中，身受激烈的階級斗爭的影響和沖擊，使得他們對于廣大勞動人民具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所以他們會通過具體史實的敘述，來揭露統(tǒng)治階級對于人民所施行的暴政以及剝削勞動達于殘酷非人的程度。尤其是司馬遷通過某些重大歷史事件，大膽地揭露實際情況如實地加以反映，更是一種客觀的評價與陳述。

　　蘇淵雷認為像這樣的文化典籍就為我們后來人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確實可靠的經(jīng)濟史料[2]。 　　對于另一部古籍《資治通鑒》的研究，蘇淵雷更是一分為二地看待。蘇淵雷認為《資治通鑒》雖然是帝王資治的教科書，取材有所局限，內容偏于主觀偏于政治，立場觀點不得不從統(tǒng)治者利益出發(fā)，但該書在歷史教育和生活教育上的價值依舊很高。盡管司馬光的主觀意圖是為封建統(tǒng)治階級服務，但《通鑒》敢于揭露歷史上反動統(tǒng)治者的罪行，或多或少地同情人民的反抗斗爭，并把民族存亡的斗爭提高到重要的地位，著重政治戰(zhàn)略的歷史觀點，尤足供我們研究政治得失的考鏡之用。即使在今天，《通鑒》還是一部合紀傳表志為一編，合獨斷考索為一手，具備才學識，兼文學和史學之長的中國古代通史。所以作為我們的文化典籍，無論從政問學，我們都應細心地加以閱讀、研究[2]。

　　(三)鮮明的階級分析法貫穿始終

　　自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后，蘇淵雷就積極吸收其思想，很早就接受了社會發(fā)展的五種意識形態(tài)，因此他在研究歷史的時候，經(jīng)常采用階級分析法，即使是歷史典籍也不例外。

　　蘇淵雷在分析司馬遷和班固風格異同的時候提出，司馬遷的《史記》有意以社會全體為寫作中心，較近于人民立場，熱愛并熟悉祖國的歷史，積有豐富的資料，加上辛勤的訪問，所以無論在寫作方法還是對歷史的看法上，能夠使他多少能擺脫封建史學家的正統(tǒng)觀點，采取比較接近人民的立場;而班固的《漢書》在為誰服務的這方面，顯然是站在封建正統(tǒng)的立場上，主要是為劉氏一家“潤色鴻業(yè)”，開后世帝王家譜之風，這種以帝王將相為中心的斷代史，最能符合封建統(tǒng)治者的要求，所以《漢書》也就成為兩千年來所謂“正史”的典范。由此可見，服務的對象不同，階級立場固然不同，描述出的話語就更加不會相同。

　　在《關于史料學上的若干問題》一文中，蘇淵雷認為“錯綜復雜豐富生動的史料只是提供歷史研究以必要的物質基礎，而那體現(xiàn)著無產階級立場、觀點和方法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才是運用和分析史料來解釋歷史事實的一柄鑰匙。”他首先提出的就是史料的類別具有階級性，因為“那些文獻本身，無論從記錄、編纂、保存、傳布各方面，都是把持在統(tǒng)治階級及其代理人的手里;就其思想內容和傾向性說來，不管官書或私著，正史和野史，或多或少有意無意都要打上某些階級的烙印。”蘇淵雷認為“一部二十四史從頭到尾，總是歌頌以帝王為首的封建地主階級，污蔑農民與勞動人民”、“歷史上通過民族矛盾的階級壓迫既史不絕書，而與之相應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種族偏見，也就不勝枚舉”、“統(tǒng)治階級內部攝于威權或互相回護的結果，遂使歷史上的重大事實，失卻廬山真面目了。”以上這幾點，都是一般正史的通病。至于私人記載，每摻雜主觀成見，很少能夠正確報道史實;溢美溢惡之辭，到處都是。我們運用這些史料時，必須加以選擇和批判[3]。

　　三、余論

　　蘇淵雷與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結合、運用馬克思主義去指導革命和學術研究，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發(fā)展的一個縮影。在歐風美雨的沖擊下，中國知識分子從學習歐美、日本轉而學習蘇聯(lián)，是中國廣大人民的選擇，是近代中國歷史發(fā)展的趨勢。

　　蘇淵雷的史學研究成果多產生于新中國成立以后，是“革命黨理論”即“革命意識形態(tài)”在中國占主流地位之時，認為人類進入文明時代以來的全部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等信條，形成了這種占主流地位的“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基本預設。”而為了證明其合理性，知識分子們將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納入馬克思主義理論框架進行全面再研究，這也成為蘇淵雷史學研究的主要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