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政治權力作為核心議題可以對中國古代的“民本”政治哲學進行探討。圍繞著政治權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學設想從三個維度來展開，分別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維度主要解釋政治權力的形上來源，“君主”維度解釋政治權力的現(xiàn)實執(zhí)掌者，“臣治”維度解釋政治權力的運行。“民本”維度是整個思想的核心。荀子意圖通過這種架構來最大限度地保障民眾利益與制衡君王的專制。從歷史上看，這種設想發(fā)生過一定積極影響，也受到過極大的限制。我們應在合理審視的前提下去利用其中的政治哲學智慧資源。

　　關鍵詞：荀子;民本;君主;臣治

　　“民本”觀念是中國古代政治哲學的一個基本傳統(tǒng)。學者們對這個話題多有論及。而以政治權力為核心議題來討論這個問題是當前較具有創(chuàng)發(fā)性的角度。從政治權力這個核心議題出發(fā)，先秦儒家大師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學具有極強的特色，當予以關注。

　　在荀子思想中，政治權力指在一定的政治共同體中獲得發(fā)號施令的勢位：

　　古者天子千官，諸侯百官。以是千官也，令行于諸夏之國，謂之王。以是百官也，令行于境內，國雖不安，不至于廢易遂亡，謂之君(《荀子·正論》)。能在“天下”行令的是“王”，能在“一國”行令的則是“君”。這兩種角色所掌握的勢位都屬于政治權力。圍繞著這種政治權力，荀子的“民本”政治哲學從三個維度來展開，分別是“民本”、“君主”和“臣治”。“民本”維度主要解釋政治權力的形上之來源，“君主”維度解釋政治權力的現(xiàn)實執(zhí)掌問題，“臣治”維度解釋政治權力的運行。

　　一、民本——“天之立君，以為民也”

　　在政治共同體的現(xiàn)實秩序中，能夠發(fā)號施令的政治權力掌握在“君”手中，但掌權者并不是政治權力的核心。因為掌權者對權力的執(zhí)掌還存在著是否正當合法的問題，這個問題由政治權力的來源解答。荀子在肯認“君”掌握政治權力的同時，也從形上的層面追溯了政治權力的來源，它體現(xiàn)荀子秉承了起自周公、發(fā)展于孔孟的儒家“民本”傳統(tǒng)。

　　《荀子》對政治權力的來源進行過許多解釋，較為典型的解釋是這句話：“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他認為，“天”造就眾多“民”不是為了“君主”的利益。恰恰相反，“天”造就、樹立起君主——即讓君主掌握政治權力——的目的是為了讓他保障眾多“民”的利益。

　　對這個論述的解析我們可以得到兩個重要的信息：一是荀子的“民本”意識，他在此處堅定地站在“民”的立場上，賦予了“民”在政治共同體中更根本的地位;二是在安放“民”地位時他不是只從現(xiàn)實的層面入手，而是也同時從形上層面人手，引入了“天”概念。“‘天’在中國人心中并不僅僅是指自然界，而是會對人們的生活產生重要影響的根源性存在”。荀子的“天”即具有這樣的涵義。荀子在講述“禮”之三本時明確指出，“天地者，生之本也”、“無天地，惡生?”(《荀子·禮論》)，人的活動要循禮而“上事天”、“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荀子·禮論》)。人因以“天”為“生之本”而必須以嚴肅的態(tài)度敬天、事天，展示出荀子思想中的“天人之間還有一層形而上的聯(lián)系”。因此，荀子所說的“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就不僅僅是從“民”的利益保障的現(xiàn)實層面來闡述政治權力的起源，而是將“民”之利益與“天”溝通，使其帶有了神圣性的意味。此涵義亦可表述為“天一民”結構。這種結構正是對儒家經典《尚書》中“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的“民本”思想的傳承。

　　以上是通過“天之立君”的目的來解釋政治權力之來源在于“天一民”。此外，從執(zhí)政者的產生途徑來說，也能說明“民”在政治權力來源上的決定地位。

　　涂之人可以為禹。曷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荀子·性惡》)?；蛞詾椋?ldquo;涂之人可以為禹”是荀子解釋“化性起偽”可能性的命題，這固然是荀子的一種意圖。但是，此處荀子并不僅僅只講道德上的“化性起偽”問題，“禹”的身份也不僅僅是道德楷模而已，他還是歷史上存在過的圣君，是執(zhí)掌過政治權力的人。所以，此處荀子也是在講具體的某個“君”是如何造就的問題。從這個理解意義上看，“涂之人可以為禹”就強調了“禹”這樣的“君”不是上天專門生出來的，而是從一般人中成長起來的。“涂之人”就是以個體形式存在的“民”，他們每個人都具有成長為“君”的材質，所謂“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

　　今使涂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孰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于神明，參于天地矣。故圣人者，人之所積而致矣(《荀子·性惡》)。“涂之人”都有成長為執(zhí)掌權力、制禮義的“圣人”的可能性，關鍵看個人是否能“為學”。反過來，“圣人”之所以能執(zhí)掌權力、能作出“制禮義”這般常人所無法做到的超越性事業(yè)，也是由“人之積”得來的。“君主與民眾其生性都是一樣的，每一個普通人都具有成為禹那樣的圣君的可能性，而圣君則是人通過積累仁義法正而達到的。”連“君”本身也是由“民”成長起來的，這從另一個側面凸顯了“民”相對于“君”的根本性地位以及對政治權力的來源的決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