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zhàn)爭形勢，并且考慮到各國斗爭的本土性與復雜性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靈活處理，季米特洛夫為首的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做出了《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至此共產國際結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風雨歷程，載入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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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面一元”效用全文如下：

曾有學者指出“國情并不完全是本國內部土生土長出來的，而是長期以來國內外錯綜復雜的關系發(fā)展形成的?！痹谌蛐蝿荼尘跋拢R克思主義中國化無疑也是國內外形勢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共產國際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過程中發(fā)揮著必不可少的作用。

一、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

毛澤東曾經說過：“共產國際解散后，蘇聯(lián)布爾什維克黨實際上它就是司令，他的話，全世界共產黨都聽著，都非常注意，都看著它。形式上共產國際沒有了，實際上沒有哪一國的共產黨不注意蘇聯(lián)的廣播，中共也不例外?！盵1]這足以說明共產國際曾經同中國共產黨的微妙關系，而且這種關系因為蘇聯(lián)共產黨的緣故一直延續(xù)到蘇聯(lián)解體。

共產國際在列寧的領導下于1919年3月成立，它將宣傳馬克思主義、團結世界各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推翻資產階級統(tǒng)治以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從而消滅剝削制度作為組織任務。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中，曾召開過7次代表大會，領導過65個共產主義政黨，在捍衛(wèi)馬克思主義，推動國際工人運動和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反對法西斯戰(zhàn)爭和帝國主義戰(zhàn)爭，促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由于對各個國家國情的認識不夠深入，導致許多指導失誤，而且由于長期受到斯大林大國沙文主義的干擾，高度集中地組織形式影響了各黨的獨立自主以及相互之間的平等關系，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帶來了消極影響。

1943年，在共產國際七大上，為了適應反法西斯戰(zhàn)爭形勢，并且考慮到各國斗爭的本土性與復雜性需要各國共產黨獨立自主的靈活處理，季米特洛夫為首的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團做出了《關于提議解散共產國際的決定》，至此共產國際結束了它二十四年的風雨歷程，載入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長期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與監(jiān)督。在共產黨建立初期，共產國際從思想、組織上給予中國共產黨極大的幫助，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惡劣的社會環(huán)境下迅速的發(fā)展壯大，但是共產國際六大之際，共產國際逐漸滋生教條主義，在指導中國革命時將蘇聯(lián)模式視為金科律令，照本宣科，“共產國際和蘇共還從組織上培養(yǎng)了一批唯蘇共和共產國際之命是從、自我標榜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的人把持中共領導權”[2]，導致教條主義的思想蔓延到中國共產黨黨內，使中國共產黨連續(xù)三次犯下“左”傾錯誤，毛澤東在總結這段歷史時說“以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為代表的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給我們黨帶來了很大的損失，特別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把我們黨在農村中的大部分根據(jù)地搞垮了。

王明執(zhí)行了共產國際的最‘左’的方針，李立三的主要錯誤就是教條主義，硬搬外國的經驗?！盵3]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批共產黨員堅決抵制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從中國實際出發(fā)，指引中國人民通過具有民族特色的方式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在共產國際的發(fā)展歷史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從依賴服從到靈活策略性聽取，再到獨立自主的變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程的最好史證。

二、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面“助推劑”效用

馬克思主義以解放全人類作為無產階級的使命，當蘇聯(lián)共產黨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指導下取得革命勝利后，積極幫助周邊國家乃至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與被壓迫人民獲得解放成為了蘇聯(lián)共產黨的崇高使命，這也是列寧創(chuàng)建共產國際的目的所在，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定了基礎。

(一)共產國際幫助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和組織基礎

十月革命的勝利，使人類社會進入了新紀元，以列寧為首的蘇聯(lián)共產黨在關注本國恢復與發(fā)展的同時，也帶著無產階級的使命感將目光投向鄰邦中國。共產國際創(chuàng)立之后，列寧從世界革命的戰(zhàn)略全局考慮，派遣共產國際的代表到中國。這些代表積極同馬克思主義的最早接受者李大釗、陳獨秀等人聯(lián)絡，向先進的知識分子介紹蘇聯(lián)十月革命的經驗，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通過共產國際的幫助，李大釗等人很快在北京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與共產主義小組，吸收了一大批愛國知識分子。1920年，上海、北京、武漢、長沙等地紛紛建立起了共產主義小組，開展多方面的革命活動。

1921年3月，在共產國際和蘇共遠東局的建議和支持下，召開了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會議，發(fā)表了關于黨的宗旨和原則的宣言，制定了臨時性綱領，確立了黨的工作機構和工作計劃，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做好了前期準備。1927年6月，共產國際派遣馬林到中國指導共產黨的建立，共產國際建議召開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共產黨一大上，通過了共產黨的第一個綱領，確定中國共產黨的名稱、性質、奮斗目標與基本任務。

共產國際的幫助，使中國共產黨在創(chuàng)立之初就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避免了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的侵蝕，使中國共產黨在革命與建設中都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世界觀和方法論，并且同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地指導中國革命向前發(fā)展，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思想與組織基礎。

(二)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是中國共產黨進一步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機遇和啟蒙思想

1935年7月，共產國際七大在莫斯科舉行。大會上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深刻地總結了共產國際六大以來各國共產黨黨內所存在的“左”傾錯誤，并且重新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勢，重新調整了共產國際運動策略，轉變了組織領導方式，這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一方面，共產國際組織領導方式的轉變?yōu)轳R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寬松的組織與思想環(huán)境。共產國際第一個章程中規(guī)定由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給共產國際的一切支部發(fā)布指示，并監(jiān)督他們的活動”，“各個支部必須貫徹執(zhí)行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常務局的指示”[4]在第二個章程中，又明文規(guī)定“共產國際執(zhí)行委員會有權撤銷或修改各支部中央機構和代表大會的決定，并做出各中央機構必須加以執(zhí)行的決定?！?/p>

[5]這種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使得“每一個黨采取的任何一個策略步驟是正確還是錯誤，又都要由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來判斷?！碧K聯(lián)共產黨，特別是在斯大林時期，凌駕于各國共產黨之上，使本應平等的關系陷于不平等的格局。共產國際七大上，執(zhí)行委員會糾正了一直以來的“左”傾認識，季米特洛夫認為各國指出“各國共產黨應根據(jù)本國的具體情況，來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實施共產國際的策略”，“共產國際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jù)每一個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一般的不要干涉各國共產黨的內部組織上的事宜，不要機械的把一國經驗搬到別國去，不要用呆板的格式和籠統(tǒng)的公式去代替具體的馬克思主義分析?！盵6]這一次大會，共產國際改變了高度集中的組織方式，使中國共產黨獲得了獨立自主指揮中國革命的機會，而中國共產黨也抓住了這一時機，實踐具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

另一方面，共產國際關于本國化、具體化的倡導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供了啟示意義。季米特洛夫曾說過“在每一個國家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都應當適應本地的氣候，以便在本地種下自己的?！盵7]這說明七大以來，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認識到高度集中的組織形式下，各國共產黨依從共產國際的教條指示給各國革命帶來的挫折，此次大會季米特洛夫強調了各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同各國實際相結合以實現(xiàn)民族化、大眾化的思想。

他指出“我們并不是民族虛無主義的擁護者”，“在各個國家內必須調查、研究、判斷其民族特性和法西斯的民族特性，由此規(guī)劃出一些反法西斯斗爭的有效方法和形式?！盵8]當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共產國際指示并非完全正確之后，共產國際也反思到只有符合國情的斗爭策略才能最好的服務本國革命。因此“各國黨應該越來越自主，并且應該能夠獨立地決定自己的政策和策略，而且在任何時候都要根據(jù)實際來進行領導?！盵9]已經獨立自主展開本國道路探索的中國共產黨積極響應這一號召，將馬克思主義理論同具體實際相結合，在這個過程中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理論創(chuàng)新，使馬克思主義獲得了民族特性，向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飛躍不斷靠近。

共產國際的正確決議和指導，不斷幫助中國共產黨的發(fā)展與成熟，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和組織上免走了很多彎路與錯路，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復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中，能夠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最終發(fā)展成為能夠獨當一面領導中國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會主義社會的黨。

三、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反面“催化劑”效用

縱然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與中國革命給予了很多指導與支持，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由于共產國際的失誤，給中國革命帶來的諸多失敗和重大損失。正是這些失敗與損失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從國情出發(fā)，獨立自主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重要性，從反面刺激了中國共產黨走中國道路的決心，催生了統(tǒng)一戰(zhàn)線、武裝斗爭等思想，促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一)抵制共產國際錯誤指示過程中誕生的武裝斗爭與統(tǒng)一戰(zhàn)線策略

北伐戰(zhàn)爭時期，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同國民黨建立了人民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后期遭到國民黨右派的屢次進攻，給中國共產黨帶來了巨大的損失。但是共產國際認為“共產黨只能在合作中起不大的輔助作用”，而“國民黨是可以合作的主要現(xiàn)實力量”。[10]為了維持國共兩黨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當時的中共領導人陳獨秀接受共產國際的指示，在領導權問題上采取妥協(xié)退讓的態(tài)度。因此，在國民黨二大、中山艦事件與整理黨務問題釀成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主動放棄了對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特別是共產黨對于武裝力量的領導權。

這種錯誤根源在于共產國際對中國國情的錯誤分析，他們誤判了中國社會各階層以及國民黨的性質，最終做出了錯誤的指示，可以說共產國際對大革命遭受到的嚴重挫折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大革命的失敗，使中國共產黨發(fā)現(xiàn)了共產國際的錯誤，認識到牢牢掌握和堅決捍衛(wèi)革命領導權的重要性。1925年，中國共產黨四大上明確了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大會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取得勝利。”[11]自此，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建立革命武裝，抵制共產國際關于領導權錯誤指導的行動。

1927年8月1日，為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屠殺政策，表明革命到底的堅定立場，中國共產黨發(fā)動了南昌起義，這成為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革命和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開始標志，而共產國際錯誤指導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軍隊誕生的助產婆。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共產國際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主導權問題上重蹈覆轍，要求中共做出妥協(xié)，但是遭到了中共的堅決抵制和斗爭。1937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一文中指出，“依現(xiàn)實情況看來，離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就不能建立。”[12]這是對共產國際錯誤指導的直接回答。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的實踐中，從中國的具體國情出發(fā)，提出了發(fā)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總方針，采取了利用矛盾、爭取多數(shù)、反對少數(shù)、各個擊破的策略以及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原則，為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提供了正確的指導。

(二)抵制共產國際錯誤指示過程中誕生的中國道路思想

1927年八七會議，在共產國際幫助下，中國共產黨確定了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是對于采取何種革命道路的問題卻出現(xiàn)了分歧。共產國際在這個問題上出現(xiàn)了教條主義的苗頭，采取“以城市為中心”的革命道路，然而三次嘗試均告失敗。面對共產國際六大上所確立的以是否維護蘇聯(lián)利益作為判斷各國共產黨是否真正堅持馬列主義的標準，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一部分中國共產黨并沒有妥協(xié)，堅持“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通過閱讀大量的馬列著作以及結合革命實踐經驗，身在井岡山的毛澤東寫出了《中國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文章，從理論和實踐上回答了土地革命、人民軍隊建設、根據(jù)地建設、黨的建設等中國革命的現(xiàn)實問題，既是對中國革命規(guī)律的新認識，又是對教條主義的鮮明批判。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毛澤東寫到：“朱德毛澤東式、__式之有根據(jù)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義地是正確的。”[13]確立了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革命政權的道路，并在遵義會議后成為全黨共識。

這是對“以城市為中心”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的結果，是對共產國際錯誤道路指示又一次堅決抵制的產物。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書中，毛澤東堅定的反對教條主義，強調中國革命問題必須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觀點和方法出發(fā)，“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的同志”，對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給予了有力地回擊。

共產國際奉行教條主義，并且這種錯誤思想蔓延到中國共產黨黨內，“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實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lián)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痹谶@樣千鈞一發(fā)，如履薄冰的時刻，毛澤東等同志實事求是不妥協(xié)的態(tài)度拯救了中國革命，這促使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萌芽和不斷發(fā)展。特別是遵義會議召開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趨勢日益明朗，并且成為中共黨內的共識。

正是共產國際的錯誤指示使中國革命一度陷入絕境，才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得以從中催生并且發(fā)展，使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必須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才能指導中國革命取得最后的勝利。

四、小結：共產國際助力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元化”

周恩來在談到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時曾說過：“共產國際從成立到解散共存在二十四年，三個八年。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p>

共產國際伴隨中國共產黨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既有對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而有益的幫助，成為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正面“助推劑”;也有錯誤而有害的指示，成為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反面“催化劑”。這兩“劑”并進最終實現(xiàn)“一元”，從而促成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因此，我們可以說，共產國際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起到了“兩面一元”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