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哲學可理解為是對人類行政活動過程本質與規(guī)律的認識的反思活動，即行政哲學是對一定的行政理念、行政認識所進行反思的活動。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行政哲學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行政哲學論文篇1

　　科學發(fā)展觀的行政法哲學思考

　　[摘 要]在價值觀上，科學發(fā)展觀體現了“以人為本”行政法的價值實質、以維護人權作為政府施政的價值取向以及評價行政法治的價值標準;在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上，科學發(fā)展現明確了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發(fā)展道路;在權利與權力的關系上，科學發(fā)展現要求權力來源、權力目的、權力運行的正義;在方法淪上，科學發(fā)展觀要求行政法全面協(xié)調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統(tǒng)籌兼顧行政立法、行政執(zhí)法、行政司法全面發(fā)展。

　　[關鍵詞]科學發(fā)展現;行政法;哲學

　　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繼續(xù)深化改革開放，切實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需要我們不斷學習研究解讀科學發(fā)展觀的科學哲學內涵和法治精神，正如羅豪才教授在為宋功德《行政法哲學》一書作序所言：“特定時期占主導地位的行政法哲學理論主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著一國行政法學的研究方向與行政法制的完善程度。有鑒于此，對行政法作系統(tǒng)的哲學反思與重構，是各國行政法學都必須關注的重要課題。”科學發(fā)展觀為我國各項工作提供科學的價值觀念和方法論，對行政法治建設的貢獻也不例外。

　　一、科學發(fā)展觀的“以人為本”思想

　　科學發(fā)展觀的核心是以人為本。以人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一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斷滿足人們的多方面的需要和促進入的全面發(fā)展?？茖W發(fā)展觀的“以人為本”思想為行政法治建設提供了理論指導。

　　(一)行政法人本法律觀的內涵。法律觀從最初的“以神為本”的法律觀再到“以民為本”的法律觀到如今的“以人為本”的法律觀，歷經了漫長的發(fā)展變化。行政法人本法律觀是科學發(fā)展觀在行政法學領域的應用與體現，其價值理念要求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研究、行政立法、行政執(zhí)法、行政司法與行政審判要保障和體現人民利益，強調人是法律的目的，法律要滿足人的基本需求，尊重人格、保障人權、展示人性和弘揚人道、關注人性，關注人的生存和發(fā)展的需求，也就是不能再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能成為人。具體而言，就是要在行政法的運行中始終要體現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發(fā)展人的思想內涵。所謂“尊重人”就是行政法治過程中尊重人的生命、人的價值和人的尊嚴，尊重人的需要與權利。“依靠人”，就是要在依法行政過程中落實“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一切權力為人民服務”的憲政理念，把人看成是行政法運行的主體與目的。“提高人”就是依法行政的同時要把提高人的素質作為一個目的，提高人的共同福利，特別要提高人的思想品德、法律素質;“發(fā)展人”就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發(fā)展作為行政法治的邏輯起點和最終歸宿，這是行政法的最終價值。

　　行政法人本法律價值觀是當代中國發(fā)展著的馬克思主義的生動體現，它既是深化理論創(chuàng)新的嶄新起點，又是推動實踐創(chuàng)新的根本指針，更是關于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在法律領域的具體運用。行政法人本思想可以直接用以指導和分析行政法律現象與制度，解決法律創(chuàng)制和實施法律問題，是符合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方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最基本理念，更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重大成果，體現了行政法學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表明了我國行政法學創(chuàng)新進入了新的境界。

　　(二)行政法人本思想的價值意義

　　行政法人本法律觀是科學發(fā)展觀在行政法學領域的應用與體現，它的提出具有導向性與全局性的理論價值意義。

　　1　行政法人本思想是依法治國與依法行政的價值實質。行政法治的實質是指協(xié)調國家權力與個人權利的關系，也就是對國家權力的約束與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我國依法治國目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依法治國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必須將依法行政緊密結合。行政法人本思想是依法治國與依法行政的價值實質，它將權利意識放在核心地位，體現了對公民平等、自由和民主的不斷追求。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如若脫離了法律的存在，社會將變得無序;如若法律脫離了人性，法律將會變得毫無存在意義。因此，保障人民享有權利，行使權利，以權利為主導是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必然的發(fā)展趨勢。

　　2　行政法人本思想是維護人權作為政府施政的價值取向。隨著中國經濟發(fā)展迅猛，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與完善，中央在強調經濟又好又快的同時，也在加強服務型政府的建設，以保障權利作為政府行使權力的出發(fā)點與重心，在政治生活中堅持人民當家作主，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在生活中享有廣泛的自由。正如“人權保障要致力于拓展公民自由，實現人的全面發(fā)展，努力做到人權保障為了人民、依靠人民、人權保障成果由人民共享”。行政法人本法律觀深刻地揭示了黨的執(zhí)政能力建設的實質，闡明了黨執(zhí)政為民的人本思想，深刻表達了黨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的根本原則。

　　3　行政法人本思想是評價行政法治的價值標準。行政法人本思想貫穿在行政立法、行政執(zhí)法、行政審判全過程，它要求以符合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的人性、人權、人倫、人道精神來塑造行政法律、審視行政法律、評價行政法律和適用行政法律，使得行政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教條，而是以人文關懷作為基本出發(fā)點，處理政府和人民、公權力和私權利的關系。“以人為本是評判良法與惡法的根本方法，是使法律權威走出純粹外在強制性而內化為內在信服力的最重要途徑，是法律內在說服力即內在權威這一法治基本要素的力量源泉。””‘行政法人本思想一切以尊重人、依靠人、提高人，發(fā)展人為立論中心，將人的價值視為最高價值，是區(qū)分良法與惡法的一個重要標準。

　　二、科學發(fā)展觀視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

　　科學發(fā)展觀的第一要務是發(fā)展，科學發(fā)展觀視野下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就是要樹立“以人為本”的法律發(fā)展觀，即一方面要肯定“人”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的出發(fā)點和歸屬點，始終肯定并尊重人的價值和意義;另一方面，要建立一整套制度體系，完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實現“以人為本”的法律發(fā)展?；仡欉^去歷史的民主發(fā)展進程，我們得出“人民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的重要結論，得出必須要堅定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深化體制改革、堅定不移地走科學發(fā)展的重要論斷。這是我們黨對我國社會主義現階段的內在規(guī)律的新認識和新論斷。

　　貫徹科學發(fā)展觀，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堅持“三統(tǒng)一、四制度”。“三統(tǒng)一”就是要堅持將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有機統(tǒng)一。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依法治國是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三者

　　相輔相成，不可偏廢。“四制度”就是要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基層群眾自治制度，四項基本政治制度通過不同層次和不同層面的制度建設，實現了以人為本、執(zhí)政為民的理念，這也是我們依法行政、行政法治的基本制度。

　　三、科學發(fā)展觀視野下的權力正義

　　權力正義解決的是權力的合法性、正當性問題。行政法權的合法性、正當性始終與社會變遷、生產力的發(fā)展，與一個國家政治、經濟和文化制度的變革相對應。依法行政要真正實現行政法人本思想，必須要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jiān)督。權力正義核心思想是解決權與法的關系，權力的來源、權力的目的以及權力的運行機制。

　　(一)權力來源的正義。行政法權力來源的正義就是要確立人民的權力主體地位，貫徹憲法的“人民主權”原則。行政法是分權制度與法治理念的產物，權利與權力的關系問題是行政法的核心問題。公民權利是本源，國家權力是派生，國家權力來源于公民權利，國家權力是實現公民權利的手段和工具。“國家的權力是從人民的權力轉化而來的，政府不過是以國家的名義來行使這種公共管理權力的權力實體而已。”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一切權力來源人民，屬于人民。此外，任何行政權力的來源都必須有法律的明確授予，對于行政權力而言，法無授權則禁止。一切行政機關都不得自我設權。國家機構是國家權力的物質承擔者，是國家權力的載體與體現。

　　(二)權力目的正義。行政法權力目的正義就是要確立公民權利主體地位，尊重和保護人權。江必新教授曾說：“人民群眾是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的真正動力，是國家的主人，維護人民群眾的利益即使貫徹群眾路線的基本要求，也是國體和民主政治的要求，也是行政的基本宗旨”。行政權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其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權利的實現，國家機關的組織與權力的行使只能圍繞公眾的權益來進行，為人民服務是國家機關一切行為的出發(fā)點和歸宿。以尊重人民權利，保障人民的表達權、知情權、參與權和監(jiān)督權等權利為設置權力的出發(fā)點，才能保障權力運作更加科學，才能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法律目的的正義可以引導行政主體的行政權不偏離正當性的基本要求，從而實現行政權力實施效果的正義，保障公民的權利。

　　(三)權力運行的正義。行政法權力運行的正義就是要規(guī)范國家權力，建構法治運行機制。實現權力運行公平正義，也就是行政主體在履行行政職權過程中，既不能超越權力行使范圍，又不能違反程序規(guī)定。具體而言就是不得事務越權、不得級別越權、不得地域越權;應當遵循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自己不作為自己的法官，在作出影響對行政相對人權利的行為時應當充分聽取相對人的陳述和申辯，向相對人說明理由。同時，行政主體還應該鼓勵公民參與，發(fā)展公民監(jiān)督機制，最終實現政治經濟社會的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

　　四、科學發(fā)展觀的行政法方法論

　　科學發(fā)展觀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在行政法哲學研究層面上，即要求行政法的全面性、協(xié)調性、可持續(xù)性發(fā)展。這一基本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為我國行政法學理論研究、行政立法、行政執(zhí)法、行政司法提供了方法論的導向。

　　(一)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方法論。在如何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如何配置行政法律關系雙方當事人的權力、義務問題上，我國行政法學者存在不同的主張、觀點和理論。其中主要的、較有影響的有三大流派：即“控權論”、“管理論”、“平衡論”，“管理論”主張行政法主要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其重點是規(guī)范行政相對人的行為，從而實現保障行政管理的順利進行，其理論的落腳點與核心在于“管理”，認為只有通過管理才能提高效率，實現公平正義。“控權論”認為行政法主要調整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人關系，重點和關鍵在于要控制行政主體的權力，因為權力的被濫用會直接導致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只有通過控制限制，才能建立和維護自由、民主和人權保障的法律秩序，這樣的理論又被稱為“控制政府權力的法”。而“平衡論”與以權力為本位的“管理論”和以權利為本位的“控權論”不同，認為行政法應在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進行平衡。其理論主張行政權力與公民權利應當要保持一種平衡狀態(tài)，通過運用制約、激勵與協(xié)商機制，充分調動行政主體與行政相對方的能動性，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的一致，從而達到維護法律制度，實現社會價值的結構均衡，達到促進社會整體利益的最大化。“它有助于防止和糾正只把行政機關堪稱權利主體，而把公民看成義務主體的觀念，也有助于我們在行政立法、行政執(zhí)法和行政司法中注重對政府與公民之間權利義務的公正對待。”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的轉型期，出現了一系列棘手的問題，例如征地拆遷中的政府權力的濫用現象、弱勢群體保障缺失等問題，這無不與權力失衡有關。而全面協(xié)調，消除權力與權利之間的不平衡是科學發(fā)展觀的實質以及哲學方法論，因此主要對行政主體及其相對人的權利與義務進行平衡的平衡論，是“以人為本”的科學發(fā)展觀在行政法領域的價值適用。

　　(二)統(tǒng)籌兼顧方法論。行政法的健康良好的發(fā)展既要堅持保障行政立法的順利進行，也要防止行政權在執(zhí)法、司法過程中的被濫用或者違法行使。尤其在我國現今轉型期的階段，權利與權利失衡嚴重，導致公民權利受損現象嚴重。而科學發(fā)展觀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解題思路，應該要統(tǒng)籌行政主體的權力和行政相對方的權利，保持兩者的總體平衡。因此，應該要從行政立法、行政執(zhí)法、行政司法三個方面統(tǒng)籌兼顧各方利益，限制政府權力，保障公民權利。

　　1　行政立法。行政立法作為行政機關依法制定行政法規(guī)和行政規(guī)章的一種法律行為，其價值訴求應該與社會需求相一致。從當今許多國家的行政法發(fā)展的情況來看，行政機關擁有行政立法權是現代行政法不可缺少的重要內容之一。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從中央到地方制定了許多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和其他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這大量的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和其他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從根本上補充了我國立法的不足，實現了我國行政執(zhí)法的有法可依。但是這些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和其他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本身依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反映在不同級別的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和其他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之間相互抵觸、同級別的人民政府之間或者同級人民政府的不同職能部門之間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和其他行政規(guī)范性文件相互沖突等等。因此，強調行政立法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發(fā)展，才能在利益格局多元化的今天，實現各利益主體價值需求的均衡化，才能避免相互沖突的法規(guī)出臺，保證行政立法質量。同時，行政機關在進行行政立法過程中，充分體現民主立法，要充分聽取行政相對人意見，完善公民行政立法聽證制 度。公民參與行政立法聽證作為一種現代民主立法制度，已成為民主法治行政國家不可缺少的法律制度。行政立法聽證制度擴大了公民參政議政的途徑，并從外部形成了約束行政機關行政立法權的制度力量。行政立法聽證制度可以獲得行政相對人對行政立法的理解、支持，從而為行政法的適用提供了良好的民意基礎，減少行政執(zhí)法的阻力，這也是科學發(fā)展觀以人為本的集中體現。

　　2　行政執(zhí)法，“執(zhí)法難，難執(zhí)法”，已經成為我國當前執(zhí)法體制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尤其是在行政執(zhí)法的拆遷、征地、城管等執(zhí)法中，由于長期使用過多的強制性行政手段，使得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的關系變得針鋒相對，再加上行政機關自由裁量權的過大、行政執(zhí)法人員法律素質較低以及行政執(zhí)法上的腐敗等問題，進一步加深了政府與群眾的對立。根據科學發(fā)展觀全面、協(xié)調、持續(xù)的方法，應著力建立如下機制：首先，要建立健全分工合作機制。在各個行政主體之間及各人員之間建立有效的協(xié)調合作機制，真正做到各盡其職、各負其責，以利于各行政主體之間及人員之間及時發(fā)現、及時協(xié)調、及時解決沖突。其次，對行政機關各個部門機構以及人員要進行明確的權限與職責劃分，防止和減少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最后，還應當建立或完善責任追究機制，各行政主體及人員之間實現權力、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tǒng)一，這樣才能保證行政執(zhí)法的順暢與持續(xù)。

　　3　行政司法。目前，我國在行政糾紛解決中存在起訴難、訴訟成本高等問題，破解這一問題的出路在于依照“全面、協(xié)調、可持續(xù)的方法”進行行政司法改革。行政訴訟作為保障行政相對人合法權益的最后一道屏障，其與行政復議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行政復議制度的建立，一方面是為了使行政相對人更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解決行政糾紛，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減輕行政訴訟解決行政糾紛的壓力。因此這需要我們以全局性的視野，協(xié)調好行政訴訟與行政復議的關系，實現行政法和諧、理性運行。首先要處理好行政訴訟與行政復議的相銜接制度?？茖W設定行政復議前置，大力推行行政復議與行政訴訟自由選擇型行政復議，逐步取消終局型行政復議。其次，要更新行政復議觀念，以“機構獨立化”和“程序司法化”作為行政復議制度的核心內容，以“專業(yè)化”和“專門化”作為行政復議制度的改革關鍵。實現行政司法的以人為本，還應該健全行政賠償制度。作為國家賠償的核心部分，行政賠償法在保障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落實責任行政過程中還應該確立多元化的歸責原則。在處理多個共同侵權賠償情況下，協(xié)調好各賠償機關之間的利益，協(xié)調好賠償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的利益，擴大我國行政賠償的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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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哲學論文篇2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哲學之維

　　【內容提要】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是公共行政領域中一種具有批判和建構意義的先鋒派理論。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哲學、哈貝馬斯的日常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為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奠定了語言哲學基礎;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學家借鑒當代西方哲學成果，吸收了胡塞爾和梅洛-龐蒂現象學的思想內容，為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找到了本體論和認識論合一的哲學基礎，從而完成了從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哲學基礎的建構，實現了對傳統(tǒng)西方行政理論的全面解構和超越。

　　【關 鍵 詞】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 日常語言 哲學交往行為理論 現象學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作為公共行政領域一種具有批判和建構意義的先鋒派理論，正如美國行政學家羅伯特鄧哈特所言“它不僅包括對現代主義的批評，還包括了至少是對社會思考的未來暗示。”[1]192。這種理論是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國家出現政治、經濟、社會危機，傳統(tǒng)官僚制式微，政府改革聲浪高漲，傳統(tǒng)行政理論面臨嚴峻挑戰(zhàn)的背景下出現的。他宣稱“作為一種可以接受的治理模式，傳統(tǒng)的治理模式已經死亡。”“盡管學術界不停地為其舉行送葬儀式，但其靈魂仍徘徊于公共行政研究的上空，并在所有的理論方面以及在幾乎每一個世紀的公共機構中都能看到他的影子。”“公共行政的學術研究正好處于埋葬傳統(tǒng)理論和提供他的替代品之間。”這種理論創(chuàng)新的需求，“關注更多的是政策而不是合法性，寫作的背景是這樣的問題：我們下一步該做什么?”[2]4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代表作是?？怂?C.J.Fox)和米勒(H.T.Miller)的《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指向》。這部具有震憾力的著作，正如查爾斯·T·古德塞爾所言：“在公共行政管理領域的研究中，就目前來看，它代表了最高水平。”“這種理論具有建設性，并且在提高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和公共政策質量方面邁出了積極的一步。”

　　[2]5美國著名公共行政哲學家法默爾(David John Farmer)及其《公共行政的語言——官僚制、現代性和后現代性》對此的理論貢獻也是非常突出的。麥克斯懷特認為“這兩本書將會成為迅速增長的后現代公共行政文獻的奠基石。”他還斷言說，這些書有助于消除一直困擾著公共行政的意見分歧，通過討論和對話的方式，“用共同的理由來包容分歧，將肯定和懷疑融入到有益的對話中。”[3]盡管如此，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同后現代主義思潮一樣包羅萬象，是龐雜、矛盾、含混、多元的復合體，是一個頗具爭議、容易產生混淆的概念。福克斯、米勒意識到這一點，他們試圖通過打通政治學和哲學、社會學的話語壁壘，建構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話語體系，使后現代公共行政具有穩(wěn)定的理論基礎。而法默爾則是從語言學的定位和語言哲學基礎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進行建構的。這里我們嘗試著解讀分析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哲學基礎，求教于學界的同仁，以期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一、語言學定位：“公共行政理論就是一種語言”，是一種話語

　　話語“在日常用語中，指的是口頭上的溝通、談話與對話。在各類學科中，話語是分析概念，或是理論方法。”[4]對于后現代主義而言，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交流的工具，是分析概念，是理論方法，還是目的。研究語言的目的是為了研究我們身處的后現代社會。

　　從語言學的角度來定位公共行政，法默爾認為，所謂公共行政理論，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語言。人們通過它可以理解公共官僚制及其可能性以及局限性。“作為一種語言，公共行政理論體現為一系列的假設、直覺、觀念、方法、擔憂和希望，正是這些東西形成了公共行政的認識，指導著公共行政的作為。”[5]2在法默爾看來，公共行政理論必定是對真實信息的采集物，然而它又不僅僅是對這種真實信息的采集，因為這種反映某些人關于公共行政實踐之思想和言說的真實信息是經過整理和安排了的，而公共行政信息被整理和安排的方式就是公共行政的語言。這種對公共行政信息的整理和安排部分的是用我們的日常語言表達的。[6]這種對公共行政信息的整理和安排表現為公共行政思想和理論、公共行政方式，且為行政成員的共同體所共有。這種對公共行政信息的整理和安排充當著公共行政思想的詞匯表、句法和語法。他認為，“語言不只是思維、認知和思想交流的工具，他還是構成世界的觀念、方法、直覺、假定和強烈欲望的加工廠”，“他能反映和建構我們的世界觀。”[5]1因而法默爾提出后現代公共行政建構的任務是“更多地致力于通過(語言)解釋而不是通過實證主義的發(fā)展理解。反思性語言范式是這一努力有用的啟發(fā)性的工具。”[5]39很顯然，后現代主義看待公共行政的基本視角和基本語言范式不同于現代主義。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認為，“觀察者是能動的形象創(chuàng)造者。構建觀察者涉外思維方式(或語言)決定了他的想象，因為除非通過一種語言，我們是不可能觀察的。”[5]39正像維特根斯坦所指出的，一個語詞的意義僅僅是它的所有可能用法的總和，而不是什么獨立存在的非語言性質的東西。即在語言和世界之間不存在一種特殊的對應關系。因為現實本身既不是具體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被人架構的。正如羅伯特·B·登哈特所說，“后現代主義者一般認為語言構筑世界而非反映世界，順理成章的便是以語言為基礎的知識總是被那些產生他的歷史條件和特定環(huán)境所束縛。”[1]192

　　公共行政是一種話語。不同于法默爾，?？怂购兔桌談t采用后現代解構主義方法對現有公共行政模式即官僚制以及其替代模式進行了全面的解構，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建立在真實、真誠對話基礎上的話語理論。他認為社會對話和公共政策的形成中，沒有任何一種目標或意圖具有絕對的權威和優(yōu)勢。在話語中，參與對話的雙方是一種結構性的關系，他們之間既是平等的，同時又是對抗的、相互辯駁的，要保證話語的正當性必須遵守規(guī)則。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提出了三種政策對話形式：少數人的對話、多數人的對話和一些人的對話。只有一些人的對話才為民主話語提供了極強的可能性。因為，一些人的對話中的參與不是一時的討論，而是持續(xù)了一段時間。“話語理論設想了一個所有人的民主，但是只有那些投身于公共事務的人會參與它。所有人，包括公共行政人員，只要接受了授權給他們的真實參與和代表的責任，就可以用他們的參與來加強民主”。[2]13公共行政人員的作用就是去幫助建立和維護這種可靠的話語。

　　“公共行政理論就是一種語言”，也是一種話語。這種語言學的定位與現代語言分析哲學的興起即“語言學轉向”是一致的。如哈貝馬斯所說：“語言學轉向是人文科學迄今為止發(fā)生的最深刻最激烈的范式轉換。”“20世紀人文科學領域最重大的事件，就是所謂的語言學轉向。這一轉向的實質是傳統(tǒng)的意識哲學向語言哲學的過渡。”[7]他同時認為胡塞爾的現象哲學對語言學的轉向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引起哲學觀念和方法論變革。胡塞爾是第一個把意義作為哲學的基本問題來探討的。而提出意義就必然涉及語言問題。意義的本質是語言性，只有在語言中才能呈現。因此哲學的根本問題即主客體或意識與世界的關系被語言與世界的關系代替。世界的意義產生于語言言說，世界是語言言說的效果和產物。語言問題成為研究的中心問題，且把語言作為思考一切問題的出發(fā)點。強調重視語言，通過分析語言的本質和功能來解釋存在與人與世界的關系，來解釋歷史和社會現象。“語言轉向”要面向日常話語，在結構主義的基礎上進行建構的。語言哲學對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定意義上成為建構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理論背景和理論基礎。

　　二、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的語言哲學基礎

　　一種新的理論的建立首先要以新的哲學范式的建立為基礎，后現代公共行政要探尋其理論基礎，就要“利用我們認為具有鋒芒的哲學和社會理論來推出一套詞語和概念集，以使話語理論有穩(wěn)定的基礎。”[2]75

　　1.維特根斯坦的日常語言哲學

　　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學家面向日常語言來建構其理論。維特根斯坦等現代語言分析哲學家們認為，哲學就是描述日常語言的用法。哲學應當建立起一種邏輯上的理想語言或完善的語言。語言和活動交織在一起所構成的整體就是“語言游戲”，語言游戲有規(guī)則。每一個(言語)行為在整個游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理解語詞的意義也就是掌握它在不同語境中的具體用法。哲學的任務是要使人們認識到他們是如何實際地運用語詞的，認識到語詞的意義。[8]人類的語言活動或者說語言游戲主要應從人類的實踐活動方面去理解。有多少種生活實踐，就有多少種語言。這樣語言哲學可以與文化哲學和實踐哲學聯(lián)系在一起。[9]202-203法默爾指出：“語言不僅是一種私人事務，本質上具有公共性和社會性，每個人都要參與語言游戲。”[5]2公共行政活動和人類的交往活動一樣，都是一種話語的游戲，不同人在不同語境中有不同的解讀，并不存在確定無疑的一成不變的原則和規(guī)律，只存在合情景性。這為后現代公共行政學家解構傳統(tǒng)公共行政理論現代性的宏大敘事和“元話語”，建構其話語理論，并在其“公共能量場”進行協(xié)商、對話和參與，實現民主行政找到了語言哲學的理論支撐。

　　福克斯和米勒指出，“維特根斯坦告訴我們，嚴格來說，指稱符號不是交流的基礎。出現在語言游戲中的指稱符號指謂的是一種相互合作的行為。指稱符號在他們被說出的時候已經蘊含著意義，這些意義依據他們被使用的語境而定。”[2]47后現代公共行政在這樣的理論前提下，揭示出作為表達和交流工具的語言和符號異變的嚴重性，“就符號層面而言，所謂的現實不過是社會的、歷史的符號結構的產物，在后現代的狀況下，符號的能指與所指的脫節(jié)導致了超現實的出現，”指代對象讓位于自我指涉的符號，這種超現實、副現象不可避免，“由于交流失去了對對話提供的真實性的檢查，公共對話衰落了。”[2]7

　　現代語言分析哲學注意到除了科學話語以外，其他不同形式的人類話語。正如人類的所有生活方式不可能歸結為單一的“科學的”生活方式一樣。哲學家的工作就是努力地揭示各種話語是如何有意義的，而不是以科學的原則去衡量所有的話語，然后對其他非科學的話語采取一種拒斥的態(tài)度。與邏輯實證主義不同，現代語言分析哲學對所有話語都采取一種寬容的態(tài)度。[10]同時維特根斯坦認為如果語言只存在于一個語言共同體中，他只能在生活現實中，作為群體活動的一部分起作用，語法規(guī)則是公共的。私人語言是不可能的。[9]203內心活動只有與其發(fā)生的行為與環(huán)境聯(lián)系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

　　還要受到體現在日常語言中的公共性的制約。離開了公共性，就失去了任何表達。[9]206因此后現代行政學家在解構科學語言在人類話語中的主導地位的基礎上，解構官僚制下傳統(tǒng)公共行政話語霸權、缺乏溝通“獨白式的對話”及在此基礎上產生的公共政策找到了語言哲學的根據。同時也動搖了傳統(tǒng)公共行政理論的邏輯實證主義的哲學基礎，及其證實和證偽的方法論基礎。因為“在現代主義的視角中，那些建構之所以可能，乃是基于人與組織的理性化和主體的中心化，是于笛卡爾主義的心靈模式。”[5]3

　　2.哈貝馬斯的日常語言和交往行為理論

　　哈貝馬斯認為，解釋必須使用日常語言(自然語言)。日常語言有足夠的方法闡明任何符號復合體的意義，解釋者可以借助手勢和實物把新含義引入日常語言并讓別人理解和接受。日常語言使用的規(guī)則也不是一成不變的，他的語法規(guī)則和語言表達有機的結合在一起，隨著具體的語言環(huán)境而變化。人在日常語言中活動，是這種語言的參與者。在對話中，一個人(我)的觀點可以改變，因而相對另一個人(你)而言，自己絕對是非同一的，但同時，兩個人都把對方看成是異者的對說者，是不可取代的別人，從而認識到自己的同一性。在這個過程中，兩個人把共同的東西(我們)聯(lián)系在一起，成了一個主題，這就是對話的主體間性。人作為個體，對于對象認識的自主性，即主體間的同一性，也是由語言來維系和保證的。主體間性能夠隨時延伸，在交往中遵守普遍接受的規(guī)則。[8]304-305因此你(他)就是我。哈氏的這個思想在?？怂购兔桌盏脑捳Z理論中隱約可見，“我們越接近話語的理想，交鋒就越真實，政府就越少是他們而越多的是我們。”[2]124

　　哈貝馬斯交往行為理論揭示了現代社會中主體間交往的負面效應，進而引入生活世界及系統(tǒng)的概念，提出通過交往行為的“合理化”來構建合理社會的方案。認為隨著社會復雜性的不斷增加，權力與金錢等“非語言的駕馭機制”貫穿于社會系統(tǒng)之中，人們的語義交往往往會被扭曲而達不到真實，形成“偽語義交往”。日常生活的語言交往受到侵犯和干擾，導致日常世界再生產的危機。為此，哈氏主張重建日常生活世界，重建“公眾場所”，通過交往活動把社會整合起來。以主體間的相互交往和社會一致性，以及語言的潛能為基礎，致力于達成相互理解，形成非強迫性的共識。他認為，作為這種共識所具有的“普遍性”，是通過交流和溝通，通過人們之間的協(xié)商、商談以及相互理解和相互寬容而達到的。因此這樣的普遍性本身包含著個體，它能使人們真正在思想上有著共識相一致，在行動上形成友好與合作。[11]通過討論和對話來形成對社會問題的共識，并以此為依據來制定社會政策。

　　?？怂购兔桌照J為人類要擺脫不必要的主導就必須以交往本身的基本結構作為基礎。不同于馬克思主義以無產階級革命戰(zhàn)勝資產階級解放全人類。福克斯和米勒認為，“當這些失去希望的時候，哈貝馬斯的革新就是要構筑這個批評并且提供一個新的解放力量。那驅使我們走向一個更加解放的平等社會的不是無產階級，第三世界……或者其他任何革命性轉變的代理力量，而是交往本身。”[2]113正如后現代主義者馬修斯·?？怂顾爬ǖ模瑥默F代精神向后現代精神的轉向的內容之一是從對世界的征戰(zhàn)到對社會和個人交往的信任。

　　?？怂购兔桌者M而引入了哈貝馬斯的理想交談和交流能力理論，對話語意義的真實性或者說真實話語的條件做出了嚴格的限定，“理想交往的競技場中，歪曲是必須避免的。”要想超越“主導的結構系統(tǒng)導致了歪曲性的交流”，要允許話語對有效訴求的修正的自由游戲。“所有的參加者都必須具有：

　　(1)均等的機會來選擇并實行言說行為;

　　(2)承擔對話角色的有效均等機會去提出話語并使之永恒化，去提出問題，制造問題，給出對陳述、說明、解釋和判斷贊成或反對的理由;

　　(3)相同的機會去表達態(tài)度、感受、目的等，以及去命令，去反對，允許或禁止等等。”[2]114“他要求對話的參與者本質上是平等的”，“彼此間自由的對話是必需的”[2]113，以確保把那些違背基本的真實話語規(guī)則的人限制在對話之外。

　　因而得出結論，“根據哈貝馬斯的觀點，一個功能平穩(wěn)的語言游戲室建立在多數人的共識的基礎上，這種共識是由四種不同種類的有效訴求的相互確認而形成的……這些有效訴求就存在于言語的交互活動中，比如說這樣的訴求：言語是可理解的，他的內容是真實的，言說者在言說的時候是真誠的，還有對言說者而言加入言說行為時正確的和恰當的。”[2]114在日常生活世界中，社會行為的主體具有諸如規(guī)范、規(guī)則、價值觀、心照不宣的理解等知識以及為人際溝通所必需的適當的社會背景。

　　三、梅洛-龐蒂的現象學是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理論的哲學基礎

　　美國行政學家沃爾多指出，“就哲學基礎而言，傳統(tǒng)行政學注重手段反映了其實用主義哲學基礎”，“反對無形的標準，并試圖用測量來代替形而上學體現其實證主義哲學基礎”[12]，并通過批判揭示了傳統(tǒng)行政學的理性主義特征。?？怂购兔桌找嫼蟋F代公共行政理論，在解構傳統(tǒng)公共行政學實證主義哲學基礎的同時，把梅洛-龐蒂現象學作為建構自身理論的哲學基礎，來觀察意識對象如何在意識活動中顯現并構造自身，解決觀念的成因和現實事物的成因。

　　梅洛-龐蒂現象學是胡塞爾現象學的發(fā)展。胡塞爾現象學的一個核心概念是意向性，?？怂购兔桌照J為意向性為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理論提供了必要的觀念工具。胡塞爾認為意向性“是生成現象的意識的綜合行為。他提出任何觀念都是通過陳述來表達，而任何陳述既有語言、文字等物質外殼，又有其內含的意義。任何陳述只有在物質外殼中獲得意義以后，才能被人所理解。意義并非源于現實的對象，而是來源于意識活動。意識活動通過授予意義，建構出觀念來。意識總是指向某個對象，一個能在的目標”[2]256-257。在?？怂购兔桌湛磥恚?ldquo;胡塞爾的真知灼見也表現在意向性上，他向我們揭示了一個被其對象所充滿的意識。但這些意識的源頭仍是一片模糊。”“而梅洛-龐蒂的哲學卻為意識及其對象找到了源頭。為構筑話語理論提供本體論和認識論統(tǒng)一和融合的哲學基礎，即：在廣義的主體性即身體中給‘行動的意識’找到了一個立足點。”[2]79

　　身心問題是哲學史上一個重要的問題，笛卡爾給出的是二元論的解決。梅洛-龐蒂哲學為克服和消除笛卡爾的二元論，需要找到一個中介，這個中介就是他創(chuàng)立的身體-主體這樣一個概念。他所有的哲學活動都是期望超越傳統(tǒng)的身體和心靈、精神和物質、主體和客體之間的二元對立。而身體在他看來正是能夠提供這種超越的切入點。身體-主體不僅把心靈的根源放在身體之中，放在世界之中。既是物理的，也是精神的。“這種身體不是生理學意義上的物質存在，也不能還原為心靈、意識的存在，而是一種介于其間的第三種存在，是一種身體-主體的存在。給予世界意義的正是這種身體的活動，而非傳統(tǒng)哲學所說的純粹意識。”[13]身體-主體“以多種方式顯現自身，從身體到意識，從知覺到世界，從自我到他人，從思想到語言，從理想到現實，到處都處在可逆的關系中。這些對子之間的關系式彼此迷糊的。”[14]各個角度都是可逆的，彼此交換角色，因而沒有永恒的價值觀和世界意義，真理和價值是多元的。我和他人的可逆性使得政治上的對話和更廣泛的社會交往成為可能。身體-主體是人的觀念，把身體加入認識論的研究，被賦予更廣泛的本體論意義。梅洛-龐蒂哲學是現代哲學克服二元論哲學傳統(tǒng)的一個成果。

　　知覺世界是身體一主體向身體以外空間的擴展，“將先前只集中于心靈的主體性擴展到了身體，將肉體性賦予了主體性，因此，主體性應該是具有意識、反省、積淀的習慣行為以及所有的感官和力量結合在一起的身體本身，只有這個整體才是適合的思考對象。”“身體使我們與環(huán)境結合在一起，使我們具有了對外部世界的意識。”[2]79身體既是顯現的主體，又是被顯現的對象，身體向自身顯現，身體的感覺是觸摸與被觸摸，混沌不可分，內在與外在彼此交融的狀態(tài)。在智力得以運用之前，人和世界之間就存在著一種確定的原始的接觸，這種接觸加入直覺的形成過程，幫助組織知覺領域，界定我們定位自身的情景。“每一種情景就會給積淀的意義貢獻一些東西以結構下一個時刻。同意向性一樣，情境對話語理論是直接有用的觀念。”[2]79-80

　　意向性產生于在世界中的身體—主體，是為了能動性，為了行動。我們帶著意向性到情境中，同時，情境負載著著實現目的和不能實現目的的可能性。意向性為我們理解公共政策話語做好了準備。在那里，參與者不僅要理解情境，而且還要采取相應的行動。當我們解決一個問題時，我們是在特定的語境下的特定情境中解決一個特殊問題。抵制后現代“超現實”，情境能再次地把我們的符號和大地聯(lián)系在一起。梅洛-龐蒂的哲學的所完成的革新就是打破了直覺和行動之間的區(qū)別。

　　所以現象學認為，“組織的現實性，即公共行政管理人員對日常生活的體驗是社會地建構的”[2]77，并且靠話語得以維系。這就為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理論找到了本體論和認識論合一的哲學基礎。因而這種模糊了物質與意識二元區(qū)分的一元論的梅洛-龐蒂現象學，克服了笛卡爾理性的絕對權威地位，及其對感性的排斥;破除了笛卡爾的心靈與物質的絕對對立的二元論思維和主客體的分離的基本認知模式。

　　四、在嶄新的哲學基礎上建構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

　　在完成了對傳統(tǒng)行政學邏輯實證主義的全面解構，探尋出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嶄新的哲學基礎之上，后現代公共學家全面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對于日常生活的社會世界來說，構成主義的觀點是本體論和認識論的統(tǒng)一和融合。且認識社會現實的人類就是社會現實的承載者。”[2]83在構成主義思維中，決策被看做是一種從特定語境出發(fā)又不囿于既定模式的政治參與者之間的互動和協(xié)調的對話過程，決策一方面維護著其政策和制度的合理性、穩(wěn)定性，另一方面又始終不失其政策和制度的開放性、靈活性。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體系是一個龐雜多維的系統(tǒng)，我們試圖從福克斯和米勒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話語理論窺見一斑。

　　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話語理論認為公共行政是結構化的重復的社會實踐，公共能量場是其核心概念，話語在這里展開，公共政策在這里制定，民主行政在這里找到了其實施的通道。

　　福克斯和米勒運用吉登斯的結構化概念，并加以重新解釋來創(chuàng)造性建構后現代公共行政的話語理論。吉登斯的結構化理論認為，社會科學的基本領域，既不是社會行為者的經驗，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會總體的存在，而是根據時間和空間排列的社會實踐。“結構化理論的關鍵在于對重復的理解。”“語言，其本身就是一種重復實踐。”“可以把制度和機構歸于結構化理論所闡述的制度化的廣義理解之下。”

　　“官僚制是可重復的實踐的結構化，是一套按規(guī)則規(guī)定的方式運行的社會習俗和社會實踐形式。”“組織是社會結構而不是社會具體存在物。”“在制度和機構中，給這些理論結構尋找創(chuàng)新評估。將吉登斯的機構原則作為約翰·羅爾的政體規(guī)范—對自由、平等以及所有制的偏愛——理論上的對應物。”“在重復性的實踐中有自己的場所，即由社會化的個體來實施。”話語“在可對其施加影響的重復性實踐的至少邊緣的調整中成為更加前涉的干預主義。”[2]89

　　?？怂购兔桌照J為無疑公共行政是結構化的重復的社會實踐。物化的制度和機關是可以超越的;政策網絡、功能交叉的社會團體，公民代表的特別工作組等也是可以超越的。這些新生的話語形式也會發(fā)展成為有足夠穩(wěn)定性的重復性社會實踐，并具有制度化例證的特征(可以預計，我們尋求的知識話語實踐的制度化)。“把機構理解為結構化在對官僚制作內在的批判后，我們將對常?？醋鍪悄芰繄鰞鹊墓倭胖频膶嵺`形式重新定位。”[2]90后現代公共行政以結構化理論對構成主義的觀點進行改良。

　　公共能量場是后現代公共行政話語理論的核心概念。“是本體論基礎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官僚制不在是主導論題。我們尋找一種考察公共行政的新方法。這種新方法的前提是一系列不確定的現象學要素的集合，我們稱之為公共能量場。”[2]9

　　物理學中的場論思想認為宇宙空間除了粒子以外有力線。充滿了磁力線的空間應叫磁場。力以場為中介，像波一般傳遞。場是作用于情景的力的復合。能量指的是一種內在的力量。公共能量場中“公共”一詞挪用和混合了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概念，“公共性本身表現為一個獨立的領域，即公共領域，他和私人領域相對立。”[15]2“公共領域將經濟市民變?yōu)閲夜瘢饬怂麄兊睦?，使他們的利益獲得普遍的有效性。于是，國家消解成為社會自我組織的媒介，公共領域獲得了政治功能。”[15]11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實際描述公共治理的理想狀態(tài)，但他也認為，“由一個蓄意被告知的公共輿論所構成的公共領域可能被學者、既得利益者、受話者、參與者重新獲得并被那些現在從事公共部門組織的人大大加強了。”

　　“為了滿足民主輿論和意見形成意義上的這些功能，(公共組織的)內部結構必須首先依據公眾性的原則來建立。”[2]72公共領域的自我治理需要能量。公共事務是這樣一種有著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的能量場。能量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前蘇格拉底時代希臘的原子論者留基波河、德謨克利特和布萊尼茨激進的單子多元論。?？怂古c米勒認為這一概念是現代物理學的場理論和現象學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結果。“把場的概念與能量概念合為一體意味著一種時空的廣延性，能量在其中潛在地能動地表現著。”[2]103

　　公共能量場不具有很強的抽象性，它包含著情景、語境及臨時性。“能量場描述一個由人的意向性控制的現象學的在場或目前。所謂現象學的在場目前，并非指鐘表或日歷上的某個特殊時刻或時段。目前作為一種擴展的在場是在此情景中謀劃未來的積淀性行為的集合。能量場是由人在不斷變化的當下謀劃時的意圖、情感、目的和動機構成的。”[2]103“這個公共能量場中有足夠的目標和意圖，每個目標和意圖就猶如一個太陽黑子，它可以從任何的和所有的點上燃燒起來，燃燒產生的能量以波的形式向外傳導。進而作為一個整體影響到整個領域，也影響到其他潛在的火焰點，社會對話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標和意圖的相互影響、激變與碰撞中形成的。”“能量場的概念把人們的注意力直接引向語境，即真實、生動的事件，把人們引向建構理解過程的社會互動。”[2]104

　　公共行政的核心問題是公共政策。在后現代公共行政學者看來，制定和修訂公共政策的場所就是一個公共能量場。公共能量場是表演社會話語的場所，?？怂购兔桌盏脑捳Z理論強調能量場在公共政策領域的重要作用。在這個政策形成過程中，公共行政主體表現的意向性，也越來越變成切合情境的意向性，回到事物本身那個“具體”場合，回到需求本身。保證話語是針對特定事件、特定語境下的行為，強調普遍的參與以及實質性的貢獻。沒有任何一種目標或意圖具有絕對的權威和優(yōu)勢。“組織本身對能量場沒有專利權，”“沒有自上而下的官僚命令以及對政策實施的控制可能的解釋通道。”

　　[2]105既然將社會結構扎根于變化著的綿延性與堅固性的重復實踐中，將為已經富有成果的解釋圖式的進一步發(fā)展開辟新的天地。公共能量場的概念，不僅在理論上為這種解釋圖式提供了棲息地，而且在實踐上也為公共話語的實現提供了一個真實而恰當的時空維度，即具有制度化特征的重復性實踐的競技場。“把能量場作為一個場所，在那里民主的、多元論的話語形態(tài)在回答‘下一步我們該做什么’的問題時可以收集然后增加或減少其他的流通動向。”[2]106在這里民主行政找到可以實施的具體通道。

　　總之，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作為公共行政領域一種具有批判和建構意義的先鋒派理論，通過借鑒當代西方哲學成果，為自身理論找到了嶄新的哲學基礎，完成了自身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的哲學理論基礎的建構，實現了對傳統(tǒng)西方行政理論及其哲學基礎的全面解構和超越，最終搭建起后現代公共行政理論大廈，為破除官僚制下獨白式的對話，為實現民主行政在理論上開辟了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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