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毛概論文

　　毛概課程,作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必備課程之一,這門課是一門政治性和理論性都很強的課程。然而我們該如何寫有關毛概課程的論文呢?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2017年毛概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2017年毛概論文篇一

　　《城市化發(fā)展進程中農村治理之路探討》

　　摘要：隨著我國城市化大規(guī)模推進，廣大農村不同程度卷入城市化運動中。然而，我國農村管理制度差不多仍舊停留在八十年代初，主要制度建設仍舊是農村自治法。農村經濟基礎的變化、人民生活方式的改變都不同程度沖擊著舊有的農村管理。在現實中，現代都市農村治理到底是怎樣的一幅圖景呢?本文主要以一種描述性語言勾畫廣州A村治理的實際形態(tài)，深入洞察城市化進程中農村管理的內在治理結構和運作邏輯，最后為建構合理的鄉(xiāng)村治理關系提出若干思考。

　　關鍵詞：城市化;農村治理;治理結構

　　作者簡介：龍碧霞，廣州市花都區(qū)人民檢察院民行科檢察員。

　　一、城市化蛻變中的A村村務管理故事

　　A村是廣州城市化進程中工業(yè)發(fā)展較快的一個村，戶籍人口4千多人，外來人口3萬多人，轄區(qū)面積9.6平方公里，下轄20多個經濟社，村社會生產總值7.6億元，村社兩級集體年收入1500萬元，主要經濟來源是土地、廠房、房屋的租金及被征收的集體土地收入。2000年—2010年A村80%土地被征收，失地村民逐漸轉型從事非農生產，村民收入增長。綜合A村發(fā)展現狀，A村為工業(yè)化所席卷，早已脫離傳統意義上的農村狀態(tài)。

　　(一)村干部選舉問題

　　2009年A村進行村干部換屆選舉，新選任的曾某年齡37歲，在A村屬于“精英”，早年外出經商成了老板，在A村家族人口不少，屬于大家族的一員。村民一說：曾某成功選舉，家族人口不少，在村里有一定影響;村民二認為：曾某有錢，贏取這次選舉，出了不少錢拉選票。2011年，曾某因在出租集體閑置土地時貪污公款200萬元被雙規(guī)，后移送司法機關起訴。

　　(二)村集體財產經營問題

　　A村2008年將村集體商鋪租賃給李某用于經營餐飲業(yè)，并簽訂為期四年的合同。合同簽訂后，李某投入二十幾萬元用于裝修，生意很紅火。A村村干部后以種種理由拒收租金，強行解除租賃合同，趕走李某。李某因此起訴A村，A村敗訴并賠償損失，該商鋪很快就租賃給A村村長的關系戶。

　　二、城市化蛻變中的A村管理故事背后治理問題透視

　　(一)農村自治權的經濟化

　　在整個農村治理中，過去道德人情式的魅力型統治日益式微，村干部原有的余威已走出神壇，傳統的農村管理模式漸行漸遠。隨著城市化擴張，現代農村日益呈現“碎片化”，經濟因子反倒成為鄉(xiāng)村治理越來越重要的紐帶，逐步成為農村管理運作中的基石。經濟元素成為村民日常生活和公共參與的“詞典”。村干部自治管理權經濟權力特征越來越明顯，管理范疇越來越聚焦在集體經濟事務和公共性事務管理方面，直接對村民個體的管理不斷減少。村里“頭等的大事”即村干部選舉也逐步沾上了金錢的印記。

　　(二)“大集團”行動失敗

　　根據經濟學理論，每一個人都是經濟理性人，以自身利益為出發(fā)點，選擇有利于自身的行動。在A村治理中，無論村民還是村干部都是每次行動的主體，都在具體行動中做出利益選擇。美國制度經濟學家奧爾森在研究中發(fā)現社會群體中出現“以小欺大”的現象，小集團行動比大集團行動更有效，小集團利益與大集團利益競爭對抗中更容易獲勝。在A村集體財產經營中，村干部作為一個小的利益集團(或利益主體)，成為利益強勢主體，廣大村民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淪為利益弱勢群體。村干部通過“侵蝕”集體利益，達到謀取自身私利，而村集體利益是全部村民的利益。在現實中，絕大多數村民對村干部“侵蝕”集體財產行為選擇消極應對。在村干部與村民兩個利益集團來回較量中，由于“搭便車”行為，導致村民集體行動的失敗。

　　(三)村干部隱性利益輸送

　　在農村治理結構中，村干部處于核心地位，其主導著全村集體財產經營管理支配權。當前我國農村管理制度先天不足，存在制度缺陷，給村干部提供了極大運作空間，出現“局部地方專制主義”。在村干部管理集體財產，與第三人簽訂合同時，村干部擬定合同條款時如同立法者一樣在單方面“創(chuàng)設法律”，對于合同標的價款等存在“獨斷的”權力。村干部能最大限度地控制資源，而在整個資源配置或利益分配過程中，容易通過各種手段以“隱秘”的方式或渠道實現集體利益輸送村干部私人集團。

　　三、城市化蛻變中農村治理結構分析

　　(一)農村治理的權力結構分析

　　在農村治理結構中主要存在四種力量：鎮(zhèn)政府(主要國家機關)、村委會、經濟社社委、社員。社員是自治的主體，但其需要依托組織來行使自治權，為此選舉產生了經濟社社委、村委會委員，由經濟社社委及村委會委員代表其管理村務。村事項一般采用經濟社社委及村委會委員開會決定的方式，但重大事項則由各經濟社先統一召開社員大會。在決策中，社員往往缺乏全方位考慮問題的觸角，多從自身利益采取短視行為，這也是民主選舉出現用錢購買選票情形的原因之一。在公共管理中，社委地位相對尷尬，一方面要配合村委做好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其沒有獨立話語權，決策均需社員通過。在農村管理中，處于核心問題仍然是國家權力與民眾自治權之間的關系。對于村委會、村干部的制度安排存在雙重困境：一方面想通過國家權力干預，滲透農村管理中，制約村干部權力，同時在一定程度甚至參與領導管理好群眾;另一方面，村委會是一個相對獨立運作的空間，其自身運作權力與自治權捆綁一起，自治權設置上具有排斥國家權力干預，國家干預具有一定邊界，農村干部利用自治權設置屏障排斥國家權力干預。

　　(二)農村治理的經濟利益影響

　　城市化的迅速發(fā)展，讓原來用以種植農作物的土地利用價值提升了幾十倍甚至幾萬倍。出租土地或房屋可以獲得高額收入，這讓村民有種“一夜暴富”的眩暈感覺。但同時土地的失去讓村民失去了原來賴于生存的生產方式，其需要尋找另一種的生產方式，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獲得成功。因此，大部分人還是很注重村民自治組織的行為是否與村民自身的經濟利益相吻合。對于村民而言，村民自治組織的行為即使因為國家機關(鎮(zhèn)政府)的要求，但如果與其經濟利益沖突或者其自認為與其經濟利益沖突，村民還是會抵制。對于村民自治組織而言，一方面，村委其自身利益與村民利益一致，另一方面，為了獲取自身利益，村民自治組織更不愿意去得罪村民，有時還會成為抵制政府行為的帶頭人。

點擊下頁還有更多>>>2017年毛概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