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議社會和諧的毛概論文(2)
淺議社會和諧的毛概論文篇二
《社會結構與社會和諧》
【作者簡介】鄭杭生，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100872)
李路路，社會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100872)
【內容提要】社會和諧是當代中國在從舊式現代性轉向新型現代性的過程中凸顯出來、迫切需要解決的時代性課題。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和體制改革導致了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革，而社會結構的狀況又直接體現了社會關系的狀況，構成社會穩(wěn)定、社會和諧與社會發(fā)展的基礎。社會結構與社會和諧具有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構建合理的社會結構可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社會和諧源于社會結構，特別是社會階層結構的協(xié)調和整合;另一方面，社會更加和諧目標的實現，又會進一步促進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二者良性循環(huán)。
【關鍵詞】社會和諧/社會結構/社會階層結構
一、社會和諧作為政策目標的重大意義
和諧社會，正如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指出的，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運行論的術語來說，就是良性運行和協(xié)調發(fā)展的社會;對當代中國社會來說，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xiāng)村、東中西部不同區(qū)域、人和自然、國內發(fā)展和對外開放這些關系良性互動和協(xié)調發(fā)展的社會。
從社會互構論的角度看，和諧社會意味著多元社會主體，包括個人、集體(群體、組織、階層、階級等)、社會，以及作為整體社會的代表——國家，經由行動意義效應的互構過程，在認同和共識的基礎上，形成的相對穩(wěn)定持久的行動協(xié)同。換言之，和諧社會是社會主體間行動關聯及其模式化結構的最佳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是以社會與自然的和諧關系為基本前提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指明了和諧社會的制度性結構性質和價值取向，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和新型現代性理論的一種富于創(chuàng)意的表達。
貫穿于和諧社會的理念就是雙贏互利的觀念。因此，也可以通俗地說，和諧社會就是雙贏互利的社會，也就是使構成我們社會的各方、參與我們社會發(fā)展的各方都能雙贏互利，而不是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雙贏互利，這是和諧社會的要旨，同樣也是“以人為本，全面、協(xié)調、持續(xù)的發(fā)展”的科學發(fā)展觀的要旨。通過犧牲一方來使另一方得益，則是與和諧社會背道而馳的，是不可能達到社會和諧的，同樣它也是社會發(fā)展問題上的“零和博弈”，是片面的、不協(xié)調的、不可持續(xù)發(fā)展的舊式發(fā)展觀的集中體現。
就中國社會來說，當代的社會轉型兼具雙重使命，即從前現代性社會向現代性社會的變遷，以及由舊式現代性向新型現代性的轉換。
所謂舊式現代性，是指以征服自然、控制資源為中心，社會與自然不諧調，個人與社會不和諧，自然和社會付出雙重代價的現代性。20世紀末21世紀初，全球社會生活景觀呈現出重大轉折的種種跡象：人類對自然的倒行逆施造成了越來越嚴重的“綠色懲罰”;人欲的激發(fā)和資源的匱乏所引發(fā)的對資源控制權力的爭奪，導致了價值尺度的扭曲、倫理準則的變形。于是人類“向地球發(fā)動的戰(zhàn)爭”變成了人類“走向自我毀滅的戰(zhàn)爭”[1]。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
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和自然雙勝、人和社會雙贏，兩者關系協(xié)調和諧，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當代國際社會的一系列巨變，進一步推動了對舊式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省。這樣，在世界、在中國，探索新型現代性便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世界潮流和趨向。
在這一雙重轉型過程中，多種因素同時并存、相互交織，形成了種種復雜的社會效應。隨著社會風險化和經濟全球化在世界范圍的擴展，中國社會中各種不和諧因素也進入了新的活躍期和多發(fā)期。各種不和諧因素頻頻展現在人們面前：自然災害、城鄉(xiāng)區(qū)隔、區(qū)域差距、貧富分化、失業(yè)、刑事犯罪、生產事故、勞資糾紛、族群沖突、新型傳染病、人口結構變化、高新技術沖擊、道德滑落、規(guī)范虛化、信任缺失、心理疾病、邪教、恐怖主義、生態(tài)危機、金融危機，等等。這些問題對我們現行的社會政策、政治體制、服務和管理系統(tǒng)構成了挑戰(zhàn)。而且，由于社會政策的不適應，政府部門某些功能的蛻變，服務系統(tǒng)公共性的喪失和效率減退，管理階層的內卷化和自我伺服等現象，使得社會共同體的和諧與穩(wěn)定面對新的考驗。因此，在戰(zhàn)略機遇期實現當代中國社會發(fā)展更加和諧，就成為向新型現代性轉變的必經之途。
可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并不是對以往的歷史和知識問題的簡單回復，而是反映了執(zhí)政黨有關現代性過程的實踐和理論，以及中國社會的經驗現實提出的根本性問題，所做出的積極回應。總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包含了對舊式現代性弊端的深刻檢視，以及對全球化時代中國社會轉型經驗事實的概括總結。它標示著我國執(zhí)政黨在歷史、理論和實踐的轉折點上，就中國怎樣走自己的路展示了新的藍圖。
對于現代社會而言，和諧的意涵遠遠超越了傳統(tǒng)的范域。應該說，社會和諧是現代性過程中凸顯出來的問題，是在現代社會越來越成為焦點、越來越迫切需要解決的時代性課題。
二、當代中國社會變遷是一場劃時代的結構性變革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巨大的社會變遷。這一變遷以兩個方面的轉型為標志：第一，由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第二，由初級工業(yè)化向建設小康社會和全面小康社會的現代化轉型。兩個轉型過程緊密相連，互相促進，構成了當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先導和主流。
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給中國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快速發(fā)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而且是涉及整個社會特別是社會結構的巨大變革。隨著現代化的進展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社會資源的分配方式和獲取方式、社會組織結構與方式、職業(yè)結構、利益結構、社會權力結構、社會溝通模式、社會交往與社會行為方式、社會流動模式、居住和生活方式、社會認同方式、社會價值觀與社會評價等各個層面都出現巨大變化。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是一場劃時代的結構性變革。
社會結構是指社會中各種社會地位之間相互關系的制度化或模式化體系。所謂社會地位，是指人們根據那些具有社會意義、在社會中為社會成員所重視、能據此將社會成員區(qū)分開來的客觀位置。我們通常所說的社會關系，就是指這些社會地位之間的關系。從這個角度看，社會地位實際上是人們在復雜社會關系中的相對位置、如果將社會關系比喻為一張相互交織的網的話，社會地位就是各條網線上交叉的那些網節(jié)點。
社會地位可以根據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社會標準來加以界定或區(qū)分。例如，可以根據社會功能、社會分工、社會不平等、職業(yè)、資源占有狀況、利益取向、價值觀念、教育程度、年齡、性別、種族、居住模式等標準，對各種不同類型的社會地位做出界定或區(qū)分。
從社會結構的視角來看，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在社會關系體系中占有特定的地位，因而都是一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相同社會地位的基礎上，基于社會地位的一致性形成了相應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因此可以進一步說，社會結構實際上是指在社會地位基礎上形成的社會群體或社會集團之間的制度化關系或模式化關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很多通常在經濟或其他意義上使用的概念，在本質上都可以看做具有社會結構的意義。例如，經濟結構意味著具有不同社會功能和社會意義的經濟領域，在其中活動的社會成員因此具有不同的社會地位。丹尼爾·貝爾就是依據美國服務業(yè)就業(yè)人口超過第一產業(yè)和第二產業(yè)為標志，提出了“后工業(yè)社會”的理論。再如城鄉(xiāng)結構，實質上是反映了城市和鄉(xiāng)村兩種不同的經濟地位、政治地位或職業(yè)地位、社會身份的社會群體之間的社會關系結構。
社會關系是復雜的，社會地位是多樣化的，因而社會結構也是復雜和多樣化的。例如，以社會功能為基礎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以資源不平等占有為基礎的社會分層結構，以生產關系和市場關系為基礎的階級階層結構，以職業(yè)為基礎的職業(yè)結構，以利益為基礎的利益結構，以價值為基礎的文化結構，以種族為基礎的族群結構，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結構，以及人口結構、城鄉(xiāng)結構等。
在原有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單一性、行政性、集中性、封閉性為特征。中國社會20多年來在結構上所發(fā)生的變遷，以及社會結構所顯現出的新的特征，與此前的社會結構相比，已經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革。這些變革大致可歸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1)工業(yè)化、現代化。在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已經實現了初級工業(yè)化。但工業(yè)化、現代化的水平相對較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發(fā)展經歷了一個質的改變，所取得的成就為世界所矚目。20多年來中國工業(yè)化、現代化的高速發(fā)展，不僅是經濟的增長和技術的變革，而且對社會結構的狀況和變革產生極大影響。隨著工業(yè)化和現代化的發(fā)展，產業(yè)結構和職業(yè)結構發(fā)生改變，新的產業(yè)和職業(yè)不斷出現;隨著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的崛起和發(fā)展，成千上萬的農民脫離了農業(yè)生產，成為工人的一部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大批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形成了不可逆轉的“移民”浪潮;而隨著科學技術革命的廣泛深入展開，專業(yè)技術人員在經濟和社會發(fā)展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2)多元化。多元化是中國體制轉軌最重要的過程之一。其內容特征至少包括：
第一，體制和制度的多元化。體制多元化在這里主要是指從單一公有制體制向多種所有制并存的體制轉變的過程。體制多元化的轉型首先從原有體制之外開始，創(chuàng)造了所謂“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流動空間”，大量的社會資源和行動空間在國有體制之外被創(chuàng)造出來，并取得了長足的發(fā)展。僅從就業(yè)指標來看：非國有經濟在整個國家的經濟活動中的比重已經達到2/3左右，多數勞動力已經在非國有單位中就業(yè)。根據2003年國家統(tǒng)計局的統(tǒng)計：城鎮(zhèn)2.478億就業(yè)人員中，在國有單位中就業(yè)的人員總數為0.7163億，僅占28.9%;與1999年相比，在國有單位中就業(yè)的人員數量減少了1400萬左右。[2]與此同時，在一系列國有體制的改革中，即使是國有單位，也由于各種體制制度的變革，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與國家的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國有制或公有制體制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被體制的多元化弱化了，各種組織特別是非國有組織對于國家的依賴性大大減小，越來越多的社會成員脫離了國有體制，轉到非國有體制。
第二，利益多元化或利益分化。利益分化的過程在原有體制中其實就存在，只不過那時整個社會的同質性相對更高，因而協(xié)調的復雜性相對較低。但是，體制的轉軌特別是體制、制度、資源的多樣化趨勢，擴大了利益的多元化和分化，不同層次、不同部門、不同單位乃至不同人群，其利益目標越來越獨立，利益邊界越來越明晰。不同利益主體的協(xié)調在原有體制中、在其他社會形態(tài)中都存在，這里的問題在于：利益獲得和利益協(xié)調的機制和以往社會相比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實質上形成了新的利益結構。
(3)市場化。市場化同多元化一樣，是中國體制轉軌最重要的過程之一，并且構成了包括多元化在內的其他變革的基礎。首先，市場化的發(fā)展意味著國家直接控制的資源與過去相比大為減少，大量的資源為各種各樣的市場主體所控制。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市場關系的性質是交易性而不是命令式或強制性的，交易雙方的地位是平等的。當整個社會的協(xié)調機制從一個曾經以行政命令為主的社會向越來越多地以市場協(xié)調為主的社會轉變時，協(xié)調交易性關系和命令式關系就成為一個問題。不僅市場中不同主體的關系是交易性的，而且國家和市場主體的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交易性的。即使是行政性的命令關系，其基本的制度環(huán)境仍然是市場制度，是作為市場制度的補償而發(fā)揮作用的。大量存在的市場化關系已經完全不同于過去以命令關系為主的行政化關系體系。
日益以市場為主的資源分配機制，有可能導致財富分配格局變化，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加大。新的社會結構的形成，導致一些新的社會群體或階層迅速崛起，而一些社會群體的原有地位則發(fā)生了相反的改變。社會權力結構和利益基礎也隨之發(fā)生變革，利益矛盾和沖突不斷顯現，群體認同和社會認同進行了重新組合。
(4)非集中化。相對于多元化和市場化來說，非集中化一方面是多元化和市場化發(fā)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中國結構變革的過程性特征之一，而這一特征往往被市場化所掩蓋，為人們所忽視。這里，“非集中化”主要是指在體制轉型中，國家或政府的權力，特別是動員和調動資源的權力，由高度集權的中央政府向下分散和轉移的過程。現在，行政命令權力無疑還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但相對原有體制來說，它更多地已經由中央政府分散到各級政府手中。這種非集中化的趨勢是由財政體制改革、利益分配體制改革、稅收體制改革和社會保障、教育體制改革等造成的。經濟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已經從不同方面深入探討了非集中化對于基層社會經濟發(fā)展、政治結構和利益群體變化的影響。
(5)流動性。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自由流動的空間是不存在的，無論是地理上的流動，還是社會空間意義上的流動，情況都是如此。社會成員有控制的流動構成了原有體制下控制有效性的基本前提。體制轉軌以來最引人注意的問題之一，莫過于大規(guī)模的人口流動。最新的統(tǒng)計表明，大約有1.1億多的人口處于流動狀態(tài)，人口流動的范圍已經從國內不同地區(qū)擴展到不同國家之間。人口流動的過程特別是城市化的過程已經成為不可避免的趨勢。在常態(tài)的經濟和社會發(fā)展過程中如何控制人口流動是一個重大的問題。當這一人口流動的過程發(fā)生在一個急劇變遷的時期，有如此眾多的人口在短短20多年里突破體制的限制而流動起來，就更成為一個新的問題。
在改革開放前，多數人在一個單位中終其一生，工作、生活、保障、娛樂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其所在的單位組織。城市化、多元化、非集中化的發(fā)展從根本上改變了這種狀況，人們開始在相對自由的空間中流動起來。例如，在不同所有制之間的流動、在工作單位之間的流動和職業(yè)伺流動等。
從更廣泛的范圍看，“流動性”不僅是人員的流動，而且是資本、技術、觀念的全面流動;不僅是在一國國內的流動問題，而且是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過程。各種社會資源包括人力資源的自由的、大規(guī)模的流動，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勢，這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社會資源的大規(guī)模流動蘊涵了巨大的風險，而且會強化由其他原因產生的社會風險。
在這樣一個正在經歷巨大變遷的社會中，對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規(guī)律和趨勢進行研究，對社會結構變遷提出的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做出回答，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同時也是一項基本的國情研究。對于像中國這樣一個處于巨變中的大國來說，有關中國社會結構轉型和變遷及其對社會發(fā)展影響的探索，需要科學、系統(tǒng)、全面、持續(xù)的調查研究和分析。
三、社會和諧源于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協(xié)調和整合
社會結構概念是分析社會變遷和社會轉型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之一，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之所以是重要的和基本的，是因為社會結構的狀況直接體現了社會關系的狀況，既構成社會穩(wěn)定、社會和諧與社會發(fā)展的基礎，又構成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的原因。也就是說，社會穩(wěn)定與社會發(fā)展源于社會結構的穩(wěn)定、協(xié)調和整合，而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則源于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矛盾和沖突。人們的利益追求或取向取決于他們的社會結構位置，利益差別和利益取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依據社會結構位置而劃分的。特別是那些直接推動社會結構變革或劇烈社會沖突的大規(guī)模社會運動，人們往往習慣于將這些運動看做是某種有意識的、自己選擇的結果，但實質上這些運動或沖突之所以會發(fā)生，是因為一些結構性條件起了根本性作用。如果缺乏相應的結構性基礎，這樣的行動基本上不會發(fā)生，即使發(fā)生了，也很難持久，更不可能獲得成功。
社會結構狀況是社會的本質特征之一，社會結構的變革是社會轉型和發(fā)展最重要的一個過程。當我們回顧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的歷程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改革之所以呈現出獨具特色的“漸進式”改革之路，一方面是人們戰(zhàn)略決策和“選擇”的結果，另一方面又可以在原有社會結構和相應制度中找到深刻的原因。中國改革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固然是改革戰(zhàn)略和策略使然，同時也有其深厚的社會根源?？梢哉f，正是由于改革戰(zhàn)略和策略針對這種深厚的社會根源對癥下藥，才起到應有的作用。應該說，是具有特色的中國社會造就了有中國特色的現代化與改革開放。
今天的結果和未來的選擇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歷史狀況的制約，這就是所謂“路徑依賴”的規(guī)律。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當我們關注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和社會發(fā)展時，社會結構及其變遷就構成一個十分重要的視角。新的社會關系結構正在形成，原有的社會結構處于劇烈的重新分化和重新整合過程中。這一切都將對未來的現代化建設和體制改革產生巨大影響。
當代中國在現代化和體制改革過程中所面臨的挑戰(zhàn)和問題，已經遠遠超出了經濟和技術的范圍，非經濟因素的影響日益顯現。其中，社會結構變革的特征及其趨勢，已經構成了我國社會當前最引人關注的問題，不僅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社會未來的變遷，而且構成了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fā)展重大社會政策決策不容忽視的基礎。
總之，社會結構以路徑依賴的方式制約著各類社會主體的社會行動，以社會根源的形式決定著社會的穩(wěn)定、和諧與協(xié)調，以中介條件的樣式規(guī)定著行動主體活動的范圍和能夠達到的限度。一句話，社會結構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建構著、塑造著社會行動。同時，我們也要強調，按照當代社會學的觀點，包括我們提出的社會互構論的觀點，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又是相互建構的。社會行動反過來也以自己具有能動性的實踐活動，如發(fā)展理念的形成、發(fā)展戰(zhàn)略的制定、社會政策的出臺、體制改革的進行等，影響、重組著種種社會結構。換言之，社會行動也總是這樣或那樣地建構、塑造著社會結構。
在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的相互建構中，何者的建構作用是主要的，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社會發(fā)展來說，社會結構的作用是基本的，也通常起著主要的作用，這一點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了。
但是，一個社會在不改變原有的結構就不能發(fā)展時，改變原有社會結構的社會行動就起著主要作用。例如，““””后，我國就面臨這樣的形勢，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作為社會行動就起到了這樣的作用。同樣，兩個社會在差不多相同的社會結構下，何者發(fā)展得更快，社會行動的作用也可能是主要的。例如，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個發(fā)展中國家要有所收益，取決于兩個條件：初始水平和經濟政策。在初始條件上，中國與蘇聯、東歐國家相比，差距很大。但蘇聯、東歐國家，特別是蘇聯的經濟績效是令人失望的，結構問題和政治不確定性阻礙了它們的經濟改革。但是，中國卻能在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受益程度大大超過這些初始條件比自己好的國家，真正是創(chuàng)造了奇跡。中國能夠這樣，主要應歸功于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即主觀因素。
根據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相互建構的觀點，我們提出建構合理的社會結構，以促進和諧社會的建立;而社會更加和諧的實現，則又進一步促進合理的社會結構的形成進程，二者良性循環(huán)。
四、社會結構的核心是社會階層結構
在我們看來，社會結構的核心是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結構轉型與變遷的最重要表現就是社會階層結構的轉型與變遷。
對于一個社會的結構及其變遷來說，社會階層結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義。雖然社會階層結構不是決定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惟一因素和機制，但它構成了這一過程中最重要的社會內容，社會結構及其變遷最重要的特征和過程也往往發(fā)生在社會階層結構領域之中。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化不僅是社會變遷的基本內容，而且社會階層結構本身對于社會變遷的發(fā)動、過程和變化方向都將產生極大影響。越是處于社會變革時期，社會階層結構變化的問題就越有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
社會階層結構的實質，是基于社會權力、社會資源的占有和分配所形成的社會地位之間的不平等關系。這一結構不僅決定了不同社會群體的社會活動范圍和所擁有的各種各樣的社會機會，也對各種社會制度的形成產生重要影響。
社會階層結構之所以是決定整個社會結構狀況及其變遷過程的最重要的結構性因素之一，是因為它是構成社會不平等、形成社會認同和社會運動、決定社會利益結構以及社會矛盾與沖突的最重要的社會基礎。階級階層結構的社會意義，在于它是社會關系的基本分界線，是決定社會權力和社會資源分配的核心機制，是社會行動的基本組織原則，因而是決定社會結構其他方面的決定性因素。階級階層關系限制了其他社會關系，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其他社會關系的實質和形式是通過階級階層關系來解釋的。作為社會群體存在和行動的社會基礎，社會階層結構構成了社會穩(wěn)定或者社會沖突的基礎。
因此，社會階層結構的視角和分析一直集中在理解社會關系、社會行動和社會沖突問題上，特別是在理解社會轉型和社會發(fā)展問題上具有重要地位。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并非馬克思主義的發(fā)明，而是早已為許多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所討論過。但是，馬克思的貢獻在于指出了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對于社會發(fā)展和變遷的意義，以及階級階層結構未來的前景。
在當代中國的現代化和體制轉軌過程中，社會階層結構的轉型還具有特殊的意義。
中國原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在消滅了生產資料的私有制后，建立了一個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本質上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并希望借此去推動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這一制度的核心是，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框架內，將幾乎所有的重要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都控制在國家手中，所有的社會剩余都集中于中央分配系統(tǒng)，然后由國家按照一定的制度由上而下逐層分配，國家因而具有了高度的控制能力和資源動員能力。中國革命的特殊歷史過程、中國現代化的長期落后狀況，以及社會資源的相對稀缺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這一系列制度的建立。由此所形成的社會分層結構具有以下兩個特征：
第一，國家高度集中分配資源和權力的制度決定了不同社會階層的地位。中國原有的社會主義社會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的分配社會資源和社會權力的制度。例如，行政化體制、身份制、單位制、戶籍制度、兩種社會主義公有制形式等。國家的資源分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社會群體對于社會資源、社會機會、社會權力的占有。因此，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群體、單位(組織)、個人沒有相對獨立的地位，其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的占有雖然是有差別的或不平等的，但這種差別和不平等形成的機制在于國家的集中分配體制。
第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和相當范圍內縮小了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程度，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社會相比，社會階層的分化程度和社會不平等程度都有較大幅度的縮小。尤其是在控制兩極分化和收入分配方面，傳統(tǒng)經濟體制具有一種很強的平均化趨勢，以至于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去分層化”。
經濟發(fā)展和制度轉型，特別是在制度領域中，從生活資料市場到生產資料市場、從勞動力市場到資金市場、從中央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已經擴展和深入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由此導致中國社會各個領域發(fā)生巨大變革，引發(fā)了社會結構一系列深刻的變化，同時也引發(fā)了一系列重大的社會問題。這些變化和問題在社會階層結構上有著集中的體現，對原有的社會分層結構形成了巨大沖擊。社會階層結構及其相應利益結構的變化趨勢和重新整合，將成為我國未來社會發(fā)展面臨的重大挑戰(zhàn)。
社會階層結構的狀況和變化，將決定中國現代化進程和制度轉型過程的持續(xù)性和穩(wěn)定性。在本質上，社會的利益結構和關系會受到社會階層結構的重要影響，構成其存在和發(fā)展的基礎。如果說過去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fā)展更多的是引發(fā)了社會階層結構以及相應利益結構的變動，那么，社會階層結構及相應利益結構的狀況和變遷將對未來的體制改革和經濟發(fā)展產生巨大的影響。歸根到底，現代化和體制改革將會在根本上逐漸改變原有社會中不同社會群體的資源占有狀況，改變資源分配的機制。在這個過程中，不同社會群體社會地位和相互關系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標志著利益的得失。在原有體制中據有特定地位、占有相應資源和權力的社會群體，其相對地位是否發(fā)生變化，誰在這個轉型過程中處于主導地位，誰的社會地位獲得了改善或上升，誰受到了損害，誰在未來的變革中會處于主導地位，等等，這些問題不僅是重大的理論問題，而且對社會現實具有重大影響，成為整個社會關注的重大問題。
目前中國社會所發(fā)生的現代化和體制轉軌過程，是一場人們從未經歷過的社會變遷，其現代化和體制轉型的龐大規(guī)模與復雜程度都在當代世界上罕與匹敵。中國在一個漸進現代化的過程中，逐步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軌，現代化建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經濟持續(xù)高速發(fā)展，體制改革的領域逐漸擴大，程度逐漸深化，轉型的過程呈現出多方位、多層次、多種制度混合的特點，到目前為止，中國的制度轉型和現代化發(fā)展仍然保持著強大活力。因此，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過程和規(guī)律，它所走過的道路和模式，它所面臨的問題和矛盾，對于中國社會的未來乃至其他國家的發(fā)展都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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