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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漢語言文學畢業(yè)論文范文大全篇1

　　略談《歧路燈》語言的地方色彩

　　摘 要：清代《歧路燈》這部小說是研究中原方言文化的重要史料，語言上具有濃郁的河南地方特色。本文從《歧路燈》中方言詞語的大量使用、耳熟能詳的民間諺語的靈活運用以及高頻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語法現象進行考察，可以看出《歧路燈》語言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

　　關鍵詞：《歧路燈》 方言俗語 語法現象 地方色彩

　　《歧路燈》是清人李綠園(1707-1790)所著的一部長篇白話小說，全書一百零八回，約六十余萬言。其作者是土生土長的河南寶豐縣人，十分諳熟中原地域的方言文化，自覺地把它運用到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正如姚雪垠所言，《歧路燈》是用“帶有河南地方色彩的語言寫清初的河南社會生活”的長篇小說，馮友蘭也認為，《歧路燈》是“用方言的文學”，由于作者運用的民間語辭或方言俚語相當豐富，因而小說語言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不僅具有較高的語料價值，還可以為文學、民俗學研究提供借鑒。

　　《歧路燈》語言的地方色彩突出地表現在方言詞語的使用上，還有大量民間諺語及一些語法現象。下面我們舉例說明這些語言現象，并略談其語言的地方色彩。

　　一、河南方言詞語的大量使用

　　《歧路燈》語言的地方色彩非常明顯，主要是因為河南方言詞語的大量使用，使小說語言猶如披上了一件色彩鮮明的外衣，因而，打開這部長篇小說，立即讓人感到一股濃郁的鄉(xiāng)土氣息撲面而來。作為一個河南人，閱讀《歧路燈》文本，就好像回歸故里，歷歷在目，親切自然。

　　《歧路燈》的語言具有鮮明的地域特色。其語言特色最主要是體現在詞匯方面，引起人們注意的往往是其中特色詞語的運用。欒星先生在整理校注《歧路燈》文本時，為之作了近一千余條注釋，據考察，這些注釋涉及河南方言的有一百多條，明確標注出“豫語”的語詞有近百條。還有很多詞語只是釋義，沒有明確標注“豫語”，但在河南方言中還在廣泛使用。例如：

　　(1)又向王氏道：“他費氣哩，姑娘只管打，我不護短。”(第三回)

　　(2)王氏道：“你是與誰家各氣來?”(第六十回)

　　(3)(紹聞)說道：“我一向所做的事，也知不合你的心。你從來不唐突我一句，你心里受屈，俱是我的沒成色。”(第七六回)

　　(4)老婆子道：“誰家嫂嫂有各不著小叔道理，圖什么美名哩?都是漢子各不著兄弟，拿著屋里女人做影身草。”(第一零八回)

　　上述例子中“費氣”就是“淘氣，調皮”的意思;“護短”就是“為缺點或過失辯解”。一般形容家長對自己的孩子，別人說自己孩子不好，自己不愿意還辯解;“各氣”就是“生氣”，“沒成色”意為“沒出息，沒本事”，“各不著”就是“合不來”的意思。這些方言詞語至今還活躍在河南人民的口語中。

　　《歧路燈》中使用了大量方言詞語，小說自刊行以來，從方言俗語的角度研究其語言特色的成果并不少，其中張生漢先生還出版專著《〈歧路燈〉詞語匯釋》，對其中大量的比較難懂的方言俚語進行了詮釋，可以看出這些方言俚語具有鮮明的地方色彩，這部著作的出版，對《歧路燈》詞匯語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義，也在《歧路燈》語言研究中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也有學者從文學語言的角度，對《歧路燈》的語言持批評態(tài)度，陳美林就認為《歧路燈》是運用中州地區(qū)的方言，《儒林外史》則運用下江官話，都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相比而言，《歧路燈》的語言，河南地區(qū)色彩較為嚴重，對于中州以外的廣大讀者來說，在某些情節(jié)的敘述和人物的描繪中，就不能充分領會其語言的情趣?！镀缏窡簟分械?ldquo;俗話”和“文言”就過多，以“俗話”而言，“各不著”“各氣”“歧差”“定帖”“盤絞”“把牛”“白正”“放短”“老苗”，等等，都是中州地區(qū)以外的讀者所難以理解的。但換個視角來觀察，這種批評恰巧能說明《歧路燈》語言具有濃郁的河南方言色彩?！镀缏窡簟反罅渴褂眠@些方言詞語，一方面增加了小說語言的鄉(xiāng)土氣息，讓讀者在品味語言時倍感親切，另一方面這些地方特色的語言也成為研究清代河南方言的重要語料。

　　二、耳熟能詳的民間諺語活用

　　《歧路燈》語言中除了使用大量方言詞語外，還使用了很多人們耳熟能詳的民間諺語，據李逢丹考察統(tǒng)計，《歧路燈》諺語共見150條194例。其使用范圍非常廣泛，主要有反映婚姻、家庭及鄰里關系的生活諺;有反映地方風土人情的風俗諺;還有關于農業(yè)生產、商業(yè)貿易、宗教鬼神等方面的習俗諺。其中以生活諺在《歧路燈》中使用的頻率最高。劉暢認為這些豐富而又不失精良的俗諺，形成了一道五彩繽紛的語言風景線，也為小說的場景描寫、人物形象塑造增光添色。例如：

　　(1)再休如此說，傳出去不像個話。俗話說，亡人入土為安。你說殯埋姑夫，極為有理，但平日毫無積蓄，全指望揭借辦這宗大事，將來家道必至虧損。(第六一回)

　　(2)侯冠玉道：“只要多讀時文，俗話說：‘好詩讀下三千首，不會做來也會偷。’讀的多，多就會套。‘砍的不如鏇哩圓’，放著現成不吃，卻去等著另做飯?這大相公聰明的很，他是看貓畫虎，一見即會套的人。”(第十一回)

　　(3)夏逢若道：“賢弟呀，人生做事，不可留下后悔。俗語說：莊稼不照只一季，娶妻不照就是一世。你前邊娶的孔宅姑娘，我是知道的。久后再娶不能勝似從前，就是一生的懊惱。你先看這個人何如?”(第四九回)

　　(4)王春宇道：“不過高門不來，低門不就，所以耽擱了。你如今心中有啥不愿意，也不妨面言。”(第四九回)

　　(5)我想，俗話說，“天下老哩，只向小的。”你是咱娘的小兒子，全當咱娘與你抬著哩。(第一零二回)

　　上述用例中的俗諺，多數還在河南民間廣為流傳，如例(1)中的“亡人入土為安”或者稱“入土為安”，是河南的傳統(tǒng)喪葬習俗諺語，因為中原地區(qū)自古時興 “土葬”方式，這個俗語是指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靈魂得以安息，家屬方覺心安。例(4)中的俗諺“高門不來，低門不就”，是用來比喻女孩子在找婆家時，對于男方家庭條件好的求不來，條件差的又看不上?，F在中原地區(qū)男女婚嫁中也經常使用的俗語，不過已經發(fā)生了變體，常用“高不成，低不就”，意思相同。例(5)中生活諺“天下老哩，只向小的”，是指天下老人，都偏向疼愛老小的孩子。舊時兄弟姐妹多，父母往往有偏心眼，偏向于排行老小的孩子。這個諺語至今還活躍在中原民間日常生活中。

　　諸如上述幾種類型的諺語在《歧路燈》中使用的還有很多，如反映婚姻家庭生活方面的還有“媒婆口，無梁斗”(第十三回)、“妻賢夫少禍”(第三十六回)、“百日床前無孝子”(第四十七回)、“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身”(第五十回)、 “丑媳婦不見婆婆么”(第五十三回)、“巧媳婦難做沒米粥”(第七十七回)、“心去身難留，留下結冤仇”(第八十回)，等等，這一類諺語在《歧路燈》中使用非常豐富。此外，還有反映生產生活經驗的諺語，如“水平不流，人平不語”(第六回)、“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十九回)、“一棵樹上吊死”(第六十四回)、“千行萬行，莊稼是頭一行”(第八十五回)，等等，《歧路燈》諺語涉及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人民大眾自己創(chuàng)造出來的富有鄉(xiāng)土氣息的語言，李綠園善于捕捉人們的這些語言生活，在富有地方色彩語言的基礎上進行提煉加工并靈活運用它們，使小說語言彰顯了它獨特的藝術魅力。

　　大學漢語言文學畢業(yè)論文范文大全篇2

　　沈從文的理性文學觀初探

　　摘要：在沈從文藝術心靈的深處埋藏著一個非常理性化的、充滿了形上沖動與思想家氣質的自我，體現為一種獨特的現代理性文學觀。其特色表現在哲學層面上，系以理性精神為中介將意志與人的道德實踐、理想信仰及人類社會的進步等結合在一起探討，并最終指向了人的自律與創(chuàng)造性;文化層面上，他堅執(zhí)自己的啟蒙理想，即用"愛與合作"、理性與知識"粘合"民族新的生機，這在政治成為信仰的時代氛圍中無疑是獨標高格的;在主體心靈的層面上，他則堅守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理性自覺、自醒與自救。沈氏對理性精神的堅守與探討對今天的文壇極富警示意義。

　　在現代文學史上，沈從文既是獨標高格的"這一個"，更是一個復雜的存在。他在某種程度上繼承并發(fā)展了"五四"文學的啟蒙精神，卻總是對"城里人"與現代文明保持著高度的警醒;作為一個自由主義作家，他極為蔑視政客與政治附庸文人的投機行徑，卻又不能脫離民族主義的現代傳統(tǒng)，無法像周作人、林語堂那樣"自由灑脫"起來，而是對民族前途充滿了濃濃的憂患意識。在人們的心目中，沈從文天生就是一個詠唱抒情牧歌的詩人，他的重要創(chuàng)作總是離不開愛與美與自然的主題，彌漫著夢幻般的神秘情調。然而這遠非他思想情感的全部，在他藝術心靈的深處還埋藏著另一個非常理性化的、充滿了形上沖動與思想家氣質的自我，這也許是全面理解作家的矛盾性與復雜性的一把鑰匙。更重要的是，探討沈氏理性文學觀對我們今天理性精神大潰退的文壇具有非同尋常的警示意義。

　　哲學沖動：理性與意志

　　沈從文崛起于30年代的文壇，其創(chuàng)作是與對"五四"啟蒙運動的獨特反思聯系在一起的。在他看來，那場人性解放的運動產生了極強的"重新做人"的意識，"人的文學"更成為一個動人的名詞?？墒?quot;重新做人"雖已成為一個口號，具盡符咒的魔力，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么樣的人?卻似乎被主持這個運動的人忽視了。如果把范圍限制在"爭自由"一面，含義太泛，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要求則太窄。[1]結果所謂解放不過是止于"男女同學"而已，年輕人形成了"一種庸俗平凡的類型"，其特點是"生命無性格，生活無目的，生存無幻想"[2]。

　　他實際上看到了"五四"理性精神在內涵上極其單薄、或"太泛"或"太窄"的嚴重缺陷。他還進一步指出，由此缺陷再加上對文字工具的濫用和誤用，結果在后來的知識界中培養(yǎng)了大量的"閹宦似的陰性人格"。為此他極力呼吁，"改造運動"遠較"解放運動"重要，"做人運動"遠較"做事運動"關鍵，就婦女運動來說，就是以"改造"與"做人"為目的，放大"生命與人格"，恢復做人的自信心與自尊心。這種以"做人"為核心的觀念成為沈從文從事文化批評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立足點。

　　那么怎樣才能實現人格的重塑呢?在進一步的思考中，他拒持"做事運動"的煩瑣與淺薄之見，決心從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層重新探討這一問題。在他看來，能否形成一個"五光十色的人生"，這取決于"人的意志力"，進言之，我們真正需要的是一種哲學，一種"表現這個真正新的優(yōu)美理想的人生哲學"[3]。

　　在沈從文這里，所謂意志力，既接近于西方啟蒙家所謂"自由意志"，又被賦予了更為獨特而深廣的內涵。在他看來，一個人不能僅僅是平平安安地生存即可知足，他還"必須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動物的打算，比飽食暖衣保全首領以終老更多一點的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到一個崇高理想上去。"他強調說："激發(fā)生命離開一個動物人生觀，向抽象發(fā)展與追求的興趣或意志，恰恰是人類一切進步的象征。"[4]一般認為，沈從文否定了現代工業(yè)文明所帶來的人性道德的墮落，尤其是其小說創(chuàng)作常常表現出一種濃郁的對人性失望的悲劇感，但這其實是一種誤解，他并不否定歷史向"前"發(fā)展進步的規(guī)律，也相信道德經過民族自我反省的日益加深終將會進化，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他對"意志力"的信仰。

　　只不過他認為這一過程將是艱難的、緩慢的，尤其在當時尚未看到多少希望，惟其如此，意志力的培養(yǎng)更是關乎整個民族生命存亡的重大的課題。他認為擔此重任者非文學(小說)莫屬，原因在于它"即以人事為經緯，舉凡機智的說教，夢幻的抒情，一切有關人類向上的抽象原則學說，無一不可以把它綜合組織到一個故事發(fā)展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強調將理性注入人的興趣與意志之中，通過對生命的激發(fā)，將人從普通動物的狀態(tài)引導至一個崇高境界之中，這不正是現代啟蒙主義的理性精神之所在嗎?以往我們對沈從文的認識往往偏重其"對生命的信仰"、"愛與美的宗教"等浪漫的、情感的色彩，而相對忽視了其理性的底蘊，因而較少從現代性的角度評價其貢獻。

　　他指出"一個好的文學作品，照例會使人覺得在真美感覺以外，還有一種引人 向善 的力量。我說的 向善 ，這個詞的意思，并不屬于社會道德一方面 做好人 的理想，我指的是這個：讀者從作品中接觸了另外一種人生，從這種人生景象中有所啟示，對 人生 或 生命 能作更深一層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鄉(xiāng)愿道德，社會雖異常需要，有許多簡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不必要文學來作。至于小說可作的事，卻遠比這個重大，也遠比這個困難。如象生命的明悟，使一個人消極的從肉體愛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為緣，并明白生命各種型式，擴大到個人生活經驗以外，為任何書籍所無從企及。"[5]

　　那么在他眼中，道德究竟是什么呢?它又具有怎樣的本質與特性呢?他說所謂道德"不過是人與人共同活下來時，謀和平安全，減少一點糾紛，使人與人更容易相處的一種東西罷了"，道德"就個人言代表理性，重節(jié)制與犧牲"，他強調這里所說的犧牲"對個人雖為犧牲"，"對社會人類則為利益"。[6]那么，他所說的道德是先驗的還是歷史的?他以法律與道德相比較，認為二者的"用處"雖相似，但在發(fā)揮作用及內涵性質上卻不同，法律注重的是使人"不敢作惡"，道德卻能使人"樂于向善"。

　　這就指出了法律作為人的外在的教條禁律對人的行為具有"強制性"，而道德則意味著使人在自身理性的導引下自愿選擇和行動，這十分接近于康德所強調的道德的"自律"而非"他律"，也就是充滿著理性與意志力的道德。同時，沈從文還指出道德雖"有些本質不變，形式則常常得變動"，有些道德在一時需要，待時過境遷又毫無存在的價值了，因此他說"道德即由于人與人的關系而產生，因此多數的道德無固定性，常隨人類需要立一個標準，它的價值也就在那并無絕對固定性上面。"由此他批駁所謂"恢復固有道德"不過是"愚妄"之見。沈從文將意志與人的道德、實踐、理想、信仰及人類社會的進步等結合在一起探討，并最終指向了人的自律與創(chuàng)造性，使其理性文學觀抵達哲學的最深刻層面與最崇高境界。

　　與沈從文同時期且同被劃歸京派的梁實秋等人也曾強調人的理性與意志，追求情感與理性的和諧。但他借鑒的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所謂理性主義是與"文學的紀律"、"和諧美"聯系在一起的。白璧德依據人性善惡二元論的觀點，提出自己所謂"自然的"(Natural)、"超自然的"(Supernatural)和"人文的"(Humanistic)三種生活方式的觀點，并貶前二者而推重后者。

　　梁實秋說："人在超自然境界的時候，運用理智與毅力控制他的本能與情感，這才顯露人性的光輝。"(著重號系引者所加。學衡派在此問題上持相似觀點，胡先骕所謂"人文主義"即用以指稱節(jié)制、均衡、和平、中庸的"普遍的人性"。)基于此，他認為文學家應該"沉靜地觀察人生"，"不是觀察人生的部分，而是觀察人生的全體"，文學表現的是"普遍的""常態(tài)的"人性，其表現的態(tài)度應該是"冷靜的"、"清晰的"、"有紀律的"等原則。

　　但他所謂"普遍的永恒的人性"又是指：文學不是表現時代精神，也不應該去過度表現人的本能和情感，文學應該去描寫和表現的對象"普遍永恒的人性"還需加一限定詞，即"健康"二字。由于梁實秋既排斥"本能"又拒絕"情感"，因而其理論在本質上只能表現為"新古典主義"，與沈從文的理性觀有著本質的區(qū)別。沈從文在談到經典性作品應有怎樣的原則時說："……更重要點是從生物學新陳代謝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陳代謝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產生 意志 ，且明白種族延續(xù)國家存亡全在乎 意志 ，并非東方式傳統(tǒng)信仰的 命運 。"[7]

　　可見他強調的是從理性到意志的提升，而非對情感的仲裁。由于古典主義強調的是情理的"和諧"，追求的是二者的"圓滿"，因而它不但意味著二者之間(尤其是理對情)的相互抑制，而且傾向于一種靜態(tài)的人生觀和世界觀。而沈強調的是二者的相互激蕩，因而表現為一種開放的、動態(tài)的生命姿態(tài)，顯然這與審美現代性的內在精神是相通的。

　　《邊城》含蓄的結尾暗示了一種生命轉機的希望：翠翠接過爺爺那把"自律"的長篙正是要把他人和自己都引渡到幸福的彼岸!由此使"五四"時期及其以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要是社會行為意義上的"為人生"主題上升到更高更復雜的以文化和人類學為依據的生存和生命主題的層面，表現出一種更為博大深遠的價值關懷與生命意識。

　　人文精神：理性與啟蒙

　　對意志力的推重使沈從文的理性文學觀帶上了濃厚的人文精神，從而與西方那種講究邏輯推理的科學理性表現出不同的旨趣，而這一傾向又是與他對生命的理解分不開的。在沈從文看來，愛與美是生命的屬性，是生命求永生的形式，其內容及關系決定著人性的文化內涵，形成每個文化時代特定的生命外觀。他從泛神論那里吸取哲學靈感，指出神其實存在于自然的角角落落。神即自然本身，神性即人性，人性的特征便是愛與美，要懂得生命的意義，就應發(fā)揚愛與美，通過意志力發(fā)揮生命的最大作用。這也正應驗了阿倫•布洛克所強調的，人文主義信念的一大特點就是，"每個人在他或她自己的身上都是有價值的我們仍用文藝復興時期的話，叫做人的尊嚴其他一切價值的根源就是對此的尊重。

　　這一尊重的基礎是人的潛在能力，而且只有人才有這種潛在能力：那就是創(chuàng)造和交往的能力(語言、藝術、科學、制度)，觀察自己，進行推測、想像和辯理的能力。"[8]但是，沈從文又深知，這種潛在的創(chuàng)造力并不是輕易就可以被它的主人意識到，并轉化為意志行為的，尤其對占民族大多數的尚停留在"自在狀態(tài)"中的人們來說，其"神性"仍完全處于沉睡之中。而以愛與美為對象的文學藝術正是實現這一轉化與提升的途徑："凡希望重造一種新的經典，煽起人類對于進步的憧憬，增加求進步的勇氣和熱情，一定得承認這種經典的理想，是要用確實文字方能奏效的。"[9]沈從文一再談到的"文學重造"，實際上就是繼承并深化"五四"時期的啟蒙理想。

　　他所言"勇氣與熱情"是充滿理性精神的"疑"分不開的。在他看來，一個文學家若自覺為教育青年而寫作，就應當對于真理正義十分愛重，與其在作品上空作預言，不如注入較多理性，指明社會上此可懷疑，彼可懷疑，養(yǎng)成其"疑"。用明智而產生的"疑"來代替由愚昧而保有的"信"。因疑則問題齊來，因搜求問題分析問題即接近真理。他特意強調"認識這種真理需要理性比熱情多，實現這種真理需要韌性比勇敢多"。[10]

　　轉貼與他人不同的是，沈從文對啟蒙理性與啟蒙文學的執(zhí)著，既不"左"到與政治難分難解，也不"右"到使藝術成為"小擺設"的地步，他所深以為憂的也正是當時的"理論家都成了非左即右的代言人"[11]。但他并非不左不右、左右逢源的中間派，而是左右開弓、棱角分明。出于對舊政治黑暗、腐朽、暴虐的經驗與憎惡，他對一切政治采取了決絕的"游離"態(tài)度，而把啟蒙理念寄托于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理想的"發(fā)揚光大"上，亦即"一種美和愛的宗教，來煽起更年輕一輩做人的熱誠，激發(fā)其生命的抽象搜尋，對人類明日未來向上合理的一切設計，都能產生一種崇高莊嚴的感情，"[12]以此來救"愚"，實現現代性的"國家重造"。

　　沈從文之所以以一種"揪住什么東西就不輕易放過"(金岳霖語)[13]的單純而認真的堅實態(tài)度強調啟蒙運動，是因為他堅信知識和理性的完全抬頭，才"是一個國家真正進步的基礎"。只有這樣，青年人才能"消毒免疫"，才不至于被"簡化人頭腦"的現代政治"催眠"，去"迷信"空空洞洞的政治口號與"解決國家一切困難與矛盾"的政治全能主義。[14]為此，他呼吁"吹入一點清新活潑自由獨立的空氣，使之對于當前和未來多負點責任，能去掉依賴的自然習慣，受奴役麻痹的強迫習慣，對現實的腐朽氣味和蹊蹺形態(tài)，敢疑惑，敢否認，并仔細檢討現實，并批評凡用武力支持推銷的一切抽象。"[15]直到國共兩黨開戰(zhàn)之際，他還反復重申自己的啟蒙理想，即用"愛與合作"、"理性"與"知識"，"粘合"民族新的生機，"重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國家"。誠如康拉德所說，"給我相當的字，正確的字，我可以移動世界"，這也正是沈從文極其鐘愛的一句銘言。

　　在40年代一篇自白性的文章中，沈從文認為自己這個對政治無信仰、對生命極關心的"鄉(xiāng)下人"，獲得了"單獨"也獲得了"理性"。但這種"理性"的"單獨"卻使他這樣認定自己的事業(yè)："用一支筆來好好的保留最后一個浪漫派在二十世紀生命取予的形式，也結束了這個時代的情感發(fā)炎癥。"[16]顯然，他稱自己為"二十世紀最后一個浪漫派"是充滿苦澀意味的。

　　這不僅是指他用愛、合作與理性來給政治重新定義的理想，也是指他已認識到堅執(zhí)文化啟蒙信念，發(fā)揚光大"五四"未竟事業(yè)與社會需要相脫節(jié)。明知道政治解放已成為時代主潮的情況下，還要堅守自己的文化啟蒙理想，還要不顧利害地說些知識分子氣的話，的確是一種不合"社會需要"、不夠"現實"的浪漫。在"五四"高潮已完全蛻落，包括當年"五四"主陣營里的主要人物都發(fā)生分化的時候，沈從文這個只是受到"五四"余波影響的、從未出國留洋的"土作家"卻以鄉(xiāng)下人"認死理"的認真，自覺守護著40年代后期已成為"浪漫"的啟蒙理想，也自覺承擔著"不合時宜"的理想給自己人生命運帶來的挫折與磨難。

　　從"五四"到三四十年代，啟蒙精神的衰退固然有被救亡壓倒的客觀原因，但若從主觀因素考慮，應該說首先來自于知識分子理性精神的退化與獨立人格的萎縮。沈從文以敏銳的文化嗅覺捕捉到了時代主潮與理性精神的悖謬，及時提醒智識者，"一個國家真正的進步，實奠基于吃政治飯的越來越少，而知識和理性的完全抬頭。"[17]為此他痛心于一些作家"制造點綴時代風景"，"玩弄名詞復陶醉催眠于名詞下"，希望中國出現"三五十個老老實實的作家"。

　　可見沈從文對"五四"啟蒙精神的理性超越，不僅表現為對啟蒙對象、途徑與理想的深刻思考，更表現在對啟蒙主體的重新反思與批判，也即對啟蒙者自身的啟蒙。由此而導引出另一個命題：在政治成為信仰的年代，如何使理性與人格的建構相互為用?這將是其理性文學觀中最富"焦灼"意味與現實感的維度。

　　獨立品格：理性與人格

　　與許多作家以"他者"化的姿態(tài)將文化批判的矛頭對準那個未免籠統(tǒng)的"國民性"不同，沈從文更最難以忍受的是智識者自身的國民劣根性，而其要害首先在于人格的非獨立性。為此，他從文化反思、藝術創(chuàng)作乃至通過自身實踐對現代知識分子獨立人格的理性自覺、自醒與自救進行了全方位的追思。

　　首先需要的是深沉的理性反思與懺悔精神。他對人格奴化的警醒經過了一個長期的文化思考和深刻的歷史探索。他認為在久遠的歷史背景中，讀書人養(yǎng)成了一種"從龍""附驥"的心理狀態(tài)，"這個心理狀態(tài)，一直影響到現在，我們得承認那有個歷史的鬼在起作用!"[18]當務之急是把"歷史的鬼"從舊文化的墳塋中挖掘出來。

　　正如蘇格拉底所說，一個不經反省或檢討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人生，沈從文"檢查到個人生命中所保有的單純熱忱和朦朧信仰"，也系基于一種不簡單否棄而自覺"尋位"的現代懺悔精神：以"謹嚴認真持久不懈態(tài)度"，"長時期沉默而虔敬的有所從事";生"一種類似宗教徒的虔敬的皈依之心";"從各種挫折困難中用一個素樸態(tài)度守住自己"，"取同一沉默謙退的態(tài)度從事工作，而又能將這個忠于求知敬重知識的觀念特別闡揚"。余英時曾批評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為真理而真理的求知精神，把一切文化努力都化約為政治行動，致使中國學術思想衰微，政治素養(yǎng)也普遍低落。

　　他也許忽視了，他對現代人文知識分子的嚴格界說與西方標準早已由以"鄉(xiāng)下人"素樸、認真、沉默、謙退的態(tài)度從事文藝重造工作的沈從文做了生動形象的說明和執(zhí)著虔敬的踐履。沈從文也曾提出"從現實學習"的命題，但它是針對"追求現實、迷信現實、依賴現實"的習慣傾向而言的，實則是在對現實的懷疑、否定中，希望采取一種"為理想為信仰"工作的反現實態(tài)度。

　　這種"為人生遠景凝眸"的現實態(tài)度自然與聽命于現實、過于現實的"現時"、"現世"態(tài)度不同。他希望有人"可以看出一個鄉(xiāng)下人如何從現實學習，而終于仿佛與現實脫節(jié)，更深一層的意義和原因"，這"深一層的意義"無疑是以其獨特的反思精神與理性訴求為基底的。

　　其次是對學術本位與審美理性精神的高揚。沈從文是現代時期不多見的將文學與學術相提并論的作家之一。他要求把文學"從商場和官場解放出來，再度成為學術一部門"，"使文學作品價值，從普通宣傳品而變?yōu)槊褡灏倌炅慕浀?quot;。[19]沈從文并不完全是書呆子，他也看到政治在現代生活的重要性，也不蔑視政治，但他反對把真理等同于政治并進而等同于政策的功利主義，反對政治對文學的蔑視與侵害。他強調"有遠見的政治家"，是站在知識分子學術本位的立場，要求文藝與政治間建構一種更合理的關系。

　　因而，他同樣肯定"高尚人生理想的宣傳"。拿最招非議，被斥為高唱著"與抗戰(zhàn)無關"論的《一般或特殊》來說，沈從文也是基于以"沉默努力"的工作來"對于中華民族的優(yōu)劣作更深的探討，更親切的體認"的啟蒙目的，是著眼于未來的。"一切文字都是宣傳，正如說一切文字都可以載道，可是自從在作家間流行著這句話后，有好些人從此以后似乎就只記著宣傳兩個字。在朝在野什么機關的也都記著宣傳，不大肯分析宣傳的意義。"[20]這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審美與理性精神的聯姻對作家主體的自我塑造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再次是理性至上的批判意識與實踐精神。沈從文有許多加入黨派的朋友，他卻未加入任何政黨，這是理性的自覺意識使然。鑒于政治、商業(yè)文化侵蝕、奴役知識分子人格的客觀事實，他對知識分子自由獨立人格的守護一直持有近乎本能的警惕。文學家高于政治家的提法便突出地表現了他理性至上的批判精神。針對陳詮為迎合國民黨獨裁政治需要而提出的"英雄崇拜"論，沈從文批駁道："領袖也是個人，并不是神。他要人相近，不要人離遠。

　　他要群眾信托愛敬，不要群眾迷信崇拜。"這里以人的原則剝離掉"偉人"身上的"神性"色彩。"若真的以一個人具神性為中心，使群眾由驚覺神秘而拜倒，尤其是使士大夫也如陳先生所描寫的無條件崇拜，這國家還想現代化，能現代化?"反詰中將個人崇拜的反現代本質披露無遺。在他看來，文學的崇高價值基于作家主體人格的理性至上精神，然而現實中的作家恰恰缺乏這一特操與信仰。

　　從事寫作的人"忙于革命，學術思想便缺少 五四 提倡的民治主義和科學精神訓練"，由此所導致的國家問題系與"中央欲集權，從黨著手，在黨中先廢除民主精神"的"黨政"有關，"與 五四 的 民治主義 和 科學精神 卻不相干。"易言之，這不是"五四"精神的"流弊"，而是"五四"精神的匱乏。[21]

　　綜此三個方面，沈從文對作家主體人格的要求以獨立不倚的"理性人格"為鵠的，而這也正是其自身人格的履踐。這與人們對他印象中的"浪漫"并不完全矛盾。其實可以這樣說，沈氏的文化人格是理性的，其性情氣質(或者說性格秉賦)則是浪漫的。

　　惟其是理性的，他對文學啟蒙的追逐充滿了永恒的浪漫理想主義情懷;惟其是浪漫的，他的審美創(chuàng)造又蘊含了不屈不撓的理性主義光輝。健全與偏執(zhí)、寬容與尖刻、謙遜與孤傲、樂觀與悲憤等人性的兩種側面經過相互激蕩的作用，就這樣奇妙地結合在他的"抽象的抒情"文本之中，不妨稱其為"理性浪漫主義"文學觀。

　　這是他獨標高格之所在，也系其不合時宜之淵藪。40年代后期，當沈從文從昆明返回已離開了九年的北京，看到現代政治與奴役統(tǒng)治所造成的人的神經不健全、頭腦簡化、麻木遲鈍等現象"終無從消失，只不過象是經過種壓縮作用，還保存得上好"，"痛苦和危懼"的心情尤其壓抑沉重。在1947年發(fā)表的長篇紀實散文《一個傳奇的本事》中，出現了"有勇氣的戰(zhàn)士"、"戰(zhàn)斗性"、"真正的勇士"這樣一些憤激的字眼，這在他以前的文章中從未出現過，與他慣常的平緩溫和的風格尤不諧調。

　　雖然自30年代以來他對黨治文化、宗教政治所造成的人格奴役與異化一直深懷焦慮，但此時面對理性精神在文壇的趨于退隱他心中悲憤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幾十年后給此文所做的附記中，沈從文證實了自己想到家鄉(xiāng)大多數知識分子"完結"的災難，提筆時"心中充滿了不易表達的深刻悲痛"[22]。而今天，當我們重提沈從文的理性觀，同樣產生了一種悲劇性的感喟。當然，現今的問題已不在于政治非理性的沖擊，而是價值非理性的泛濫。惟其如此，沈氏對理性浪漫主義精神的堅守與探討更富有警示意義。

　　參考文獻：

　　[1][2][3][7][10][12]《沈從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第261、259、267、292、241-242、379頁。

　　[4][5][6][18]《沈從文文集》第12卷，第115、114-115、341、386-387頁。

　　[8]阿倫•布洛克：《西方人文主義傳統(tǒng)》，三聯書店1997年版，第234頁。

　　[9]沈從文：《談進步》，《文藝季刊》，第1卷第3期。

　　[11][19] 沈從文：《文學運動的重造》，《文藝先鋒》第1卷第2期，1942年10月。

　　[13][16][22]《沈從文文集》第10卷，第337、294、162頁。

　　[14][17]沈從文：《<文學周刊>編者言》，天津《益世報》《文學周刊》第11期，1946年10月。

　　[15] 沈從文;《從現實學習》，天津《大公報》，1946年11月10日。

　　[20] 載《今日評論》第1卷第4期，1939年1月22日。

　　[21] 沈從文：《讀<論英雄崇拜>》，《戰(zhàn)國策》第5期，194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