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從傳播學和外交學的角度，探討了對外傳播的重要性。基于受眾對象分析，本文結合具體實例，強調(diào)對外宣傳報道要注重報道角度，并進行有效信息篩選，對外傳播宜采用歸化語言翻譯策略。
　　關鍵詞：受眾　信息　歸化　對外傳播
　　引言
　　法國文化關系政策學者Louis Dollot在20世紀60年代《國際文化關系》一書中最早提出了“國際文化關系”（International Cultural Relations）這一術語。他把國際文化合作關系的出現(xiàn)當成第三次文化革命：第一次是國家干預文化事業(yè)，第二次是大眾傳播媒介把文化財富和價值的享受面擴大為人民大眾。國際文化關系被稱之為第三個方面，是相對于政治與經(jīng)濟（貿(mào)易）關系而言的。從某種角度來說，處于第三維度下的對外傳播是一種潛移默化式的日常外交行為?！懊浇榧从嵪ⅰ?、“媒介是人的延伸”是傳播學宗師麥克盧漢奠定傳播學基礎最有名的兩句話。這兩句話言簡意賅，精辟地概括了媒體與信息、媒體與人的關系。置身于信息時代的人們對于“媒體是信息載體”這一功能大體不會產(chǎn)生什么質(zhì)疑，然而，人們對于“媒體是人的延伸”的理解可以是多角度的，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國際信息流動步伐加快，我們居住的世界變得越來越小，逐步成了麥克盧漢所預言的“地球村”。在地球村落中，媒體就是國家國際形象的延伸。正是在國際大眾傳播媒介發(fā)達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加緊了對國外民眾和國際公眾的輿論宣傳，以此樹立本國在國際社會上的良好國際形象?！半S著中國國際地位的迅速提升，外宣翻譯作為一項戰(zhàn)略性事業(yè)，應當成為我們的工作重點之一?！薄皩ν鈭蟮赖某晒εc否，首先取決于傳播效果，而跨文化傳播過程中漢語英語的英譯質(zhì)量如何直接影響到傳播效果的清晰度?！?br/>　　受眾分析
　　“我國各大英語媒體的受眾定位較為明顯，一般確定為：境外受眾(外國人和華僑)和國內(nèi)受眾(主要以外語學習為主)”?；谟⒄Z在國際傳播中的強勢地位，我國對外傳播的目標對象一般為擁有一定的文化素質(zhì)且母語是英語的外國人士，或者為較為精通英語的人士。讀者反應批評論(Reader-Response Criticism)認為文本的意義產(chǎn)生于讀者與文本的互動中，這種互動取決于語境和讀者的積極閱讀過程。對外傳播的讀者或受眾為外國人，由于語言和文化相異，所處政治體制可能又存在差異，對他國政務的熟悉程度也不盡相同，這就決定了對外傳播的任務是選擇一定的報道角度、一定的有效信息，并采用合適的語言翻譯策略來塑造本國在他國人士眼中的國際形象。
　　約翰費斯克認為文化產(chǎn)品具有雙重經(jīng)濟意義：金融經(jīng)濟和文化經(jīng)濟。所謂金融經(jīng)濟主要是指文化產(chǎn)品必須涉及交換價值；文化經(jīng)濟主要強調(diào)“使用”，即要“有意思”“有樂趣”“有社會身份感”。約翰費斯克堅持認為“在文化經(jīng)濟中，受眾作為生產(chǎn)者的作用是舉足輕重的”。換言之，在大眾傳媒中，受眾既是文化產(chǎn)品的消費者，也是文化消費的終極生產(chǎn)者。因而，在對外傳播中，首要問題是要充分考慮受眾對信息的接受度。
　　“由于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的不同，西方受眾對政府創(chuàng)辦的媒體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會采取一種懷疑的態(tài)度。西方受眾對待他們自己的政府如此，對待外國政府的媒體也是如此”。在對外傳播過程中，增強信息的可信度與認同度是至關重要的。
　　具體策略
　　報道角度。美國最負盛名的專欄作家李普曼較早就認識到媒體對世界的拷貝作用，并認為拷貝世界的產(chǎn)生和對我們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懊襟w的拷貝世界不是大眾媒體對真實世界的全面復制或拷貝，而是依據(jù)一定的價值觀、政治的或商業(yè)的意圖，對真實世界的加工和制作”。學者們普遍認同自中國1992年建立市場經(jīng)濟以來，新聞和傳媒報道由“聚焦政治(politics-focused)”轉為“多元化觀點聚焦(multiple-view focused)”。
　　科林·斯巴克斯從新聞價值的角度揭示了一個道理：優(yōu)質(zhì)傳媒(quality press)往往通過呈現(xiàn)(事件)的片段，由讀者自行完成對整個事件合乎邏輯的理解。Joke Hermes：就文本對文本意義做出解釋是遠遠不夠的，文本只有在讀者和文本之間產(chǎn)生互動時，文本才能獲取其意義。
　　隨著全球化的發(fā)展，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崛起。不同于暴力專制下的政治社會國家，市民社會以公民接受勸導而形成的普遍認同心理作為社會組織和領導的基礎。市民社會讓公眾對國際事務的關切和興趣與日俱增。在對外傳播中，選用合適的新聞報道角度能夠提升國家形象，促進國際交流，緩解可能出現(xiàn)的潛在“信任危機”。當金融危機爆發(fā)，悲觀情緒籠罩全球時，2008年10月6日的《中國日報》發(fā)文《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經(jīng)濟發(fā)動機》，此文塑造了中國“臨危不懼”的負責任大國形象。面對“三鹿奶粉”事件，《洛杉磯時報》（2008年10月3日）發(fā)文Living in China， Worrying about the Safety of the Food(生活在中國，食品安全令人憂)，文中通過列舉幾個小故事，說明“三聚氰胺”事件改變了中國普通百姓的牛奶飲用習慣。作為全球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之一，該報道的出現(xiàn)對中國的負面影響是可想而知的。《中國日報》于10月6日公布了未檢出三聚氰胺奶制品名單，于10月18日刊登了《：政府會對牛奶事件負責》一文。這些報道雖說是針對同一公共事件的，但是，由于報道角度不同，在受眾中形成的“文本意義”顯然有著“天壤之別”。因此，面對公共危機時，對外傳播的報道角度將決定危機的化解方式。
　　信息篩選。對外傳播可以涉及的信息是不計其數(shù)的。信息的流動是雙向的。走在信息技術革命最前列的“媒介帝國”的美國，每天向世界各地發(fā)送數(shù)以萬計的信息。這些信息無不體現(xiàn)著美國的文化價值觀，以極強的沖擊力和滲透力壓倒、吞噬著其他國家和地區(qū)的本土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當文化信息超出受眾的接受和處理能力時，會造成受眾的“文化緊張”和“文化休克”，同時也對文化傳播主權和文化傳播資源構成威脅。因此，在對外傳播中，信息量并非多多益善?！坝捎谛畔⑦^量和信息傳播的費用廉價，對一國而言，信息傳播的能力遠不如通過信息的有效篩選而擁有信息傳播的信譽重要”。信息刪選的標準是什么呢？
　　素有輿論界驕子之稱的梁啟超在《〈時報〉發(fā)刊例》中提出了“論說四條、紀事五條”的新聞理念?！罢撜f”四條，即“公”、“要”、“周”、“適”?！肮本褪且陨鐣鏋橹?，不附于一黨之見；“要”就是要揀“一國一群之大問題”，不要用小事來誤導讀者；“周”就是要分清主次；“適”就是內(nèi)容要適合中國國情。“紀事”五條，即“博”、“速”、“確”、“真”、“正”?！安本褪菑V博；“速”就是講求時效；“確”即準確；“真”就是真實；“正”即正直。
　　對外傳播由于是涉及國家形象的新聞報道，按照“要”“周”“適”“速”的標準進行信息篩選是非常有必要的。2009年5月8日，《中國日報》頭版“Official death toll of pupils issued”公布了“5?12”汶川地震學生死亡總數(shù)為5335人，并表示將嚴懲學校豆腐渣工程肇事者。2009年5月8日《華爾街日報》（根據(jù)筆者的觀察，在世界具有影響力的報紙中，《華爾街日報》對中國的報道相對較多，這可能跟中國舉足輕重的經(jīng)濟地位有關。）頭版立即刊登了“5?12”汶川地震的有關報道，題目為“China issues quake toll， but parents are skeptical”（災區(qū)家長懷疑官方公布死亡數(shù)據(jù)）。該文通過舉例展示了災區(qū)家長的不滿與消極態(tài)度。此文刊出，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中國政府對災區(qū)的關懷與付出的努力，也破壞了政府與災區(qū)人民同舟共濟的“親民”形象。5月11日，《中國日報》頭版大篇幅的報道都關注了“5?12”地震?！癆fter the quake， there is love， there is hope”(地震過后，人們生活有愛，有希望)，該文為后續(xù)報道，報道了德陽地震博物館將于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開館。博物館展出了繪畫和攝影作品?！坝袗郏邢Ｍ笔瞧渲械囊环?a href='http://www.athomedrugdetox.com/zixun/ertong/' target='_blank'>兒童繪畫作品，表達了災區(qū)人民對重建家園的信心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這些作品曾給去年奔赴災區(qū)的中國日報記者強烈的震撼。因此記者去年還倡議人們通過購買災區(qū)兒童的繪畫作品來捐錢資助災區(qū)的人民?！癙ublic must be‘ready against disasters’”（公眾對災難的應急機制教育）從國情與實際出發(fā)，報道了政府發(fā)行了災難預防和減少災難的白皮書，并將2009年5月12日定為首個國家災難預防日。《中國日報》的這些報道很好地回應了他國媒體的詆毀，而且體現(xiàn)了“要”“周”“適”“速”的新聞理念。
　　語言“歸化”處理。對外傳播中使用的語言翻譯策略不可小覷。歸化是翻譯中處理文化因素的兩種策略之一，最初是美國翻譯家勞倫斯?韋努蒂在其著作《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譯者的隱身》）一書中提及的。他認為歸化是采取民族中心主義的態(tài)度，使外語文本符合譯語的文化價值觀，把原作者帶進譯語文化(domestication)。歸化翻譯的最大特點就是采用流暢地道的目的語進行翻譯，在這樣的譯文中，不同文化之間的差異被掩蓋，原文的陌生感被淡化。歸化派主張將譯文讀者置于首位，注重語言的流暢地道；主張交際翻譯，認為翻譯不僅要克服語言障礙，更要克服文化障礙，盡力避免文化沖突。因此，翻譯時應盡可能將原語文化轉換成目的語文化，使譯文讀者獲得與原文讀者相同或相近的認知和感受。“外宣英譯的目的是讓其受者明確無誤地理解譯文所傳遞的信息，要達到這一目的，譯者應設法化解漢英兩種語言在風格、邏輯、文化等方面的差異，以目的語為歸宿，使譯文受眾在攝取信息的過程中不遇到障礙”。
　　在對外傳播中，基于受眾對象，宜采用歸化策略，以此增加認同感，減少文化沖突和誤解，取得良好的溝通效果。例如：將“緊急融資、緊急援助”譯為“bailout”；“封口費”譯為“hush money”；“限薪”譯為“pay cap”；“消耗巨資拍攝的影片”譯為“blockbuster”；“韓朝關系解凍”可譯為“thaw in Korean relations”;“大型慶典”譯為“mass pageant”；“固定工資”譯為“frozen salary”等。
　　對外傳播中歸化策略的運用還要求譯者盡可能從目的語中尋求對等信息或借鑒相關表達。在2008年美國總統(tǒng)大選中，出現(xiàn)了一些帶有特有文化烙印的詞兒。其中，麥凱恩的競選助手佩林使用的“We’re a couple of mavericks”甚為流行。該詞原為人名，是德州的一個律師，由于客戶以農(nóng)場抵債，他被迫成為農(nóng)場主，他沒有像當時的其他農(nóng)場主一樣在牲口上烙印。Maverick成了不打烙印牲口的代名詞，現(xiàn)佩林引典，用 Maverick表示“標新立異的人”。同樣的，在總統(tǒng)競選中冒出的“swift boat policy”也頗有淵源，它表示“抹黑政治策略”。該短語源于克里競選總統(tǒng)。在克里參加總統(tǒng)競選時，作為曾經(jīng)是美方海軍司令的他（戰(zhàn)艦名稱swift boat）遭到老兵的攻擊。此外，2009年4月，豬流感在美國暴發(fā)之際，美國政府號召國民減少不必要的墨西哥之旅，以減少病毒感染的可能性。美國總統(tǒng)奧巴馬用“close the barn door when the horse is out”來形容這個政策是馬后炮，是毫無意義的。如果我們用這個典故來表達“馬后炮，亡羊補牢”之義，似乎要比“Hindsight is twenty-twenty”“A stitch in time saves nine”“It’s never too late to mend”更富有新意和受眾友好些（target-audience-friendly）。如果這些翻譯在相關的對外傳播中采用，不但體現(xiàn)了新聞的時效性和時代感，而且受眾不需費周折，很快能夠理解信息內(nèi)容，增強了對外報道的可接受性和可讀性。
　　結語
　　從外交學和傳播學的角度而言，對外傳播是關乎國家形象的新聞報道，是介于外交學與新聞報道的一種活動。由于對外傳播的特殊性，選擇新聞報道的角度直接影響著國家的形象和危機化解方式；對外傳播中要進行有效的信息篩選，力求做到“要”“周”“適”“速”;基于受眾對象，對外傳播中宜采用“歸化”語言翻譯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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