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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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燕敏 白瑞芬1由 分享
隨著有線網絡、無限網絡和手機網絡的普及,人們使用網絡通信聊天已經成為重要的交際方式,網絡語言隨之產生。對網絡語言的研究可以分為會話語言研究和非會話語言研究,二者之間的關系類似于土白與文理的關系。網絡會話語言是在QQ、MSN等一對一、一對多或者多對多的聊天環(huán)境中,為了提升聊天輸入的效率而使用的語言,它強調迅捷、及時和會意等特點。而非會話語言則是在博客、論壇、網絡媒體報道中使用的語言,它相對于會話語言具有莊重性、明確性和創(chuàng)新性等特點。當前對網絡會話語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表現研究。本文通過借用Verschueren的順應理論深入探討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因素。
Verschueren順應理論的導入
語言運用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它是交際雙方為了能夠使信息正常傳達而選擇合適的語言、使用恰當的方式表達并讓對方明白自己意圖的過程,語言交流遵循實用性原則,語言選擇和表達方式會隨著對象的變化而發(fā)生變化。語用學家Verschueren在他的《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書中提出語言綜觀說和順應理論,從語言交際相互順應的角度系統而全面地闡釋了語言運用的動態(tài)過程。他認為語言使用過程是不斷選擇語言的過程,這種選擇可能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
Verschueren同時認為說話人選擇的不只是語言形式,還有交際策略。語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夠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作出種種恰當的選擇,是因為語言具有三種特性: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變異性指“語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商討性指“所有的選擇都不是機械地或嚴格按照形式——功能關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的基礎上完成的”;順應性指“語言能夠讓其使用者從可供選擇的項目中做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語境的需要”,這三種特性互為關聯,但以順應性為主要特征。根據Verschueren的順應論,網絡會話語言的選擇可被看做是一種在高度的意識狀態(tài)下,為達到交際目的而在語言使用的各個方面作出選擇的動態(tài)過程。
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分析
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性主要指網絡會話語言可供選擇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和選擇空間的大小同會話者之間的協商與約定密切相關,同會話者表達創(chuàng)新性密切相關,也同會話者之間的順應性密切相關。網絡會話者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上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網絡會話語言,創(chuàng)造出適合交流溝通的多種語境,這種語言變異可以得到其他會話者和媒體的認同、響應和追捧,進而進一步刺激了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
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主體。單純從概念性的使用主體分析已經不能科學地涵蓋網上使用主體的特性,從社會統計特征方面分析,有助于我們對整個網絡會話語言使用群體的把握,也有利于進一步分析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問題。
1.網絡會話語言使用頻率與語言變異。不同的網絡使用者具有不同的網絡語言使用頻率,從社會統計特征方面看,城市人口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農村人口;35歲以下的青年群體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35歲以上的群體;本??扑揭陨系娜后w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高中以下人群;知識型職業(yè)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勞動型職業(yè)的使用頻率。從性別和收入狀況看,網絡會話語言使用主體性別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與經濟收入正相關關系不明顯。因此,網絡會話語言使用高頻群體為35歲以下、受教育程度較高、知識型職業(yè)的城市男女;網絡會話語言低頻使用群體為35歲以上、受教育程度較低、勞動型職業(yè)的農村男女;介于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群體為普通使用群體。由于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群體覆蓋范圍極大,不同會話者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個體喜好,這為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提供了基礎。
2.網絡會話語言創(chuàng)新與語言變異。網絡會話語言創(chuàng)新貢獻率主要指某一群體對網絡會話語言發(fā)明或引領貢獻程度。從分析來看,網絡會話語言的貢獻率與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頻率存在正相關關系,高頻使用群體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具有領導性地位,其他群體則表現出對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順應。
3.網絡會話語言的適應態(tài)度與語言變異性。網絡會話語言的適應態(tài)度主要指網絡使用群體對現存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和適應態(tài)度。中老年人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和適應是一種被動的態(tài)度,而青年男女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態(tài)度則是積極主動的;白領職業(yè)對網絡會話語言的態(tài)度是積極引領的,而藍領職業(yè)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則是被動適應。這一社會統計分析表明,大部分網絡會話語言首先在白領青年群體中出現或者受到他們的強力推動而成為普遍性的網絡語言。如“MM”“大蝦”“杯具”等網絡詞匯被創(chuàng)造并被高頻使用,逐步推廣成為網絡世界的通用詞匯,其他群體無異議地接受并使用這些詞匯或表達方式。
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動力。網絡會話語言作為即時性會話語言,需要會話者雙方或多方處在同一環(huán)境并能相互理解對方的意思,會話者之間必須處在動態(tài)的語言狀態(tài)。因此,網絡會話語言是會話者之間建立協商和順應的結果,也是引起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動力。
1.跨文化交流是網絡會話語言產生變異的直接動力。網絡會話是在超越空間的網絡世界中進行的,會話者之間不存在空間距離的問題,但存在因空間距離造成的地域文化差異,即會話主體的現實世界文化背景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文化價值體系。為了能使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會話者之間消除文化障礙正常交流,就需要在本民族文化、地域方言文化的基礎上通過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的模式,建立通行網絡會話的基礎或模式。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就是在跨文化交流的推動下,通過多種可能性的選擇而最終建立起一套變異性極強的網絡會話通用語言。不同地域的人們通過網絡交流,新詞語、新概念、表達方式的不斷出現,極大地豐富了網絡會話語言系統,助推了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例如,“我是出來打醬油的”標識對某些話題不愿表態(tài),多喻指網絡上不談政治,不談敏感話題;“我又被和諧了”,意指“我的帖子又被刪除了”。
2.順應性是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主要動力。順應性指語言能夠讓其使用者從可供選擇的項目中做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語境的需要。“同樣的事態(tài)可以用非常不同的句法結構來描寫。”在網絡會話語言交際過程中,使用者選擇哪種句式則取決于語言的順應性。網絡會話語言的順應性極大地滿足了使用者的變通靈活性,只要交流者之間有預先的約定或者潛在的預定,他們的網絡會話完全可能變成符號表意形式。如網絡會話中的“火星文”是由符號、繁體字、日文、韓文、生僻字或漢字分拆部分等非正規(guī)化文字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表達方式,“==我”其意為“等等我”;“莓兲想埝禰巳宬儰1種漝慣”其意為“每天想念你已成為一種習慣”;“偶口以跟你做朋友嗎?”“醬很好??!”其意為“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嗎?”“這樣很好呀!”;“1切斗4幻j,↓b倒挖d”其意為“一切都是幻覺,嚇不倒我的”。
3.媒體是網絡會話語言的助推力。媒體對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具有強化和放大的作用,一方面,媒體作為主流文化的代表,其影響力和影響范圍要遠遠大于即時會話語言等亞文化的影響力,網絡會話語言一經被媒體采用就會放大會話語言原有的影響力,如“美眉”“很女人”“被幸福”等被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接受,就可能成為主流社會文化的使用語言。另一方面,媒體語言在積極地吸收著來自網絡會話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語言成分,使網絡會話語言成為主流媒體語言的重要來源之一,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的部分肯定,進一步刺激了網絡會話語言的發(fā)展,刺激了網絡語言使用者在張揚語言個性、促使語言變異的欲望。
結語
總之,正如陳原在語言社會學中講到的,在某種特殊情境不能使用或不滿足于使用語言(有聲語言或書面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常常求助于能直接打動人的感覺器官的各種符號代替語言,以便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做出反應。網絡會話語言是在網絡世界即時會話中的順應變異,這種順應變異集中體現了會話語言的動態(tài)過程,也進一步印證了Verschueren從語言交際相互順應的角度闡釋語言運用的動態(tài)過程的合理性。
參考文獻:
1.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1頁。
2.傅福英、盧松琳:《論網絡語言的進化及特色——以模因論為視角》,《南昌大學學報》,2010(7)。
3.李淑華:《語言順應的哲學思考》,《學習與探索》,2006(5)。
4.呂明臣、李偉大、曹佳:《網絡語言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0頁。
5.陳原:《語言社會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
Verschueren順應理論的導入
語言運用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它是交際雙方為了能夠使信息正常傳達而選擇合適的語言、使用恰當的方式表達并讓對方明白自己意圖的過程,語言交流遵循實用性原則,語言選擇和表達方式會隨著對象的變化而發(fā)生變化。語用學家Verschueren在他的《Understanding Pragmatics》一書中提出語言綜觀說和順應理論,從語言交際相互順應的角度系統而全面地闡釋了語言運用的動態(tài)過程。他認為語言使用過程是不斷選擇語言的過程,這種選擇可能是有意識的或無意識的。
Verschueren同時認為說話人選擇的不只是語言形式,還有交際策略。語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夠在使用語言的過程中作出種種恰當的選擇,是因為語言具有三種特性: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變異性指“語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選擇的可能性”;商討性指“所有的選擇都不是機械地或嚴格按照形式——功能關系作出的,而是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的基礎上完成的”;順應性指“語言能夠讓其使用者從可供選擇的項目中做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語境的需要”,這三種特性互為關聯,但以順應性為主要特征。根據Verschueren的順應論,網絡會話語言的選擇可被看做是一種在高度的意識狀態(tài)下,為達到交際目的而在語言使用的各個方面作出選擇的動態(tài)過程。
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分析
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性主要指網絡會話語言可供選擇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和選擇空間的大小同會話者之間的協商與約定密切相關,同會話者表達創(chuàng)新性密切相關,也同會話者之間的順應性密切相關。網絡會話者在高度靈活的原則和策略上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網絡會話語言,創(chuàng)造出適合交流溝通的多種語境,這種語言變異可以得到其他會話者和媒體的認同、響應和追捧,進而進一步刺激了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
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主體。單純從概念性的使用主體分析已經不能科學地涵蓋網上使用主體的特性,從社會統計特征方面分析,有助于我們對整個網絡會話語言使用群體的把握,也有利于進一步分析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問題。
1.網絡會話語言使用頻率與語言變異。不同的網絡使用者具有不同的網絡語言使用頻率,從社會統計特征方面看,城市人口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農村人口;35歲以下的青年群體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35歲以上的群體;本??扑揭陨系娜后w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高中以下人群;知識型職業(yè)使用網絡會話語言的頻率遠遠高于勞動型職業(yè)的使用頻率。從性別和收入狀況看,網絡會話語言使用主體性別之間沒有明顯的差異;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與經濟收入正相關關系不明顯。因此,網絡會話語言使用高頻群體為35歲以下、受教育程度較高、知識型職業(yè)的城市男女;網絡會話語言低頻使用群體為35歲以上、受教育程度較低、勞動型職業(yè)的農村男女;介于這兩個群體之間的群體為普通使用群體。由于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群體覆蓋范圍極大,不同會話者具有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個體喜好,這為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提供了基礎。
2.網絡會話語言創(chuàng)新與語言變異。網絡會話語言創(chuàng)新貢獻率主要指某一群體對網絡會話語言發(fā)明或引領貢獻程度。從分析來看,網絡會話語言的貢獻率與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頻率存在正相關關系,高頻使用群體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具有領導性地位,其他群體則表現出對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順應。
3.網絡會話語言的適應態(tài)度與語言變異性。網絡會話語言的適應態(tài)度主要指網絡使用群體對現存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和適應態(tài)度。中老年人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和適應是一種被動的態(tài)度,而青年男女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態(tài)度則是積極主動的;白領職業(yè)對網絡會話語言的態(tài)度是積極引領的,而藍領職業(yè)對網絡會話語言的使用則是被動適應。這一社會統計分析表明,大部分網絡會話語言首先在白領青年群體中出現或者受到他們的強力推動而成為普遍性的網絡語言。如“MM”“大蝦”“杯具”等網絡詞匯被創(chuàng)造并被高頻使用,逐步推廣成為網絡世界的通用詞匯,其他群體無異議地接受并使用這些詞匯或表達方式。
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動力。網絡會話語言作為即時性會話語言,需要會話者雙方或多方處在同一環(huán)境并能相互理解對方的意思,會話者之間必須處在動態(tài)的語言狀態(tài)。因此,網絡會話語言是會話者之間建立協商和順應的結果,也是引起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動力。
1.跨文化交流是網絡會話語言產生變異的直接動力。網絡會話是在超越空間的網絡世界中進行的,會話者之間不存在空間距離的問題,但存在因空間距離造成的地域文化差異,即會話主體的現實世界文化背景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文化價值體系。為了能使不同國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會話者之間消除文化障礙正常交流,就需要在本民族文化、地域方言文化的基礎上通過變異性、商討性和順應性的模式,建立通行網絡會話的基礎或模式。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就是在跨文化交流的推動下,通過多種可能性的選擇而最終建立起一套變異性極強的網絡會話通用語言。不同地域的人們通過網絡交流,新詞語、新概念、表達方式的不斷出現,極大地豐富了網絡會話語言系統,助推了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例如,“我是出來打醬油的”標識對某些話題不愿表態(tài),多喻指網絡上不談政治,不談敏感話題;“我又被和諧了”,意指“我的帖子又被刪除了”。
2.順應性是網絡會話語言變異的主要動力。順應性指語言能夠讓其使用者從可供選擇的項目中做靈活的變通,從而滿足語境的需要。“同樣的事態(tài)可以用非常不同的句法結構來描寫。”在網絡會話語言交際過程中,使用者選擇哪種句式則取決于語言的順應性。網絡會話語言的順應性極大地滿足了使用者的變通靈活性,只要交流者之間有預先的約定或者潛在的預定,他們的網絡會話完全可能變成符號表意形式。如網絡會話中的“火星文”是由符號、繁體字、日文、韓文、生僻字或漢字分拆部分等非正規(guī)化文字符號組合而成的一種表達方式,“==我”其意為“等等我”;“莓兲想埝禰巳宬儰1種漝慣”其意為“每天想念你已成為一種習慣”;“偶口以跟你做朋友嗎?”“醬很好??!”其意為“我可以和你做朋友嗎?”“這樣很好呀!”;“1切斗4幻j,↓b倒挖d”其意為“一切都是幻覺,嚇不倒我的”。
3.媒體是網絡會話語言的助推力。媒體對網絡會話語言的變異具有強化和放大的作用,一方面,媒體作為主流文化的代表,其影響力和影響范圍要遠遠大于即時會話語言等亞文化的影響力,網絡會話語言一經被媒體采用就會放大會話語言原有的影響力,如“美眉”“很女人”“被幸福”等被網絡媒體和傳統媒體接受,就可能成為主流社會文化的使用語言。另一方面,媒體語言在積極地吸收著來自網絡會話語言的創(chuàng)造性語言成分,使網絡會話語言成為主流媒體語言的重要來源之一,主流文化對亞文化的部分肯定,進一步刺激了網絡會話語言的發(fā)展,刺激了網絡語言使用者在張揚語言個性、促使語言變異的欲望。
結語
總之,正如陳原在語言社會學中講到的,在某種特殊情境不能使用或不滿足于使用語言(有聲語言或書面語言)作為交際工具,常常求助于能直接打動人的感覺器官的各種符號代替語言,以便更直接、更有效、更迅速地做出反應。網絡會話語言是在網絡世界即時會話中的順應變異,這種順應變異集中體現了會話語言的動態(tài)過程,也進一步印證了Verschueren從語言交際相互順應的角度闡釋語言運用的動態(tài)過程的合理性。
參考文獻:
1.Verschueren J.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55~61頁。
2.傅福英、盧松琳:《論網絡語言的進化及特色——以模因論為視角》,《南昌大學學報》,2010(7)。
3.李淑華:《語言順應的哲學思考》,《學習與探索》,2006(5)。
4.呂明臣、李偉大、曹佳:《網絡語言研究》,吉林:吉林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0頁。
5.陳原:《語言社會學》,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