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是不是只要滿懷謙卑、死亡和敬畏的意識，我們就找到了拯救生態(tài)環(huán)境的靈藥?是不是對崇高做出生態(tài)意義上的界定或修正，我們就解決所面臨的困難?自然深奧莫測的“他性”不僅令我們懊惱不安，而且一想到我們就是這異己力量中的一部分卻又讓我們感到震驚。我們于是設法與自然較量智慧，否認、逃避或征服它，我們的心智力量構成了傳統(tǒng)崇高觀念的基本構架。這一構架又通過“超越觀”肯定了個體行為的合理性。通過這一超越觀，外部世界被馴服或被抹除掉。就此而言，康德的話又再次發(fā)揮了關鍵作用：“對自然界的崇高感是對自我使命的崇敬，并經由某種轉換付與了自然界(客體成為主體的媒介)，于是我們的理性使命感與優(yōu)越性便被形象化地表達出來了。”康德由此把現象世界有效地轉化成了人類精神的表征。因此，維斯凱無不正確地指出，康德的崇高觀念是“把外部世界變成心智并與自我發(fā)生關系的象征”，然后祛魔為“虛無”，卻把自我留在了理性的光環(huán)中。
　　我們還可從梭羅《克塔登山》中充分體驗到一種生態(tài)學意義上的崇高感。該文收集在梭羅《緬因森林》文集里。它講述了梭羅游覽克塔登山的個人感受。令我們驚異的是，登山者激情頓悟上的突變不是發(fā)生在他登臨絕頂時的喜悅中，而是在下山的途中，在他穿越那片“火燒地”的途中。梭羅在下面這段文字中表達了他的崇高體驗：
　　我站在那里對我自己的身體感到恐懼，這個縛住我的物質現在令我感到陌生，我害怕的不是精靈，鬼怪，我就是其中之一，我的身體就是其中之一。但我害怕身體，見到身體我會發(fā)抖。這個掌握著我的巨人是什么東西?神秘之談?想想我們在大自然里的生命，每天要與之接觸的事物，巖石、樹、吹過我們臉頰的山風!堅固的地球!現實的世界!常識!接觸!接觸!我們是什么人?我們在哪兒?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段文字，我們需要回到梭羅對他在克塔登山脊上那種失望情緒的描寫上，因為兩段文字具有密切的聯(lián)系。梭羅獨個兒登山攬勝的體驗同樣是對博克式崇高觀念的一個典范例釋。我們對他筆下的自然意象略加注意，就足夠證明這一點：“那里溝壑縱深而狹窄，山坡上煙籠霧鎖”；各種植物“叢叢緊簇”；“一條寬闊的坡級”沿著山麓逶迤而上；“裸露的巖石群奇崤如犬羊交錯”；“天空慘云千態(tài)萬狀”；“還有一條陰冷而洞隙密布的地段”，“惡云緊疊”。梭羅將這次艱苦跋涉稱做“險峻猶如撒旦穿越亙古混茫的混沌”，大地“初始未化，沉郁生風”，“怪石橫道”，“野性未馴”；自然啊!“浩遠、博大而非我族類，亦由此可見”。
　　梭羅明顯的意圖與其是說地形給旅行帶來了困難與艱辛，不如是說自然之他性以及它未馴化的野性。梭羅替自然說道：“我不能憐憫你，亦不會袒護你，但我將無情地把你從這里趕到我能寬容的地方”。固當他代自然傳達出這番忠告時，繼起的體驗征服了他，使他不知所措，使他感到謙卑。他知道自己開始與自然軒輊分明。崇高意義上的感受持續(xù)著，甚至潛在地延伸到篇末。梭羅說：“我已很充分地意識到，這就是原始、一塵不染、永不會被馴化、令人生畏的自然，或許人們還有其它的稱呼”。此時“自然”一詞這個熟習的概念變得陌生起來。語言的工具性瓦解了，物／詞之間的分裂鮮明地浮現在他的意識中。愛爾敦說道：“正是陌生化動搖了我們的自鳴得意，我們不再相信語詞的充分性了。”面對語言之局限性，梭羅“只能用否定人類概念的方式來描寫眼前的事物”固，即言說事物不是什么的方式來表達他對語言的懷疑：“這里不是人類的花園而是亙古初始的地球。它不是草坪，不是牧場，不是休閑地，不是林地，不是牧地，不是可耕地，不是荒原。它是地球濕潤而富有生意的地表。人如何能與地球聯(lián)袂在一塊呢?地球是廣闊奇妙的物質，而不是吾人類的大地母親。”
　　我們注意梭羅多次刻意使用“物質”(matter)一詞，因為在他看來該詞預示了物質“超越了心智的控制”。“物質”一詞作為一個符號，他是從中性意義上來使用的，指稱那個神圣、不容命名的“結實的地球”，那個不受人意志控制而倔強的“真實世界”，更是他對語言的有意選擇。他跟世界的接觸超越了語言、理性和邏各斯的范圍，他與自然之間取得了“與世接混茫”的同一。奧爾斯拉格在《原野的思想》一文中評論道：在《克塔登山》中，梭羅“否定了傳統(tǒng)范疇的合法性，因為它們只是從表面上去界定森林、動物以及粗獷的自然。梭羅更是認為，原野真正意義根植于活生生的自然精神中，根植于人與自然有意識的關系中，而不是存在于人的概念或人對自然的比興中。梭羅要揭示的恰恰是事物被語言遮蔽了的出場或臨在”。的確，即使精于從文字上研究梭羅的人也無可否認“克塔登山”本身是對真實自然景觀的體驗，它以它原始的存在深深地觸動了梭羅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