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策問與對策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考試方法確立于西漢前期。漢文帝時期兩次詔舉賢良是策試制度化的開始。漢武帝建元元年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出現(xiàn)了董仲舒的三次對策。漢武帝元光元年的策問，出現(xiàn)了公孫弘的對策。西漢前期是古代策試制度化的重要時期，它確實選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對中華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關鍵詞:西漢;策問;對策
Abstract: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olicies as a systematic examination method established in the early Western Han Dy-nasty．The beginning of the method started from Emperor Wen of Han recruiting talents for two times．In 135BC when EmperorWu of Han reigned，there emerged three famous\"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policies\"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scholar DongZhongshu(179－104BC)．By the first year of Guanyuan(134BC－129BC)，he asked questions on policies to the scholar Gong-sun Hong who gave brilliant answers．The early period of Western Han Dynasty as a crucial time for this kind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elects the talents and cast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Western Han Dynasty;questions on policy;answers
“策問”是古代以策試士時由主考一方出題發(fā)問，其中由皇帝親自發(fā)問或者代表皇帝發(fā)問的稱為“制策”，由各級主考的政府部門發(fā)問的稱為“試策”。士子的回答則稱為對策。
一、漢文帝時期的策問與對策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論述道:“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1］，這里的應詔而陳政，即是針對統(tǒng)治者關于時政的策問給以準確的回答。作為一種制度化的考試方法，它確立于西漢前期。
據(jù)《漢書·文帝紀》載，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發(fā)生了日食，文帝以為這是上天對自己的施政有過給以警戒，所謂“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因此下詔令臣民上言自己的過失，同時要求“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漢文帝再次下詔，要求“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2］關于文帝策問的具體內(nèi)容，《漢書》記載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nèi)，舟車所至，人跡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并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nèi)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zhí)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于國家之大體、通于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shù)，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zhí)事。嗚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分析這篇策問我們可以看出五個層面的含義:一是對古代統(tǒng)治者的推崇與效仿;二是對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對自己進行解剖與評價;四是講自己征舉賢良及直言極諫者的目的，“將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對策的問題作出說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要求賢良們認真對待，作出答策。
從策試的視角來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兩次詔舉賢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糾正自己施政的過失，考試的性質(zhì)還不十分明顯;第二次策問則明確提出皇帝要親自進行策試的具體內(nèi)涵，并且要采納賢良們的建策，這可以看做策試制度化的開始。而從被舉薦的賢良方正之對策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他們對于時政和治國方略確是深有見地。
如這次的詔舉賢良文學士，晁錯獲得了第一，他在對策文中按照皇帝策問的內(nèi)容層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謙;接著對“詔策曰‘明于國家大體’”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通于人事終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直言極諫’”作出回答，他以五霸為例講了春秋五個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極諫的“方正之士”的輔佐，能夠“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nèi)亡邪辟之行、外亡騫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稱為“賢主”;再接下去是對“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寧之禍”產(chǎn)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親疏皆危、外內(nèi)咸怨、離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狀況，又以漢文帝即位以來為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nèi)的諸多惠政作為對比，稱贊這些是“上世之所難及”、“道純德厚”，“元元之民幸矣”;最后，他對“詔策曰‘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作出回答，認為“五帝其臣莫能及，則自親之;三王臣主俱賢，則共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漢文帝資材不亞于五帝，然君臨天下十六年來，“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之所以如此，“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他希望漢文帝能夠親身治理朝政，以實現(xiàn)天下之治［3］。
二、漢武帝時期的策問與對策
漢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詔，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這次的詔舉賢良是否進行了策試，史無明文，但是丞相衛(wèi)綰借此機會提議“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漢武帝的批準。不過，此時的西漢王朝是竇太后掌握實權，“太后好黃老之言”［4］，推崇儒術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大夫趙綰、郎中令王臧或貶或死，想來策試也很難順利進行。
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時竇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開始獨立行政，《漢書》載武帝乃再次“詔賢良曰:‘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錯不用，德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fā)渠搜，氐羌徠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鳳在郊藪，河洛出圖書。嗚乎，何施而臻此與!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淵水，未知所濟。猗與偉與!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夫之所睹聞也。賢良明于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篇，朕親覽焉。’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5］161這是漢武帝的策問文，它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是推崇歷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之治;二是要求士子們對現(xiàn)實的政治狀況提出建策，怎樣做才能夠“章先帝之洪業(yè)休德，上參堯舜，下配三王”，要求賢良們“著之于篇，朕親覽焉”［5］161。
值得注意的是這段史料的最后說:“于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孫弘是在同一次對策中脫穎而出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傳記，我們發(fā)現(xiàn)不是這么回事。
考《漢書·董仲舒?zhèn)鳌份d:“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后百數(shù)，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傳中載有武帝的策問文，“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事之統(tǒng)，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俊，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褎然為舉首，朕甚嘉之。
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沒，鐘鼓筦弦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虖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涂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眾，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后王而后止，豈其所持操或?？姸浣y(tǒng)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與?嗚乎!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脩何飭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業(yè)，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苿e其條，勿猥勿并，取之于術，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zhí)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比較一下《武帝本紀》所載的策問文與《董仲舒?zhèn)鳌匪d的策問文，我們可以看出明顯的不同。分析《董仲舒?zhèn)鳌匪d的策問文，武帝首先談到自己肩上的擔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寧、殫精竭慮猶恐有缺，所以要廣延豪俊賢良之士，“垂聽而問”，“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其次，他對歷史進行了回顧，推崇五帝三王之道，對大道微缺、王道大壞、很多人想要恢復先王之法而不能，發(fā)出疑問，“豈其所持操或?？姸浣y(tǒng)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與?”還是他們所為屑屑無補于世呢?他明確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他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說明了自己所要達到的目標，“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奸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實現(xiàn)“膏露降，百谷登，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望這些通曉先圣之業(yè)的豪俊賢良“明以諭朕”，條分縷析，“取之于術，慎其所出”，即使與當今的執(zhí)政者有關的事情，也可以直言無諱，不必擔心后患，因為對策文“興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開啟審閱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
對于漢武帝的策問，董仲舒作出了對策，他的對策可以分為如下幾個層面:第一，他提出了著名的“天人感應”學說。董仲舒總結(jié)了春秋時期的歷史，對天人關系進行了解說:“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他認為天心都是愛護人君的，除了那些太無道的君主，“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而已矣”。這里的“強勉”就是努力實踐的意思，“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這里的“學問”和“道”是他特別提出的兩點。
第二，他對漢武帝提出的疑問進行了回答，重點解釋了“五帝三王之道”。“道”是什么?是實現(xiàn)“治世”的路徑，而仁義禮樂就是踐行“道”的工具。古代的圣王故去了，其子孫之所以能夠“長久安寧數(shù)百歲”，是禮樂教化深入民心之故。后世的君主之所以“政亂國危者甚眾”，乃是由于所任非其人、所由非其道，他指出“周道衰于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而宣王能“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周道粲然復興”，這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所以治亂廢興不在天命，而在于當世君主自己，乃“其所操持悖謬失其統(tǒng)也”。
他對“天命”的解釋是“皆積善累德之效也”，而災禍的產(chǎn)生則是由于繼世之君“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致使“邪氣積于下，怨惡畜于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盭而妖孽生矣”，這就是說現(xiàn)實社會中的災禍都是由于君主失德、失政所造成的，皆是人禍。他對“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進行了解說，“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zhì)也，情者人之欲也”，這些本就不能純粹、一致，在于統(tǒng)治者的陶冶而成，孔子所說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于天，天是“任德不任刑”的，“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統(tǒng)治者應該“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zhí)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第三，他提出了對現(xiàn)實政治有極大價值的“正本”、“教化”和“更化”的建策。關于正本，他提出“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實現(xiàn)王道之終。關于教化，他提出萬民之從利猶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就不能止，君主要治理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具體做法就是“立大(太)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浸潤砥礪，“節(jié)民以禮”，就能做到“教化行而習俗美”。關于更化，他指出自西周末年到秦朝滅亡的天下大亂，“其遺毒余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捍，孰爛如此之甚者也”，漢繼秦之后，“如朽木糞墻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所謂“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當此風習敗壞之際，“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因此必須實行更化。針對漢武帝所問的“何脩何飭”，他提出“仁、誼(義)、禮、知、信五常之道”乃是王者所當脩飭”。
董仲舒的對策奏上以后，漢武帝看后非常感興趣，于是又進行了第二次策問:“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于巖郎之上，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
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內(nèi)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zhí)五刑以督奸，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秏矣哀哉!嗚乎!朕夙寤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yè)，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藉田以為農(nóng)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渾(淆)［殽］，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余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于文系而不得騁(歟)［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稱朕意。”漢武帝的這段策問也可以分為兩個層面:第一個層面仍是對五帝三王以至秦的歷史進行比較，提出的問題是:虞舜以無為而致天下太平，周文王忙得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也實現(xiàn)了天下之治，但兩個人的治理方法為什么不同呢?為什么勞逸的差別這么大呢?特別是西周王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于庭”，這不是節(jié)儉，但卻得到后世的稱頌，這“帝王之道豈異指哉?”;第二個層面是漢武帝談自己治理天下的一些做法，他努力效法前王，力本任賢，耕藉田、勸孝弟、崇有德、問勤勞、恤孤獨，但卻達不到古先哲王的理想狀態(tài)，他要求這些待詔的賢良就上述問題作出對策。
董仲舒針對漢武帝的第二次策問又進行了回答，就第一個層面關于虞舜和周文王勞逸不同的問題，他闡述說:虞舜時代之垂拱無為而天下治，那是由于“眾圣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的緣故，而周文王的“日昃不暇食”，乃是由于商紂王“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造成天下大亂，周文王為此深感痛苦，志欲安定天下，所以才忙得“日昃而不暇食也”，這是他們所處時代不同之故;關于西周王室的宮室制度，那是為了“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關于商周和秦的刑罰問題，武王滅商之后，改變了商朝的做法，大力推行教化，周公的制禮作樂即是，所以才有成康之治。而秦朝則不然，推崇的是申商之法，實行的是韓非那套學說，不以文德教訓天下，“誅名而不察實，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由此而造成“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nèi)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恥”，官風已然如此，秦“又好用憯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老百姓不能正常從事生產(chǎn)，群起為盜，秦又嚴刑峻法，“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就第二個層面的時政問題，他稱贊了漢武帝的做法是“堯舜之用心也”，至于效果不好，那是因為“士素不厲也”，也就是士子的素質(zhì)不夠。怎樣培養(yǎng)士子的素質(zhì)呢?就是要興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希望漢武帝“興太學，置明師，以養(yǎng)天下之士，數(shù)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至于造成“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的原因，都是由于“長吏不明，使至于此也”，即是官僚隊伍的素質(zhì)問題。這一方面是由于地方長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另一方面是這些官吏的升遷都是“(累)［絫］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所以才造成廉恥貿(mào)亂、賢不肖混淆。怎么解決呢?他提出了由“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wèi)，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對于所得到的賢士，“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這樣就可以實現(xiàn)三王和堯舜之治了。
董仲舒的對策上奏之后，漢武帝又進行了第三次策問:“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陰陽所以造化，習于先圣之道業(yè)，然而文采未極，豈惑乎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tǒng)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乎?‘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分析漢武帝的第三次策問，可以看到主要的問題有三個:其一，天人之應的問題;其二，從唐虞到桀紂的歷史總結(jié)問題;其三，“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與“不易者道也”的矛盾問題。同時漢武帝還批判了對策者策論文“文采未極”、“條貫靡竟，統(tǒng)紀未終”的缺點，要求答策者進一步說明。
董仲舒于是又進行了第三次對策。他首先承認漢武帝的批判是對的，然后就漢武帝的問題一一進行了回答。關于武帝所問的“善言天者必有徵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驗于今”，他提出天對萬事萬物都是一樣的，“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jīng)陰陽寒暑以成之”，古代的圣人能夠“法天而立道”，春生夏長，秋冬刑殺，“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就是“上揆之天道，下質(zhì)諸人情，參之于古，考之于今”，以見人事之“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所以古代“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為德化，所以犯法者少，而當今之世廢德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shù)”。怎么解決這些問題呢?他從理論的視角提出:“天令之謂命，命非圣人不行;質(zhì)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jié)”，作為統(tǒng)治者就是要“上謹于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是受命于天的，貴于萬物，所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后知仁誼;知仁誼，然后重禮節(jié);重禮節(jié)，然后安處善;安處善，然后樂循理;樂循理，然后謂之君子。”關于武帝所問的“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寖微寖滅寖明寖昌之道，虛心以改”，他以積少成多、積小致巨的道理作了解說，指出“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yè)業(yè)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寖明寖昌之道也”。他特別強調(diào):“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這就是唐虞之所以留下美名而桀紂給后人留下教訓的道理，“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余年，此其寖微寖滅之道也。”關于武帝所問的“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他提出了著名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認為道是萬世無弊的，所有的問題都是“道之失也”，即在實現(xiàn)道的過程中出現(xiàn)了偏差，為了補偏救弊而有相應的變化，這是時代的問題，所以“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從現(xiàn)實的問題來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
今漢繼大亂之后，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他對漢武帝的“舉賢良方正”作了肯定，認為這是“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可是讓他這個學者來論政事之得失，那不妥，“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但是他并未就此為止，他又提出了感到奇怪的問題:現(xiàn)在的天下和古代的天下是一樣的，“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與?有所詭于天之理與?”他對此的解說是身居高位的官吏們“與民爭利”，那些“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由此而造成老百姓的日益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勝者也。”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yè)，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在這篇對策的最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策:“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后統(tǒng)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6］至于公孫弘的對策，《漢書》明確記載是在元光五年(前130年)，這一年武帝再次“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又推薦了公孫弘。史載:“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谷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于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fā)渠搜，南撫交阯，舟車所至，人跡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修先圣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兇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tǒng)垂業(yè)，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這段策問從內(nèi)容上來看倒是和前述《武帝本紀》的意思相近，在這次對策中，“天子擢弘對為第一”，這成為公孫弘日后發(fā)達的開端。公孫弘的對策也是針對武帝的問而答的，首先他分析了“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的緣故在于統(tǒng)治者有“信”，所謂“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奸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那么怎么做才能有信呢?他提出八條:因能任官、去無用之言、不作無用之器、不奪民時不妨民力、有德者進無德者退、有功者上無功者下、罰當罪、賞當賢，“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其次，他對武帝所推崇的上古治世之成因作了解說，認為那是“人主和德于上，百姓和合于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再次，他對仁義禮智作了闡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其具體細目是“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涂，權輕重之數(shù)，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于上，謂之術”，這四者是治之本、道之用，不可偏廢。最后他簡單解釋了“禹湯水旱”的緣由，特別是湯時的大旱是受夏桀行惡的影響，而“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得出了“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的結(jié)論［7］。
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jié)論:即董仲舒和公孫弘并不是在同一次策試中脫穎而出的，從歷史的記載來看，董仲舒的對策如果確定為建元元年尚可說得通，但是把公孫弘的對策和董仲舒的對策捏在一起，則顯然與史實不符。
三、簡短的結(jié)論
以上我們敘述了文帝和武帝前期的策問和對策，總結(jié)起來可以得到如下幾點認識:第一，從考試的視角來說，文帝和武帝前期是古代策試制度化的重要時期，從文帝十五年開始的皇帝親自策試，開啟了中國古代以考試成績優(yōu)劣選拔官吏的途徑，經(jīng)武帝時期天人三策的完善，遂為后世所繼承，直到科舉制度創(chuàng)立后，成為科舉考試的重要環(huán)節(jié)，一直沿用到清末。
第二，從選拔人才的視角來說，西漢前期這種針對時政的策問，確實選拔出了高素質(zhì)的人才，對西漢前期的政治產(chǎn)生了良好的影響。如晁錯之建策削藩，董仲舒之建策“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公孫弘之建策取信于民，對西漢的歷史發(fā)展起著建設性的作用。
第三，從中國文化發(fā)展的視角來說，西漢時期這些學者的對策，豐富了中華文化的內(nèi)涵，經(jīng)過統(tǒng)治者的實施以后，變成了國家的政策，規(guī)定了以后中華文化的發(fā)展方向。如晁錯的削藩策，從中國歷史發(fā)展的長時段看，他確實抓住了帝制時代的政治脈搏，后世由于封藩與郡縣之爭而演化的種種斗爭，給晁錯的判斷作了絕好的注腳。再如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學說，影響了整個帝制時代的思想，他的“獨尊儒術”建策，更為中華文化筑就了抵御外來文化侵蝕的堤防，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間社會，構成中華文化的主流，成為中華民族區(qū)別于世界其他民族的顯著特色。
從這幾點簡單的認識中，我們感到西漢前期的策問和對策有著重要的研究價值，值得我們深入的發(fā)掘和考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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