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儒家思想在造就晉初士人“立功洲立言”的創(chuàng)作心態(tài)的同時，對文學創(chuàng)作亦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美刺”詩教傳統(tǒng)的繼承
《毛詩序》中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并提出“美刺”原則，這是典型的儒家詩教理論。所以清人程庭柞指出:“漢儒言詩，不過美刺兩端。”漢末建安直至正始以來，隨著儒學統(tǒng)治地位的下降，儒家詩教傳統(tǒng)也不再是文學創(chuàng)作的唯一法則，但仍對文學有一定的影響力。
晉初文人繼承了儒家“美刺”詩教傳統(tǒng)。武帝初，提倡節(jié)儉，勵精圖治，采取了一些進步的政治措施，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西晉的統(tǒng)一也改變了分裂時期的凋敝景象，出現(xiàn)了短暫的太康中興局面。社會的安定與統(tǒng)一激發(fā)了文人的盛世夢想，從而為之搖旗吶喊。摯虞作《太康頌》，張載作《平吳頌》《檬祀賦》《劍閣銘》為晉室張皇聲勢?！睹熟胭x》作于咸寧年間，著力鋪寫檬祀池水的壯觀，寫出了它激通渠、承長川，仰承河漢、吐納云霧的氣勢，這不僅是作家才華的展示，更表現(xiàn)了作家的社會理想。在這幅圖畫中出現(xiàn)的玉輩天子，是“一種有意味的代表與象征，因為時遨游、鏡清流、可逍遙、以忘憂，乃人人憧憬向往的美好境界。這不同于平庸的歌功頌德，乃能于恰到好處的歌功頌德之外，融人主體的理想情懷，很巧妙地表現(xiàn)出了西晉武帝之初，社會穩(wěn)定繁榮，熙然而樂的社會景象”叫。作于太康年間的《劍閣銘》，極力描述劍閣形勢的險要，總結歷史教訓，歌頌國家統(tǒng)一，為晉室張揚聲威:“世濁則逆，道清斯頓。閉由往漢，開自有晉”，“興實由德，險亦難恃。自古及今，天命不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沒，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正因為這篇銘文的主旨在于歌頌西晉王朝，所以博得武帝的青睞，遣使鐫刻于劍閣山崖。晉初還出現(xiàn)了大量應制而作的、歌功頌德的作品。傅玄曾作《晉葷舞歌五首》，其中《明君篇》一首描繪出一幅“忠臣遇明君，乾乾惟日新”的朝政清明繁榮的畫面，反映了西晉王朝建立之初萬象更新、欣欣向榮的景象，表達了作者對西晉社會的理想，這也代表了大部分晉初士人的心聲。潘岳也作《藉田賦》熱情歌頌晉武帝藉田“能本而孝”的功德，贊美一個歷經百年浩劫而建立起來的新興王朝，通篇洋溢著對這個新興王朝的信心與熱情。
在晉初短暫的繁榮穩(wěn)定的局勢下，也有不少人看出了蘊含的社會隱憂:趨利忘義、耽于逸樂、縱欲奢糜。潘尼在《安身論》中這樣描述當時的世風:
然棄本要末之徒，戀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耀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途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緩之友。黨與熾于前，榮名扇其后。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托勿V頸之歡，爭路則構刻骨之隙。于是浮偽波騰，曲辯云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弩驀思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于愛惡相攻，與奪交戰(zhàn)……君子務能，小人伐枝，風頹于上，俗弊于下。
曾為“竹林七賢”之一的王戎，愛財吝音，雖貴且富，然“翁摳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王戎愛財，后人或以為“戎晦默于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于是在矣”。但追求金錢卻是當時的一種社會風氣，因此成公綏寫有《錢神論》，其中寫道:“路中紛紛，行人悠悠，載馳載驅，唯錢是求。朱衣素帶，當墊之士，愛我家兄，皆無能己。執(zhí)我之手，托分終始，不計優(yōu)劣，不計能否。賓客輔湊，門常如市。諺言曰:‘錢無耳，何可周使?’豈虛也哉!”世人對錢的祟拜，得到充分描述。伴隨著對金錢崇拜而來的是奢侈享樂思想的蔓延。如何曾、何韻父子，食必盡四方珍鑊;任愷“一食萬錢，猶曰無下著處”;王濟“以人乳飲豚，以求味美”;石崇、王愷爭富，更是人所周知。張華《輕薄篇》就對西晉初年王公貴族驕奢淫逸、醉生夢死的生活進行了諷諫。該詩繼承了“緣事而發(fā)”的樂府精神和漢大賦“勸百諷一”的文學傳統(tǒng)，詩歌開頭以“末世多輕薄，驕代好浮華。志意既放逸，貨財亦豐奢”總結了當時輕薄浮華的世風，繼而，作者圍繞“放逸”“浮華”鋪排開來，從衣食住行四個方面，截取宴飲、歌舞的歡宴場面展現(xiàn)貴族子弟生活的浮靡:“酣宴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流連彌信宿，此歡難可過。”在對奢糜的生活場面進行淋漓盡致的描寫后，詩人感慨道:“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蹬蹌。促促朝露期，榮樂邃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謗沱。但畏執(zhí)法吏，禮防且切磋。”在這縱情聲色的生活背后，卻有著人生苦短、歲月易逝的悲傷，因此張華提出了“禮防且切磋”的諷諫，要用“禮防”，即以儒家倫理道德進行約束。
(二)“達則兼濟天下”的創(chuàng)作主題
積極人世與博施濟眾是儒家的主體精神，儒家士人從來都是政治舞臺上的活躍分子。傅玄、張華是西晉士人中少有的正統(tǒng)儒者。傅玄出生寒素，年少孤貧，家道中落，青年時又避難河內，生活的窘況可想而知，這使他對社會生活的黑暗有所揭露，對人民的苦難生活表示同情。傅玄的《苦雨》《雨詩》《炎旱》等詩描寫了自然災害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全詩浸透著一種悲天憫人的仁者情懷。傅玄早年所作的《放歌行》就反映了魏晉之際真實而悲慘的現(xiàn)實生活，其中的“丘家如履聶，不識故與新”與曹操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及王粟的“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一樣使人觸目驚心，既具有深刻的社會批判性，字里行間又包含著詩人對身處慘境的百姓的無限同情。傅玄還有為數(shù)眾多的反映婦女悲慘命運的作品，如《董桃行·歷九秋篇》《明月篇》《青青河邊草》，尤其是《苦相篇》描寫女子自出生到衰老的悲苦命運:“女育無欣愛，不為家所珍。長大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xiāng)，忽如雨絕云……玉顏隨年變，丈夫多好新。昔為形與影，今為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絕逾參辰。”幾乎寫完了身為女性的種種不幸。傅玄身為一個處于封建社會的文人士子，卻能為婦女這一弱勢群體鳴不平，表現(xiàn)出他博施濟眾、兼濟天下的仁者胸懷。
張華“少自修謹，造次必以禮度”，深受儒家忠孝仁義思想的熏染。從張華一生行徑看，無論在武帝朝，還是在惠帝朝，他都表現(xiàn)出積極用世的精神:武帝朝出謀劃策，力主用兵，平吳大捷，張華功不可沒;惠帝朝“盡忠匡輔，彌縫補胭，雖當閣主虐后之朝，而海內晏然，華之功也”。縱觀張華的一生，儒家積極人世的進取精神始終是他生命的主旋律。與這種積極人世思想相一致的，是他作品中時而流露出的一腔慷慨豪邁之氣。其《壯士篇》《游俠篇》《博陵王宮俠曲二首》《勵志詩》都抒發(fā)了作者的“風云之氣”，《上已篇》中表達了一種珍惜時光、及時努力的思想。在《壯士篇》中，張華塑造了一位勇于建功立業(yè)的英雄形象:
　　天地相振蕩，回薄不知窮。人物察常格，有始必有終。年時俯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虛沖?乘我大苑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彎?？犊伤啬蓿瑖[托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哩四戎。灌鱗滄海畔，馳騁大漠中。獨步圣明世，四海稱英雄該詩繼承了建安慷慨之音，借詩中壯士形象抒發(fā)了追求功名的熱望和建功立業(yè)的豪情。
儒家思想對士人的影響是普遍性的，尤其是晉初的社會現(xiàn)實，使?jié)摬卦谑咳诵闹械挠檬浪枷胍才畈饋?。潘岳是比較典型的代表。由于潘岳晚年“望塵而拜”為人不恥，故史傳說他“性輕躁，趨勢利”，這主要是指潘岳永熙元年(公元290年)以后的表現(xiàn)。在永熙元年以前，潘岳并無太大劣跡，反而“是一位富有才華和進取精神，但因不諳沉穩(wěn)練達的處世之道而長期沉淪下僚的青年才士”潘岳在做河陽令期間，“勤于政績”;任尚書度支郎時，與摯虞反復討論古尺今用問題;還曾上《九品議》，反對“爭競”之弊。潘岳在《家風詩》《河陽縣作詩二首》《在懷縣作詩二首》中都表現(xiàn)出強烈的功名欲念。不可否認，潘岳的進取精神主要是謀求個人功名，但同時也包含著謀求王朝興盛的一面。在《河陽縣作詩二首》中詩人描寫了河陽縣的美好景色與生活:“長嘯歸東山，擁來褥時苗。幽谷茂纖葛，峻嚴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但詩人仍胸懷強烈的責任感:“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勁。人生天地間，百年孰能要”，“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豈敢陋微官，但恐泰所荷”，渴望作出一番成就，建功立業(yè)。性格閑靜儒雅的張載，在咸寧、太康年間，受時代精神的感召，也有過壯懷激烈、慷慨激昂的表現(xiàn)。其《榷論》開篇便曰:“夫賢人君子將立天下之功，成天下之名，非遇其時，易由致之哉?”作者開門見山，提出“功”“名”二字，并冠以“天下”之飾，顯示出強烈的功名心。接著征引史事，列舉大量因遇其時而立功揚名的事例，說明一種常見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時平則才伏，世亂則奇用。”這篇政論寫于咸寧元年(公元275年)，作家出仕之前，表現(xiàn)出欲立功有為、獲得用武之地的迫切心情，這正是晉初大部分士人的政治理想。
綜上所述，儒學在西晉的地位雖不如兩漢時期那樣達到鼎盛，并受到玄學沖擊，但儒學亦受到統(tǒng)治者的正面提倡，仍占據顯要地位，并保持了儒家原有的以道自任、經世治國的精神品格，對晉初士人和文學產生了積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