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私權關系及其在《憲法》中的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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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代國家的憲制主要解決了兩大問題:一個是國家的合法性問題,即國家的權源問題;另一個是國家的合理性問題,即國家治理的技能問題。而且,憲制的發(fā)展與變革也是從“君權神授”的“君主國”國體逐漸向“天賦人權”的“共和國”國體演變的。由此,本人感覺有必要就我國的公私權關系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的體現作一下研究探討。
關鍵詞:憲法;公權;私權
1 中國的公私權關系及其在《憲法》中的體現
私權是公權合法性的原因,是公權的社會基礎,是公權的來源。按照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公權是公民讓渡其全部“自然權利”而獲得的。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一民。”人民通過選舉,選舉出自己的代表,組成權力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將權力授予政府。這就是說,公權來源于公民的權利,公民的權利是公權合法存在的依據。沒有公民的權利,也就沒有公權,也就沒有“官”的權力。
在西方法律思想與制度發(fā)展過程中,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十分重視私權,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發(fā)展歷程可以說就是探索如何保護私權的過程。古希臘的呂科弗隆認為“法律是個人權利的簡單保證,它不能使公民行善和主持正義”,為了保證“個人權利”(自然權利)人們才締結了契約,建立了國家,所以自然法乃是人們“保證正義的一種約定”。到1628年,英國議會向國王遞交的《權利請愿書》首次提出明確的“人權”概念,對私權的保護也進入了新階段。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首次以政治綱領的形式宣告了“人權”的神圣,馬克思稱其為“第一個人權宣言”。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直接以“人權為公民權利”作為標題。1804年頒布的《法國民法典》以權利為中心進行設計和編排,“是典型的權利本位的法律,它以契約自由、私權神圣不可侵犯、過錯責任為其基本原則,真正奠定了民法的權利本位”。由此可見,自“人權”口號提出來以后,就產生了一種權利文化,也就是社會制度的設計應當以公民的權利為核心,公共權力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實現公民的個人權利。也就是法國的思想家盧梭所要表達的就“要尋找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wèi)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和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這就是社會契約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同樣,法國哲學家馬里旦聲稱,這些權利(人權)是人自然地享有的,它們是先于并高于成文法和政府之間的協議的一種權利,是世俗社會不必授予但卻必須承認它們是普遍有效的權利,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取消或輕視的權利。
但是,公權與私權又是不同的。理論上,公權是以保障私權為目的和唯一責任的,但是公權一旦產生就具有了自身的利益,因為“無行為主體的所謂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于是當公共利益的實現需要依靠具體的人來實施時,又涉及到握有實施權力的人存在傾向于自身利益的困境。公權的擁有者則會傾向于擴張自身的利益。當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隨著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私權也存在著不斷擴張的傾向。但從歷史角度看,“古代社會公權對私權之所以長期占壓倒優(yōu)勢,并不在于公權本身過于強大,而在于私權過于分散所致的過分弱小。一般說,在公共權力壓倒私人權利的一切關系格局中,特殊權力一定會給無權無勢者造成特殊嚴重的利益災難,無限權力會給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造成無限災難。當權力的禍水成災時,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公正、正義堤壩必然潰決。在歷史上,只有明智的政治家才會意識到需要小心呵護脆弱的私域、私利堤壩。”從博弈論角度看,公權的強勢源于小集團的集體行動的優(yōu)勢,即每個小集團成員都有積極性維護集團的利益,因為個人付出遠小于個人收益。私權的弱勢則源于大集團的劣勢,即絕大多數大集團成員面對集團利益受到侵害時傾向于選擇沉默策略——話語或行為的沉默,因為個人付出遠大于個人收益。正因如此,從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現實看,公權力始終處于強勢的統(tǒng)治地位。因此,在公私權沖突與協調的博弈過程中,必須對公權力進行限制,對私權利進行保護,使公權力和私權利在權益分配上能達到一個均衡。維權(利)是公私權關系的基礎和核心,控權(力)則是公私權關系的關鍵。公私權沖突與協調的博弈關系結果事實上反映了私權與公權在進化博弈過程中不斷進行帕累托改進的特點,趨向于形成帕累托最優(yōu)均衡,這一均衡表明公權與私權相互監(jiān)督與制衡格局的形成。
當然,也有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法國著名法學家萊翁·狄驥(Leon Duguit)運用其社會連帶理論,批判了“國家主權”和“個人權利”觀念。他指出,國家沒有主權,而只有實現社會連帶關系的義務;個人也沒有權利,而只有服從社會連帶關系的義務。他得出的結論是:孤獨的個人是沒有權利的,也不可能有生而俱來的天賦人權,更不可能把這種本來就沒有的權利帶入社會之中,人只能在進入社會之后才擁有權利。
按照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鄧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的觀點,個人需要與他人合作并獲得社會的保護,但同時又擔心受到他人和社會的壓迫和強制,“對于我們的自由來說,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既是必要的又是不相容的”。“我們可依賴的社會,也是反對我們的社會。”這正說明:從博弈論角度看,無論是保守主義的公私權關系模式,還是自由主義的公私權關系模式,或是現代意義上的公私權關系模式,其實質都是通過公權者與私權者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從而形成公權力、公權利、私權力、私權利四者之間各種不同類型關系的帕累托改進過程。比如對朗咸平關于國有企業(yè)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爭議,中國房地產熱與政府調控,云南漫灣水電站移民維權,銀川出租車事件等現象,從廣義角度而言,這些問題都是博弈現象,或者已經形成納什均衡,或者形成了聯盟博弈,或者形成了零和博弈,或者形成了合作博弈,也可以根據不同的角度以另外的博弈模型或類型予以解釋等等。
在現代中國社會里,相當多的學者、官員在表述層面都認同自由主義的、現代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及其沖突與協調關系和博弈方式,認為在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中應該是“私權至上”的。但在更深的社會傳統(tǒng)觀念層面上,絕大多數公民(當然包括絕大多數的學者、官員)都認同保守主義的、傳統(tǒng)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方式。“在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著‘一般精神’的差異,東西方同樣崇尚‘天道’,但卻存在著不同的理解,西方崇尚的‘天道’之解釋傾向于‘自然’的公正準則,而東方崇尚的‘天道’之解釋傾向于‘天道’的倫理法則,由此產生了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分野,并在法律觀念和機制上有著明顯的反映。”從法理學角度來看,個人權利總是隨著社會的整體發(fā)展和進步而逐漸擴大和增多的。因此,就其本質而言,社會主義中國將會為每個公民提供越來越多的權利享有和實現的機會和條件。但是,“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章節(jié)與內容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能佐證筆者觀點的論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內容放在了“第二章”,而不是“總綱”中,這說明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即私權并未被明確地認定為國家的基本共識,不像在美國《憲法》的序言中開門見山就表明:“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后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2 正確處理公私權關系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代中國社會的公私權沖突與協調關系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公私權關系”:即在中國當代社會,公與私的關系是以私權為基礎的,公權是基于私權的委托而存在的,但在國人的潛意識中又存在著深厚的“公為先”傳統(tǒng)。相當多的人在表述層面都認同自由主義的、現代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方式,認為在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中應該是“私權至上”的,但在更深的社會傳統(tǒng)觀念層面上,絕大多數公民都認同保守主義的、傳統(tǒng)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方式。
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在認識和解決我國面臨的各種問題時,也就應該統(tǒng)一到同樣的客觀認識:
首先,必須堅持“私權至上”原則。“私權至上”在中國也可以用“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來表述,就是在各項工作中要堅持人民群眾的利益至上。當然這里的群眾利益既可能是大多數群眾利益,也可能是少部分群眾甚至個別群眾的利益,但無論群眾人數多寡,面對者首先都應依法行事,畢竟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標準等是人民將自己權利委托政府行使的一種形式、一種手段。
其次,應該合理把握“公至上”準則。“公至上”是指在中國社會由于長期凝固下來的歷史傳統(tǒng)影響,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深處存在著的“天下為公”烙印,在一定條件下、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能夠接受“公益高于私利”的教育或勸告的。作為政府部門,在各項公務活動中,應該合理地利用好這一有利因素,加快各項工作的開展。但是,合理利用并不代表政府可以任意違背“私權至上”原則,損害群眾“私權利”。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要在群眾自覺服從政府法規(guī)的同時,對于群眾私權利受到的侵害必須依法進行合理的補償。因此,合理把握“公至上”準則,就是說政府行使公權利時,既要符合公權利,也應符合私權利,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好公與私的關系。
最后,根據憲制發(fā)展與變革的趨勢,在適合的時間,有必要在我國《憲法》中進一步提高和明確人民的國家主體地位。
關鍵詞:憲法;公權;私權
1 中國的公私權關系及其在《憲法》中的體現
私權是公權合法性的原因,是公權的社會基礎,是公權的來源。按照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公權是公民讓渡其全部“自然權利”而獲得的。我國憲法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一民。”人民通過選舉,選舉出自己的代表,組成權力機關即人民代表大會,再由人民代表大會將權力授予政府。這就是說,公權來源于公民的權利,公民的權利是公權合法存在的依據。沒有公民的權利,也就沒有公權,也就沒有“官”的權力。
在西方法律思想與制度發(fā)展過程中,從古希臘、古羅馬時期就十分重視私權,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發(fā)展歷程可以說就是探索如何保護私權的過程。古希臘的呂科弗隆認為“法律是個人權利的簡單保證,它不能使公民行善和主持正義”,為了保證“個人權利”(自然權利)人們才締結了契約,建立了國家,所以自然法乃是人們“保證正義的一種約定”。到1628年,英國議會向國王遞交的《權利請愿書》首次提出明確的“人權”概念,對私權的保護也進入了新階段。1776年美國的《獨立宣言》,首次以政治綱領的形式宣告了“人權”的神圣,馬克思稱其為“第一個人權宣言”。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直接以“人權為公民權利”作為標題。1804年頒布的《法國民法典》以權利為中心進行設計和編排,“是典型的權利本位的法律,它以契約自由、私權神圣不可侵犯、過錯責任為其基本原則,真正奠定了民法的權利本位”。由此可見,自“人權”口號提出來以后,就產生了一種權利文化,也就是社會制度的設計應當以公民的權利為核心,公共權力存在的價值就是為了實現公民的個人權利。也就是法國的思想家盧梭所要表達的就“要尋找一種結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來衛(wèi)護和保障每個結合者的人身和財富,并且由于這一結合而使每一個和全體相聯合的個人又只不過是在服從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樣的自由,這就是社會契約論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同樣,法國哲學家馬里旦聲稱,這些權利(人權)是人自然地享有的,它們是先于并高于成文法和政府之間的協議的一種權利,是世俗社會不必授予但卻必須承認它們是普遍有效的權利,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取消或輕視的權利。
但是,公權與私權又是不同的。理論上,公權是以保障私權為目的和唯一責任的,但是公權一旦產生就具有了自身的利益,因為“無行為主體的所謂公共利益(或集體利益)是不存在的。”于是當公共利益的實現需要依靠具體的人來實施時,又涉及到握有實施權力的人存在傾向于自身利益的困境。公權的擁有者則會傾向于擴張自身的利益。當然,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變化,隨著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私權也存在著不斷擴張的傾向。但從歷史角度看,“古代社會公權對私權之所以長期占壓倒優(yōu)勢,并不在于公權本身過于強大,而在于私權過于分散所致的過分弱小。一般說,在公共權力壓倒私人權利的一切關系格局中,特殊權力一定會給無權無勢者造成特殊嚴重的利益災難,無限權力會給絕大多數人的利益造成無限災難。當權力的禍水成災時,利益分配格局中的公正、正義堤壩必然潰決。在歷史上,只有明智的政治家才會意識到需要小心呵護脆弱的私域、私利堤壩。”從博弈論角度看,公權的強勢源于小集團的集體行動的優(yōu)勢,即每個小集團成員都有積極性維護集團的利益,因為個人付出遠小于個人收益。私權的弱勢則源于大集團的劣勢,即絕大多數大集團成員面對集團利益受到侵害時傾向于選擇沉默策略——話語或行為的沉默,因為個人付出遠大于個人收益。正因如此,從人類社會歷史發(fā)展的現實看,公權力始終處于強勢的統(tǒng)治地位。因此,在公私權沖突與協調的博弈過程中,必須對公權力進行限制,對私權利進行保護,使公權力和私權利在權益分配上能達到一個均衡。維權(利)是公私權關系的基礎和核心,控權(力)則是公私權關系的關鍵。公私權沖突與協調的博弈關系結果事實上反映了私權與公權在進化博弈過程中不斷進行帕累托改進的特點,趨向于形成帕累托最優(yōu)均衡,這一均衡表明公權與私權相互監(jiān)督與制衡格局的形成。
當然,也有學者對此持不同看法。法國著名法學家萊翁·狄驥(Leon Duguit)運用其社會連帶理論,批判了“國家主權”和“個人權利”觀念。他指出,國家沒有主權,而只有實現社會連帶關系的義務;個人也沒有權利,而只有服從社會連帶關系的義務。他得出的結論是:孤獨的個人是沒有權利的,也不可能有生而俱來的天賦人權,更不可能把這種本來就沒有的權利帶入社會之中,人只能在進入社會之后才擁有權利。
按照美國哈佛大學法學教授鄧肯·肯尼迪(Duncan Kennedy)的觀點,個人需要與他人合作并獲得社會的保護,但同時又擔心受到他人和社會的壓迫和強制,“對于我們的自由來說,與他人之間的關系既是必要的又是不相容的”。“我們可依賴的社會,也是反對我們的社會。”這正說明:從博弈論角度看,無論是保守主義的公私權關系模式,還是自由主義的公私權關系模式,或是現代意義上的公私權關系模式,其實質都是通過公權者與私權者之間的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從而形成公權力、公權利、私權力、私權利四者之間各種不同類型關系的帕累托改進過程。比如對朗咸平關于國有企業(yè)改制中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的爭議,中國房地產熱與政府調控,云南漫灣水電站移民維權,銀川出租車事件等現象,從廣義角度而言,這些問題都是博弈現象,或者已經形成納什均衡,或者形成了聯盟博弈,或者形成了零和博弈,或者形成了合作博弈,也可以根據不同的角度以另外的博弈模型或類型予以解釋等等。
在現代中國社會里,相當多的學者、官員在表述層面都認同自由主義的、現代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及其沖突與協調關系和博弈方式,認為在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中應該是“私權至上”的。但在更深的社會傳統(tǒng)觀念層面上,絕大多數公民(當然包括絕大多數的學者、官員)都認同保守主義的、傳統(tǒng)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方式。“在東西方文化之間存在著‘一般精神’的差異,東西方同樣崇尚‘天道’,但卻存在著不同的理解,西方崇尚的‘天道’之解釋傾向于‘自然’的公正準則,而東方崇尚的‘天道’之解釋傾向于‘天道’的倫理法則,由此產生了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分野,并在法律觀念和機制上有著明顯的反映。”從法理學角度來看,個人權利總是隨著社會的整體發(fā)展和進步而逐漸擴大和增多的。因此,就其本質而言,社會主義中國將會為每個公民提供越來越多的權利享有和實現的機會和條件。但是,“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fā)展”。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章節(jié)與內容安排上也可以得到能佐證筆者觀點的論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將有關公民基本權利的內容放在了“第二章”,而不是“總綱”中,這說明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即私權并未被明確地認定為國家的基本共識,不像在美國《憲法》的序言中開門見山就表明:“我們美利堅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樹立正義,保障國內的安寧,建立共同的國防,增進全民福利和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后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
2 正確處理公私權關系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代中國社會的公私權沖突與協調關系是一種“有中國特色的公私權關系”:即在中國當代社會,公與私的關系是以私權為基礎的,公權是基于私權的委托而存在的,但在國人的潛意識中又存在著深厚的“公為先”傳統(tǒng)。相當多的人在表述層面都認同自由主義的、現代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方式,認為在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中應該是“私權至上”的,但在更深的社會傳統(tǒng)觀念層面上,絕大多數公民都認同保守主義的、傳統(tǒng)的公權與私權概念界定方式。
既然如此,那么我們在認識和解決我國面臨的各種問題時,也就應該統(tǒng)一到同樣的客觀認識:
首先,必須堅持“私權至上”原則。“私權至上”在中國也可以用“一切權利屬于人民”來表述,就是在各項工作中要堅持人民群眾的利益至上。當然這里的群眾利益既可能是大多數群眾利益,也可能是少部分群眾甚至個別群眾的利益,但無論群眾人數多寡,面對者首先都應依法行事,畢竟國家的法律、法規(guī)、規(guī)章、標準等是人民將自己權利委托政府行使的一種形式、一種手段。
其次,應該合理把握“公至上”準則。“公至上”是指在中國社會由于長期凝固下來的歷史傳統(tǒng)影響,在絕大多數人的思想深處存在著的“天下為公”烙印,在一定條件下、在相當程度上,還是能夠接受“公益高于私利”的教育或勸告的。作為政府部門,在各項公務活動中,應該合理地利用好這一有利因素,加快各項工作的開展。但是,合理利用并不代表政府可以任意違背“私權至上”原則,損害群眾“私權利”。政府及其相關部門要在群眾自覺服從政府法規(guī)的同時,對于群眾私權利受到的侵害必須依法進行合理的補償。因此,合理把握“公至上”準則,就是說政府行使公權利時,既要符合公權利,也應符合私權利,要正確認識和把握好公與私的關系。
最后,根據憲制發(fā)展與變革的趨勢,在適合的時間,有必要在我國《憲法》中進一步提高和明確人民的國家主體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