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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軍事理論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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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軍事理論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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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軍事理論課論文范文篇一

  《試論井岡山斗爭時期黨對軍隊的整合》

  [摘 要] 本文從政黨整合的視角,考察了井岡山斗爭時期共產(chǎn)黨對軍隊的整合。指出黨通過思想性整合、組織化整合、制度性整合策略,來創(chuàng)建和領導人民軍隊。現(xiàn)階段,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人民軍隊建設,不可忽視進一步發(fā)揮黨的整合功能。

  [關鍵詞] 井岡山斗爭時期 中國共產(chǎn)黨 軍隊 整合

  一、整合的內(nèi)涵

  整合,就是把一些零散的東西通過某種方式而彼此銜接,從而實現(xiàn)信息系統(tǒng)的資源共享和協(xié)同工作。其精髓在于將零散的要素合在一起,并最終形成有價值、有效率的一個整體,或者說通過一定的方式和手段,使各個不同部分組合成一個有機的整體。這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一是把二個以上的部分組合在一起工作或行動,或者把不適合的部分剔除,將剩余的部分重新組合在一起,即量的要求(量的增加或減少);二是將組合起來的各個部分集合成一個有機的功能整體,即質(zhì)的飛躍。這其實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按照這種理解,整合與領導是有區(qū)別的。在還處于不同的“部分”狀態(tài)時,是談不上“領導”的,只能說是“整合”。而在有機的“整體”之中,才既存在“領導”又有“整合”。“領導”是從組織上下級關系角度而言,有發(fā)號施令的意思,后者是從組織功能角度而言,可以理解為影響、吸引、感召、整頓、改造、組合等。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對軍隊的整合與黨對軍隊的領導,也是有所不同的。本文所指的黨對軍隊的整合,就是從政黨功能的角度來探究的。

  任何政黨都是“沖突的力量和整合的工具”,中國共產(chǎn)黨也不例外,它的整合功能在井岡山斗爭時期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1927年夏,第一次國內(nèi)革命戰(zhàn)爭失敗后,中國共產(chǎn)黨開始獨立承擔起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武裝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從此,武裝斗爭就成了發(fā)揮功能的主要形式。毛澤東強調(diào):“在中國,主要的斗爭形式是戰(zhàn)爭,而主要的組織形式是軍隊。”[1] p543這時候黨的主要活動就是領導軍隊,黨實際上成為黨軍合一的武裝實體而不是單純的政治組織??梢?,軍隊和黨是有清晰界限的,軍隊是黨實現(xiàn)不同時期政治任務和目標的武裝集團和暴力工具,而黨的主要任務則是在領導和創(chuàng)建人民軍隊的過程中通過發(fā)揮政黨整合功能實現(xiàn)的。但兩者同樣是必不可少的,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列舉了六條工農(nóng)武裝割據(jù)存在和發(fā)展必備的條件,其中就包括“有很好的黨”和“有相當力量的紅軍”。

  二、井岡山斗爭時期黨對軍隊的整合策略

  (一)因“源”利導,進行思想性整合

  三灣改編后,黨實際上已經(jīng)開始將思想政治工作放到了與軍事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來源大致有: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袁文才、王佐部隊,南昌起義部隊和湘南暴動部隊,平江起義部隊,畢占云、張威起義部隊和地方武裝。黨在這一時期采取的整合策略之一是依據(jù)紅軍來源,因各支部隊特色而異,采取不同方式做思想政治工作,進行思想整合。

  1、審時度勢,耐心細致地說服廣大指戰(zhàn)員,留住隊伍。

  1927年9月,在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前敵委員會領導和指揮下,湘贛邊界工農(nóng)舉行了秋收起義。不久,起義部隊受到重挫,其中王新亞的第二團基本全團覆滅。師長余灑度指揮的第一團與蘇先俊的第三團,也各有折損,軍需輜重多數(shù)散失。19日工農(nóng)革命軍各路殘部陸續(xù)到達文家市。當晚,前敵委員會5個委員第一次集會,在里仁學校里的一個大教室進行商議,決定這支工農(nóng)武裝的前途命運。

  余灑度等人堅持打長沙,他認為不打長沙就沒有出路。毛澤東不同意,他堅決反對打長沙,主張將部隊轉(zhuǎn)向山區(qū)和農(nóng)村。他耐心地說服大家,他說:我們這個山大王是特殊的山大王,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有主義、有政策、有辦法的山大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工農(nóng)武裝。中國政治不統(tǒng)一,經(jīng)濟發(fā)展不平衡,矛盾很多,我們要找敵人統(tǒng)治薄弱的地方。為了說服大家,還用上了“叫化子不與龍王比寶”的生動比喻。

  毛澤東運用通俗易懂而又極富深刻道理的話,使部隊在困難之中受到極大鼓舞,穩(wěn)定了干部的思想情緒,有效地整合了秋收起義失敗后面臨潰散的隊伍。

  隨后,秋收起義部隊向萍鄉(xiāng)方向退卻。進至蘆溪時,總指揮盧德銘在戰(zhàn)斗中英勇犧牲。這對部隊造成重創(chuàng)。之后,“開小差的幾乎天天都有,許多舊軍官出身的人,看到失敗似乎已成定局,紛紛不告而別;有些小資產(chǎn)階級出身的共產(chǎn)黨員,在這時也背棄了革命,走向叛變或者消極的道路。”[2]p176在革命隊伍生死存亡的關頭,毛澤東同志又一次展開緊張的說服工作。“每天行軍,我都看見毛澤東同志出現(xiàn)在戰(zhàn)士們的行列中。今天在這個連,明天在另一個連,找戰(zhàn)士們談話,問他們在家里做什么?怎樣參加革命隊伍的?問他們對革命的認識,對目前形勢的看法?”[3]p176通過深入細致的調(diào)查研究工作,毛澤東了解和掌握了部隊的政治思想情況,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果斷采取應對措施,暫時穩(wěn)住了部隊。

  2、示之以誠,團結改造袁、王部隊。

  三灣改編后,毛澤東率領工農(nóng)革命軍離開三灣,進抵寧岡古城,在古城開了前委擴大會議。經(jīng)過充分討論,與會人員大都贊同毛澤東的意見,決定在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jù)地。可是,袁文才的代表卻提出:袁部可接濟革命軍一些給養(yǎng),請革命軍“另擇高山”。毛澤東在龍超清等人的幫助下,說服了袁文才的代表。

  顯然,袁文才對毛澤東進山的動機還有疑慮,怕“養(yǎng)虎為患,日后自招災禍”。當時,寧岡的黨組織對袁文才率領的這支隊伍只能施加一些影響,談不上領導。袁文才是井岡山上的草莽英雄,沒有他的認可,工農(nóng)革命軍是難以在井岡山立足的。為了進一步說服袁文才,得到“山大王”的應允,使部隊得以安全進山,毛澤東決定會見袁文才。于是,有了大蒼會見。袁文才在大蒼的一個大戶林風和家擺下“鴻門宴”,一面殺豬迎候毛委員,一面在林家祠堂暗里埋伏了20多人以防不測。后見毛委員沒有帶兵來,身邊只有幾個隨從,便撤去埋伏,與毛澤東親切會談。會談中,毛澤東提出贈送袁部100條鋼槍。在那“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動亂年代,毛澤東此舉令袁文才大為感動。袁文才當場回贈1000塊大洋,答應包下工農(nóng)革命軍的糧餉供應,幫助在茅坪設立后方機關。

  從古城會議到大蒼會見,毛澤東以他的睿智和真誠,贏得了袁部的鼎力相助,工農(nóng)革命軍始得在茅坪安營扎寨,休養(yǎng)生息,渡過難關。毛澤東也由此解除了后顧之憂。接著,在袁文才的邀請下,毛澤東派工農(nóng)革命軍干部游雪程、徐彥剛、陳伯鈞等到袁部任連、排長和教官,對袁部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后來,工農(nóng)革命軍到達大井,毛澤東送70支槍給王佐部隊,加上袁文才對王佐不斷施加影響,王佐綠林武裝,也轉(zhuǎn)而支持革命。毛澤東派何長工等到王佐部隊進行團結、教育、改造工作。1928年2月中旬,在寧岡大隴朱家祠,袁、王部隊正式升編為工農(nóng)革命軍第二團。4月底,朱毛會師,袁王部被改編為紅四軍三十二團。

  3、把握機會,朱德、陳毅以同鄉(xiāng)之誼爭取畢占云部隊。

  畢占云出生在四川省廣安縣一個貧苦農(nóng)民的家庭,早年投身綠林劫富濟貧。大革命時期,川軍對畢占云實行招撫政策,畢部遂成為川軍向成杰部屬。井岡山斗爭時期,國民黨反動派為阻擋紅軍進攻湘東南,便將畢占云營臨時調(diào)歸湖南軍閥唐生智部閻仲儒旅指揮,先后駐守平江、醴陵、安仁、桂東等地。1928年8月,蔣介石非嫡系部隊全部縮編,畢占云部被縮編為一個連。他被降職,又受湘軍歧視,軍餉和軍糧經(jīng)常短缺,因此心懷不滿。

  在畢占云舉棋不定、顧慮重重之際,紅軍抓住有利時機采取了積極行動――釋放俘虜并利用俘虜給畢占云送去朱德、陳毅聯(lián)名以同鄉(xiāng)身份寫的親筆信。畢占云接到朱、陳聯(lián)名信后,消除了疑慮,第二天便派他的四川籍貼身副官蔡大金專程到江西遂川縣,與駐扎在那里的紅軍聯(lián)絡,商談起義計劃。隨后,陳毅代表紅軍到遂川縣湯湖圩迎接畢部126人上井岡山,編為紅四軍特務營,畢占云為營長,陳毅安任黨代表。

  4、榜樣示范,彭德懷率平江起義部隊輾轉(zhuǎn)上井岡。

  在毛澤東創(chuàng)立井岡山根據(jù)地的時候,彭德懷還在國民黨軍隊中任團長。不過,出身貧寒、在北伐戰(zhàn)爭時期就受共產(chǎn)黨員段德昌引導的彭德懷,此時也投入了革命懷抱。1928年一二月間,經(jīng)中共湖南省委批準,彭德懷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此后,在特委張匡的主持下,彭任團長的一團成立了共產(chǎn)黨的委員會,彭為書記。1928年7月22日,彭德懷率領800余名指揮員,舉行了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后的平江起義。隨后宣布成立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五軍,彭德懷為軍長,滕代遠為軍黨代表,全軍連同新參軍的工農(nóng)群眾共計2500余人。彭德懷非常敬仰毛澤東,毛在井岡山豎起的革命紅旗,深深地吸引著彭德懷。他決心以朱毛紅軍為榜樣,并親自去井岡山“取經(jīng)”,弄清革命性質(zhì)、分田辦法等。在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以后不久,他在給黃公略的信中寫道:“……秋收起義在農(nóng)村,失敗教訓是盲動。惟有潤之工農(nóng)軍,躍上井岡山旗幟新。我欲以之為榜樣,或依湖泊或山區(qū)……”對毛澤東和井岡山的向往之心躍然紙上。

  不久,彭、滕率紅五軍轉(zhuǎn)戰(zhàn)南下。部隊于11月下旬與紅四軍勝利會師井岡山。革命隊伍又一次實現(xiàn)了重大整合,極大地震撼了反革命勢力。

  5、因勢利導,地下黨員指明路,爭取張威部隊。

  張威,原系國民黨滇軍中的一個營長,到江西后唯一的任務就是“進剿”紅軍,曾因多次奉命前往井岡山“進剿”紅軍無功而返。進退兩難之際,他率部駐扎在袁州城內(nèi)逍遙自在。

  張威好賭在軍中有名,他手下的兵也是名副其實的“雙槍兵”,一手拿鋼槍,一手握煙槍。一次,張威因賭錢將全營薪餉輸光,團長揚言要撤他的職并以軍法論處。張威無計可施,整天萎靡不振,借酒消愁。中共地下黨員謝振國,把握時機,因勢利導,給張威指出了一條明路――率部上井岡山,投奔紅軍。張本人早年在云南入伍,參加過北伐戰(zhàn)爭。國共合作時期,對共產(chǎn)黨有些了解,對共產(chǎn)黨人也從未有過惡意。在謝振國的啟發(fā)下,他覺得投奔共產(chǎn)黨是一條生路。1928年9月間,張威經(jīng)過深思熟慮并同謝振國一起精心策劃之后,在袁州城宣布改旗易幟,起義上山。10月中旬,張威率部100余人輾轉(zhuǎn)到蓮花縣與蓮花紅色獨立團會合。11月上旬,張威率所部離開蓮花,開赴井岡山接受改造,后編為中國紅軍第四軍獨立營,張威任營長。

  (二)組織化整合與制度性整合――以三灣改編為例

  井岡山斗爭時期,我們黨有軍隊的黨和地方的黨之分。軍隊的黨通過發(fā)揮其逐漸強大的整合功能逐步地將紅軍建設成為了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為實現(xiàn)民族民主革命任務的新型人民軍隊。其轉(zhuǎn)折點就是毛澤東領導的三灣改編。以組織和制度性整合為首要任務的三灣改編,確保了軍隊以明確的政治傾向和行動綱領參與革命的性質(zhì),逐步提升了軍隊和軍人素質(zhì),為建立一支打不垮的紅軍積累了經(jīng)驗。

  1、組織化整合。

  任何一個組織系統(tǒng),其功能的強弱是由結構影響和決定的??疾禳h對軍隊的組織化整合,必須先從分析軍隊和黨的組織結構入手。三灣改編后黨和軍隊的組織結構都發(fā)生了一些變化:

  第一,部隊組織結構設置變化。三灣改編將部隊從一個師縮編為一個團??s編后部隊改稱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部隊下轄兩個營,此外,還有特務連、軍官隊、衛(wèi)生隊、輜重隊。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三灣改編將部隊從師縮為團是嚴峻的客觀現(xiàn)實促使毛澤東和前委不得不采取的非常措施。因為部隊到達三灣后,人數(shù)不足千人。

  第二,部隊中的黨組織結構變化。黨組織結構與部隊的結構設置得更為對應,組織不是簡單化了而是更為系統(tǒng)化,基礎也更牢靠。三灣改編前,我們黨雖然整合和影響了一些國民黨軍隊,在軍隊中建立了黨的組織,但黨組織(支部)都是設在團一級,甚至團一級即使設了黨組織有時也難以掌握部隊。連一級沒有黨的組織,難以直接掌握士兵。三灣改編時,毛澤東總結經(jīng)驗教訓,在部隊各級都設立了黨的組織,班設小組,連有支部,營、團有黨委。這是一個重大的創(chuàng)造,它對于黨整合軍隊并在軍隊中順利實現(xiàn)黨的意志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毛澤東后來在《井岡山的斗爭》中總結說:“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zhàn)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由此可見,三灣改編后,黨的組織結構更基層化、系統(tǒng)化,其整合功能變得更強大了,掌控軍隊的能力也加強了。

  2、制度性整合。

  除了組織化整合外,黨還通過制度設計來保障其整合功能的充分發(fā)揮,三灣改編中毛澤東和前委制定了兩項制度。

  一是黨代表制度。黨代表制度,發(fā)端于黃埔軍校。黃埔軍校區(qū)別于舊軍校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設有黨代表和政治部。軍校的一切命令,都必須由黨代表簽署交校長執(zhí)行,未經(jīng)黨代表簽署無效。政治部負責軍校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政治部主任是黨代表的參謀長。但是初期的政治部工作閑淡,形同虛設。這一在中國軍事史上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軍隊政治工作,是由周恩來在黃埔軍校開始的。

  在這個制度啟發(fā)下,毛澤東在三灣改編中,對黨代表制度進行了偉大的創(chuàng)造。他提出的“支部建在連上”,奠定了黨政治建軍的制度基礎。三灣改編后,軍隊在連以上設立黨代表,擔任黨組織書記,專做連以上的思想政治工作。這樣,黨代表制度就使得人民軍隊中各層級逐步形成了雙首長負責制。“黨代表制度,經(jīng)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擔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哪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哪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卻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2]p64

  二是民主管理制度。三灣改編前,秋收起義部隊中的軍官大多數(shù)都是從舊軍隊過來的,殘存的舊軍閥主義習氣較為嚴重,隨意打罵士兵的現(xiàn)象經(jīng)常發(fā)生。秋收起義前軍官每頓飯都是四菜一湯,士兵則是粗茶淡飯,官兵待遇極不平等。這種不平等的待遇在士兵中形成了逆反心理,使官兵之間分成了截然不同的兩個陣營,直接影響了官兵之間的團結和部隊的戰(zhàn)斗力。因此,要不要對部隊進行改編和整訓,能不能徹底改變過去官兵不平等的現(xiàn)象,不但決定了部隊將走向何種性質(zhì),也決定了部隊能不能勝任越來越頻繁而殘酷的戰(zhàn)斗。只有讓士兵成為部隊的主人,部隊才能對士兵具有凝聚力,才能把士兵群眾充分地整合起來,部隊才能迸發(fā)出超強的戰(zhàn)斗力,這對于人數(shù)不多、但卻要面對武器裝備和人數(shù)都要強于自己幾十上百倍的弱小的工農(nóng)革命軍來說,是極其重要的。

  為了掃除軍隊中的一切不良制度和習氣,必須進行民主改革。三灣改編的其中一項重要內(nèi)容和措施就是在軍隊內(nèi)部進行民主建設。士兵委員會就是實現(xiàn)民主的一個組織形式。在紅軍中,連以上都建立士兵委員會,讓士兵群眾參加軍隊的民主管理,以確立新型的官兵關系,這是建軍原則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造。陳毅在1929年9月1日所寫的《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中,對士兵委員會的組織和任務作了詳細而具體的敘述:“在軍、團、營、連均設士兵委員會,官長同時為士兵委員會。全連士兵大會選舉五至七人或九人為連士委執(zhí)委,推主席一人。以全營人數(shù)按每五人舉一代表組成全營士兵委員會,推舉十一人至十三人組織營士執(zhí)委,推舉一人為主席。按全團人數(shù)每十人舉代表一人組織全團代表會,推舉十七人至十九人組織團士執(zhí)委 ,推舉一人任主席。全軍按三十人至五十人舉一代表組織全軍代表會,選舉十九人至二十一人或二十三人組織軍士執(zhí)委,選一人為主席,軍士執(zhí)委選五人至七人為。連無機關,軍團均設機關于政治部內(nèi)日常辦公,營不設機關。” “此外士委會與軍事機關的關系,士委只能對于某個問題建議或質(zhì)問,而不能直接去干涉和處理,士委開會必須由黨代表參加,等于一個政治顧問的性質(zhì)。在非常時期黨代表可以解放士委,或不準其開會,另訴諸士委代表會。”[3]p365曾經(jīng)擔任過士兵委員會主任的宋任窮回憶說:“士兵委員會大概是1927年底打開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選舉產(chǎn)生的。基層士兵委員會成立的經(jīng)過是,首先在黨內(nèi)醞釀(當時黨員還是秘密的),然后在全體軍人大會上選舉產(chǎn)生。營士兵委員會則先由各連產(chǎn)生若干代表,然后再由三個連的代表選舉產(chǎn)生。團也產(chǎn)生了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不設什么機關,也沒有專職人員,只是遇事在一起開會研究。它的工作,一個是政治民主,一個是經(jīng)濟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經(jīng)濟。那時來自舊軍隊的軍官很多,打人罵人的軍閥習氣還是存在的,有的相當嚴重。士兵委員會就同他們那種舊習氣作斗爭。”[4]193可見,組織和成立士兵委員會這種形式的民主建設,對于健全軍隊民主,反對軍閥殘余,克服官僚主義,破除雇傭思想,密切黨與士兵群眾的聯(lián)系,整合廣大的士兵群眾,起到了積極作用。

  除此之外,寬待和釋放俘虜政策,也是民主制度建設的一項重大舉措,它打破了敵人所謂的“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由于部隊民主制度建設搞得好,俘虜政策貫徹得力,邊界紅軍很大一部分來源于俘虜兵。“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zhì)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2]p65

  三、結論

  通過對井岡山時期黨對軍隊整合策略的研究,基本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加強人民軍隊建設,發(fā)揮黨的整合功能不可忽視。新時期,建立一支打得贏、不變質(zhì)的新型人民軍隊,必須堅持井岡山時期開始確立的黨對軍隊絕對領導原則,不斷堅持和完善黨代表制度和軍隊民主制度,充分發(fā)揮黨的整合功能?!?/p>

  參考文獻:

  [1]毛澤東:戰(zhàn)爭和戰(zhàn)略問題[R].毛澤東選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澤東:井岡山的斗爭[R].毛澤東選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R].《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上)[C].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4]宋任窮:回憶井岡山斗爭的一些往事[R].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下)[C]. 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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