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軍事理論論文(2)
2017軍事理論論文篇二
《黨對軍隊領導權的確立過程》
[摘 要] 黨對軍隊領導權的確立經(jīng)歷了一個長期過程。中共五大雖然提出了“改組國民黨軍隊”，但并沒有明確提出對軍隊的領導權。三灣改編解決了軍隊內(nèi)部建黨問題，加強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尚未確立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古田會議從理論上和實踐上解決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但僅僅局限于紅四軍內(nèi)。直到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三大主力，黨(政委)對軍隊的領導權才得以在全部軍隊中貫徹確立。
[關鍵詞] 領導權確立 八七會議 三灣改編 古田會議 紅軍改編
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必須創(chuàng)建自己的軍隊。換句話說，要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中國共產(chǎn)黨必須擁有自己的軍隊。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武裝斗爭貫穿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而要開展武裝斗爭必須有一支共產(chǎn)黨獨立領導的人民軍隊。沒有代表人民利益的新型人民軍隊，武裝斗爭就無法進行，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列寧指出：“革命就是戰(zhàn)爭。它是歷史上所有一切戰(zhàn)爭中唯一合理的、正當?shù)?、正義的、真正偉大的戰(zhàn)爭。”[1]P85
一、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黨掌握軍隊的必要性
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無一不是在中外反動勢力的聯(lián)合絞殺下失敗的。中國共產(chǎn)黨要取得新民主主義的勝利，就必須打倒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這三個中國人民的大敵，必須堅決進行武裝革命，建立一支獨立領導的革命軍隊，同一切中外反革命勢力進行堅強不屈的斗爭。
中國共產(chǎn)黨轉(zhuǎn)向創(chuàng)建并獨立領導人民軍隊，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國民黨反動派逼出來的。1927年春夏，蔣介石、汪精衛(wèi)國民黨新軍閥相繼背叛革命，發(fā)動反革命政變，實施白色恐怖，大肆逮捕屠殺共產(chǎn)黨人。在中國
革命歷史發(fā)生轉(zhuǎn)折的緊要關頭，中共中央于7月4日召開擴大會議。會上，毛澤東針對陳獨秀的右傾主張，認為“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首次提出“上山”以“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的主張。8月1日，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動南昌起義，進入了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根據(jù)共產(chǎn)國際指示，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出席會議的有李維漢、瞿秋白、毛澤東等21人。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鄧小平、共產(chǎn)國際代表羅明納茲和紐曼。會議主席李維漢，實際主持人瞿秋白。會議第一項議程，由毛澤東在會上批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強調(diào)黨今后的任務是：以軍隊來發(fā)展土地革命，更加注意與資產(chǎn)階級爭奪領導權。這次會議解決了以下幾個主要問題：(1)確立了新的方針政策。堅決批判并糾正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確定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2)會議改選了新的中央領導機構，由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3)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毛澤東在發(fā)言中指出：“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強調(diào)中國共產(chǎn)黨獨立掌握武裝的重要性;(4)決定舉行秋收暴動。
八七會議在中國革命的危急關頭，總結了大革命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并就國共兩黨關系、土地革命、武裝斗爭等問題進行了討論。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把武裝斗爭同黨所領導的革命事業(yè)緊密聯(lián)系在了一起。
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黨內(nèi)僅有少數(shù)同志對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權進行過初步探索，而對黨直接掌握革命武裝力量這一問題的探索則更少。從實踐來看，雖然葉挺、賀龍、朱德掌握的國民革命軍中有不少共產(chǎn)黨員，但卻并不獨立掌握這支軍隊。這支軍隊無論在名義上還是在軍事編制上都還是隸屬于國民黨或廣州國民革命政府。因此，這次會議第一次如此鮮明突出地對黨與軍隊的關系主要問題進行了探討，并提出要獨立擁有自己的軍隊，并依靠這支軍隊開展武裝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當然，這次會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也有不足之處，即雖然提出了中國共產(chǎn)黨與中國革命的關系問題，卻僅僅提出要“掌握”、“擁有”武裝力量，并未就黨與軍隊之間關系，以及兩者關系的性質(zhì)給予明確定位。
二、三灣改編決定黨在紅軍內(nèi)建立系統(tǒng)的黨組織
八七會議雖然提出了黨要獨立擁有自己的軍隊，開展武裝革命，但是，如何確定黨與軍隊之間的關系，黨組織與軍隊組織之間的關系，會議并沒有做出明確定位。在北伐軍中，雖有許多共產(chǎn)黨員參加領導，但由于黨的支部沒有建立在連隊上，中國共產(chǎn)黨沒有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掌握軍隊，因而在政變中就失去了大部分軍隊及其領導權。
根據(jù)八七會議決議，1927年9月，毛澤東組織領導了湘贛邊秋收起義，并率領起義部隊向反動統(tǒng)治比較薄弱的井岡山地區(qū)進軍。但是，在向井岡山進軍途中，部隊中發(fā)生了許多嚴重問題。如果不加以及時解決，則這支部隊很難形成戰(zhàn)斗力，有垮掉的危險。主要問題有：部隊軍閥作風十分濃重，打罵俘虜，體罰士兵等惡劣習氣依然存在;秋收起義以來，經(jīng)過多次戰(zhàn)斗，兵員大減，部分官兵攜槍逃跑、叛逃，部隊作戰(zhàn)失利導致嚴重的悲觀失望情緒，人心浮動，紀律松散，思想混亂，從開始起義到三灣改編，部隊由5000多人銳減到不足1000人;部隊內(nèi)部政治制度、領導制度很不健全;部隊官多兵少，槍多人少，傷病員很多，知識分子多(黃埔軍校學生)，戰(zhàn)斗力差，急待整頓。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楓樹坪，于當晚主持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總結了秋收起義失敗的經(jīng)驗教訓，分析了部隊的政治思想狀況，決定對部隊進行改編。這就是中國共產(chǎn)黨建設史上、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設史上著名的“三灣改編”。三灣改編的基本內(nèi)容包括：(1)在全軍建立系統(tǒng)的黨組織。前委決定，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有黨小組，班有黨員，營、團以上設黨委，全軍由前委統(tǒng)一領導。全軍設立黨的“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擔任前委書記。(2)在連隊建立士兵委員制度和民主制度，紅四軍的軍級士兵委員會主任是陳毅。士兵委員會主要有五項任務：一是參加軍隊管理;二是維持紅軍紀律;三是監(jiān)督軍隊經(jīng)濟;四是作群眾運動;五是做士兵政治教育工作。在軍隊中建立士兵委員會，讓士兵群眾參加軍隊的民主管理，在部隊中確立了新型官兵關系。
三灣改編是中國共產(chǎn)黨獨立領導軍隊建設史上，首次在軍隊內(nèi)部建立了系統(tǒng)的黨組織，在實際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改變了紅軍政治工作的薄弱狀況，從組織上奠定了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基礎。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黨代表制度，經(jīng)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黨代表更為重要?！盵2]P64在軍隊中建立士兵委員會，讓士兵群眾參加軍隊的民主管理，以確立新型的官兵關系，這是對建軍原則的一個重要創(chuàng)造。井岡山斗爭時期，“紅軍生活如此菲薄，戰(zhàn)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敝，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nèi)的民主主義”。[2]P65這是毛澤東總結井岡山斗爭歷史經(jīng)驗的一個重要認識。此外，通過改編，精簡了編制，部隊變得純潔和精悍，提高了行軍速度，增強了戰(zhàn)斗力。
毛澤東親手領導進行的三灣改編，無論在人民軍隊建設史上，還是在軍隊黨的建設史上都具有突破性的歷史作用。但是，這次改編也存在不足，主要有：(1)這次改編雖然在全軍建立了系統(tǒng)的黨組織，加強了黨對軍隊的組織領導，但并沒做出將軍隊置于黨領導下的明確規(guī)定，即：對黨與軍隊之間的關系還沒有上升到理性認識的階段，沒有做出明確的界定。(2)通過設立士兵委員會改善了部隊民主生活狀況，打擊了舊作風、舊習氣，發(fā)揮了很大的積極作用。士兵委員會是群眾民主組織，黨代表在其中僅發(fā)揮政治顧問的性質(zhì)。只有在非常時期，黨代表才可以解散士委，或不準其開會，另訴諸士委代表會?？梢?，黨對士兵委員會也不具有直接的絕對領導。這樣，在黨與軍隊的關系尚未完全明確定位的情況下，全軍卻形成互不存在絕對領導或隸屬的三個最高機構――前委、軍委和士委。紅二十九團就曾經(jīng)不執(zhí)行前委(毛澤東)指示，不服從軍委(朱德)命令，不服從士兵委員會主任陳毅的領導，堅持進軍湘南。這表明紅軍內(nèi)存在多個權力重心，內(nèi)部的領導關系尚未完全理順，同時又夾雜著極端民主化、絕對平均主義等錯誤觀念。這就成為古田會議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三、古田會議確立了黨在紅四軍內(nèi)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
由于對黨與軍隊之間的關系還缺乏理性認識，沒有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黨與軍隊誰居領導地位的問題在一定情況下就突出地擺在面前。1929年6月下旬，紅四軍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會議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發(fā)生了爭論。這一爭論早在井岡山斗爭時期已經(jīng)存在。主要問題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對黨支部決定連隊事務持懷疑態(tài)度;如何處理黨的嚴格紀律與個人自由之關系。
實際上，朱德、毛澤東兩人對一些問題早已存在分歧。在“柏露會議”上，朱德、毛澤東意見不一。毛澤東認為，主張鞏固井岡山根據(jù)地、建設湘贛邊區(qū)，敵來則集中對付敵人，敵去則分兵發(fā)動群眾，根據(jù)地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發(fā)展。最后，會議決定實施“圍魏救趙”之策，出兵贛南，進行外線作戰(zhàn)。在出兵贛南的行軍中，正值隆冬，部隊給養(yǎng)成為嚴重問題。有人再次提出部隊分兵游擊。毛澤東認為，分兵活動容易被各個擊破，不同意立即分兵。為應付緊張情況，指揮便捷，毛澤東提出，軍委機關改為政治部，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這樣，前委書記、黨代表、政治部主任都由毛澤東兼任。1929年2月7日，中央來信(“二月來信”)要求紅四軍將隊伍分散到農(nóng)村。5月上旬，中央派劉安恭到紅四軍工作，使紅四軍黨內(nèi)矛盾漸趨激化。5月底，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議。代表們對黨的工作范圍、組織工作原則展開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在前委是否“管得太寬”、“權力太集中”、“包辦了下級黨部工作”。前委是不是“書記專政”，有沒有“家長制”的傾向。毛澤東稱之為“攻擊前委”、“分權主義”。有人提出要恢復正式軍委，認為建立軍委是健全黨的組織系統(tǒng)。爭論雙方各不相讓，意見未能統(tǒng)一。6月8日，毛澤東再次主持召開前委擴大會，討論紅四軍是否設臨時軍委和恢復正式軍委的問題。表決結果以壓倒多數(shù)通過了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但爭論的問題仍未解決，情況日趨嚴重。
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召開。會議圍繞黨與軍隊的關系(是黨指揮槍，還是槍指揮黨);政治部與司令部的關系(是政治部出布告，還是司令部對外，政治部隸屬于司令部)等問題爭論得異常激烈。代表們對毛澤東、朱德提出不少意見，有的甚至十分過火。會議決定給予毛澤東以嚴重警告，給予朱德以書面警告，對劉安恭、林彪也作了批評。結果，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陳毅當選為前委書記。7月底，陳毅赴上海向中央?yún)R報紅四軍的狀況和紅四軍七大中的意見分歧。
10月22日，陳毅從上海返回部隊，帶來了他根據(jù)周恩來多次談話和中央軍事會議精神所寫、經(jīng)周恩來審定的指示信(即九月來信)。信中肯定了紅四軍的斗爭經(jīng)驗，要求前委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2月28日，紅四軍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即著名的“古田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作了八個決議草案的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央九月來信。大會一致通過《中國共產(chǎn)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
《決議》主要批判了如下錯誤思想：(1)單純軍事觀點。認為軍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以為紅軍的任務和白軍一樣，只是單純打仗。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于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2)極端民主化。要求在紅軍中實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3)非組織觀點。少數(shù)不服從多數(shù);紅軍黨內(nèi)的有些批評變成了攻擊個人;許多黨員不在黨內(nèi)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還有絕對平均主義、主觀主義、個人主義、流寇思想、盲動主義殘余等。毛澤東批判了各種錯誤思想，特別指出：“紅軍是一個執(zhí)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除了打仗，還要負擔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以及建立共產(chǎn)黨的組織等重大任務?！盵2]P86 “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于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zhàn)斗力，使黨擔負不起斗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2]P88 古田會議決議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完全確立了黨對紅四軍的領導，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奠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基礎，使紅四軍得以肅清一切舊軍隊的影響而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但是，《決議》的精神還僅僅貫徹落實于紅四軍內(nèi)，尚未廣泛落實于各紅軍部隊中。
四、抗戰(zhàn)前夕的紅軍改編使黨對軍隊的領導權推廣到全軍
《古田會議決議》在紅四軍內(nèi)很快得以貫徹落實。這標志著紅四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行動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權。之后，古田會議精神上報中共中央，周恩來將會議精神摘要在《軍事通訊》發(fā)表并告示各軍。但是，由于各地軍隊狀況存在差異，對問題的認識也有不同，所以古田會議決議并沒有在紅軍各部隊完全深入地實施，致使部隊中軍閥主義等舊作風、舊習氣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著。
當時的“左”傾中央雖然強調(diào)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但是并沒有使古田會議精神在各軍制度化。更由于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受到排擠，因此毛澤東建黨建軍的思想理論成就被誣稱為“狹隘的經(jīng)驗論”，這就使古田會議精神更難得以推廣和落實。在紅軍長征途中，張國燾擁兵自重，另立“中央”，就是黨對軍隊的領導權還沒有在紅四方面軍嚴格實施的反映。這表明黨對軍隊的領導尚未在全軍貫徹落實并明確地制度化。
而比較明確地實現(xiàn)這一制度化則是在抗日戰(zhàn)爭前夕紅軍三大主力改編時期。這一時期通過建立政治委員制度，使黨對軍隊的領導在黨領導的各部隊得以貫徹落實。1937年8月25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簽發(fā)《關于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命令》，以“總政治部為第八路<軍>政治部”，[3] P331任弼時任主任，羅榮桓、關向應、張浩分別任115師、120師、129師政訓處主任，強調(diào)“各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后，必須加強黨的領導”。[3] P332這樣，從班、排到師都建立了黨的制度化領導。延安整風期間，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各部隊重學古田會議精神，進一步在思想上鞏固了這一制度。這樣，一支馬克思主義思想指導的軍隊就逐步建立了。從此，中國共產(chǎn)黨獨立地直接地領導的軍隊，真正成為一支人民的軍隊，一支不怕犧牲、特別能戰(zhàn)斗的軍隊?！?/p>
參考文獻：
[1]列寧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2]毛澤東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
[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卷)[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
看過“2017軍事理論論文”的人還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