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德輝生平略述與主要學術成就
葉德輝生平略述與主要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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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湘籍名士葉德輝，雖然作為“劣紳”而言，他的為人、言行多為人所垢病，但其作為我國近代杰出的藏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校讎學家、出版學家等博通多門的“大家”在藏書、古籍版本鑒別、古籍校勘、古代書籍史、古典目錄學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不可忽視的，他的相關學術成果，直到今天仍能直接為相關學術研究工作提供很多便利。
一、生平略述
葉德輝，生于清同治三年(公元 1864 年)，卒于中華民國十六年(公元 1927 年)，譜名 輝，字奐彬，號直山，別號園，自述乃兩宋之交詩人葉夢得“茅圓派裔孫三十八世”.葉德輝先世居河南南陽，后南渡居江蘇吳縣，至祖父葉世才時，于道光末年避亂遷居湖南長沙，后為參加科舉，于光緒十年(公元 1884 年)經其業(yè)師湘潭徐峙云介紹，“捐二百金入學宮，歸縣籍”,補湘潭縣學附生。因此葉德輝自稱時，常見有南陽葉德輝、長沙葉德輝、湘潭葉德輝幾種說法，有時也自號吳人。其幼年時，甚惡讀書，曾以為“天下至苦之事莫讀書若矣”,一度曾改學經商，后入長沙岳麓書院就學。光緒十一年(公元 1885 年)鄉(xiāng)試中舉人，光緒十八年(公元 1892 年)中壬辰科進士，與張元濟、李希圣等分數同年，殿試二甲，朝考二等，后分授吏部主事，但任職不久便請假歸鄉(xiāng)，經商維生之外，一心以搜羅藏書、刻書刊行、著書立說為樂。其堪稱濃厚的文化情懷，不惜棄官治學的舉動，加之后來的時事巨變，這一切造就了葉德輝意識里“文化遺民”的身份，于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堅持和發(fā)揚，成為他賦予自己的畢生使命。其一生的學術活動，包括藏書、刻書和著述，幾乎都是以篤守傳統(tǒng)舊學這一中心展開。
在歸居湖南時，葉德輝即以興舊經學為己任，并大力提倡，與時任岳麓書院院長王先謙往來密切，兩人同為頑固派代表人物，也同為湖南地區(qū)守舊人士的領袖人物。
戊戌變法時期，湖南堪稱推行改制最為激進的省份之一。葉德輝時年三十余歲，正是氣盛之時“,挺身而出”對于各種維新措施橫加指責并不遺余力地反對，其抵制維新的文章被收入頑固守舊文匯《翼教叢編》，成為反對戊戌變法的一面頑固派大旗，也由此在近代歷史舞臺上開始有了一席之地。
光緒二十六年(公元 1900 年)，湘人唐才起兵反清，以維護道統(tǒng)自居的葉德輝編撰《覺迷要錄》以辟革命之說。
宣統(tǒng)二年(公元 1910 年)，長江流域水災，饑民遍地，而此時的葉德輝，卻做起了積谷萬擔的囤積居奇之事，以至引發(fā)災民暴動搶糧。為平民憤的晚清皇廷，乃下詔將其削籍，葉氏不免回歸布衣鄉(xiāng)紳。
民國元年(公元 1912 年)，作為辛亥革命“第一槍”領袖黃興家鄉(xiāng)的長沙，為了表達對其崇敬之意，湖南政府做出將長沙坡子街口的“德潤門”更名為“黃興門”“坡子街”更名為“黃興街”的決定，雖然經黃興本人婉拒后恢復舊名，但這仍舊觸及以前朝遺民自詡的葉德輝的痛處。葉氏不僅使人搗毀街名牌，還于民國二年(公元 1913 年)5 月親自寫成《光復坡子街地名記》一篇，以嬉笑不羈之語，將黃興比作“婦人女子”“雞公鴨婆”,極盡譏諷之能事，以此開罪于湖南新政府，遭捕，經保被釋后，避至武漢，旋至上海。
民國四年(公元 1915 年)，袁世凱復辟稱帝，各地紛紛成立籌安會為其粉飾，湖南籌安會成立后，葉德輝出任會長。
民國十六年(公元 1927 年)，在革命風暴席卷中國南方、北伐軍已經攻占湖南的背景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轟轟烈烈地展開了，4 月 10 日，葉德輝被農民協會捉拿;4 月 11 日，經“湖南省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審判后，判處死刑，當天下午即予執(zhí)行。
終其一生，葉德輝的所展現出的人生觀、價值觀、學術觀，因其濃重的時代烙印，其實無法以單純的正確或單純的錯誤來判定。葉德輝一生以其孤傲狂狷的性格、目中無人的處世態(tài)度、不合時宜的言行，甚至是為人所不齒的奸商劣紳、好色不端行徑著稱于世，但是終不掩除其所擅之舊經學外，作為藏書家、目錄學家、版本學家、文獻學家、出版學家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在圖書館學發(fā)展史上，葉德輝是不折不扣的大家，是無論如何都無法從教科書中抹去的人物，民國以來，諸多圖書館人都曾于其學術成果中受益匪淺。
二、主要學術成就
1.作為藏書家的葉德輝。葉德輝先世其實已有少量藏書，其求學過程中也經常購書，但都未成規(guī)模，葉氏本人也未以之為業(yè)。其留心搜書藏書，當始于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 年)，是年葉氏入京會試，每每流連于廠肆，開始細心選購，自此一發(fā)而不可收拾，廣泛搜羅，如其門生劉肇隅為其《郎園讀書志》序中所言“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無不搜羅宏富，充棟連櫥”.尤其是通過獲得湘潭袁芳瑛“臥雪廬”藏書、商丘宋至“緯蕭草堂”藏書、曲阜孔繼涵“紅櫚書屋”藏書以及盡得善化張氏所搜羅之王士禎“池北書庫”、劉喜海“味經書屋”、馬國翰“玉函山房”等散出的藏書之類大量舊藏后，加以同日本人換贈的部分，藏書日豐。其子葉啟倬曾在《觀古堂藏書目錄跋》中寫道：“家君每歲歸來，必有新刻舊本書多櫥，充斥廊廡間，檢之彌月不能罄;平生好書之癖，雖流離顛沛，故不易其常度也。”正是以這樣一種藏書精神，在辛亥革命時，葉德輝的藏書已達到四千余部，二十萬卷左右。而葉氏搜書、藏書的活動在辛亥以后也未曾停止，據此可知，在葉德輝被處決前，家藏遠不止以上所述之數目。需要指出的是，葉德輝藏書中雖不乏宋元古本，而且就財力、辨識力來說，他也決不虧缺，但葉氏的藏書思想卻是反對一味厚古薄今的，也毫不刻意留心于此。他認為“藏書固貴宋元本以資?？?，而亦何必虛偽”“藏書家貴宋元本，于近刻則奴仆之，此大惑也”.實際上，葉德輝的藏書除藏之外，更重實用，力倡藏書必讀。在他的藏書中，尤其重視明刻和清代私家精校精刻本，加之葉氏本人以治經學、小學為主，所以他的藏書中這兩類尤其是清人的經義著述居多。此外，葉德輝也注重搜集清人詩文集，這也是他藏書的重點之一。由此可見，注重清刻本的收藏實為葉德輝觀古堂藏書的主要特色。在被處決后，葉德輝的觀古堂藏書有極少一部分流出，但絕大部分都被其子售予日本人山本。又如，其視若珍寶的宋孝宗隆興元年(公元1163 年)刊本《南岳總勝集》，輾轉為莫伯驥收入自己的“五十萬卷樓”藏書中;而被葉德輝夸為“非止北宋本中第一，亦海內藏書第一也”的《韋蘇州集》，則被周越然的“言言齋”收入。身后花費平生精力搜集的藏書散佚，往往是大多數藏書家最為懼怕之事，但大部分的藏書家卻如葉德輝一般，往往難逃此運。
2.作為版本、目錄學家的葉德輝。在古籍版本如何鑒別上，葉德輝有其獨到的見解，所謂“鑒別之道，必先自通知目錄始”,也就是把各種目錄著作以及有關記錄對照研究作為基礎才能鑒別版本。在葉德輝眾多流行后世的著作中，已刊部分如《觀古堂藏書目錄》《書林清話》《書林余話》、未刊部分如《宋元版本考》《四庫全書版本考》等都是他關于目錄學和版本學方面的著作，集中體現了他的目錄版本學術思想。其中較為后人推崇的，當屬《書林清話》。從目錄學、版本學角度出發(fā)，該書實際是一部大量綜合古典目錄匯編而成的目錄版本主題匯編，堪稱一本我國古代書籍史。葉德輝作為一代大儒，在持續(xù)多年的讀書研究活動中，將相關史料善加編排，形成這部對后來學者不啻為一部目錄版本學指南的《書林清話》。洋洋灑灑數十萬言，分列十卷，詳分了 117 個專題，對我國古代雕版印書的情況進行了詳細、全面的介紹，極具系統(tǒng)性，同時體現出葉德輝對于版本學的很多獨到見解。雖然由于主、客觀方面的各種因素，《書林清話》也存在不少訛誤，但是該書對我國古典圖書目錄版本的深入研究所做出的開拓性貢獻是不容忽視的。梁啟超在其《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中把葉昌熾的《語石》與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并列，并認為《書林清話》“論刻書源流及掌故甚好”.著名史學家陳垣也把葉昌熾的《藏書紀事詩》與《書林清話》并列，認為“昌熾找到了這么多材料，卻用詩表示出來，未免減低了價值”,明顯尤為推重《書林清話》。
3.作為校勘、輯佚學家的葉德輝。葉德輝的另一部著作《 園讀書志》，則是在其身后由子侄輩匯集其生平讀書所作大量題跋而成，這些題跋主要是針對各版本評其優(yōu)劣、參校異同，實際上牽扯了大量的?？惫ぷ?。葉氏雖然生性乖張，為人詬病，但在?？敝螌W時，卻極為嚴謹，其主張采用兩種方法來進行校勘活動：死校和活校。所謂死校，就是“據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幾字，鉤乙如其書，一點一畫，照錄而不改，雖有誤字，必求原本”;所謂活校，就是“以群書所引改其誤字，補其闕文;又或錯舉他刻，擇善而從，別為叢書，板歸一式”.按葉德輝所說，如能采取這兩種方法進行?？保瑒t“不僅獲校書之奇功，抑亦得著書之捷徑也已”.葉德輝始終強調校勘應為讀書而為之，目的在于尋求古籍的真實面目，而不應該單純?yōu)榱俗非蟀姹径？?，?？睍r應著重于對比版刻行文、字句、行款、卷帙異同以及傳刻源流等。除?？崩碚撝猓谛？惫偶膶嵺`上，葉德輝尤其注重“每得一書”,“必廣求眾本，考其異同”,注重廣泛搜羅、互相參見。在輯佚古籍方面，葉德輝同樣有突出的貢獻，終其一生輯佚古籍十余種，主要有《鬻子》二卷、《郭氏玄中記》二卷、《許慎南間詁》二卷、《淮南萬畢術》二卷、《孫柔之端應圖記》一卷、《孟子劉熙注》一卷、《傅子》三卷、《晉司隸校尉傅玄集》三卷、《月令章句》四卷、《宋趙忠定奏議》四卷等，這十余種的成果看似數量不多，實際工作量絕不在少數。此外，他還根據宋朝二十多種著作，為其自述“先祖”葉夢得輯錄編撰了專門記載其事跡的《石林燕事》。
4.作為出版家的葉德輝。中國傳統(tǒng)文人都重視書籍的積存，作為“封建遺民”“清末名士”的葉德輝自然也信奉這一文人傳統(tǒng)，但在此基礎上，他卻認為刊刻書籍、流布于世更為重要，所謂“今有一事，積書與積陰德皆兼之，而又與積金無異，則刻書是也”.葉氏認為刻書能夠“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可以傳播文化，教育后代，屬于“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他不僅理論上推崇刊刻出版，更是身體力行，刻印圖書傳世。除了刻印自己的部分著述外，還先后刊刻了大量叢書，如：《觀古堂匯刻書》初、二集，十三種;《觀古堂所刊書》十八種;《麗 叢書》九種，這里面包括葉德輝的藏書之寶《南岳總勝集》;《雙梅景 叢書》十六種;《觀古堂書目叢刻》十五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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