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綱要含有豐富的愛國主義情感教學內容,是大學生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現(xiàn)實生動教材。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給大家推薦的中國近代史綱要結課論文，希望大家喜歡!

　　中國近代史綱要結課論文篇一

　　《淺析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女性的愛國運動》

　　【摘 要】五四運動史一場全民族的反帝愛國運動。本文從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女性的愛國運動為背景，探討那個時期青年女性愛國運動的方式、特點、及對婦女解放的貢獻。青年女性的這種意識不僅關系到自身，也關系到整個國民素質的提高，對中國婦女解放運動也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五四運動;青年女性;男女社交公開;男女教育平等;女子經濟獨立

　　一、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女性愛國運動的歷史背景

　　五四運動是一場全民族的反帝愛國運動。在愛國主義的感召下，中國民眾普遍投身于這場反帝愛國運動當中。在五四運動中，中國青年女性表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愛國熱情和堅定地斗爭勇氣。

　　對絕大多數(shù)的青年女性來講，猛促她們覺醒的是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機。愛國主義的傳統(tǒng)在受到異族凌辱時就變得格外的有力量。因此當山東歸屬問題在巴黎和會上由于美英法等國操縱而劃歸日本，中國外交徹底失敗的消息傳來時，當北京學生在1919年5月4日齊集天安門廣場，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火燒趙家樓，痛打章宗祥，掀起驚心動魄的反帝愛國運動時，各地女學生便沖破了封建倫理綱常的羈絆，戰(zhàn)勝了自輕自賤的心理障礙，昂首挺胸投入到群眾運動的洪流，顯示出新女性的戰(zhàn)斗英姿。她們提出，“救國不能后人”、“愛國不分男女”的新口號，率先投入戰(zhàn)斗。這些口號，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了辛亥女知識分子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女子豈能無責”的口號。不僅意味著女子同男子是平等的人，而且意味著女子要與男子聯(lián)合起來反抗帝國主義侵略。在反帝反封建精神的感召下，男性與女性的利益與國家的民族的前途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將愛國主義精神升華為一種神圣的理想。這個政治口號的提出，不是某個人瞬間之際提出來的，而是有著艱辛的斗爭歷程和痛苦的認識過程，表明青年女性覺悟的進一步提高。

　　二、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女性愛國運動的特點

　　五四時期的青年女性愛國運動在婦女運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這個時期青年女性的愛國運動的基本特點是：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緊密結合。這個階段的標志是：廣大的人民群眾被發(fā)動起來，青年女性在斗爭實踐中逐漸認識到，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部分，婦女要得到解放，首先必須解決社會政治問題，而不是同男子進行斗爭。只有社會得到改造，被壓迫婦女才能得到解放。向警予在領導女界國民會議促成會時就指出，在帝國主義和軍閥主義壓迫之下的舊中國，非將人權民權首先爭回，女權不能有存在的把握，她為此寫了十多篇文章，強調要將婦女運動和國民會議運動結合起來;她參加起草的中國共產黨關于婦女運動的決議，也貫穿了這一思想。另一方面，在發(fā)動婦女參加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的同時，又不能不顧婦女的特殊利益，因此又必須根據(jù)不同時期的革命任務，提出婦女自身解放的種種要求，打破封建宗法社會加在婦女身上的束縛和壓迫，爭取政治上、經濟上、職業(yè)上、教育上、法律上、社會地位上與男子平等的權利。

　　三、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女性愛國運動的方式

　　(一)各地女學界團體宣傳愛國思想

　　北京女學生深感局勢的緊迫，為了進一步壯大聲勢，5月7日，女師高發(fā)起、第一女中等十余所學校40多名代表成立了北京女學界聯(lián)合會(后稱北京女界聯(lián)合會)。聯(lián)合會通過了《告全國女界書》、《北京女校致巴黎和會代表電》等。其發(fā)起人楊玉潔女士慷慨陳詞：“所翼我女界同胞，投袂而起，惠然肯來合群策群力，以濟難關，向政府陳告力爭，保全我領土，勿甘雌伏之譏，共奮雄飛之志。我二萬萬女同胞，果尚有心肝血氣乎!”

　　在這種愛國精神的激勵下，其他省份女學界都紛紛組織團體。

　　1919年5月25日成立了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該會簡章規(guī)定，“本會以提倡國貨并喚起女界之愛國心為宗旨。”女界愛國同志會成立后，在演講隊長鄧穎超的組織率領下，積極開展愛國宣傳。青年女性起初只是劃地宣講，號召婦女群眾去聽，后來才到各公共場所、居民住戶去宣傳，宣傳內容也從一般的愛國宣傳發(fā)展到爭取民族獨立，爭取婦女平等權利，保護女性、保護兒童等方面，是反帝反封建的內容更為鮮明充實。聽眾常被感動，如7月20日一次演講，聽眾達上千人，有的被感動得落下淚來。但女學生出外演講，也不是一帆風順，如鄧穎超后來回憶的那樣，到個居民家庭演講時“有的人家對我們很熱情，有的人家就把大門一關，據(jù)我們于門外。但我們碰了一點釘子不灰心，還是挨家挨戶訪問。”

　　重慶女學生聯(lián)絡各女校成立了川東女子救國會，并致電政府“密約不廢，青島不還，國權喪失，萬劫不復，吾等雖屬女界，同為國民一份子，一致誓死否認。”在女學生的帶領下，一批女教員、女職員乃至官吏家屬也參加了游行集會及演講活動。

　　(二)女學界組織群眾抵制日貨

　　在女學界的帶動鼓舞下，婦女們紛紛行動起來，以實際行動支持愛國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日本的經濟嚴重威脅到中國民族工業(yè)的生存和發(fā)展，因此抵制日貨，提倡國貨這個口號在五四運動中深得人心。組織起來的各地女學生全力投入了這一次斗爭。如上海民生女校學生組織了勸告團，到各商行進行登記，到5月底動員了30余店鋪填寫了不進日貨的志愿書。女學生采取多樣形式進行宣傳，上海南洋女師編寫了愛國歌，唱道：“救家先救國，國亡家也忘。汝如欲愛國，國恥不可忘……莫學無恥人，去買東洋帽……莫貪小便宜，去坐東洋船……紙傘也可撐，莫買東洋傘……老布也可著，莫買東洋布。”各地女學生還紛紛捐募錢款，籌集資金，或自己制作各種小日用品，開辦愛國商行。

　　湖南《大公報》6月19日登了一條小消息：“女生四人，手提皮包，內儲各種國貨，肩上斜束白布手帕，上書某校國貨販賣團，在司門口一帶發(fā)賣，并隨地演講提倡國貨以救亡各情況，聽者無不鼓掌。其貨物較市面為廉，購著甚伙。”

　　女學生針對婦女裝飾化妝品中以日貨為多這一特點，深入到家庭宣傳，講明道理，啟發(fā)婦女群眾覺悟。天津婦女舉行了抵制日貨的游行示威，沿途散發(fā)“警醒”、“勸勉”兩種傳單，在商業(yè)區(qū)高呼“商界同胞快起救國”。除了宣傳，各地女學生還參加對蓄藏、私賣日貨的奸商的斗爭。天津商學界3萬余人在南開大學操場，將學生查出的日貨當眾焚燒。重慶二女師學生在追查日貨中表現(xiàn)得機智勇敢，她們和男學生一起在太平門城墻洞里發(fā)現(xiàn)了不法商人藏得日貨，全部燒毀，又將日商船偷運的日貨全部卸下。

　　四、五四運動時期青年女性的愛國運動對舊時期婦女解放的貢獻

　　(一)爭取男女社交公開

　　五四時期關于男女社交公開的討論是十分熱烈的，在具體實踐“男女社交公開”方面，長沙的新民學會和天津的覺悟社，有比較突出的貢獻。

　　新民會的會員都主張“會友的界限要打破，無論男女老幼……只要他和宗旨相合，均可邀為會友”。陶毅、向警予、李思安、周敦祥、魏璧、等一批女同學志愿加入了以男性為主體的新民學會。新民學會實行男女公開社交，不僅對湖南，對各地青年都產生積極地影響。

　　天津覺悟社是在1919年9月，由周恩來、郭隆真等人倡議，集天津學聯(lián)和女學愛國同志會骨干分子組成的一個組織嚴密的團體。該社的新社員及社友均按1∶1的原則吸收。干部選舉上頁采取了男女平等的原則，以充分發(fā)揮女社員的作用。

　　五四時期青年女性的這種愛國運動形式對幾千年“男女授受不親”的倫理觀念，是一種大膽的否定。新民學會和覺悟社敢于破除封建陳規(guī)，在男女之間建立一種平等的，互助，互敬的關系，這確實是一種創(chuàng)舉。它有力地沖擊了“男女授受不親”的陳腐觀念，鼓勵青年男女沖出家門，到社會上經受鍛煉，恢復婦女正當交際權利。男女社交公開初步實現(xiàn)，為婦女爭取職業(yè)、教育權利掃清了思想與輿論的障礙，它不僅有利于婦女運動的廣泛開展，有利于婦女人才的培養(yǎng)，還有利于整個社會的進步。因為它畢竟沖開了男女間幾千年形成的封建狀態(tài)，勢必對社會生活、意識形態(tài)產生多方面的影響。當然，五四時期男女社交公開是極有限的，不管是在地域方面還是在人的階層方面都是有限的。但封建藩籬一經沖開，封建禮教再也不可能恢復它無所不至的權威地位了。

　　(二)爭取男女教育平等

　　五四時期爭取男女教育平等是青年女性對婦女解放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爭取大學開放女禁。在這方面首先站出來呼喊的是甘肅籍女學生鄧春蘭。鄧春蘭在報上發(fā)表了一封《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yè)生書》，提出征求同志，組織大學解除女禁的請愿書。這封信在京滬幾家報紙上登載后，引起了社會輿論的重視。

　　1920年9名女生分別進入北大哲學系、國文系、英文系一年級旁聽，成為中國國力大學第一批女大學生。女學生進入大學，無論在社會上還是北大校內都引起了轟動。到1921年北京有7所公立大學招收女生。北大還正是規(guī)定入學不限男女名額。

　　五四時期青年女性在爭取男女教育平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積極地成果，在一部分大城市突破了男女有別的傳統(tǒng)勢力，開了男女受平等教育的新風氣，這是有重大意義的，因為它不僅徹底否定了封建主義“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觀念，對“賢妻良母”的教育思想也給予了有力的沖擊。這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當然，學校作為上層建筑的重要部門，歷來被國家直接控制。封建傳統(tǒng)勢力也不肯輕易退出歷史舞臺，男女教育平等在五四時期僅僅是拉開了序幕，而要真正實現(xiàn)這一理想，還要經過相當艱巨曲折的斗爭過程。

　　(三)爭取女子經濟獨立

　　中國近代工業(yè)興起發(fā)展造就了第一代女工，但在五四以前，社會其他職業(yè)向婦女開放的異常有限。在婦女參加社會工作，關鍵問題是在觀念上是否承認婦女有權支配自己的行為，有權參與一切社會經濟活動。而當時的國民政府在法律上對婦女自謀職業(yè)的權利有嚴格的限制。1920年廣州有幾位女師畢業(yè)生曾自動發(fā)起，集資在廣州繁華的惠愛馬路上創(chuàng)辦了女子競業(yè)商店，經營雜貨。這是女青年自謀職業(yè)的最早的嘗試。

　　婦女參加社會經濟生活，謀取社會職業(yè)，到20、30年代，職業(yè)婦女發(fā)展到一定規(guī)模，成為婦女界中一支中堅力量。新文化運動先驅者以人權平等為武器，抨擊歧視婦女的傳統(tǒng)觀念，爭取男女就業(yè)平等起了促進作用。當然，五四時期關于婦女經濟獨立的討論和實踐只是局限于爭取男女就業(yè)平等，對于男女同工同酬，婦女勞動保護等都尚未涉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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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鄭必俊，陶潔主編.中國女性的過去、現(xiàn)在與未來[C].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作者簡介】

　　王琦評(1988— )，女，陜西西安人，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1級中國近現(xiàn)代史基本問題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高延春(1972— )，女，陜西延安人，延安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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