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在分析和判斷金融體系和資本市場未來趨勢繞不開兩個重要命題：其一是金融危機后全球經濟將會由美歐拖垮，還是新興經濟體將全球經濟帶出泥潭?其二是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能否擺脫東亞模式陷井而實現(xiàn)持續(xù)的增長?這兩個問題中如果其中一個是否定的答案，無論是金融體系還是資本市場都將受到嚴重沖擊。本文拭就以此為出發(fā)點對未來經濟發(fā)展中的幾個問題進行一定的分析和探討。

　　本輪危機與29年大危機的關鍵差別。

　　從歷史上看，經濟重心轉移過程通常會產生重大危機。因為新興經濟體的崛起總會導致全球產能的擴張和過剩，原有的供求平衡關系將被打破，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全球性的經濟大調整，通常會表現(xiàn)為重大的金融或經濟危機。這實質上是一個大范圍的經濟洗牌過程，或者說是一個創(chuàng)造性的毀滅過程。通過這一過程將會淘汰那些缺乏競爭力的產能，而具備競爭力的新興經濟體則將在危機后再度崛起，并提升其經濟地位，形成新的經濟重心。原有經濟霸主的地位將被削弱，并走向相對衰落。

　　上一輪大危機即1929年產生的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經濟陷入比較長期的蕭條，直到二戰(zhàn)后才擺脫其影響。這輪危機是全球經濟重心從歐洲向北美轉移過程中發(fā)生的，是對舊有經濟格局的一次創(chuàng)造性毀滅。美國在此輪危機后取代英國成為全球新霸主，領導全球經濟發(fā)展。

　　次貸危機引發(fā)的本輪危機則是全球經濟重心從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向以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經濟體轉移過程中產生的。除了在應對危機的政策與上一輪不同外，本輪危機與上一輪危機的一個關鍵差別是以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內需潛力更大。在上世紀20年代，歐洲大約3億人口，美國1億左右。而目前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中人口約10億左右，約占全球人口20%;以中印為首的新興經濟體人口約30億左右，約占全球人口50%。雖然目前新興經濟體經濟總量還不能與發(fā)達經濟體等量齊觀，但從增量來看，新興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已超過三分之二。從經濟發(fā)展水平看，上世紀20年代美國與歐洲經濟發(fā)展水平基本處于同一條線上，但目前新興經濟體與發(fā)達經濟體差距甚大，如中國人均GDP現(xiàn)僅為美國人均GDP的十分之一左右，未來人均GDP和人均消費水平提升空間也很大。因此，新興經濟體不僅人口數(shù)量大，且人均消費提升空間廣闊，這決定了其未來內需潛力相當巨大。這給新興經濟體抵御發(fā)達經濟體消費能力下降造成的外需下滑提供了騰挪空間，新興經濟體可以通過釋放內需潛力擺脫發(fā)達經濟體衰退帶來的影響。

　　中國經濟三段論

　　具體來看，中國經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分階段，第一階段是中國作為全球重要的勞動力供應中心的階段，這大致在2000年以前;第二階段是中國成為全球重要的產品供應中心階段，這大致在2000年后至今;第三個階段則是成為全球重要的消費中心，目前可能在開始向這個方向轉變。

　　在第一階段，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影響不大，大量海外公司到中國設廠，利用中國廉價的勞動力生產低端消費產品，再銷往國際市場，中國主要是向全球供應了生產中重要的資源——海量的廉價勞動力，這使得全球生產成本下降，出現(xiàn)了一個低通脹高增長階段。

　　經過第一階段的發(fā)展，中國經濟無論是量還是質都在發(fā)生改變，開始進入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除了外資外，中國本土的國營企業(yè)和私營企業(yè)開始崛起，競爭力在不斷提高。中國產業(yè)也在不斷升級，除了低端制造外，也在不斷增加中高端產品的比重，發(fā)達國家產業(yè)不斷向中國轉移產業(yè)。因此，自2000年以來，中國出口不斷增加，全球經濟原有的平衡開始打破，西方國家原有的供應與消費之間不再平衡。我們可以看到道指自2000年以后的漲幅相當小，與90年代氣勢如虹根本不能相提并論，雖然這還有其它原因，但顯示了美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2000年后美國等西方國家通過金融衍生品市場玩出了新花樣，次貸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借此可以平衡貿易逆差，但卻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次貸危機爆發(fā)后便產生了嚴重沖擊。

　　反過來，中國日益龐大的生產能力也面臨嚴重過剩的危機。因此，中國經濟必須轉向第三個階段，即成為全球重要的消費中心。如果中國不轉向這個階段，全球經濟都將面臨雙輸?shù)木置妫蔷褪前l(fā)達國家產業(yè)在中國重壓下難以復蘇，消費能力下降，而中國生產越來越多的產品卻沒有市場。

　　一個較為普遍的觀點認為中國提高消費能力是一個難題，其實這可能并非盡然。中國可以采取將公共消費向私人消費轉移的方式來提高消費能力，如修建廉租房，提高社保、公共教育等。公共消費主要具有保障性質，提高公共消費還可促進私人消費，因為人們的防御性儲蓄可以因此而減少。中國只要決心提高消費能力，也就是通過一定的分配方式，把一部分供應能力轉向國內市場。目前已向這方面轉變，并對提高消費產生了影響。

　　這里問題的關鍵是在于提高國民福利和消費能力后，最終將帶來經濟成本的提高，并影響國際競爭力，因為目前中國的國際競爭力還是主要基于低成本，這涉及到一個長期的發(fā)展戰(zhàn)略問題。但如果中國轉向開發(fā)國內市場，對外需的依賴將下降，國際競爭的影響將下降;同時，隨著中國勞動力素質的提高，中國企業(yè)素質的提高，中國勞動生率也在不斷提高。因此目前階段逐步提高消費占比對經濟競爭力的影響將可能有所弱化。

　　隨著中國經濟總量的不斷膨脹，尤其是經濟增量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中國如何處理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將成為關乎全球經濟再平衡的總閘門。如果中國經濟不實質性轉向第三階段，貿易摩擦、貨幣競相貶值等現(xiàn)象不可避免。中國有條件逐步擺脫這些較量，可在更大的市場空間內實現(xiàn)戰(zhàn)略突圍。

　　中國采取出口導向型發(fā)展經濟只是一個過渡階段，經過這一階段，不僅快速實現(xiàn)了工業(yè)化，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而且在勞動力素質提高、符合國際慣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人的觀念改變等軟件方面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中國已有條件通過啟動內需來推動國內經濟發(fā)展，進入到上述第三階段，即進入到一個新的長周期發(fā)展階段。

　　第二次劉易斯拐點與新經濟周期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發(fā)達經濟體的生產與消費大體是均衡的。中國自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開始引入市場經濟，中國龐大的勞動力供給逐步介入國際市場。在較長時期內，以中國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和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較長時期內分別處于全球制造體系的低端和中高端，兩者為互補關系。但隨著中國產業(yè)的不斷升級，對發(fā)達經濟體的中高端制造業(yè)產生了競爭壓力，并不斷向新興經濟體轉移。與一般的小國不同，中國勞動力數(shù)量巨大，對全球產生的影響也很大。因此，這種勞動力成本的差異和分布，引起了國際產業(yè)資本大規(guī)模的流動，而國際產業(yè)資本的流動最終導致經濟格局的改變，原有均衡的經濟格局被打破，出現(xiàn)了消費與生產的嚴重不均衡。以美國為首的發(fā)達經濟體試圖以大量的金融衍生品來支撐消費，最終引發(fā)了次貸危機。勞動力成本的巨大差異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所在。

　　而中國經濟進入第三階段的實質就是全球勞動力重定價過程，即提高消費的過程也就是勞動力成本提高的過程。近年來不斷加劇的民工荒顯示中國已經過傳統(tǒng)的劉易斯拐點，低端勞動力供給彈性明顯加大，低端勞動力價格上漲壓力加劇。而低端勞動力價格的上升也必然推動整體勞動力價格的上升。而中國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將有助縮小國際間勞動力成本的差異，這是實現(xiàn)國際經濟平衡所必須的。只有中國勞動力成本與發(fā)達經濟體勞動力成本差距縮小到一定程度，全球經濟才可能達致基本平衡。

　　這便引伸出另外一個問題，中國過去30年靠勞動力成本低的優(yōu)勢推動了經濟增長，在劉易斯拐點后，隨著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是否會減弱甚至象日本那樣停滯不前?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中國已過傳統(tǒng)的劉易斯拐點，但由于中國勞動力不僅數(shù)量巨大，而且有著不同的層次，中國可能還存在第二次劉易斯拐點，那就是中端勞動力由供給充裕持續(xù)至最終短缺的拐點。目前大量的大學畢業(yè)生還難以找到合適的工作，顯示現(xiàn)階段中端勞動力供給確實還很充裕。

　　經過改革開放30年的發(fā)展，中國培養(yǎng)了大批大學生、熟練工人、工程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積累了較為豐富的人力資源。據(jù)統(tǒng)計，2005年中國在校大學生人數(shù)有2300萬人，而美國為1660萬人，中國在校大學生人數(shù)已遠超過美國，并且中國大學生中理工類學生占50%左右，美國僅33%，中國科技人員的后備力量相當充足。而且中國科技人員成本僅為美國的1/5至1/8，這為中國加快技術進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

　　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重視教育的國家，隨著經濟的發(fā)展和居民收入的提高，對教育的投入將會進一步增加。中國未來還有兩個釋放人力資源的重要階段，即普及高中教育和基本普及大學教育階段。中國中端勞動力供給潛力仍然相當巨大。

　　考慮到現(xiàn)代經濟的發(fā)展，正逐步從工業(yè)經濟轉向知識經濟時代，對人力資本越來越倚重，人力資源將成為最重要的資源。要突破資源瓶頸實現(xiàn)可持續(xù)發(fā)展，必須實現(xiàn)產業(yè)升級并走向知識經濟。中國物質資源有限，但人力資源卻極為豐富，這為中國持續(xù)的產業(yè)升級和發(fā)展創(chuàng)新經濟提供了條件。

　　因此，雖然過去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不是很強，但中國未來卻不是沒有可能成為創(chuàng)新科技的重要來源國之一。

　　第一，中國歷史上沒有實行過市場經濟，不具備創(chuàng)新科技產生的條件。雖然中國歷史上有過四大發(fā)明等重要科技發(fā)明，但長期的集權專制制度抑制了科技創(chuàng)新的發(fā)展。

　　第二，中國過去三十年改革開放，經濟快速發(fā)展，但處于追趕過程，市場經濟體系處于逐步建立過程中但并不完善，工業(yè)基礎起步較低，這一階段主要是吸收和消化國外技術的階段，仍不具備大規(guī)?？萍紕?chuàng)新的條件。

　　第三，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和完善，工業(yè)基礎的完備，數(shù)量巨大的各類專業(yè)人才的儲備和積累，以及低端生產市場空間容量的到逼，在新經濟周期中中國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有可能出現(xiàn)歷史上未曾有過的巨大變化。

　　從歷史上看，作為引領全球經濟增長的一流強國，常常都能產生一大批新思想、新科學、新技術和新產業(yè)，或者說能產生新的生產力。中國目前距此尚有較大差距，但從資源和體制變化方面分析，卻正在向這一方向趨近。

　　中國經濟在從第一次劉易斯拐點到第二次劉易斯拐點之間將是中國產業(yè)升級和經濟效率提高的重要階段，也是中國內需潛力開始釋放的階段。前一階段是中國勞動力量的投入，新階段則是質的釋放。中國走到第一次劉易斯拐點用了近30年時間。粗略估計，大約可能需要20年左右時間到達第二次劉易斯拐點，也就是可能到2030年左右。

　　綜合上述分析，中國未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有條件通過持續(xù)的產業(yè)升級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來推動經濟較快增長。另一方面，國內勞動力在創(chuàng)造更高價值的同時，隨著收入的提高，也必然帶來更高的消費，由于人口數(shù)量眾多，內需的潛力也是巨大的。這兩方面也是相互推動的，效率提升是增加消費的基礎，而消費的增長將為創(chuàng)新科技產業(yè)提供廣闊的市場空間。因此，提升效率和提高消費水平是新經濟周期中推動經濟增長的兩大重要動力。

　　除了中國外，包括印度、巴西、印尼等新興經濟體也在快速發(fā)展中，整個新興經濟體約占全球人口的半數(shù)，歷史上從未有過人口如此眾多的國家群體崛起的現(xiàn)象，這足以推動全球經濟進入一個新的發(fā)展階段，或者說是一個新的經濟周期。這個新經濟周期應一直持續(xù)到中國第二次劉易斯拐點到來，也就是直到2030年左右。

　　這個新經濟周期目前可能還在初期階段。G20的成立可能是新經濟周期到來的重要標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將帶動全球經濟復蘇，歐美可能出現(xiàn)相對衰落，但可能不是絕對衰退，亦即經濟增長速度可能下降，處于低速增長，但可能不會持續(xù)到退。

　　本輪金融危機迫使新興經濟體走向逐漸擺脫外需、開發(fā)內需發(fā)展道路，催生了新的經濟周期。未來如果發(fā)達經濟體出現(xiàn)經濟波動，還將推動新興經濟體進一步釋放內需潛力，開發(fā)國內市場。

　　新經濟周期中的逆流也難以避免

　　在新經濟周期中，新興經濟體帶動全球經濟持續(xù)增長將是主流，但逆流也不可避免。一方面，發(fā)達經濟體仍然會面臨儲多的經濟壓力，如高失業(yè)率、債務危機等。另一方面，新興經濟體尤其是中國也面臨經濟轉型的壓力，經濟結構調整也需時日。這些因素仍然可能會帶來全球經濟的波動，這或許是新經濟周期的胎動過程，或者說新經濟周期仍會遭遇到逆流的沖擊。

　　在次貸危機后，各國奮力推行了刺激經濟增長的反危機政策，使全球經濟免于衰退，并重回發(fā)展的軌道。但這些刺激政策的副作用也將逐漸顯露出來。新興經濟體已出現(xiàn)通脹升溫跡象，不得不相繼推出緊縮性政策。目前值得關注的是發(fā)達經濟體何時會出現(xiàn)通脹。如果發(fā)達經濟體通脹出現(xiàn)，則意味著全球經濟都將面臨緊縮政策的壓力，全球經濟將可能出現(xiàn)一個調整期，這將是新經濟周期中的一個逆向過程，或者說是其逆流的具體表現(xiàn)。

　　中國經濟增長從中期來看，應是實現(xiàn)通脹與增長之間的平衡，實現(xiàn)中度通脹與中速增長或許是最佳組合，即通脹在3%-5%之間、GDP增長在6%-8%之間可能較理想，具體的組合關系還須未來的經濟數(shù)據(jù)予以實證，且增速放緩也是一個漸近的過程，但未來潛在增速最高可能也難以持續(xù)達到雙位數(shù)。由于中國經濟基本上已過傳統(tǒng)的劉易斯拐點，中國低端勞動力成本上升已成趨勢，同時也面臨資源供給的限制，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增長的摩擦系數(shù)將上升，或者說潛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應下一個臺階，過快的增長必將使通脹迅速升溫。在這一階段，通脹或許是一個警示信號，表明經濟的實際增速可能超過了經濟潛在增速許可的范圍。由于長期高增長的慣性思維使然，仍趨向于保持經濟增長于較高速度，但在傳統(tǒng)的劉易斯拐點過后，低端勞動力、原材料等各項資源要素的邊際彈性增大，高增長必然帶來成本推動型的通貨彭脹。所謂輸入型的通脹其實與國內經濟增長也有相當關系，因為中國經濟增量在全球經濟增量中的比重較高，特別是在初級原材料進口增量中的占比更高，對相關產品價格的邊際影響更大。在中國通脹高企的同時，作為資源出口大國的澳大利亞在全球的幸福指數(shù)卻最高，資源出口國充分享受了中國通脹上升帶來的福利。

　　因此，在新經濟周期中，經濟增長速度將越來越受到資源要素的約束，經濟增速終將越來越取決于經濟效率的提升程度。由于低端勞動力供應已較緊張，中端勞動力的就業(yè)則主要取決于結構升級。隨著社會保障體系的不斷健全，階段性的失業(yè)壓力應通過社保體系進行適當緩沖和吸收。就業(yè)問題似乎已難以成為保持經濟高增速的充足理由。

　　在目前經濟轉型取得重大突破前，控制通脹的關鍵在于將GDP增速控制在適當范圍，僅靠貨幣政策未必全面，而且貨幣政策有滯后性，如果貨幣政策總跟在通脹后面跑，將來GDP下降時貨幣政策滯后效應產生的疊加影響會加劇經濟波動?？刂曝斦吆驼顿Y也是宏調的另一方面，且效果更加直接。希望以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組合來實現(xiàn)低通脹、高增長的目標可能難以達到。緊縮的貨幣政策對民營經濟的傷害更大，但對政府投資的影響卻有限。今年以來的固定資產投資以地方政府投資增長為主，而通脹的壓力卻并未有效緩解，中小企業(yè)的經營卻更加困難，顯示緊貨幣、寬財政的政策組合效果并不理想。

　　經過宏觀調控，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回落到適度水平，將有條件進一步調整結構，推進經濟轉型，宏觀經濟則可望重歸長周期的增長軌道。

　　參考文獻:

　　1、劉偉.人民幣匯率升值與中美貿易失衡問題探討.國際金融研究,2006(9)

　　2、宋衛(wèi)國 楊起全 高昌林. 正確認識我國研發(fā)人力資源. 科技管理研究,2008(3)

　　3、羅林丹. 金融危機下的比亞迪“人海戰(zhàn)術”和人才培訓. 中國汽車要聞,2008,12,26

　　4、羅奇.美國次級債中的雙泡沫困境. 世界經濟學人,2008,3,17

　　5、任遠果.大危機是經濟中心轉移過程中的必然現(xiàn)象.金融經濟,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