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德巴利認為，索爾•貝婁(下簡稱貝婁)早期小說有一種強烈的猶太情結。(Bradbury 1963:119-128)克萊默認為貝婁早期小說的主人公不但都有猶太民族背景，而且還都受到傳統(tǒng)猶太希伯來和意第緒文化的強烈影響，指出《圣經(jīng)•舊約》以及《塔木德》對猶太人的道德教誨對貝婁早期小說主人公影響巨大。(Kremer1996:101)麥克卡倫認為，戰(zhàn)后猶太人這個名詞本身即代表著當代人思想上的痛苦(McCarron2000:284)。貝婁自己也曾說過，他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猶太人被集體屠殺一事一直耿耿于懷(Bellow 1994:312)。

　　1. 對立的原因：宗教上的優(yōu)越感

　　傳統(tǒng)猶太教具有排他性，傳統(tǒng)猶太人相信上帝僅賜福于猶太人。因此，猶太人自古以來便享有傳統(tǒng)宗教心理上巨大的優(yōu)越感。有時，甚至發(fā)展為一種自高自大的猶太精英文化意識。

　　在貝婁早期小說《赫索格》中，赫索格的思想中便存在這種意識。小時候，赫索格曾聽到齊波拉姑媽教導父親不要和非猶太人進行生意上的往來，話語中充滿了對父親的那位波蘭合伙人的蔑視。赫索格看來，父親的這位波蘭合伙人也的確不怎么樣，原因之一便是“他希伯來文懂得極少，連飯前禱文都不大會念”(貝婁 4卷2002：193-194)。

　　赫索格把優(yōu)越的猶太文化意識一直保留到成年。赫索格曾把自己與馬德琳之間發(fā)生的事講給格斯貝奇聽。當格斯貝奇賣弄蹩腳的猶太話回應時，赫索格感到一種自發(fā)的優(yōu)越感。“赫索格受的猶太教育是正統(tǒng)的，上流社會的，因此當他聽到格斯貝奇那些引車賣漿者流的口音腔調(diào)時，心中本能地就瞧不起。”(貝婁 4卷2002：88)這種“上帝選民”的優(yōu)越感，必然導致他與其他人在文化上的沖突。

　　猶太民族與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樣，都是人類的組成部分。但赫索格卻曾用貶低別人的家族來標榜自己家庭優(yōu)秀的基因品質(zhì)。“桑多•希梅斯坦曾經(jīng)對我說，這孩子會忘記我。他是把我的孩子看作是他希梅斯坦家的人了——他家里的那些是大老鼠，實驗室里的小白鼠。”對此，赫索格的朋友反唇相譏，難道“赫索格家的人是用更好的泥土造的?”(貝婁 4卷2002：354)

　　對于思想上無比“高貴”的“上帝選民”來說，猶太民族現(xiàn)實的苦難是對自詡高人一等民族的巨大的反諷。

　　2. 對立的結果：現(xiàn)實的苦難

　　2.1 被排斥的猶太人

　　在貝婁的第一部小說《晃來晃去的人》中，彌漫著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排猶、屠猶的痛苦回憶。(Atlas2000:194)由于主人公約瑟夫具有猶太人身份，這使其無法融合于以基督宗教價值體系為主的社會之中。(Gindin 1971:306)小說有一段情節(jié)說的是約瑟夫和一個德國男孩很要好，經(jīng)常去他家看他，并認識了那位德國男孩的一家人，唯獨沒有見過他的父親。有一次，正好那個德國男孩的父親在家，約瑟夫的朋友就帶著約瑟夫去見他的父親。看到約瑟夫后，約瑟夫朋友的父親友好地夸贊道：“原來這就是約瑟夫，啊，他很漂亮。”“梅菲斯也很漂亮。”約瑟夫的母親用德語脫口而出，很自然地答道。在約瑟夫朋友的父親意識到了這是一個非常不恰當?shù)谋扔鲿r，約瑟夫朋友的母親卻絲毫沒有察覺她的話有什么不妥，“繼續(xù)打量著我”(貝婁 9卷2002：58-59)。這件事給約瑟夫造成了巨大傷害。貝婁借此也把主題引向?qū)@一事件的文化辨析。經(jīng)過思考約瑟夫意識到這不是他的錯，這是德意志民族與猶太民族之間的歧視抑或仇恨，而事實上，這是人類的悲哀。約瑟夫晚上睡不著，“一連好幾個小時想著哈沙太太的話……在別人看不出毛病的地方，她卻發(fā)現(xiàn)了邪惡。有好長時間，我相信我身上有一種惡魔的成分。后來，我放棄了這種想法。如果真有魔鬼的話，那也是‘可憐的魔鬼’。而且這并不特別指我，而是普遍的、可憐的‘人鬼’”(貝婁 9卷2002：59)。而最令人沮喪的莫過于這種歧視和民族間的矛盾仿佛是根深蒂固和與生俱來的，因為“有了哈沙太太這一類人就證實了我的懷疑：我是與眾不同的”(貝婁 9卷2002：59)。而這種荒謬的結論和看法竟然是民族矛盾長期積淀所自然形成的“‘羅曼蒂克’的東西”(貝婁 9卷2002：59)。約瑟夫反復思考，意識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而這種意識也使得長大成人后的約瑟夫處處與社會對立，無時不刻感受到一種排斥。

　　與《晃來晃去的人》一樣，詹姆斯認為《受害者》表示了戰(zhàn)后美國猶太人群體仍處于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德國人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所造成的巨大負面影響之中(Atlas 2000:194)。阿克塞拉也認為，貝婁的美國二代猶太移民身份使貝婁和貝婁筆下的人物在英語世界中感到一種受排斥，甚至無處容身的感覺(Acocella 2007:385)。

　　據(jù)此，貝婁在他的早期小說中也集中表現(xiàn)了當代美國社會對猶太少數(shù)族所持有的集體排斥的現(xiàn)象。在一次由利文撒爾的朋友威利斯頓舉辦的聚會上，參加人有阿爾比、阿爾比的妻子、利文撒爾、利文撒爾的猶太朋友哈卡維以及與哈卡維一起前來獻唱的一個姑娘。為了助興，哈卡維和那個姑娘一起給大家唱歌。他們在演唱一支民謠的時候，被阿爾比粗暴地打斷了。阿爾比質(zhì)問哈卡維：“‘你干嘛唱這樣的歌?’‘你唱不了。’‘我倒想知道為什么?’姑娘問。‘哦，你也一樣，’阿爾比說，嘴角上浮現(xiàn)出一絲笑意。‘你們唱這種歌不合適。你必須生在這種歌的環(huán)境里才行。如果你沒有生在這種歌的環(huán)境里，努力也白搭。’”其他人對阿爾比的無禮行為進行譴責，并鼓勵哈卡維繼續(xù)唱下去。當哈卡維繼續(xù)唱的時候，阿爾比又打斷了演唱。并說“不行，不行，不行，……你必須生在這種歌的環(huán)境中才行。……唱一支圣歌。我并不反對你唱。隨便哪一支圣歌都行”。哈卡維說：“圣歌我一個都不會唱。”阿爾比說：“那就隨便唱一支猶太歌曲吧……”“說完，他就擺出一副醉意十足的期待的神態(tài)，身子往前屈到漆蓋上，裝出一副洗耳恭聽的架勢。……他沖著哈卡維和那姑娘笑了笑，也掃了利文撒爾一眼。”(貝婁 9卷2002：193-194) 在阿爾比看來，猶太人在美國永遠也無法成為美國人，因此也無法演唱具有美國味道的歌曲。對此，克萊默認為，阿爾比對猶太人唱歌所發(fā)表的言辭就是對美國1935年頒布的《紐倫伯格法》排猶法案的生動注解(Kremer 1983:15-23)。

　　此外，阿爾比還用《圣經(jīng)》舉例，說明世界是不公平的，進而表示其對猶太民族的見解。“如果一個人窮困潦倒……那就是他的錯。如果他受苦，那就是對他的懲罰。生活本身沒有邪惡。你知道什么?那是猶太人的觀念。在《圣經(jīng)》中你隨處都可見到。[然而]我們真是無緣無故地受罰，無緣無故地遭罪，不容否認的是，邪惡就像陽光一般是實實在在的。”(貝婁 9卷2002：291-292)繼而，阿爾比又提到了猶太人，借以比喻人性的自私和人情的冷漠。“你們這些人遇到什么事都是自顧自。你們的心思深藏不露。你們就是這樣教養(yǎng)大的。”(貝婁 9卷2002：292)在阿爾比以及許多人看來，猶太人是狡猾、奸詐的代名詞。

　　利文撒爾還回憶起“兩三年前在一家電影院里，瑪麗叫一個女人把帽子摘下來，不料那女人掉過頭來，罵了一句‘猶太討厭鬼’”。

　　對猶太人的討厭似乎成了一種習慣，甚至當阿爾比在猶太人的家里也毫不掩飾對猶太人的厭煩。阿爾比還把利文撒爾一樣的猶太移民比作卡利班。

　　克萊默(Lillian Kremer)認為阿爾比以正宗英國移民自詡，而用卡利班來比喻美國猶太移民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德國納粹把猶太人看做低檔賤人如出一轍。(Kremer 1983:15-23)縱觀猶太民族的歷史，猶太人不斷地被屠殺，被排斥，受到反猶主義的不公正對待，似乎猶太人生來就與其他民族相對立，相排斥。然而，貝婁在其作品中，最終依然向我們傳達的卻是和解、包容的和諧思想。

　　2.2被驅(qū)逐的猶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德國納粹對猶太人的驅(qū)逐和屠殺并不是猶太人受驅(qū)逐的特例。事實上，歐洲自古以來便有根深蒂固的驅(qū)逐猶太人的傳統(tǒng)。據(jù)徐新教授統(tǒng)計，16世紀之前，歐洲國家和地區(qū)大規(guī)模驅(qū)逐猶太人有案可查的便有35次之多，時間從19年到1499年幾乎沒有間斷。猶太人被逐的地區(qū)有意大利、西哥特帝國、德國、法國、瑞士、匈牙利、奧地利、蘇黎士、西班牙、立陶宛、葡萄牙、巴伐利亞、阿爾薩斯等，幾乎遍及歐洲各地。(徐新 1996：61)

　　猶太人的歷史表明，猶太人作為人類社會中的一員，自打出生之日起，便與“被驅(qū)逐”三個字劃上了等號。翻開猶太民族的歷史，隨處可見被殺戮、被驅(qū)趕的畫面。

　　正如馬拉默德的小說《我無罪》中，修補匠所指出的一樣，對于那些仇視猶太人的人來說，所有的猶太人都一個樣，因為猶太人的祖先出賣了耶穌，因此每一個猶太人都是有罪的。(Malamud 1966:288)在《奧吉•馬奇歷險記》中，貝婁開篇便用屠殺和驅(qū)逐猶太人意象表現(xiàn)奧吉與生活環(huán)境的對立。“有時候，我們會被罵作殺害耶穌的兇手，受到追逐、吃石頭、被咬、挨打，我們所有人，甚至包括喬治，不管我們喜歡不喜歡，都要受到這種莫名其妙的惠顧。”(貝婁 1卷2002：23-24)

　　在《赫索格》中，貝婁仍然用猶太人意象表示赫索格在“被驅(qū)逐”的環(huán)境中的抗爭與沖突。赫索格認為，作為一個古老的民族，“長時期來，猶太人見外于全世界，而現(xiàn)在反過來，全世界也被見外于猶太人”(貝婁 4卷2002：225)。赫索格的朋友桑多也認為，赫索格性格上保留大量傳統(tǒng)猶太人的文化特質(zhì)，是他陷入生活困境的重要原因。他繼承了古老的猶太文化精髓，尊重知識，崇尚智慧，他雖接受美國式教育，但卻無法融入美國這個推崇物質(zhì)享受的現(xiàn)代社會，因此，赫索格被社會邊緣化，被生活驅(qū)逐。

　　赫索格認為猶太人為美國社會作出了巨大貢獻，理應成為被美國社會承認和尊重的一份子，而現(xiàn)實卻是猶太人在美國社會中受到壓迫、逐趕和排斥。面對理想與現(xiàn)實的巨大反差，赫索格通過自己奇怪的行為、與周圍人的不合和暴力的發(fā)泄來渲瀉內(nèi)心的不滿。赫索格思考猶太民族的勤勞和成就，是為要求猶太民族權利的一種抗爭。這就好比作為一個猶太人能夠在路德村這樣的鄉(xiāng)村擁有房產(chǎn)，是“他[赫索格]這個猶太人在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這班高等白人控制的美國，爭得一席立足之地的象征”(貝婁 4卷2002：398)。赫索格處境尷尬、痛苦，他思索著父親勤勞卻失敗的一生，認識到歸根結底是父親猶太人的身份，使得父親帶領全家在世界各地被驅(qū)來趕去。

　　3. 解決的辦法：破除舊觀念 走向和諧

　　貝婁早期小說的優(yōu)秀之處體現(xiàn)在它既包含了豐富的猶太文化元素，又超越了狹義的猶太性(Kramer 1998:17)，最終達到個人與世界的和解，即人類普世價值觀的較高層次。

　　《雨王漢德森》便是這樣一本描寫主人公由意志消沉、與世界對立的生活態(tài)度，向積極、與世界融合的生活態(tài)度轉(zhuǎn)變的小說。(Toynbee 1959: 70)在這一過程中，貝婁運用宗教暗示人與世界的和解。在《雨王漢德森》中，貝婁兩次運用《圣經(jīng)•舊約》但以理的預言表現(xiàn)了漢德森的困惑、思考和成長。(貝婁 3卷2002：104, 252;《圣經(jīng)•但以理書》4：25)

　　貝婁用但以理的預言表示漢德森將如同沒有信仰的尼布甲尼撒王一樣，要經(jīng)歷人生的種種波折和苦難。同時，也暗示漢德森也會如同《但以理書》中的尼布甲尼撒王一樣，能夠?qū)ふ业皆谄毡樾叛鲈瓌t指導下，符合自身條件的，即與世人和睦共處、和諧共存的積極生活價值觀。

　　在貝婁的早期小說中，猶太人物思想的變化也代表了消除對立、走向和諧的變化這一民族融合主題。

　　《受害者》故事開始時，利文撒爾一遇到別人開猶太文化的玩笑時就極為敏感，常勃然大怒。利文撒爾的這種狀態(tài)在故事末尾得到了巨大改變。就算是開彌賽亞的玩笑，利文撒爾也能露出整部小說中極難找到的寶貴笑容。(貝婁 9卷2002：392)

　　為了表示與外面世界融合的狀態(tài)，利文撒爾，這個阿爾比開玩笑時所謂的不喝酒的猶太人，在哈卡維孫女七歲生日聚會中自斟自飲起來。(貝婁 4卷2002：394)這表現(xiàn)出利文撒爾向改變自己、主動融入生活的方向發(fā)出了積極的信號。

　　對于利文撒爾由之前的處心積慮、處處設防(Pifer 1990:41)，轉(zhuǎn)變?yōu)楹髞淼男男亻_闊，俠骨柔腸，布拉德巴利認為，貝婁在小說中刻畫的人物在表面上意為羞辱過猶太人的阿爾比是受害者，而實際上，受害者卻是猶太人利文撒爾。(Bradbury 1963:119-128)從世界民族發(fā)展的觀點來看，每一個民族都是世界民族之林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只有本著“美美與共”的信念，從克己、修身開始，才能使各民族和睦相處，以一種寬容的心態(tài)，共同建立理想的人類關系，讓人類徹底擺脫“受害者”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