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機器停止運轉(zhuǎn)》中反智主義情結(jié)

　　愛德華·摩根·福斯特(E.M.Forster)的《機器停止運轉(zhuǎn)》(The Machine Stops)是早期反科技的反面烏托邦作品之一，屬于20世紀初非凡的作品。(Warner 1964：59)《機器停止運轉(zhuǎn)》反對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G.Wells)的早期科技樂觀主義，展示了科技非人性化發(fā)展所造成的噩夢。即便是在21世紀的今天，該作品的重要性依然與日俱增，但卻沒有受到批評界足夠的重視。本文把這部小說置于其歷史與智力背景下進行審視，力圖通過福斯特筆下的虛幻世界來詮釋其意識形態(tài)中的反智主義因素，揭示這部小說的主題內(nèi)涵。

　　1. “兩種文化”的對立

　　工業(yè)革命之后，為了提高生產(chǎn)，機器在整個19世紀得到大規(guī)模普及。在英國機器科技不斷進步的過程中，主要有兩股反對力量：一是來自工人階級，二是來自知識分子。以福斯特為代表的同時代作家所關(guān)心的正是機器生產(chǎn)給人們的生活帶來的負面影響。作為知識分子，他們對科技的憎惡更為深刻。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英國經(jīng)歷了歷史上最大的知識領(lǐng)域的變革——“兩種文化”兩大陣營的對立，即“人文知識分子”與“科學知識分子”的對立。

　　“兩種文化”是指在“人文學者”與“科學家”之間存在深度的相互懷疑與不理解，前者認為科技對世界的發(fā)展造成破壞性后果。(Snow 1993：21)“兩種文化”真切地表明了自科學從哲學中分離后長期以來在人文知識分子與科學知識分子間的對抗性。

　　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烏托邦的前景表達的是這樣一個世界，即技術(shù)自動化使人類恢復到神秘的黃金時代的幸福狀態(tài)中。在福斯特生活的時代，把科技發(fā)展作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樂觀主義觀點十分活躍，而以福斯特的短篇小說《機器停止運轉(zhuǎn)》為先驅(qū)的反面烏托邦作品正是對此的反擊。

　　2. 機械科技的“烏托邦”

　　自莫爾開創(chuàng)烏托邦這一思想概念以及這一文學形式以來，烏托邦世界的基本特點就是消除一切不平等。福斯特的《機器停止運轉(zhuǎn)》結(jié)合了烏托邦這一基本特點，在科技迅猛發(fā)展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描繪了其后反面烏托邦寓言的基本結(jié)構(gòu)。它的場景自然是在未來，人們已經(jīng)拋棄了地球表面而居住在地下，蜂巢一樣的世界。小說情節(jié)圍繞瓦實提(Vashti)——一個完全融入這個世界的女人與她的兒子苦諾(Kuno)，這個社會的叛逆者的矛盾沖突展開。讀者可以通過瓦實提的視野與母子的辯論掌握這個世界的基本特點。這個地下世界是按鈕的天堂：“到處都是按鈕與開關(guān)——叫食物的按鈕、叫音樂的按鈕、叫衣服的按鈕。有熱水澡的按鈕、有冷水澡的按鈕……還有制造文學的按鈕”(Forster 1928：20)。個體不需要費力做任何事情，他們甚至不費吹灰之力就能移動或是撿起落地的物品。他們的肌肉萎縮，因為擁有強健的肌肉被認為是一種缺點，而任何嬰兒如果體現(xiàn)強壯就會被處死。(Forster 1928：43)個體被隔離于獨立的房間，他們通過視頻電話來交流;他們的需要由“委員會”來管理與控制，“委員會”與“機器”保持聯(lián)絡(luò)。借助電視屏幕，人們避免了直接接觸。“人們從不觸碰他人。由于‘機器’，習俗已經(jīng)變得陳腐。”(Forster 1928：36)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以科技為媒介，實驗式的直接的體驗被否定，只有二手甚至三手的想法才被重視。盤旋于這個威爾斯式的“世界國”上空的監(jiān)管一切的“機器”是無所不知的、全能的。盡管聲稱已經(jīng)超越了對信仰的需求，人們開始崇拜“機器”，把“機器工作簿”奉為圣書(Forster 1928：67)。

　　人們不僅僅接受這個新的“宗教信仰”，還決定廢除呼吸器等一切使通向地球表面成為可能的裝置，因為任何想知道地球表面知識的人只要聽聽留聲機或是看看電影機就可以了。(Forster 1928：64)瓦實提知道苦諾命中注定永遠都不會贊成這個新的法律。而對于她自己，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滿足于日常生活：“直到最后的災(zāi)難前她一直過著平靜的生活”(Forster 1928：22)。首先是不嚴重但卻令人厭煩的機械故障，而“機器”神秘地完全停止運轉(zhuǎn)促成了“最終的災(zāi)難”。由于無知的人們完全地依賴“機器”已變得退化與衰弱無力，他們無法拯救自我，他們完全地毀滅了。敘述者這樣總結(jié)：“人類，這血肉之花，現(xiàn)存最高貴的生物，人類，按照自己的模樣創(chuàng)造了上帝，讓他們的力量反映于星座中，這些美麗的裸體人類正在垂死掙扎，自縛于自己的繭中。一個世紀接著一個世紀，他們辛苦地工作，這就是他們的報酬。”(Forster 1928：83)這個“繭”就是科技。

　　《機器停止運轉(zhuǎn)》充分表明了現(xiàn)代自由人文主義者無法擺脫的困擾——對科技發(fā)展超乎控制的恐懼與憂慮。他筆下的社會中，人們對自己的生活管理幾乎沒有發(fā)言權(quán)。沒有人知道“機器”是如何工作的，指令來自于神秘的“委員會”或是“機器工作簿”。機械性故障通常報告給“儀器維修委員會”，但是如果故障是“非機械性”的，“委員會”就沒有辦法。終于有一天，“機器”開始出現(xiàn)故障，人們很無助，“機器”能夠停止運轉(zhuǎn)是令他們無法理解的。當瓦實提告訴她的一個朋友，苦諾曾警告過她“機器”正在停止運轉(zhuǎn)，她的朋友回答：“機器要停?什么意思?我一點都不明白”(Forster 1928：71)。社會的命運完全掌控在“機器”手中，每個人似乎都默許為機器所奴役，沒有集體抵制。瓦實提和她的朋友們頭腦愚鈍，他們例行接受最荒謬的規(guī)矩與想法，他們是任人宰割的羊，因此其被宰割的命運是意料之中、不可避免的。讀者對他們幾乎不會有憐憫心，故事一開頭他們就喪失了僅有的一點點人性。

　　這樣，福斯特的短篇小說《機器停止運轉(zhuǎn)》提出了在向科學尋求答案的文明進化過程中出現(xiàn)的令人不安的倫理與社會問題。他不斷地譴責實物主義社會風氣與嚴格統(tǒng)一的社會約定強加的盲目因襲的危險，揭露了對多樣性、自發(fā)性、創(chuàng)造力的壓制所產(chǎn)生的精神上的無味與情感上的貧窮，甚至超過了價值、情感、創(chuàng)造力的喪失。更令人不安的是，整體來說，在“機器”的世界里，居住者沒有一絲危機感地順從、默許;他們精神貧瘠;他們拒絕知道，甚至對知識沒有一點渴望。這樣，福斯特顛覆了人類最珍貴的神話——尤利西斯的神話，宣告人類永遠地陷入了無知、未開化的境地。

　　3. 反面烏托邦中叛逆者的出現(xiàn)

　　烏托邦世界中往往充斥著完全一致的居住者，盡管社會是平靜的，有點單調(diào)，但是從來沒有抗議。而反面烏托邦文學作品引入了叛逆者和不同意見者。反面烏托邦小說家的主人公的追求“不那么完美，但是更加自由”(Huxley 1998)。

　　作為第一部反面烏托邦作品，在《機器停止運轉(zhuǎn)》這個非天然的“伊甸園”里，一個叛逆者，“亞當”似的人物，蔑視“機器”，偷嘗了自然這一禁果并且發(fā)現(xiàn)它是好的。他的名字就叫苦諾。在充斥虛弱無力的居住者的這個地下的文明世界里，他被看成怪人，“因為他擁有體力”(Forster 1928：43)?？嘀Z一直想去地球表面看一看，雖然這是死罪。但是他渴望樹木、河流與山川，盡管沒有外出許可，他還是自己找到了通向自然的路。通過一個廢棄的通風管道，他來到了地球的表面：“我感到那些山對過去的人們具有強大的召喚力，而人們也熱愛它們”(Forster 1928：55)。它們也召喚著苦諾，如果不是帶有鋼鐵觸須的“機器”修理儀器把他順著管道拽回到“文明”中來，他就會朝它們奔去。苦諾對地上世界以及住在那里的“文明世界”的逃亡者的一瞥給予了他評判“機器”對人類本能天性歪曲作用的標準。“我們創(chuàng)造機器是為了完成我們的意愿，但是現(xiàn)在我們不能使它為我們服務(wù)。它剝奪了我們的空間感、觸感，它模糊了每一個人的人際關(guān)系，把愛簡單縮減為性行為，它麻痹了我們的肢體、我們的意志，現(xiàn)在它又強迫我們對它頂禮膜拜。”(Forster 1928：?55-56?)

　　作為反面烏托邦作者，福斯特審視了弗洛伊德定義的人類文明的悲劇悖論，即無法理性地調(diào)節(jié)不相容的兩種理想：一個穩(wěn)定而又安排有序的社會與完全的個體自由。反面烏托邦作家們意識到，如果沒有高度集中的規(guī)劃，就不會有社會的穩(wěn)定與平靜，而這又依賴于對個體意愿的限制。

　　在《機器停止運轉(zhuǎn)》這部小說中，福斯特預(yù)見了其后反面烏托邦小說的大部分主題：對科技理想社會的恐懼;極權(quán)體制的面孔神化了理智在所有規(guī)則中的作用;對個體、激情、本能的否定導致人類的自動化;叛逆者試圖逃離超文明回歸自然。這種拒絕機械超文明的叛逆充分體現(xiàn)了一種反智主義思想。盡管反烏托邦理論批評幾乎與烏托邦理論同時代出現(xiàn)(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緊隨柏拉圖的《理想國》出現(xiàn))，但是體現(xiàn)在反面烏托邦小說中的這種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反智主義思想，是針對獨一無二的對進步的現(xiàn)代主義教條的理解，是針對以無限的科技進步為媒介，以達到人類生活無限改善的信仰而產(chǎn)生的。對這種信仰的反對早在19世紀就存在，如狄更斯的《艱難時世》。 而這種反對隨著對機器日益成為文明的代名詞的覺醒而擴大、增強。在20世紀，機器使培根時代萌芽的物質(zhì)進步的夢想成為可能，預(yù)示著建立起技術(shù)統(tǒng)治論者——所羅門人的等級制度社會統(tǒng)治的危險。如果像別爾嘉耶夫提出的“我們正朝烏托邦走去”，那么機器正在推動這一進程。因為現(xiàn)代科學提供了昨天的烏托邦人無法想象的手段：社會控制、心理調(diào)節(jié)、基因控制更以空前規(guī)模對社會秩序進行規(guī)范與管理。正是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反面烏托邦對機械科技的烏托邦的未來敲響了警鐘。

　　福斯特不是與科學和機器，而是與荒謬的科學正統(tǒng)主義的盲目性作戰(zhàn)，批判它忽略過度使用機械和技術(shù)可能產(chǎn)生的后果，以及作用于人類生活所產(chǎn)生的不可避免的負面效果。正如伯查的評論：“福斯特很早就緊握真理，‘機器’創(chuàng)造它自己的政治學、它自己的社會學、它自己的理性、它自己的認識論、它自己的價值論、它自己的真正的神學?，F(xiàn)代極權(quán)主義如果沒有高度復雜的技術(shù)的支持是無法實現(xiàn)的”(Beauchamp 1977：88)。這種反智主義觀點認為知識分子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種畸形，知識的進步并沒有使人類更加快樂，而是恰恰相反。結(jié)合“兩種文化”的對立，這正是“人文知識分子”對于“科學知識分子及其代言人”的反智主義情結(jié)。

　　4. 結(jié)束語

　　21世紀，現(xiàn)實世界似乎與福斯特想象中的世界之間的距離又大大縮短了。整個世界，尤其是西方社會，呈現(xiàn)這樣的趨勢：隨著機動車輛、自動化和遙控技術(shù)的不斷發(fā)展，大大減少了運動的必要，體力的衰退成為威脅，而體力鍛煉對于許多人來說是一種強制性練習，而不是自然的需要。當今生活的特點是：精神緊張，易怒，感情與身體的分離，自私自利，缺乏理解，在西方更體現(xiàn)為信仰的衰減。人類逐漸收縮的空間里卻充斥著更復雜的電子設(shè)備，人們局限于公寓或者辦公室里，這與福斯特小說中描述的情形不無相似之處。福斯特的短篇小說不僅僅是幻想，而且還是嚴肅的智力思索。通過展示變形而又矛盾的未來現(xiàn)實，他想象的夸張與變形給我們提供了正確解釋、說明現(xiàn)實的鑰匙。在這部小說出版一百年后的今天，這個話題仍然是熱點話題，甚至重要性日益增強。他的短篇小說令我們沉思的是，在這樣教條的崇尚科學的世紀里，我們的人文主義精神極易受到摧毀，因此我們要建立起一道防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