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學論文范文

　　歷史學專業(yè)學生撰寫畢業(yè)論文的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綜合運用所學的基本理論、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培養(yǎng)學生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正確的設計思想，培養(yǎng)學生掌握科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具備從事科學研究的初步能力和創(chuàng)新能力。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整理的關于歷史學論文的范文，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歷史學論文范文篇1

　　淺析信息技術對歷史學的影響

　　摘要：計算機科學技術的普及與發(fā)展已對歷史學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本文就其對史料的數字化問題提出了初步的探討。主要敘述了網絡普及對歷史學的影響及解決史料數字化問題的最基本方案。

　　關鍵詞：史料 數字化 網絡

　　歷史學是一門不能創(chuàng)造直接經濟價值的邊緣學科，但是卻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科，我們每一個人都不能與歷史脫離關系，因為歷史就是由我們創(chuàng)造。計算機科學與技術是現今發(fā)展速度較快的學科之一，當計算機與古老的歷史學結合起來會發(fā)生什么呢?

　　一、網絡史學的興起

　　網絡史學是歷史學科在信息時代的一種新的存在形式。它是以電子形式存在，以網絡作為學科承載和傳播手段的一門新興的史學邊緣交叉學科。由于其獨特的研究與交流方式，使其有別于傳統(tǒng)的紙質史學。正是由于網絡史學的存在方式不是不是以紙質史學形式而是以電子史學形式，才是使它之所以能夠從歷史學科的母體中分離出來并作為一門獨立的歷史分支學科的理由之所在，即網絡史學實為傳統(tǒng)紙質史學在電子時代的一種延伸。[1]

　　二、歷史學網站的興起

　　博物館、高校、科研機構等也紛紛建立起了自己的網站，為研究信息的及時發(fā)布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實現教育資源共享提供了平臺。在中國歷史的研究上，日本是除中國之外最重要的地方，部分原因是由于中國和日本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由日本學者開發(fā)和建設的一些研究中國歷史的網站具有很強的專業(yè)性，其內容既有關于某個特定朝代的研究，也有就某個社團組織就某個歷史問題所進行的研討。例如研究“三國”歷史的站點又有47個之多，在私的中國史調查會網站，管理員設立了一個投票處，日本民眾可以為他們喜愛的中國歷史人物投票，1996-2002年間，一共有502位歷史人物榜上有名，最終關羽、曹操兩位人物居得票數榜首。從這個例子中，不僅可以看出日本人對中國歷史的強烈興趣，也從側面反映了網絡的力量。

　　三、史學研究手段的革新

　　史料是研究歷史的基礎，傅斯年先生甚至提出“史學即史料學”的觀點，他強調歷史研究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史料包括實物史料與文獻資料，其中實物史料包括遺址與墓葬，文獻資料包括口傳資料與文字資料，文字資料相對而言更加豐富，包括傳統(tǒng)的經史子集、檔案、地方志、甲骨和金石銘文以及外國人的著述等。近現代由于歷史研究領域的豐富及考古學的發(fā)展，大批新史料不斷被發(fā)掘，如何存儲處理史料成為歷史學者面對的新的難題。數字化是史料整理的新方式，代表了未來發(fā)展的新方向。將計算機技術與歷史學相結合，有著傳統(tǒng)史料學不可比擬的優(yōu)勢。

　　(一)實物史料的數字化

　　實物史料較之文獻史料，不僅數量少，而且零散，連續(xù)性和系統(tǒng)性都比價差，但實物史料的優(yōu)勢在于比較真實可靠，作為史學認識成果的檢驗形式和依據，它的發(fā)掘和發(fā)現，不僅可以補充文獻史料的不足，而且有助于糾正文獻史料記載中的錯誤，并增強對歷史的真實感。目前能夠有效保存實物史料的數字化方法即數字博物館。

　　數字博物館的發(fā)展歷程比較短暫。美國國會于1990年開始推動“美國記憶(American Memory)計劃”，這標志著數字博物館建立的興起。2001年7月16日，故宮數字博物館網站開通，標志著我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數字博物館的誕生。2008年7月23日，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開通“羌族文化數字博物館”，標志著我國首個少數民族數字博物館的開通。2009年5月20日，海南旅游數字博物館開通，這是我國首家旅游數字博物館。[2]

　　(二)文獻史料的數字化

　　由于主客觀條件的限制，文獻史料的記載者既不可能完整無缺的將歷史記載下來，也不可能避免個人立場、觀點和感情好惡，記載中的不足和錯誤在所難免，但一般說來，文獻史料以內容繁富、完備、

　　連續(xù)和系統(tǒng)見長，所以成為最重要的史料來源。

　　1古籍電子化

　　古籍作為重要的史料資源，其錄入是史學工作者面臨的一大難題，更由于古籍的使用繁體字等特殊性，對古籍的檢索手段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計算機的輸入方式與古籍輸入相匹配的有鍵盤、掃描等。鍵盤錄入方式使用的最多也最成熟，目前廣泛使用的字庫是UNICODE，它是對國際標準ISO/ICE 10646編碼的一種稱謂，它包含了33884個字符 集，提供了高達21億多個的碼位，解決了古籍數字化中的碼位短缺問題。但是鍵盤輸入方式對校對者的要求較高，需要其具有一定的古籍整理知識，因此這種方式并不是古籍錄入的理想方式。 掃描錄入一直是古籍電子化界追求的一種方式，但因其對古籍識別率不高，又沒有解決校對問題，故很少采用，北京同文公司制作“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是，與清華大學合作完善了OCR技術，并開發(fā)出與之配套的校對軟件“較得準”、“較得精”、“較得快”，實現圖文對照，點擊改錯，大大降低了對校對者的要求，減輕了勞動強度，錯誤率大為減少。同文公司的這一嘗試意味著利用OCR技術 掃描錄入將成為一種重要的古籍錄入方式[3]。

　　電子古籍相對于傳統(tǒng)古籍最大的優(yōu)勢便是對古籍的檢索功能。古籍浩如煙海，一本本的翻閱尋找自己想要的史料是十分困難和浪費時間的事情。而很多有價值的史料也會因為檢索的不便而被遺漏。因此檢索方便是電子古籍最基本的要求。

　　目前大多數電子化古籍都實現了任意字、詞和字符串的檢索(字庫中沒有而用組字方式構造的字，一般不能檢索，故除外)，但這只是最基本的;一些較好的則實現了按條件檢索，即按檢索范圍，檢索單位及組合規(guī)則進行檢索。臺灣的“漢籍電子文獻”系統(tǒng)與袁林的“二十五史”全文檢索系統(tǒng)較好，基本上實現了這些功能。[4]

　　2方志數字化

　　地方志是記載各個時期各個地區(qū)的的社會生活、歷史變遷、地理沿革、風土人情等情況的書籍，是古籍的一種，但由于其特殊性，故單列出來敘述。

　　目前方志界存在的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即方志的保存與利用。對于這個問題，現在通用的一個解決方法是制作古籍的影印版，通過影印微縮出版，這個方法可以有效的保存的古籍，但是影印版古籍大多價格不菲，不利于古籍的傳播和資源的充分利用。因此，在計算機比較普及的今天，我們可以結合數字圖書館的成熟理論，提出一個初步建立專門性的數字圖書館的方案。

　　四、新時期對史學工作者的要求

　　近年來，歷史劇、歷史講座通過廣播、電視、網絡等途徑得到廣泛的傳播，一些劇集、講座也確實受到了普通觀眾的歡迎。但是我們不難發(fā)現，做這些工作的大多非專業(yè)歷史學者，由于專業(yè)上的隔膜， 他們在傳播歷史知識時并不能完全還原歷史的真相，甚至有人為了提高收視率和發(fā)行量，不惜歪曲歷史，誤導了觀眾對歷史的認知。

　　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與發(fā)展，計算機網絡是目前為止最先進，普及型最廣的平臺，歷史學家應該學會利用這個有利的平臺幫助自己進行歷史研究。而一般說來，學習人文學科的人似乎對科技都有抗拒的 傾向，但是正是科技正在推動世界的進步。因此，現代的歷史學家不僅要培養(yǎng)優(yōu)秀的研究歷史的素質，更要增強自己使用先進工具即計算機的能力。

　　參考文獻

　　[1]焦?jié)櫭?、王建楠：《論網絡史學的研究對象及方法》，《遼寧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1期

　　[2]楊璇、朱開嶼：《中國數字博物館大事記》，《數字博物館發(fā)展的階段性?？?/p>

　　[3]張尚英：《古籍電子化問題探析》2002年3月第30卷第2期

　　[4]王薈，肖禹：《數字方志建設與思考》

　　歷史學論文范文篇2

　　淺析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

　　摘要:近幾年來,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問題再次成為學術界討論的熱點,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地位誰重誰輕;二者應不應該保持各自獨立性,互不統(tǒng)屬”等諸多問題上。筆者也班門弄斧,借此文發(fā)表一下自己的淺見,以期能拋磚引玉。

　　關鍵詞:歷史學;考古學;相輔相成

　　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文明故國。因此,史學是中國文化中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是我國傳統(tǒng)的卓立于世界學術之林的一門學問。展望新時期的新史學,是取得了很大成就的。隨著當代現代化科學技術的進步以及人們思維模式的更新,這些都將為歷史研究的推進提供空前便捷的手段和空前廣闊的學術空間。

　　但是,與此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問題在學術界歷來是大家爭論的焦點,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地位誰重誰輕;二者應不應該保持各自獨立性,互不統(tǒng)屬”等諸多問題上。這勢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歷史研究的進程,筆者認為有必要對此問題有一個客觀的認識。

　　長期以來,人們有這么一個慣性,即在談論某兩者關系問題的時候總喜歡在經過一番煞有其是的論證后,最后一定要得出兩者之間必定有一方是主要因素,是統(tǒng)領者;而另一方則是次要因素,是從屬者的結論。好像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弄清事物的本來面目,才有利于事物進一步的發(fā)展。其實不然,筆者認為,這樣往往會導致認識的“一元化”,反而使人們看不到事物真實的本質所在。更多的事實表明:事物的發(fā)展往往不是由某一個“必然”所決定的,相反則多是由眾多的“偶然”綜合在一起構成所謂的“必然”結果的。事物的發(fā)展變化更多是“多元化”的,而不是單一的。近一個世紀前,德國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曾講過這樣一段值得深思的話: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鏈條,人們由于自己的無知,由于自己認識能力的局限,所以將知識這一完整的鏈條人為地割裂了。正因為如此,才有了物理學、化學、數學、文學、史學、哲學等等。他預言,隨著科學的進步,隨著人對客觀世界的認識能力不斷提高,被人為割裂的知識的鏈條一定會重新連接在一起。這在歷史研究方面更是如此。歷史事件的發(fā)生、發(fā)展更是多方面的,要想弄清楚一個歷史事件的真實情況,并非易事,更不能簡單的用某一個“必然”來解釋。因此,要想還歷史一個客觀的真實面目,是不能單單依靠某一個學科就可了事的。顯然,歷史研究所需的各個學科,同是屬于一定的歷史范疇,同是歷史的產物,它要存在下去,要不斷獲得新的生命力,就一定要適應社會歷史的發(fā)展。

　　著名歷史學家張光直先生認為:“考古學與歷史學不能打成兩截。那種考古歸考古,歷史歸歷史,搞考古的不懂歷史,搞歷史的不懂考古的現象,是一種不應有的奇怪現象,說明了認識觀的落后”。他將這個問題提到“認識觀”的高度是很深刻的。考古學所研究的是歷史的物化表現,而歷史學研究的是對歷史的文字記錄,應該說二者的根本區(qū)別不在于研究對象的本體,而只是研究對象的不同表現形態(tài)。兩個學科間因為研究對象表現形態(tài)的差異造成的方法與技術層面的差別,只能決定學科各自教學方式與訓練方式的區(qū)別,不應該成為學科間相互結合的障礙。如果僅僅因為這種差異,形成學科間的封閉,就恰如張光直先生所言,是非常落后的認識觀。在提倡多學科交叉進行學術研究的今天,歷史科學的這兩個分支學科間的不正常狀態(tài)實在有必要加速改善。

　　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歷史學也好考古學也罷,二者的發(fā)展是相輔相成,互不可分割的。歷史的真實正是通過它們二者的相互印證而得到證實的。早在二十年代,王國維先生就已認識到了這一點。他在自己的《古史新證》中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證據法”:“研究中國古史,為最糾紛之問題。上古之事,轉說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說無異;而傳說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為之素地。兩者不易區(qū)別,此世界各地所同也。……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偽,《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懷疑之態(tài)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于古史材料未嘗未充分之處理也。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未實錄,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雖古書之未得證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證明者,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斷言也。”

　　我們中華民族不僅有數千年的文明史,而且有著延綿不斷記載歷史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千百年來,我們對于中國古代的了解,正是通過那些傳世的文獻典籍而獲得的。可是,中國古代尤其是先秦時期的有關歷史文獻,由于年代久遠,或是語之不祥或是神怪傳說混雜太多,甚至有些根本就沒有任何文字記載。面對此種困境,如果沒有考古學的補充,歷史學家們也只能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了?？鬃泳驮l(fā)出這樣的感慨:“夏禮,吾能言之,杞之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當然,有詳實的文獻資料,也并非就意味著萬事大吉。歷史注重的是求實。因此,有了詳實的文獻進一步就是要“去偽證實”。

　　這一過程除了用多本權威史料對照印證是否記載一致外,利用地下挖掘出的實物來證明更是具有說服力。不少古文獻和古代典籍中記載的史實,經地下發(fā)現的新材料的印證,或被確證其原貌,或被拂除其塵封,或被解讀其真諦?？脊虐l(fā)掘和研究的大量已有成果,足以證明地下發(fā)現之材料確可印證地上傳世之文獻,如甲骨卜辭、銅器銘文、其中就有不少能印證古文獻的材料。例如司馬遷的《史記》中的《殷本紀》記載了商朝諸王的世系和名號。王國維老先生通過研究甲骨文證實了商朝先公先王的世系正如《史記》中《殷本紀》的記載從而得出了“《史記》所據之《世本》全是實錄”的結論。

　　再例如近年來,戰(zhàn)國秦漢時期簡帛的大量出土,也為學術史研究提供了許多前所未見的地下材料,進一步推動著歷史學的研究與發(fā)展。但是如果因此便著重考古而看輕歷史學,也是愚不可取的。因為考古挖掘出的東西雖說是客觀的存在但那些(下轉177頁)(上接175頁)畢竟只是一些無意識的無生命的遺物或遺跡,如果只是從物質上來看,就把其中所蘊藏的文化價值大部分喪失了。格林?丹尼爾曾經講過:“考古學首先是一種工藝技術,那么從事調查、發(fā)掘、保護、收藏的實踐者都是有技藝的工藝師。其次,考古學又是一門科學研究,在這門科學中已運用了各種科學分支中的手段方法。但是,工藝技巧和科學技術如果沒有歷史闡釋和寫作藝術的專業(yè)也無法完成考古學的研究。” 顯然,考古發(fā)掘的成果必須經過相關歷史文獻的印證,也只有經過這樣科學的研究,才能賦予死的東西以鮮活的生命,讓這些長眠于地下的沉悶的物體開口說話,才能顯示出其真正的歷史價值。不然,青銅器再是經過考古研究也只能說明它是某個歷史時期的青銅器皿,除此之外,再無什么可考的了。

　　總之,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考慮,考古學與歷史學必須相互結合,相互補充。二者之間并不一定存在一方歸屬于另一方的關系。歷史學主要是通過文獻資料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而考古學從本質上說是通過研究歷史上人類所創(chuàng)造的文化遺存來揭示當時人類的社會行為,研究古代社會的。這樣,無論是從研究對象上還是從最終的研究目的上來看,歷史學與考古學都是一致的,二者并無矛盾沖突。如果一定要找出二者的不同之處的話,也只是在研究歷史的憑借手段方面有所差異。但是,如果要想從理論上界定歷史學與考古學的關系,其二者研究的手段和方式是不足為憑的。研究手段和方式的高低是不能作為評價二者地位高低的決定因素的。歷史學需要通過考古學得到印證與檢驗,而歷史考古學則要以歷史文獻記載為確定課題與研究途徑的重要參考,在上升到研究層面時也需要歷史學的詮釋。中國歷史研究的發(fā)展和創(chuàng)新需要歷史學與考古學的共同努力,我們更應該客觀的看待二者的關系,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不應該為了追求所謂的獨立地位而刻意的把這一問題絕對化。

　　參考文獻

　　[1]朱孝遠.歷史的意蘊[M].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頁。

　　[2]張光直.未定稿[M].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1988年第4期。

　　[3]楊伯峻.論語譯注[M]. 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26頁。

　　[4]格林・丹尼爾 ,黃其煦譯.考古學一百五十年[M].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5]徐元誥撰 王樹民、沈長云點校 .國語集解・魯語下第五[M]. 中華書局2002年6月版第202頁。

　　[6]徐元誥撰 王樹民、沈長云點校.國語集解・魯語下第五[M]. 中華書局2002年6月版第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