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組織管理的角度看，現代社會有三大支柱：一個支柱是政府官員。納稅人花費一大筆錢，讓他們管理政務，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保護公民的安全和自由。第二個是知識分子和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和管理者。他們不但擔負著科學文化的傳授、研究、更新等重任，還要批評和監(jiān)督政府，維護自身的權益，發(fā)展社會的自治事業(yè)。第三個，企業(yè)家，是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組織者。三者缺一不可。
　　商業(yè)化是現代社會運行機制的重要基礎，商人（企業(yè)家）是社會財富的重要創(chuàng)造者。中國思想文化的重大問題之一，是沒有理直氣壯為商人創(chuàng)造財富的歷史功績講話。

　　有過實業(yè)（工業(yè)）救國的呼聲，但是從20世紀開始，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思潮常盛不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提倡民生主義，主張土地國有，關系國計民生的工業(yè)和交通企業(yè)國營，“畢其功于一役”，冀圖限制私營企業(yè)和私營企業(yè)家（商人）的發(fā)展。以梁啟超為代表的維新派知識分子（后來演化為研究系），曾反對孫中山土地國有的錯誤主張，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和戰(zhàn)后的悲慘景象，也宣稱“同人確信社會生計上之不平實為爭亂衰弱之原，故主張土地及其他生產機關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1 到了20世紀30年代，這個思想流派的部分追隨者（以張君勱為代表）組織中國民主社會黨，提倡國家社會主義，提出要學蘇聯(lián)的計劃經濟，“國家以公道與平和的方法吸收或轉移一大部分私人經濟的社會生產上剩余價值而由國家用于再生產。 ”2研究系的重鎮(zhèn)張東蓀在40年代也主張以蘇聯(lián)為榜樣，放棄經濟自由，以計劃經濟取而代之，“對外貿易完全由國家辦理”，辦集體農莊；對失去經濟自由后，他所珍視的思想、學術和言論自由就失去生存的基礎毫無警覺。3國民黨則繼續(xù)講民生主義?？谷諔?zhàn)爭勝利前后，國民黨、共產黨以及中國民主同盟等中國各派主要政治力量在經濟領域里的綱領居然基本上是相同的。背后的共同理念是：私營經濟和私營企業(yè)家是社會不公乃至罪惡的源泉，因此，所謂關系國計民生或經濟命脈的企業(yè)、礦山和鐵路、航空等必須掌握在國家手里，從而為效率很低的國有企業(yè)的大量擴展提供了依據。

　　這些情況表明中國的社會精英不成熟，對現代主流文化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沒有把經濟自由放到人類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基礎位置。再加上中國有深厚的泛道德主義的傳統(tǒng)，經常把道德判斷擺在整個社會評判的首位。于是，面對西方社會出現的世界性的難題：什么是社會不公的根源和對策？極端思潮乘虛而入，認為富人特別是商人是罪魁禍首，消滅他們就是消滅罪惡，是建立公正社會的前提。

　　看待社會問題，書生議論、政治家決策和歷史學家的評判三者應該有別，各有各的價值。書生（知識分子）有揭露、批判和監(jiān)督的義務。處士橫議，言論自由，意見紛紛，揭露矛盾，推動改革，才會天下太平。政治家則要瞻前顧后，全盤考慮，尊重民主、法治，通過制度性的民主程序冷靜決策。合格的歷史學家既不是政治家的吹鼓手，也不應迎合極端思潮，他們的責任是冷靜、客觀尋求歷史真實，公正地評判是非，為后來者提供鑒戒。

　　關于財富和商人、企業(yè)家，我想有幾個觀念應該認真清理：

　　頭一個是對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看法。過去比較極端的批判家將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的罪惡夸大了，將工業(yè)化過程中工人的貧困夸大了。這些錯誤觀點在中國的知識層中至今仍然影響很大。

　　其實，國外一些學者早已指出，隨著產業(yè)革命，包括童工、女工在內的整個工人生活水平是提高的。產業(yè)化、工廠制度的特征就是商品大批量生產，帶來多數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從早期的紡織業(yè)到20世紀的汽車產業(yè)，如果不面向大眾，能夠生存和發(fā)展嗎？對童工的殘酷剝削是控訴資本原罪的最激動人心的證據；但是，人們不應忘記產業(yè)革命前兒童的死亡率很高，隨著資本主義的發(fā)展兒童死亡率大幅降低。“資本主義在英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發(fā)展的歷史，就是工人的生活水平不斷趨于提高的過程。”4這個結論與中國人所受教育差別很大，卻有可靠的數據為依據。以英國為例，“就實際工資而言，林德特和威廉森對1755——1851年不同工人群體成年男性從業(yè)者實際全時工收入趨勢的研究數據表明，農業(yè)工人的實際工資1851年與1755年相比，增長了約52.8％，非熟練工人同比增長了110.3％，熟練工人同比增長了77.7％，前三類工人群體之和的藍領階層同比增長為77％，白領階層同比增長約178％。所有工人同比增長約134％。”5

　　許多中國人看過夏衍寫的《包身工》，不少人為之流下熱淚。包身工一般以三年為期，“一個包身工進廠后約有三個月的學習期，工廠每月補貼膳宿費6元，，學成后每天工資0.38元，全部為包工頭所有，三年期滿后……為包工頭白做三月。”6在此期間生活費用由包工頭負責，每年僅給家長10元。剝削的確非常厲害，包身工的生活狀況是悲慘的。但活活餓死更殘酷，所以父母甘愿讓兒女去受罪。同時，這僅是當時學徒制度的一個部分，而且采用包身工制度的行業(yè)很少，不能概括學徒生活的全貌，更不能代表工人生活的全貌。

　　包身工制度20世紀三十年代在紡織業(yè)中出現?？墒羌徔棙I(yè)培養(yǎng)新工人主要靠養(yǎng)成工。據1934年上海銀行的調查，著名的申新三廠、四廠適應推行標準工作法和發(fā)展的需要，從1932年7月起設立養(yǎng)成班，大規(guī)模培養(yǎng)養(yǎng)成工。“學藝期間，定為三月，期內膳宿，均由廠中供給。第一月給予一元津貼，第二月一元五角，第三月兩元。其工作時間，在學藝期中，每日八小時學藝，三小時授課。如三月期滿藝成，可與普通工人同樣以貨計資。而工作時間亦延長至十二小時（但實際工作時間僅十一小時，即午前九時，午后三時，各予以十五分鐘之休息，正午十二時午餐，則休息三十分鐘），每日除工作外，仍需授課一小時。”7從工廠來說，無論是養(yǎng)成工還是包身工，所付資金是一樣的，但有黑社會背景的包工頭克扣了包身工應得的收入。因此，包身工問題的實質是黑社會滲入工人的培養(yǎng)和管理，與其說是資本家的殘忍，毋寧說是政府無能，沒有好好取締、打擊壓迫工人的黑社會幫派勢力。

　　至于當時工人生活情況，“根據1923——1929年間的九種調查，在華北，一個成年人每年的生活費用約需40元左右，每一家（3.6個成年或大小人口5－6人）約需150元；在華東，每人約需60余元，每家約需250元左右。”1929年上海男工每月平均工資為17.52元，女工是10.56 元，童工（學徒大致相同）為8.16元。1930年全國“27個城市工人每月工資，除少數例外，幾乎都未超過20元，約有半數在15元以下”。8通過這些粗略的數字可以證明：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工人和工人家庭的收入雖然不高，但在業(yè)的工人是可以維持一個比較穩(wěn)定的生活的；一個人做工可以維持幾個人的低水平的生活。那時工人的勞動時間一般是十小時，有的長達12小時。

市場經濟是不講情面的，全球化格局下的競爭更是如此。時至今日，有一億二千萬農民在城鎮(zhèn)打工，據說他們中很大一部分每天實際工作仍達10小時以上。由于勞動力供過于求，你不愿干，馬上有人干。每天工作8 小時、每周工作5天的40小時工作周當然好，但實際能不能辦得到，決定性的力量在市場。這樣說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工人與現在進城務工的民工相比，無論是工資水平和勞動時間差別似乎不是太大，盡管現在整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水平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望塵莫及的；同時，由于就業(yè)人數大大增加，勞動者整體的生活水平亦已遠遠超出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承認這個現實可能很痛苦，但有助于中國人牢牢記住許多歷史教訓。

　　這樣說不等于否認現代化過程的黑暗面。工人、農民是弱勢群體，經常面臨許多不公正待遇乃至非人的待遇。揭露這些黑暗，為維護弱勢群體和不幸的個人的權益而奮斗是非常崇高的事業(yè)。不過，商人的權利同樣應該保護。同任何群體一樣，商人、企業(yè)家中也有無惡不作的人渣，應該繩之于法。同時不能混淆個人和群體，一個社會成熟和健全與否的重要標志，是利益沖突的各大群體能不能看清彼此利益的重合點，善于作出必要的妥協(xié)。

　　第二個方面，牽涉到社會學的問題，講吉尼系數要小心。

　　說10％的人口占多少財產，50％、80％只占多少財富，煽動性很大。但是在計算中有沒有算農村的物價水平、西部和東部沿海的物價水平？當今中國社會，包括廣東貧困地區(qū)在內，更不用說中西部了，官員和百姓有個共識：一家有一人務工脫貧，兩人務工就比較富裕了。

　　更重要的是：農村乃至整個中國人的脫貧，只有一條道路，通過市場經濟推動工農業(yè)生產產業(yè)化，促進服務業(yè)大發(fā)展，提高城市化水平，并建立相應的社會保障體系。走這條路的前提是一定要善待財富創(chuàng)造最強大的推動者和組織者：商人和企業(yè)家。

　　要大力普及一個常識：富人及其家屬的消費是有邊際界限的；他們手中的財富很大部分是社會基金，是發(fā)展經濟和文化的基金。問題的實質是這部分基金是由私人還是官府經營所需費用更低，更有利于社會財富的保值增值？對有豐富實踐經驗的中國人說來，這個問題似乎不值得多費唇舌了。

　　第三．社會上關于國有資產流失議論很多，應該如何看待？

　　以往關于國有資產很多觀念，我認為是錯的。企業(yè)家，無論是國有企業(yè)或者是民營企業(yè)的，通過各式各樣的形式，將國有企業(yè)轉化為私有企業(yè)或股份企業(yè)，只要不是拆爛污、套現跑掉，而是整頓好企業(yè)，讓它正常發(fā)展，總的說來不應該嚴格追究。現在動不動就追究國有資產的流失，這是一個沒有多大意思甚至有點危險性的話題。各個國家的歷史經驗都證明，將國有企業(yè)比較廉價地轉為私有企業(yè)，這是對發(fā)展的貢獻。對解決就業(yè)問題、促進整個社會財產增值都大有好處。明治維新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把國有企業(yè)以低得驚人的價格交給私人，三井、三菱這些大財團就是這樣發(fā)展起來的。德國統(tǒng)一后，將東德的好些國有企業(yè)以一馬克賣給私人，條件是繼續(xù)經營。這些都是很有遠見的措施。中國的洋務運動堅持官辦或官督商辦，結果是一敗涂地。

　　現在很多國企或集體企業(yè)轉制的方式之一，是管理層控股。不少管理者不是一下子自己拿錢出來買的，而是向銀行貸款，用這些貸款取得企業(yè)控股權。秦暉教授講的分家起點要公平，這就不公平。但從對社會發(fā)展的大局來看，這是完全正確的做法。起點公平追求得太過分不行，搞不好又成為平均化的社會。中國的危險在于，弄不好就回到平均主義。因為這個傳統(tǒng)根深蒂固，很難根除。對一個實現了現代化的法治國家來說，諾齊克針對獲取不公正而提出的矯正正義完全正確。但對像中國這樣的轉型中的國家而言，獲取公正問題比較復雜，矯正正義也值得重新研究。

　　第四．關于偷稅漏稅和行賄、詐騙等違法或犯罪問題。

　　有些是市場經濟制度和民主、法治不健全造成的。各種各樣的稅和名目繁多的“費”收得那么高，人家要不要吃飯？要不要發(fā)展？沒有民主，企業(yè)家沒有發(fā)言權，必然苛捐雜稅繁多。法治沒有確立，收稅過程就會貓膩百出。此外，要區(qū)分合理的避稅和不合法的逃稅，企業(yè)家雇請會計師的職責之一就是在現有法律框架下努力避稅，這是市場經濟的天經地義。

　　二十多年來，民營企業(yè)家從無到有，逐步恢復、發(fā)展，這個過程中確實有好些人違法乃至犯罪。這些問題產生的主要根源，是轉型過程中體制和官僚作惡。因此，對于貪污受賄的官員，應該按照法治原則，該怎樣處置就怎樣處置。否則整個官僚系統(tǒng)就完了。另一方面，民營企業(yè)家在這樣的體制下，有些行賄出于迫不得已，不應該處理得太過分。

　　可是，凡事有個度，不能走向另外一個極端，不能把過去的一切都一筆勾銷。例如，官商勾結，特別是有些豪門子弟及其親友，利用關系，在權力庇護下，胡作非為，欺詐掠奪，橫行霸道，破壞正常經濟秩序尤其是金融體系。這些人應該嚴肅處理，否則整個社會的法治體系無法建立起來，好不容易發(fā)展起來的市場經濟體系就會被摧毀。通過處理一件件典型案例，公民的權利觀念、法治觀念和廉政制度、權力制約制度等等才會逐步建立和健全。

注釋：
1 《改造》發(fā)刊詞，《改造》第三卷一期（1920年9月15日）。
2 《中國國家社會黨宣言》（1938年4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1988年北京版第56頁。
3 張東蓀：《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觀察社1948年。
4 路?馮?米塞斯：<對流行的有關‘工業(yè)革命’的種種說法的評論>，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9頁。
5 趙虹：<英國工業(yè)革命中工人的生活標準問題>，《北大史學》8，第253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6 彭南生 ：《行會制度的近代命運》，人民出版社2003年北京版第346頁。
7 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榮家企業(yè)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上冊第569頁。
8 于穎：<有關舊中國勞動日和工資的一些資料>，《教學與研究》1962年第4期第47頁，中國人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