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私家藏書源遠流長。宋朝時便常見記載，到了明清兩代，達到高峰。民國之后，漸趨衰頹，1949年之后，這一傳統(tǒng)幾乎消失無蹤了。

　　明清私家藏書之所以如此普遍，固然與時代較近、文獻史料保存相對完整、梳理匯整容易有關，但也與當時人口穩(wěn)定成長，造成科舉制度“僧多粥少”困境，士紳階級、官僚地主為求家族衍殖而逐漸形成的“科舉策略”，以及當時熱絡的商品經濟密不可分。

　　公元1368年，明代開國以后，除了“靖難之變”期間，發(fā)生過短暫南北內戰(zhàn)之外，大體而言，四海升平，尤其南方，百姓安居樂業(yè)，人口穩(wěn)定成長。明朝初年為數僅三萬到六萬名的生員(即秀才，有資格參加國家任官資格考試，可以繼續(xù)往舉人、進士一路考上去的)，到十六世紀時，已驟增為三十余萬人，明末更高達五十萬名。反觀之，科舉名額增加卻極其有限，這一結構變化，遂使得鄉(xiāng)試(考舉人)的錄取率，由早年的五十分之一，一下子降到三百至四百分之一。換句話說，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秀才，終其一生都不可能更上一層樓了。

　　因為這一嚴峻事實，鄉(xiāng)紳士族、官僚地主等主要科舉應考階層，遂琢磨發(fā)展出了一套策略：有錢的家族，往往循“納貢”或“例監(jiān)”之途，也就是花錢買功名，讓子弟獲得“監(jiān)生”(太學生)資格，以便直接參加鄉(xiāng)試，閃避競爭激烈的生員行列;另一辦法，則是內部競爭，家族子弟若非資質特別穎悟，幾年考試落榜后，往往被要求改行經商，以其所得庇護、栽培秀異的晚輩。所謂“非父兄先營事業(yè)于前，子弟即無由讀書以致身通顯”，指的就是這一種社會階層流通狀況：原本“士農工商”森嚴分明的中國社會，明代中葉以后，“士商”界線漸漸模糊，形成了所謂的“儒賈”(學文不成的商人)。千百年以來，“耕讀傳家”這一主流，竟有了分庭抗衡的力量了。

　　這一改變，表面上看起來，似乎不過就是社會力的變遷轉移。然而不然，“儒賈”登上歷史舞臺之后，由于其教育背景，不但為商品經濟注入活力，各種經營手法也推陳出新，因而出現所謂“資本主義萌芽”;更由于其文化素養(yǎng)、關懷所在，一旦經商致富，有錢又有閑了，很快便引領風騷，創(chuàng)造出了各種生活美學。舉凡今日我們所見的傳統(tǒng)風雅之事，如飲饌、品茶、花藝、盆栽、園林、戲曲、養(yǎng)生、旅游、小說、文人畫、清供玩賞等，無一不是在這一時期，蓬勃發(fā)展起來，最后形成一種“文人理想生活模式”，一花一木一石一物，都可玩出花樣來。整體論述則可從萬歷文士文震亨《長物志》、高濂《遵生八箋》及清初李漁《閑情偶寄》等書中窺見端倪。美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D.Spence)曾接受記者訪問：最想生活在中國哪一個朝代?史答以“明代晚期”，或與此一“文人理想生活模式”有關。

　　“賈而好儒”、“士商異術而同志”可以說是明清階層流動的最大特色。這一特色的最好體現，則是“藏書”這一件事。

　　中國雕版印刷，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到宋朝便很發(fā)達，宋版書“紙好如玉，字大如錢，墨光似漆”，對古書稍有涉獵者即知。這門技藝愈見普及，愈發(fā)商品化，則是明代尤其晚明之后的事。如前所述，五十萬生員的基本消費人口，加上官僚、士紳，所需圖書及筆墨紙硯等文具，足以形成市場，再經新興商人提倡深化(其中又以徽州商人貢獻最大)，十六、十七世紀之時，中國南方逐漸形成了藏書文化場域。此一場域，大致沿著大運河與長江這一十字軸線，書坊、雕版印刷作坊，私塾、官學、私家藏書樓星點散布。來回穿梭其間，形成網絡的，則是晚清藏書家繆荃孫在《云自在龕隨筆》中記載的“書船”：

　　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篇帙。舊家子弟好事，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于是織里諸村民以此網利。購書于船，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走士大夫之門，出書目袖中，低昂其價。所至，每以禮接之，號為“書客”。二十年來，間有奇僻之書，收藏之家往往資其搜訪。今則舊本日稀，書目所列，但有傳奇、演義、制舉、時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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