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明威小說：最好的寫作注定來自你愛的時候

　　《巴黎評論•作家訪談I》收錄了十六位名作家的訪談，我最喜歡的，是歐內斯特.海明威的那篇。

　　訪談是從一個直接且根本的問題開始的，“真動筆的時候是非?？鞓返膯?”海明威回答：“非常。”接下來，則是《巴黎評論》的保留問題，詢問作家的寫作習慣。海明威的回答我并不陌生，因為之前讀過他的回憶錄《流動的盛宴》，他每天一大早開始寫作，“清涼的早上，有時會冷，寫著寫著就暖和起來。寫好的部分通讀一下，以便知道接下來會發(fā)生什么、會寫什么，寫到自己還有元氣、知道下面該怎么寫的時候停筆，第二天再去碰它。”這一點，我覺得是對寫作者最有用的忠告，倘若現代以來的寫作有些時候不可避免地要成為一場場對生命的消耗，那么，寫作者必須懂得生生不息的道理，否則，他很快就會掏空自己，并毀壞自己。

　　又談及寫作環(huán)境的影響，海明威說：“我能在各種環(huán)境下工作，只有電話和訪客會打擾我寫作。”采訪者又接著問：“要寫得好是否必須情緒穩(wěn)定?你跟我說過，你只有戀愛的時候才寫得好，你能就此多說幾句嗎?”海明威回答：“好一個問題。不過，我試著得一個滿分。只要別人不打擾你，隨你一個人去寫，你任何時候都能寫，或者你狠狠心就能做到。但最好的寫作注定來自你愛的時候。”我非常喜歡這樣的回答，其中有一種斯多葛式的堅定，相信人是獨立于命運和環(huán)境的，相信外在人事都不能作為自我損壞的借口，能損壞自己的只有自己。“最好的寫作注定來自你愛的時候”，這句話可以和羅蘭•巴特的另一句話對讀，“我寫作是為了被愛：被某個人，某個遙遠的人所愛”，他們都是最好的作家，深知人世間的悲苦都必須在寫作中轉化成愛，才有意義。

　　海明威是一個挑剔的訪談對象，他不停地對所提出的問題加以評估：好一個問題，嚴肅的好問題，明智的問題，長效的累人問題，奇怪的問題……在被問及記者經歷對作家的影響時，他先是試著回答了幾句，然后不客氣地否定道：“這是最無聊的老生常談，我感到抱歉，但是，你要是問別人陳舊而扯淡的問題，就會得到陳舊而扯淡的回答。”在另一個時刻，他又說：“我中斷自己認真的工作來回答你這些問題，足以證明我蠢得應該被判以重刑了。別擔心，接著來。”

　　種種這些，在訪談中都被保留下來，這讓我對采訪者頓生敬意，又重新去看訪談前的印象記，是這本書諸多印象記中最細致深入的一篇，幾乎本身已是很好的文章，在它的最后，我看到原來署的是喬治•普林敦的名字。喬治•普林敦對于中國讀者，似乎還是比較陌生，但在美國他實際上已成為家喻戶曉的傳奇。前幾年，他的傳記出版，《三聯(lián)生活周刊》的貝小戎寫過一篇內容豐富的紹介短文，里面引用《紐約時報》的贊詞：“就真實生活來說，普林敦非常杰出。家境好，有教養(yǎng)，有4個孩子，見過偉人和天才，他是我們的理想生活的縮影。他跟世界上最優(yōu)秀的網球、橄欖球、曲棍球、棒球選手過過招，他幫助創(chuàng)建了公民新聞這一新的報道形式。他是諾曼•梅勒、戈爾•維達爾的好友，跟海明威在卡斯特羅革命之后的哈瓦那一起喝過酒。他還照料著著名的文學季刊《巴黎評論》……普林敦曾經感嘆他沒有寫出一部偉大的美國小說，但他創(chuàng)造出了同樣有價值的東西：一個偉大的美國品格。”

　　在普林敦身上，有一種對曇花一現般燦爛生命的不懈追求，這種追求，同樣屬于海明威，甚至，屬于每一位認真苛刻的寫作者，他們希望自己寫下的每一篇文字，都不是一種數量上的累積，而是一次次全新的盛開。最近《老人與海》的張愛玲譯本在內地出版，在“譯者序”中，張愛玲說：“《老人與?！防锩娴睦蠞O人自己認為他以前的成就都不算，他必須一次又一次重新證明他的能力，我覺得這兩句話非常沉痛，仿佛是海明威在說他自己。”我讀到這里的時候也很沉痛，仿佛愛玲在說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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