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役制度是征兵制，但它帶有鮮明的等級色彩，周天子和諸侯的親兵(“虎賁”)是從“王族”或“公族”中征集的。下面是有周朝的兵役制度，歡迎參閱。

　　周朝的兵役制度

　　周代實行嚴格的等級制度，這在兵役制度中同樣得到體現(xiàn)。一方面是不同兵種的軍士由不同階層的人充任，即周天子和諸侯的“虎賁”兵(親兵、警衛(wèi)兵)是從“王族”或“公族”中征集，屬于貴族子弟兵;軍隊的主力——“甲士”“徒兵”是從“國人”和“庶人”(自由民和農業(yè)奴隸)中征集;為軍隊服務的廝徒則是由從事皂、隸、牧、圉等其他行業(yè)勞動的卑賤奴隸中征集。就各級建制單位的長官而言，亦有等級之分。旅以上的軍官都是從奴隸主貴族、卿大夫中選拔，《周禮?夏官?司馬》：“軍將皆命卿”、“師帥皆中大夫”、“旅帥皆下大夫”;而“伍、兩、卒”的長官，則多由介于貴族與自由民之間的“士”中選拔，如“卒長皆上士”、“兩司馬皆中士”等。另一方面是實行“正卒”、“羨卒”兩級兵役制度?！吨芏Y?地官?小司徒》說：“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余為羨”，賈公彥疏云：“一家兄弟雖多，除一人為正卒，正卒之外其余皆為羨卒”。可見“正卒”是準備服現(xiàn)役的“卒”，一家僅出一人。據(jù)《孟子?滕文公》謂每家出一人稱“正夫”，其受役則稱“正徒”，受兵則稱“正卒”。而“羨卒”則是一家之中“正卒”以外的成年男子，他們與正卒一道于農閑時接受軍事訓練，參加田獵和捕捉盜賊，但不服現(xiàn)役，只是在“國有大敵”時才被調用，因此他們實際上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預備役人員。“羨卒”又稱“余子”，《周禮?地官?小司徒》載：“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余子”，關于“余子”概念的內涵，有論者認為“余子，卿大夫之子”(鄭玄注)，又有認為“弱齡未壯為余子”(成玄英《莊子?秋水》疏)，但從《周禮》文中把“民”和“余子”相對加以敘述以及有“大故”方“致余子”來看，“余子”即是“羨卒”，對此清代著名學者王引之、孫詒讓等論辯甚為詳明，見王引之《經文述聞》卷八和孫詒讓《周禮正義》卷二十中的有關論述。

　　另外，從“小司徒”的職掌看，“小司徒”掌萬民，不可能致卿大夫之子，因此《周禮?地官?小司徒》中所致的“余子”肯定不是“卿大夫之子”。

　　綜上所述，“余子”是“羨卒”的又一稱呼，是指民家一家之中“正卒”之外的成年子弟。

　　西周服兵役有年齡和身高兩個標準。如《周禮?地官?鄉(xiāng)大夫》所說“國中七尺以及六十”，即身長“七尺”以上，年齡在“六十”歲以下的國人均要接受軍事訓練。這里未言及最低年齡，是因為周代衡量人主要依據(jù)身高。如《秦簡?倉律》載：“隸臣，城旦高不盈六尺五寸，隸妾，舂高不盈六尺二寸，皆為小”，《論語?泰伯》載：“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又《荀子?仲尼》說：“仲尼之門，五尺之豎子，言羞于五伯”，這些材料在談論人時都只言身長，以身長論長幼。直到秦始皇十六年才“初令男子老年”(《史記?秦始皇本紀》)。至于《鄉(xiāng)大夫》中的“六十”是不難理解的，因為人的身長自成年直至老死，變化不大，而體能則不斷衰退，所以對服役人員的最高年齡作一個規(guī)定是合情合理的。

　　西周的軍事制度

　　周王室保持了龐大的軍旅。這種軍旅，用于宿衛(wèi)宗周的有六師，稱為“西六師”;在成周鎮(zhèn)懾東方諸侯的有八師，稱為“成周八師”。共十四師，達三萬五千人。分封的諸侯國，都有一定的武裝力量。大國一般不超過三軍，小國也有一軍。

　　諸侯國的軍隊，周王都能調遣，實際上也屬于整個周王朝武裝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軍隊，名義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揮和調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親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親自出征，則指派重要的卿士統(tǒng)率中軍，作為全軍的指揮者。

　　軍隊的組成，以戰(zhàn)車為單位，一輛戰(zhàn)車謂之一乘。各級軍官，由地位與之相應的貴族擔任。最基層的甲士，則由最低級的貴族和平民充任。奴隸則在軍隊中服雜役。軍隊是西周國家政權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負對內鎮(zhèn)壓異己、守衛(wèi)疆土，對外征伐和擴張的職能。西周軍隊的最大編制單位與商代一樣仍然稱師，西周金文和《詩經》等文獻中屢有提及。

　　《周禮·地官·司徒》云：“五人為伍，五伍為兩，五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按此，在師之下尚有旅、卒、兩、伍等編制單位。與此相應的軍事將領按《尚書·牧誓》所說有師氏、亞、旅、千夫長、百夫長等。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質疑》一文中說：“師氏見于彝銘者乃武職，在王之近側，是則師氏之名取諸師戍也”。

　　西周軍隊的統(tǒng)帥是周王，他經常率領軍隊親自出征，《詩·大雅。棫樸》：“周王于邁，六師及之”的詩句以及屢見于史書的昭王南征的事跡即其例子。西周軍隊的各種主要軍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銘文記載：“東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師、殷八師征東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為西六師和殷八師的統(tǒng)帥。師克盨銘云：“則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衛(wèi)部隊統(tǒng)帥的例子。

　　武器

　　西周時期的戰(zhàn)爭主要是車戰(zhàn)，與車配合的有徒兵。兵器種類比商代顯著增多，出現(xiàn)了多種多樣的戈、戟類兵器。據(jù)《詩·皇矣》，早在周文王伐崇時，已使用了鉤援、臨沖等攻城工具。戰(zhàn)爭規(guī)模日趨擴大，不僅周及其諸侯，一些少數(shù)民族也有較強的軍力。如西周晚期多友鼎所載，周派軍與狁交戰(zhàn)，一個戰(zhàn)役俘獲兵車超過一百二十七輛，可見狁有著龐大的車戰(zhàn)隊伍。

　　西周晚期的軍事制度

　　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社會政治制度也總是隨著形勢的發(fā)展和社會條件的變化而不斷調整和變革。前面我們根據(jù)古文獻記載結合金文所論述的西周軍事制度反映的主要是西周前期的情況。而當周朝歷史發(fā)展到中后期，具體地說自懿王時開始“王室遂衰，詩人作刺”(《史記?周本紀》)，至夷王時國勢更加削弱?！逗鬂h書?西羌傳》引《古本竹書紀年》謂：“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獲馬千匹。”《虢季子白盤》銘文亦載：“虢季子白作寶盤，丕顯子白，■武于戎工，徑■四方。搏伐ǎ狁，于洛陽之陽，折首五百，執(zhí)訊五十，是以先行。”可見戎狄交侵十分嚴重。到周厲王時情勢更有甚于此，《左傳?昭公二十六年》載：“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后漢書?西羌傳》載：“厲王無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殺秦仲之族，王命伐戎。”《后漢書?東夷傳》載：“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可見由于厲王的暴政，導致內憂外患相互交織，尤其是淮夷寇周一役，直逼宗周，周朝統(tǒng)治岌岌可危，厲王迫于形勢最后動用了“西六師”和“成周八師”兩大軍隊的兵力及衛(wèi)武公的軍隊全力反攻，方才勉強度過難關保住大局(據(jù)《禹鼎》銘文)?？傊趨柾跚坝捎诜e弱之勢已成，加之厲王的“無道”，東南與西北，淮夷和戎狄相繼侵擾，戰(zhàn)爭規(guī)模不斷擴大，周王室 14 師的兵力競難于應付，周王朝的統(tǒng)治面臨嚴重危機。在此情況下，周厲王進行了一次較大的社會政治制度改革，即《國語?周語下》所說的“厲始革典”，而軍事制度的改革則是這場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內容。周厲王的軍事改革奠定了西周晚期和春秋時軍事制度的基礎。

　　從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看，周厲王要安內御外，最迫切解決的就是軍事力量不足的問題，因此其改革的目的在于擴充軍備。從《詩經》、《左傳》、《周禮》等有關記載可知，厲王擴軍的內容主要是擴大和改革軍隊編制形式?！吨芏Y?夏官?司馬》記之甚詳，其謂：“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以此與西周初相比，很明顯地看到，在“師”級建制單位之上，增設了“軍”級單位，每軍轄五師，而在編制形式上，也由原來的以十進制為基礎的“三進制”變成了“五進制”，即從師、旅皆由“左、中、右”三部分組成，變成了“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各編制單位的官長也由“什長”、“百夫長”、“千夫長”、“師氏”(師長)變成了“伍長”、“兩司馬”、“卒長”、“旅帥”、“師帥”等。

　　隨著王室軍的擴大，與“王六軍”相適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的制度也就應運而生，從中還可知，改革后的諸侯軍隊在規(guī)模上仍受限制，其管理體制亦仍與西周初無異。
猜你喜歡：
1.西周的軍事制度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