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條約》是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之中英、法、美、俄四國強迫清政府而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那么《天津條約》的影響是什么呢?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為你整理的天津條約的影響，歡迎大家閱讀。

　　天津條約的影響

　　既然是與四個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那么就必定有著對應四個國家的條約，也就是《中俄天津條約》、《中美天津條約》、《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其中，《中俄天津條約》和《中美天津條約》簽訂的影響較大。

　　《中俄天津條約》是中國與俄國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是一個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不平等條約。因為《中俄天津條約》的簽訂，沙俄在中國得到了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之后其力圖取得的沿海通商的權利。并且通過《中俄天津條約》獲得了最惠國待遇，也就是說日后英、法、美等國在中國可能獲得的侵略權益蘇俄也將獲得相同的權益。除此之外，《中俄天津條約》的簽訂也是之后俄國以勘界的名義進一步割占中國的領土的伏筆。

　　《中美天津條約》是中國與美國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它的簽訂標志著美國對中國主權的進一步破壞。美國不僅獲得了比原先簽訂的《望廈條約》中更加廣泛的侵略權益，還通過更加周詳嚴密的片面最惠國待遇條款獲取了英國、法國等國家在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多獲得的一切特權。《中美天津條約》簽訂，不僅是美國侵略中國主權的罪證，也是美國推行合作侵華政策的典型產(chǎn)物。

　　除了以上四個條約之外，還有一個《中英通商章程》，在這個章程中，規(guī)定了中國要“允許鴉片進口，每百斤納進口稅三十兩。”之后，鴉片開始在中國公開輸入，外貿嚴重腐蝕中國的經(jīng)濟，也使得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程度加深。

　　天津條約的背景介紹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時又稱英法聯(lián)軍之役。1856年，英國借口廣東水師在廣州黃埔捕捉中國船“亞羅”號上的海盜，派兵進攻廣州。法國借口法籍天主教神甫馬賴在廣西西林被殺，亦出兵入侵。1857年，英法組成聯(lián)軍，攻陷廣州。

　　1858年，英法艦隊在美、俄兩國支持下，襲擊大沽口。大沽炮臺失陷，英法聯(lián)軍進犯天津。清政府派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與俄、美、英、法各國代表分別簽訂《天津條約》。同年，沙皇俄國以武力迫使黑龍江奕山簽訂《瑗琿條約》。

　　1859年6月，英、法、美以進京換約被拒為由，率艦隊炮擊大沽。提督史榮椿率守軍還擊，擊沉擊傷敵艦10艘，斃傷敵軍近500人，重傷英艦隊司令何伯，史榮椿戰(zhàn)死。1860年8月，英法聯(lián)軍18000人，由北塘登陸，進占天津。9月，清軍在北京通州八里橋迎戰(zhàn)英法聯(lián)軍失利。清咸豐帝攜皇后、懿貴妃等離京逃往承德。10月13日聯(lián)軍從安定門攻入北京。聯(lián)軍發(fā)現(xiàn)清軍將英法使節(jié)團多人虐待至死，遂決定報復中國之野蠻行為，及教訓中國皇室以后不得蔑視英國及法國。10月18日，英法聯(lián)軍占領北京，搶劫焚毀圓明園(見火燒圓明園)。英法聯(lián)軍在北京城郊搶掠燒殺近50天，京郊皇家園林如圓明園、清漪園、靜明園(玉泉山)、靜宜園(香山)、暢春園等均被付之一炬。清廷派奕?為全權大臣議和，簽訂中英、中法《北京條約》。聯(lián)軍洗劫和燒毀了圓明園和靜宜園。圓明園大火持續(xù)了三天三夜，300多名太監(jiān)和宮女葬身火海。法國作家維克多·雨果曾對此給予強烈譴責，稱之為“兩個強盜的勝利”。

　　11月，沙俄又脅迫清政府簽訂中俄《北京條約》。中國賠償巨額賠款，喪失大片領土主權。

　　1856～1860年(咸豐六年至十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聯(lián)合發(fā)動的侵華戰(zhàn)爭。因其實質是鴉片戰(zhàn)爭的繼續(xù)和擴大而得名，亦稱英法聯(lián)軍之役。

　　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迫使清政府先后簽訂《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中俄《璦琿條約》等和約，列強侵略更加深入。中國因此而喪失了東北及西北共150多萬平方公里的領土，戰(zhàn)爭結束后清政府得以集中力量鎮(zhèn)壓了太平天國，維持統(tǒng)治，清史稱同治中興。

　　天津條約的簽訂過程

　　天津條約是清咸豐八年(1858)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中英國、法國、俄國、美國強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別簽訂的不平等條約。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聯(lián)軍攻陷大沽炮臺，溯白河而上，進逼天津。直隸總督譚廷襄嚇得魂飛魄散，主張徹底投降。十二日，他向咸豐帝奏稱:“統(tǒng)觀事勢，細察夷情”，“不能戰(zhàn)，不易守，而不得不撫。”十四日，英法聯(lián)軍駛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另派頭品大臣二員速來津共議，否則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兩日以內，聽候回音。十六日，清政府急忙派大學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書花沙納(1806—1859)為全權大臣，馳往天津向英、法求和。十八日，額爾金、葛羅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衛(wèi)廉乘俄船“亞美利加”號同至。當即照會清政府，欽差大臣必須有“全權便宜行事”銜名，否則仍需進京。二十日，清政府命桂良、花沙納便宜行事，從權辦理。二十三日，前此兩天趕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納就和額爾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會見。此后在談判過程中，額爾金和葛羅分別委派隨員威妥瑪(1818—1895)、李泰國(1832—1898)和馬吉士辦理實際交涉，以李泰國為主。他是上海海關的英籍職員，同中國官員曾有頻繁接觸，此次充當英法聯(lián)軍的中文翻譯與謀士。在談判過程中，他以戰(zhàn)勝國發(fā)言人自居，恃強要挾，態(tài)度蠻橫，對桂良、花沙納耍盡了威嚇流氓手段。在談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統(tǒng)治者頭痛的是外國公使駐京、增開通商口岸、外國人得入內地游歷傳教等條款。因為這些將會影響到清朝封建君主專制統(tǒng)治。所以，咸豐帝一再討價還價，不肯讓步。有時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勢須與之用武”。桂良、花沙納對咸豐帝的苦衷雖然十分了解，但他們畏敵如虎，向咸豐帝奏稱：“戰(zhàn)之不可”，“戰(zhàn)則必敗”。由于此時清朝封建統(tǒng)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國起義，而不是外國侵略者。因此在對外戰(zhàn)爭中所調動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邊遠的軍隊。既然如此，那么在英、法聯(lián)軍的脅迫下，最終不得不屈服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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